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鸦片传入中国的时间其实非常早，相传西汉时已有罂粟种子通过丝绸之路被引入中原。中国人种植罂粟的确凿记载则是在唐代，一首唐诗写道：“行过险栈出褒斜，出尽平川似到家。万里客愁今日散，马前初见米囊花。”诗中的“米囊花”，便是罂粟花。不过，自汉唐以来，中国人只是将罂粟当成观赏性植物或中药材，直至晚清时期，罂粟才被制成可供吸食的大烟，并一下子泛滥开来。
史料记述说，“镶竹为管，或磁或银，挑烟于盒，如粒如丸，就灯而吸，倚枕侧眠。盖自乾隆末年始，嘉庆初吸食者渐多”，自此抽鸦片成了社会时尚，“不二十年，蔓延天下，自士大夫以至贩夫走卒，群起趋之，靡然而不返”。光绪初年，有人认为，大清国的人口结构，“妇女居其半，其余老弱居三分之一，吸鸦片者亦三分之一”。这个数目有些夸大，今天已有学者通过统计鸦片的年消费量估算出：20世纪初叶，中国吸食鸦片并成瘾者，数目达到1300万人之众。
为什么短短二十年间，鸦片就如瘟疫一样蔓延至整个中国，祸及各个阶层？原因可以归纳出一大堆，但有一点不容回避：在鸦片的社会传播过程中，身为上流阶层的社会名流起到了非常坏的示范作用。
鸦片从药品变成可供吞云吐雾的时尚消费品，其风始于社会名流。漂亮的姨太太，精美的烟枪，名贵的烟土，成为晚清社会名流标榜其身份与生活品味的标志，从前，社会名流讲究的是“红袖添香”，现在倒好，变成了“姨太太点大烟”。这个以抽鸦片为时尚的晚清社会名流群体，除了王公大臣、士绅文人、富商大贾，还包括演艺界的名伶。
清代的伶人戏子虽然还是被习惯地视为“贱业”，但其中的名伶、名角，就如今日的明星艺人，实际上已获得了社会名流的地位，过上了“姨太太点大烟”的“高品质”生活。当时的梨园名角汪笑侬、马连良、王瑶卿、谭鑫培等，都染上了鸦片烟瘾。徐穆云的《梨园外纪》描述过汪笑侬吸食鸦片烟的情景，非常生动：每天早晨醒来，汪笑侬都要姨太太先朝他的脸喷几口大烟，身子方能蠕动，然后喝点儿参汤，姨太太再将点好的烟枪递上去，汪笑侬闭着眼睛抽上十余口，才可以慢慢睁眼说话，起床洗漱，然后再躺下来抽烟。不抽到十筒烟，不能吃早点。所以每逢演戏的时候，戏馆的园主都要向汪笑侬的姨太太送礼，希望她将汪笑侬服伺得舒服一点儿，唱起戏来有精神。
不过抽鸦片抽得最“牛”的，大概非“小叫天”谭鑫培莫属。民国笔记小说《清朝秘史》第一二八回讲了一个“谭鑫培奉旨吸乌烟”的故事：这一日，正是端阳佳节，慈禧太后高兴，赐宴颐和园，命人召谭鑫培等一班名角入宫演剧。杨小楼等名角都到了，只有谭鑫培未到。谭鑫培对前来请他入宫的民政部尚书、肃亲王善耆说：“现在明诏禁烟，王爷们都在戒烟，我是有瘾的人，不吸足乌烟，再不能够唱戏。”善耆回奏太后，太后笑道：“我当是什么？原来不过为了吸烟的事，那又碍什么，叫他尽管入宫抽吸就是了，只要他戏唱得好，我还派两个太监替他装烟呢！”善耆告知谭鑫培，谭大喜过望。“从此后烟禁虽严，谭鑫培奉旨吸烟，再没有人敢来查禁了”。从前有柳永“奉旨填词”的文坛佳话，谁承想，如今居然又出了“奉旨抽烟”！自此之后，晚清“谭派”的角儿，几乎没有不抽大烟的，仿佛不抽大烟就够不上“潭派”的范儿似的。
