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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上半年，笔者有幸跟随民进中央主席严隽琪到江苏、河北参加民进中央2015年的公共文化专题大调研。严主席是理工背景的科学家，作风严谨，独立思考，特别是对一些基本问题进行深入研究，给笔者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她提出的一些问题也推动我思考。
本文谈三个问题：1.什么是“公共”？2.什么才叫“现代”？3.公共文化的社会功能究竟是什么？
一、什么是“公共”？
什么样的产品可以称之为“公共产品”？什么样的服务可以称之为“公共服务”？
笔者认为，这个问题可以不要从概念到概念，可以提出以下几个问题来进行讨论。
1.只有以政府为主体提供的服务，或者由政府财政保障的服务才是公共服务吗？
现在大多数图书馆、博物馆、美术馆、纪念馆都是政府办的事业单位，这些机构都是在为公众提供公共文化服务，这是没有问题的。
有些公共服务不是由政府直接提供，而是由政府财政来保障，由企业或者是社会组织来提供，比如说现在很时兴的政府购买公共文化服务。这种情况是公共服务，也没有问题。
但是，只有这些政府直接提供的服务，或者由政府财政保障的服务才是公共服务吗？其实不尽然。比如，一些民办的图书馆、博物馆、美术馆，举办主体是民间人士，也没花财政的钱，他们提供的服务应该也是公共文化服务。
南昌市郊区92岁的老人陈人愿，自1981年起每月从自己微薄的退休金中拿出一部分到书市或书店淘书，30多年来，老人把自己收藏的一万余册图书，开办图书室并免费向村民开放。中央电视台曾经报道过。
江西九江县有一个森林植物标本馆。这是全国第一家规模最大、馆藏标本最多、功能最齐全的民营森林植物标本馆，向中小学生和社会各界免费开放。新馆大楼共7层，3800余平方米，有科普展览大厅、标本馆藏室、标本制作及鉴定室、电化教室以及学生宿舍和餐厅等附属设施。这座植物标本馆造价近400万元，是九江县林业局退休高级工程师谭策铭用政府补偿私房拆迁款建造起来的。
现在全国这种民办的图书馆、博物馆、美术馆有很多。在上海，比较有代表性的就有龙美术馆、震旦博物馆、喜马拉雅美术馆等。
再比如，广大志愿者提供的服务也是公共文化服务。比如志愿者在博物馆、图书馆，在社区文化活动中心提供的服务。
可见，并不是只有政府提供的才是公共服务，也不是只有政府财政保障的服务才是公共服务。
2.只有免费的服务才是公共服务吗？
现在全国各地的公共图书馆、博物馆、社区文化中心都免费开放，这是公共文化服务，没有问题。送戏下乡、送电影下乡下社区，不用买票就能看，这是公共文化服务，也没问题。
那么，一些公益性收费，比如只收成本价，优惠价，不赚钱，非营利，或者低于成本价，还赔钱，这种服务是不是公共服务呢？比如公益场电影，五块钱十块钱一张票，公益场文艺演出，几十块钱一张票。比如社区文化中心的一些低收费项目，三块钱五块钱，泡一杯茶，听一场评弹。这类服务项目所赔的钱，或者由政府来补贴，或者由企业、社会组织、个人赞助。
应该说，这种服务属于公共文化服务。
3.只有政府文化系统提供的服务才是公共文化服务吗？
比如，学校组织学生到社区去演出，去养老院慰问演出。比如学校开放操场、体育场馆给社区居民去活动。比如医院组织医生到社区举办健康讲座，等等。还有刚才讲到的民办图书馆、博物馆，也都不是政府文化系统提供的服务。这些由学校、医院、企业、公民个人提供的服务，笔者认为也是公共文化服务。也就是说，不光是政府文化系统提供的服务才是公共文化服务。
那么，应该怎样从理论上来定义公共服务呢？
经济学，特别是公共经济学，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研究。此外，也有公共哲学、公共政治哲学、公共管理学对此问题的研究。
公共经济学是如何定义公共服务呢？
公共经济学不是从“谁来提供”（如政府）来判断一项服务是不是公共服务，也不是从“是否免费”来判断，而是从服务的对象、服务的性质和服务的目的来判断，看一项服务它是不是公共服务。
从公共服务的对象看，公共服务是面向全社会提供，让全社会受益（具有正外部性），不分男女老少，不分穷人富人，不分高低贵贱，不分黑人白人。前几年，因为图书馆免费开放，偶尔有乞丐和拾荒者到杭州图书馆看书。图书馆对他们的唯一要求，就是把手洗干净再阅读。有人无法接受，找到馆长表示不满。馆长回答：对我们来说，乞丐也好，普通百姓也好，都是读者，没有任何区别，我们也不会去做区别。我无权拒绝他们入内读书，但您有权利选择离开。杭州图书馆的这一态度引起网上无数人点赞。这就是坚持了公共图书馆的公共性。
从公共服务的性质看，主要有两条基本特性，一是享用的非竞争性。增加一个人不会影响其他人。如没坐满的图书馆，没坐满的电影院。二是受益的非排他性。一个人对公共产品的享用并不会排斥或者减少其他人对这项公共产品的享用。如电台的广播、电视台的节目播出。
在传统社会，修路建桥，是行善积德，也是提供公共产品。路和桥都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是比较典型的公共产品。
从公共服务的目的看，向全社会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是为了弥补市场机制的失灵，是为了全社会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
在这几条里，最重要的是向全社会提供，让全社会受益。
当然，公共服务首先是使用了公共权力或公共资源的社会生产过程。但是，如果本来是私人产品，有人付费后向全社会提供，让全社会受益，那么也可以转化为公共产品。就像有人自己花钱买了图书办公共图书馆，有人将自己从市场上拍得的艺术品办起了民办博物馆、美术馆。
公共经济学就是根据这些条件来区分什么是纯公共服务/物品，什么是准公共服务/物品，什么是公共资源。 搞清楚什么是“公共”这个问题，是我们制定公共政策的依据，是政府针对不同类型的公共服务制定不同的政策的依据，也是推动公共文化服务社会化发展的理论根据。
二、什么才叫“现代”？
我们今天讨论的“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是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一个新概念。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这一概念始于《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2005年10月11日）。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前面加上“现代”两字，突出了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时代性和开放性要求。这一任务的提出，为我国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指明了新的发展方向。
笔者认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之“现代”，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层面：
1.在基本文化理念层面。
保障公民基本文化权利，是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出发点和价值基础。向公民和社会提供有效的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是现代政府的职责和施政重要目标之一。提供基本文化服务，满足人民基本文化需求，是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基本任务。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尊重人民群众在文化建设中的主体地位，发挥人民群众在文化建设中的主体作用，引导群众在文化建设中自我表现、自我教育、自我服务，是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基本原则。
要充分发挥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在丰富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密切社会公共交往、促进社会共识、培养现代公民、培育核心价值方面的积极作用。
2.在制度建设层面。
一是要建立法治框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各种制度与程序安排，须通过法律形式确定下来，确立有关各方共同遵守的规则与行为规范。二是健全公共文化服务的社会参与机制，创造条件鼓励各类主体参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建立政府和社会、市场之间的适度平衡和良性互动关系，推动公共文化服务社会化发展。公共文化服务的供给方式须从仅仅依靠政府提供的单一方式向多种方式转变，逐步实现由政府、企业、非营利组织和广大公民共同来提供，这也是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与传统公共文化服务（计划体制）的不同之处。三是引入竞争机制，发挥市场机制的积极作用。
3.在现代技术运用层面。
要充分利用现代数字网络技术，有效整合各类文化资源，提高公共文化服务的效能。