名流抽鸦片有强大的示范作用。谭鑫培的“鸦片范”传给了他徒弟和粉丝；包括梨园名角在内的社会上流人物以抽鸦片为时尚，渐渐地带动整个社会生活风尚的嬗变。晚清人已经发现，民间吸食鸦片烟，“闾里相习，又率皆倡之于衣冠士大夫长老之人”，人们“濡耳染目，靡然耽溺于其事”。对晚清鸦片社会传播的社会学研究，也说明了这一点。新加坡国立大学的研究员郑扬文先生在他的著作《中国鸦片社会生活史》上说，清代上层士绅和官僚，远在平民百姓对鸦片一无所知的时代，就在吞云吐雾地享受着其中的乐趣，正是他们培植了鸦片吸食文化，并使鸦片成为一种地位的象征，由此引发了社会中下层的广泛模仿，各阶层以吸食鸦片为时髦，竞相效尤，相习成风。在晚清上海，大烟馆林立，风格高大上，不但深受有身份的社会名流青睐，而且“近方贫苦之辈，积资若干，亦必至沪上烟馆一尝风味”。
考诸往史，不独晚近的抽鸦片之风，缠足、讨姨太太、生活消費方式等社会风尚，其实都遵循同样的传播路径：兴起于上流社会，随后引发其他阶层的竞相效仿，进而蔓延至整个社会。
在晚清社会名流的“垂范”之下，鸦片泛滥成灾，这对当时社会肌体的腐蚀，怎么评估都不过分。鸦片烟瘾一犯，“瘾君子”立即“涕泪交横，手足委顿不能举，即白刃加于前，豹虎逼于后，亦唯俯首受死，不能稍为运动也。故久食鸦片者，肩耸项缩，颜色枯羸奄奄若病夫初起”。晚清中国人被西方列强讥为“东亚病夫”，看来并不冤枉。确实有病。
甲午一役，大清国败于小日本，也有鸦片的一分“功劳”：在北洋海军提督署所在地——刘公岛，“赌馆、烟馆林立，妓院有七十多家”，水师纪律如此松懈，军官生活这么糜烂，打仗安能不败？战败后，丁汝昌与刘步蟾自杀，采用吞鸦片的方式，让人怀疑这两位英雄生前是不是也吸食鸦片。
幸亏，传统社会尚有自我矫正、自我拯救的机制。这个自救机制的启动者，还是当时的士绅群体。1906年，清政府终于发布禁烟上谕，提出十年内禁绝鸦片。而在此之前，已经有一批清醒过来的士绅率先成立了劝戒烟组织，自发展开禁烟活动——
1879年，曾任大清首位驻外公使的郭嵩焘在家乡湖南成立了“思贤讲舍”、“禁烟公社”，“以思贤讲舍与公社交相维持”，通过讲学，唤起士子羞恶是非之心，自觉拒毒，为民表率：“自鸦片烟流毒中国以来，人心风俗，日益败坏，不复可问。吾辈家居，无整齐教化之责，无赏罚之权，要须实实认定鸦片烟之为害，必不可稍有沾染。”郭嵩焘的禁烟思路是“先官而后民，先士子而后及于百姓”，即先要求官员与士绅禁烟，再带动平民戒毒。
1900年，江南士绅许珏在无锡县与金匮县订立乡规民约，劝告邑人戒烟，并成立一个“戒烟局”，主持戒烟：“除年老疾病之人姑听照常吸食外，其年未及五十与现无疾病者，由局配制戒烟丸药，减价发给，并派医诊视，就其烟瘾浅深，以时递减，俾不至因骤戒成病。务以诚意劝化，先士子而后及农工商。”在戒烟局帮助下，短短一年时间内，无锡、金匮二县先后有一千多人戒掉了烟瘾。
1905年，十位福建籍士绅在福州发起成立“去毒社”，“商于绅界、学界、商界之热诚者”，在林文忠祠召开大会，“是日莅会者万余人，自堂阶达室偶，皆无容隙。吾闽开会人数之多，无逾此者”。大会投票选举林则徐的曾孙林炳章为去毒总社社长，总社设于福州，其他地方设分社、支社。大会还通过了禁毒章程，赋予去毒社拥有会同当地警务机关“查缉贩运、售吸烟土”的自治权力。去毒社成立后，即督促福州当局发布禁烟令，并运用去毒社的组织网络协同官方查禁鸦片烟土。
创设“禁烟公社”的郭嵩焘曾告诉他的追随者：“自古世道之乱，原本人心风俗，而其患皆起于士大夫。”因此，“吾辈”当自强。任何时代，社会都有一个影响力巨大的精英群体，以前这个群体的主要成员是士大夫，如今尽管没有士绅阶层了，但无数知名的企业家、慈善家、社会活动家、公共知识分子与演艺明星等等，显然已经形成了今日的社会名流群体。这个群体往往具有一呼万应的社会影响力，从时下非常火热的“冰桶挑战”，我们便可以感受到他们的感召力。