互联网特别是移动互联网时代已全面影响当今世界，所有的产业领域都将被它重新定义，大量的重量级创新将会发生。这一时代重大变革对文化创意产业和公共文化服务的影响将是根本性的。如今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已经开始延伸到公共文化服务领域。比如以文化共享工程为主干的全国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比如上海“十三五”要积极推进的“公共文化云”。比如上海闵行、嘉定、闸北开发推出的手机APP公共文化服务平台。今后几乎所有的公共文化服务功能都能够集成到移动终端，移动公共文化服务正在迅速突破传统公共文化服务在时间空间等方面的制约，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打开一片新天地。
所谓“现代治理”，笔者认为核心是两条，第一条是法治，第二条是多元主体合作共治。特别是要发挥社会的积极性和自主性。
三、公共文化的社会功能究竟是什么？
2005年10月11日，《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出现了“加大政府对文化事业的投入，逐步形成覆盖全社会的比较完备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这样一种战略规划。中国公共文化服务发展全面启动。
过去我们没有“公共文化”概念，只有“群众文化”。“群众文化”概念始于1953年，这是一个以阶级划分为基础的概念，是一个政治动员的概念。“群众文化”的宗旨就是配合政治、宣传政策、鼓动群众，目的非常明确。而公共文化的内涵非常丰富，笔者这里着重讨论基层社区层面的公共文化。
1.公共文化社会功能的几个层面。
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如今城乡群众对文化知识、科技信息、文化娱乐、精神生活的需求日益强烈。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可以大致分为三个层面：休闲娱乐需求、知识性需求、精神生活需求。我们现在往往把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理解为前两个层面，即娱乐需求和知识性需求（如致富信息、科技信息等），往往忽视了其中更重要、更核心的精神生活需求。
一个人吃饱了、穿暖了，物质生活基本满足了，还需要与人交往，需要得到亲人朋友的关心，需要得到周围人的认同、肯定。如果更进一步，还需要觉得自己的人生有价值，自己的生活有意义。这种人际交往、精神交往、精神慰籍，就是精神生活。这种对生活意义的寻求，对人生价值的追求，就是精神生活的核心内容。
2.公共文化能够成为社区群众沟通交流的公共空间。
传统中国社会发展出许多公共空间，如村头老槐树下、井台边、河埠头；祠堂、庙宇、茶馆、戏园等。居民交往频繁，邻里关系密切。此所谓“出入相友，守望相助”，“远亲不如近邻”。
如今城市的居住方式高度碎片化，个人原子化，人与人陌生化。一个单元自成一统，大门一关，老死不相往来。很多人虽住同一楼中，近在咫尺，却彼此非常陌生，传统邻里关系不复存在。这样的社区怎么会有归属感和认同感？这样的社会怎么会形成凝聚力和社会共识？
今天社区的公共文化服务设施和公共文化活动，使得社区居民有可能突破一家一户的居住模式，使公共文化空间成为社区居民互动、交流的公共空间。这种公共交往是群众精神文化生活不可或缺的内容。社区的文化活动既满足了群众健身的需求，也满足了休闲娱乐的需求，更重要的是还满足了人际交往、精神交往、精神慰籍的需求。
这一公共空间的形成使社会整合成为可能，使社会共识的形成成为可能，意义十分重大。
3.公共文化能够成为基层社会实现文化整合的重要载体。
“整合”一词是现代社会学与文化人类学共建的一个重要理论范畴。“整合”是指不同的部分或因素结合为一个有机整体的过程。凡是经过高度整合的社会，制度化、规范化程度很高，社会均衡、和谐而有序地运转，具有很强的抗干扰能力和自我调整能力。
“整合”的概念包括“社会整合”与“文化整合”（两者是一个整合，强调的重点不一样）。社会整合强调的是“社会角色-社会结构-社会秩序”的一致性。而“文化整合”强调的是不同价值观念、生活方式之间的发展与协调。
从参与者角度看，人们从私人领域中走出来，就共同关注的问题开展讨论和行动，在公开讨论和行动中实现自己从私人向公众的转化。从参与程序角度看，在处理公共事务的过程中，倡导程序的公开、开放和公平，人们在平等对话协商中达成共识。从公共精神角度看，人们经常参与公共活动，共同处理公共事务，在此过程中形成维护公共利益和公共价值的精神。
通过公共文化活动增加社区居民的互动、交流、合作，促进社区居民在日常生活中，增加相互信任，构建交往网络，增强社区的归属感和凝聚力，增加社会资本，从而实现基层社会的整合。
然后再通过社区之间的文体比赛、参观交流，扩大社区的交往网络，这样就为更大范围的区域社会整合提供了可能。
由此可见，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一方面是为了满足人民群众的休闲娱乐需要、获取信息的需要和学习科学文化知识的需要，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通过各类公共文化活动，形成公共文化生活和公共文化空间，从而促进对社会公共价值和核心价值的认同，提升全社会文明程度和全民族精神文化生活质量。