社会名流号召做慈善，会有很多人站出来响应；社会名流以吸毒为时尚，也会让他们的粉丝对毒品产生好奇心与亲切感。因此，我希望社会名流的个人生活能够自律一些，至少表现出更加自律的样子吧。所谓“春秋责备贤者”，说的便是这回事。
史料记述说，“镶竹为管，或磁或银，挑烟于盒，如粒如丸，就灯而吸，倚枕侧眠。盖自乾隆末年始，嘉庆初吸食者渐多”，自此抽鸦片成了社会时尚，“不二十年，蔓延天下，自士大夫以至贩夫走卒，群起趋之，靡然而不返”。光绪初年，有人认为，大清国的人口结构，“妇女居其半，其余老弱居三分之一，吸鸦片者亦三分之一”。这个数目有些夸大，今天已有学者通过统计鸦片的年消费量估算出：20世纪初叶，中国吸食鸦片并成瘾者，数目达到1300万人之众。
为什么短短二十年间，鸦片就如瘟疫一样蔓延至整个中国，祸及各个阶层？原因可以归纳出一大堆，但有一点不容回避：在鸦片的社会传播过程中，身为上流阶层的社会名流起到了非常坏的示范作用。
鸦片从药品变成可供吞云吐雾的时尚消费品，其风始于社会名流。漂亮的姨太太，精美的烟枪，名贵的烟土，成为晚清社会名流标榜其身份与生活品味的标志，从前，社会名流讲究的是“红袖添香”，现在倒好，变成了“姨太太点大烟”。这个以抽鸦片为时尚的晚清社会名流群体，除了王公大臣、士绅文人、富商大贾，还包括演艺界的名伶。
清代的伶人戏子虽然还是被习惯地视为“贱业”，但其中的名伶、名角，就如今日的明星艺人，实际上已获得了社会名流的地位，过上了“姨太太点大烟”的“高品质”生活。当时的梨园名角汪笑侬、马连良、王瑶卿、谭鑫培等，都染上了鸦片烟瘾。徐穆云的《梨园外纪》描述过汪笑侬吸食鸦片烟的情景，非常生动：每天早晨醒来，汪笑侬都要姨太太先朝他的脸喷几口大烟，身子方能蠕动，然后喝点儿参汤，姨太太再将点好的烟枪递上去，汪笑侬闭着眼睛抽上十余口，才可以慢慢睁眼说话，起床洗漱，然后再躺下来抽烟。不抽到十筒烟，不能吃早点。所以每逢演戏的时候，戏馆的园主都要向汪笑侬的姨太太送礼，希望她将汪笑侬服伺得舒服一点儿，唱起戏来有精神。
不过抽鸦片抽得最“牛”的，大概非“小叫天”谭鑫培莫属。民国笔记小说《清朝秘史》第一二八回讲了一个“谭鑫培奉旨吸乌烟”的故事：这一日，正是端阳佳节，慈禧太后高兴，赐宴颐和园，命人召谭鑫培等一班名角入宫演剧。杨小楼等名角都到了，只有谭鑫培未到。谭鑫培对前来请他入宫的民政部尚书、肃亲王善耆说：“现在明诏禁烟，王爷们都在戒烟，我是有瘾的人，不吸足乌烟，再不能够唱戏。”善耆回奏太后，太后笑道：“我当是什么？原来不过为了吸烟的事，那又碍什么，叫他尽管入宫抽吸就是了，只要他戏唱得好，我还派两个太监替他装烟呢！”善耆告知谭鑫培，谭大喜过望。“从此后烟禁虽严，谭鑫培奉旨吸烟，再没有人敢来查禁了”。从前有柳永“奉旨填词”的文坛佳话，谁承想，如今居然又出了“奉旨抽烟”！自此之后，晚清“谭派”的角儿，几乎没有不抽大烟的，仿佛不抽大烟就够不上“潭派”的范儿似的。
名流抽鸦片有强大的示范作用。谭鑫培的“鸦片范”传给了他徒弟和粉丝；包括梨园名角在内的社会上流人物以抽鸦片为时尚，渐渐地带动整个社会生活风尚的嬗变。晚清人已经发现，民间吸食鸦片烟，“闾里相习，又率皆倡之于衣冠士大夫长老之人”，人们“濡耳染目，靡然耽溺于其事”。对晚清鸦片社会传播的社会学研究，也说明了这一点。新加坡国立大学的研究员郑扬文先生在他的著作《中国鸦片社会生活史》上说，清代上层士绅和官僚，远在平民百姓对鸦片一无所知的时代，就在吞云吐雾地享受着其中的乐趣，正是他们培植了鸦片吸食文化，并使鸦片成为一种地位的象征，由此引发了社会中下层的广泛模仿，各阶层以吸食鸦片为时髦，竞相效尤，相习成风。在晚清上海，大烟馆林立，风格高大上，不但深受有身份的社会名流青睐，而且“近方贫苦之辈，积资若干，亦必至沪上烟馆一尝风味”。
考诸往史，不独晚近的抽鸦片之风，缠足、讨姨太太、生活消費方式等社会风尚，其实都遵循同样的传播路径：兴起于上流社会，随后引发其他阶层的竞相效仿，进而蔓延至整个社会。
在晚清社会名流的“垂范”之下，鸦片泛滥成灾，这对当时社会肌体的腐蚀，怎么评估都不过分。鸦片烟瘾一犯，“瘾君子”立即“涕泪交横，手足委顿不能举，即白刃加于前，豹虎逼于后，亦唯俯首受死，不能稍为运动也。故久食鸦片者，肩耸项缩，颜色枯羸奄奄若病夫初起”。晚清中国人被西方列强讥为“东亚病夫”，看来并不冤枉。确实有病。
甲午一役，大清国败于小日本，也有鸦片的一分“功劳”：在北洋海军提督署所在地——刘公岛，“赌馆、烟馆林立，妓院有七十多家”，水师纪律如此松懈，军官生活这么糜烂，打仗安能不败？战败后，丁汝昌与刘步蟾自杀，采用吞鸦片的方式，让人怀疑这两位英雄生前是不是也吸食鸦片。
幸亏，传统社会尚有自我矫正、自我拯救的机制。这个自救机制的启动者，还是当时的士绅群体。1906年，清政府终于发布禁烟上谕，提出十年内禁绝鸦片。而在此之前，已经有一批清醒过来的士绅率先成立了劝戒烟组织，自发展开禁烟活动——
1879年，曾任大清首位驻外公使的郭嵩焘在家乡湖南成立了“思贤讲舍”、“禁烟公社”，“以思贤讲舍与公社交相维持”，通过讲学，唤起士子羞恶是非之心，自觉拒毒，为民表率：“自鸦片烟流毒中国以来，人心风俗，日益败坏，不复可问。吾辈家居，无整齐教化之责，无赏罚之权，要须实实认定鸦片烟之为害，必不可稍有沾染。”郭嵩焘的禁烟思路是“先官而后民，先士子而后及于百姓”，即先要求官员与士绅禁烟，再带动平民戒毒。
1900年，江南士绅许珏在无锡县与金匮县订立乡规民约，劝告邑人戒烟，并成立一个“戒烟局”，主持戒烟：“除年老疾病之人姑听照常吸食外，其年未及五十与现无疾病者，由局配制戒烟丸药，减价发给，并派医诊视，就其烟瘾浅深，以时递减，俾不至因骤戒成病。务以诚意劝化，先士子而后及农工商。”在戒烟局帮助下，短短一年时间内，无锡、金匮二县先后有一千多人戒掉了烟瘾。
1905年，十位福建籍士绅在福州发起成立“去毒社”，“商于绅界、学界、商界之热诚者”，在林文忠祠召开大会，“是日莅会者万余人，自堂阶达室偶，皆无容隙。吾闽开会人数之多，无逾此者”。大会投票选举林则徐的曾孙林炳章为去毒总社社长，总社设于福州，其他地方设分社、支社。大会还通过了禁毒章程，赋予去毒社拥有会同当地警务机关“查缉贩运、售吸烟土”的自治权力。去毒社成立后，即督促福州当局发布禁烟令，并运用去毒社的组织网络协同官方查禁鸦片烟土。
创设“禁烟公社”的郭嵩焘曾告诉他的追随者：“自古世道之乱，原本人心风俗，而其患皆起于士大夫。”因此，“吾辈”当自强。任何时代，社会都有一个影响力巨大的精英群体，以前这个群体的主要成员是士大夫，如今尽管没有士绅阶层了，但无数知名的企业家、慈善家、社会活动家、公共知识分子与演艺明星等等，显然已经形成了今日的社会名流群体。这个群体往往具有一呼万应的社会影响力，从时下非常火热的“冰桶挑战”，我们便可以感受到他们的感召力。
社会名流号召做慈善，会有很多人站出来响应；社会名流以吸毒为时尚，也会让他们的粉丝对毒品产生好奇心与亲切感。因此，我希望社会名流的个人生活能够自律一些，至少表现出更加自律的样子吧。所谓“春秋责备贤者”，说的便是这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