（作者系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本文谈三个问题：1.什么是“公共”？2.什么才叫“现代”？3.公共文化的社会功能究竟是什么？
一、什么是“公共”？
什么样的产品可以称之为“公共产品”？什么样的服务可以称之为“公共服务”？
笔者认为，这个问题可以不要从概念到概念，可以提出以下几个问题来进行讨论。
1.只有以政府为主体提供的服务，或者由政府财政保障的服务才是公共服务吗？
现在大多数图书馆、博物馆、美术馆、纪念馆都是政府办的事业单位，这些机构都是在为公众提供公共文化服务，这是没有问题的。
有些公共服务不是由政府直接提供，而是由政府财政来保障，由企业或者是社会组织来提供，比如说现在很时兴的政府购买公共文化服务。这种情况是公共服务，也没有问题。
但是，只有这些政府直接提供的服务，或者由政府财政保障的服务才是公共服务吗？其实不尽然。比如，一些民办的图书馆、博物馆、美术馆，举办主体是民间人士，也没花财政的钱，他们提供的服务应该也是公共文化服务。
南昌市郊区92岁的老人陈人愿，自1981年起每月从自己微薄的退休金中拿出一部分到书市或书店淘书，30多年来，老人把自己收藏的一万余册图书，开办图书室并免费向村民开放。中央电视台曾经报道过。
江西九江县有一个森林植物标本馆。这是全国第一家规模最大、馆藏标本最多、功能最齐全的民营森林植物标本馆，向中小学生和社会各界免费开放。新馆大楼共7层，3800余平方米，有科普展览大厅、标本馆藏室、标本制作及鉴定室、电化教室以及学生宿舍和餐厅等附属设施。这座植物标本馆造价近400万元，是九江县林业局退休高级工程师谭策铭用政府补偿私房拆迁款建造起来的。
现在全国这种民办的图书馆、博物馆、美术馆有很多。在上海，比较有代表性的就有龙美术馆、震旦博物馆、喜马拉雅美术馆等。
再比如，广大志愿者提供的服务也是公共文化服务。比如志愿者在博物馆、图书馆，在社区文化活动中心提供的服务。
可见，并不是只有政府提供的才是公共服务，也不是只有政府财政保障的服务才是公共服务。
2.只有免费的服务才是公共服务吗？
现在全国各地的公共图书馆、博物馆、社区文化中心都免费开放，这是公共文化服务，没有问题。送戏下乡、送电影下乡下社区，不用买票就能看，这是公共文化服务，也没问题。
那么，一些公益性收费，比如只收成本价，优惠价，不赚钱，非营利，或者低于成本价，还赔钱，这种服务是不是公共服务呢？比如公益场电影，五块钱十块钱一张票，公益场文艺演出，几十块钱一张票。比如社区文化中心的一些低收费项目，三块钱五块钱，泡一杯茶，听一场评弹。这类服务项目所赔的钱，或者由政府来补贴，或者由企业、社会组织、个人赞助。
应该说，这种服务属于公共文化服务。
3.只有政府文化系统提供的服务才是公共文化服务吗？
比如，学校组织学生到社区去演出，去养老院慰问演出。比如学校开放操场、体育场馆给社区居民去活动。比如医院组织医生到社区举办健康讲座，等等。还有刚才讲到的民办图书馆、博物馆，也都不是政府文化系统提供的服务。这些由学校、医院、企业、公民个人提供的服务，笔者认为也是公共文化服务。也就是说，不光是政府文化系统提供的服务才是公共文化服务。
那么，应该怎样从理论上来定义公共服务呢？
经济学，特别是公共经济学，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研究。此外，也有公共哲学、公共政治哲学、公共管理学对此问题的研究。
公共经济学是如何定义公共服务呢？
公共经济学不是从“谁来提供”（如政府）来判断一项服务是不是公共服务，也不是从“是否免费”来判断，而是从服务的对象、服务的性质和服务的目的来判断，看一项服务它是不是公共服务。
从公共服务的对象看，公共服务是面向全社会提供，让全社会受益（具有正外部性），不分男女老少，不分穷人富人，不分高低贵贱，不分黑人白人。前几年，因为图书馆免费开放，偶尔有乞丐和拾荒者到杭州图书馆看书。图书馆对他们的唯一要求，就是把手洗干净再阅读。有人无法接受，找到馆长表示不满。馆长回答：对我们来说，乞丐也好，普通百姓也好，都是读者，没有任何区别，我们也不会去做区别。我无权拒绝他们入内读书，但您有权利选择离开。杭州图书馆的这一态度引起网上无数人点赞。这就是坚持了公共图书馆的公共性。
从公共服务的性质看，主要有两条基本特性，一是享用的非竞争性。增加一个人不会影响其他人。如没坐满的图书馆，没坐满的电影院。二是受益的非排他性。一个人对公共产品的享用并不会排斥或者减少其他人对这项公共产品的享用。如电台的广播、电视台的节目播出。
在传统社会，修路建桥，是行善积德，也是提供公共产品。路和桥都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是比较典型的公共产品。
从公共服务的目的看，向全社会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是为了弥补市场机制的失灵，是为了全社会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
在这几条里，最重要的是向全社会提供，让全社会受益。
当然，公共服务首先是使用了公共权力或公共资源的社会生产过程。但是，如果本来是私人产品，有人付费后向全社会提供，让全社会受益，那么也可以转化为公共产品。就像有人自己花钱买了图书办公共图书馆，有人将自己从市场上拍得的艺术品办起了民办博物馆、美术馆。
公共经济学就是根据这些条件来区分什么是纯公共服务/物品，什么是准公共服务/物品，什么是公共资源。 搞清楚什么是“公共”这个问题，是我们制定公共政策的依据，是政府针对不同类型的公共服务制定不同的政策的依据，也是推动公共文化服务社会化发展的理论根据。
二、什么才叫“现代”？
我们今天讨论的“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是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一个新概念。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这一概念始于《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2005年10月11日）。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前面加上“现代”两字，突出了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时代性和开放性要求。这一任务的提出，为我国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指明了新的发展方向。
笔者认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之“现代”，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层面：
1.在基本文化理念层面。
保障公民基本文化权利，是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出发点和价值基础。向公民和社会提供有效的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是现代政府的职责和施政重要目标之一。提供基本文化服务，满足人民基本文化需求，是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基本任务。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尊重人民群众在文化建设中的主体地位，发挥人民群众在文化建设中的主体作用，引导群众在文化建设中自我表现、自我教育、自我服务，是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基本原则。
要充分发挥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在丰富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密切社会公共交往、促进社会共识、培养现代公民、培育核心价值方面的积极作用。
2.在制度建设层面。
一是要建立法治框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各种制度与程序安排，须通过法律形式确定下来，确立有关各方共同遵守的规则与行为规范。二是健全公共文化服务的社会参与机制，创造条件鼓励各类主体参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建立政府和社会、市场之间的适度平衡和良性互动关系，推动公共文化服务社会化发展。公共文化服务的供给方式须从仅仅依靠政府提供的单一方式向多种方式转变，逐步实现由政府、企业、非营利组织和广大公民共同来提供，这也是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与传统公共文化服务（计划体制）的不同之处。三是引入竞争机制，发挥市场机制的积极作用。
3.在现代技术运用层面。
要充分利用现代数字网络技术，有效整合各类文化资源，提高公共文化服务的效能。
互联网特别是移动互联网时代已全面影响当今世界，所有的产业领域都将被它重新定义，大量的重量级创新将会发生。这一时代重大变革对文化创意产业和公共文化服务的影响将是根本性的。如今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已经开始延伸到公共文化服务领域。比如以文化共享工程为主干的全国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比如上海“十三五”要积极推进的“公共文化云”。比如上海闵行、嘉定、闸北开发推出的手机APP公共文化服务平台。今后几乎所有的公共文化服务功能都能够集成到移动终端，移动公共文化服务正在迅速突破传统公共文化服务在时间空间等方面的制约，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打开一片新天地。
所谓“现代治理”，笔者认为核心是两条，第一条是法治，第二条是多元主体合作共治。特别是要发挥社会的积极性和自主性。
三、公共文化的社会功能究竟是什么？
2005年10月11日，《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出现了“加大政府对文化事业的投入，逐步形成覆盖全社会的比较完备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这样一种战略规划。中国公共文化服务发展全面启动。
过去我们没有“公共文化”概念，只有“群众文化”。“群众文化”概念始于1953年，这是一个以阶级划分为基础的概念，是一个政治动员的概念。“群众文化”的宗旨就是配合政治、宣传政策、鼓动群众，目的非常明确。而公共文化的内涵非常丰富，笔者这里着重讨论基层社区层面的公共文化。
1.公共文化社会功能的几个层面。
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如今城乡群众对文化知识、科技信息、文化娱乐、精神生活的需求日益强烈。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可以大致分为三个层面：休闲娱乐需求、知识性需求、精神生活需求。我们现在往往把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理解为前两个层面，即娱乐需求和知识性需求（如致富信息、科技信息等），往往忽视了其中更重要、更核心的精神生活需求。
一个人吃饱了、穿暖了，物质生活基本满足了，还需要与人交往，需要得到亲人朋友的关心，需要得到周围人的认同、肯定。如果更进一步，还需要觉得自己的人生有价值，自己的生活有意义。这种人际交往、精神交往、精神慰籍，就是精神生活。这种对生活意义的寻求，对人生价值的追求，就是精神生活的核心内容。
2.公共文化能够成为社区群众沟通交流的公共空间。
传统中国社会发展出许多公共空间，如村头老槐树下、井台边、河埠头；祠堂、庙宇、茶馆、戏园等。居民交往频繁，邻里关系密切。此所谓“出入相友，守望相助”，“远亲不如近邻”。
如今城市的居住方式高度碎片化，个人原子化，人与人陌生化。一个单元自成一统，大门一关，老死不相往来。很多人虽住同一楼中，近在咫尺，却彼此非常陌生，传统邻里关系不复存在。这样的社区怎么会有归属感和认同感？这样的社会怎么会形成凝聚力和社会共识？
今天社区的公共文化服务设施和公共文化活动，使得社区居民有可能突破一家一户的居住模式，使公共文化空间成为社区居民互动、交流的公共空间。这种公共交往是群众精神文化生活不可或缺的内容。社区的文化活动既满足了群众健身的需求，也满足了休闲娱乐的需求，更重要的是还满足了人际交往、精神交往、精神慰籍的需求。
这一公共空间的形成使社会整合成为可能，使社会共识的形成成为可能，意义十分重大。
3.公共文化能够成为基层社会实现文化整合的重要载体。
“整合”一词是现代社会学与文化人类学共建的一个重要理论范畴。“整合”是指不同的部分或因素结合为一个有机整体的过程。凡是经过高度整合的社会，制度化、规范化程度很高，社会均衡、和谐而有序地运转，具有很强的抗干扰能力和自我调整能力。
“整合”的概念包括“社会整合”与“文化整合”（两者是一个整合，强调的重点不一样）。社会整合强调的是“社会角色-社会结构-社会秩序”的一致性。而“文化整合”强调的是不同价值观念、生活方式之间的发展与协调。
从参与者角度看，人们从私人领域中走出来，就共同关注的问题开展讨论和行动，在公开讨论和行动中实现自己从私人向公众的转化。从参与程序角度看，在处理公共事务的过程中，倡导程序的公开、开放和公平，人们在平等对话协商中达成共识。从公共精神角度看，人们经常参与公共活动，共同处理公共事务，在此过程中形成维护公共利益和公共价值的精神。
通过公共文化活动增加社区居民的互动、交流、合作，促进社区居民在日常生活中，增加相互信任，构建交往网络，增强社区的归属感和凝聚力，增加社会资本，从而实现基层社会的整合。
然后再通过社区之间的文体比赛、参观交流，扩大社区的交往网络，这样就为更大范围的区域社会整合提供了可能。
由此可见，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一方面是为了满足人民群众的休闲娱乐需要、获取信息的需要和学习科学文化知识的需要，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通过各类公共文化活动，形成公共文化生活和公共文化空间，从而促进对社会公共价值和核心价值的认同，提升全社会文明程度和全民族精神文化生活质量。
（作者系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