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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艾滋病流行仍处于快速增长期;性传播成为最主要的传播途径,更易蔓延至一般人群;疫苗研究失败之后再露曙光
11月24日,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在上海发布了《2009年全球艾滋病流行报告》。同时,中国卫生部也发布了我国的疫情报告:截至今年10月31日,中国累计报告艾滋病患者和感染者近32万例,其中艾滋病病人10万余例。此外,报告的评估结果显示,到今年年底,中国存活的艾滋病感染者和病人总数估计将达74万人。
12月1日是第22个世界艾滋病日。在此前夕,《中国新闻周刊》专访了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艾滋病首席专家邵一鸣研究员。
感染人数:曾经预测1000万,目前估计74万,仍处于快速增长期
中国新闻周刊:多年以来,包括你在内的许多专家一直都在呼吁重视艾滋病,加大投入。对于艾滋病在中国的传播,曾有人警告说“将来要是不控制好,到2010年感染人数将达到1000万”。但今天的事实是,估计中国只有不到100万的病人和感染者,艾滋病的威胁在中国是否被夸大了?
邵一鸣:1000万是1998年国家在制订(防控艾滋病)中长期规划时国内外估计数据的中位数。这是基于当时的敏感人群、高危行为、国家的投入等因素,假设在最坏的情况下可能出现的结果。
我作为专家组的成员,承担测算国家规划至2010年艾滋病的控制目标,最终将它确定为150万,即我们的防治目标是要防住有可能发生的85%的感染。目前来看,这个目标是完全可以实现的。
中国新闻周刊:在刚刚发布的《2009年全球艾滋病流行报告》中,有关中国的数据是如何得到的?
邵一鸣:这个数据分两部分,一部分是实际的数据,即我们查出来的报告病例有32万。另一部分是估计性数据,主要是针对一些高危人群,比如吸毒人群、性工作者,和一般人群的抽样检测,由此得到的平均感染率,再乘以总人群,最后相加而获得的。对于艾滋病数据的统计,各国采取的策略不一,发达国家多以报告数字为主,较少采用估计的方法,主要看每年检测和流行病哨点查出来的多少,来了解疫情状况和各年间的动态变化。因为估计数据受多种因素的影响,把握性不如检测和监测数据高。
中国新闻周刊:估计数据主要受哪些因素影响?
邵一鸣:从技术上讲, 艾滋病各类高危人群总数不易把握,造成用抽样结果推算总体的精确度受阻。非技术因素包括行政干预。因为估计数字要经各地行政部门认可后才可逐级上报。这就可能出现一些地方不愿意排在前面,他们报上来的数据就有可能偏低;也有些地方希望数字偏高,这样才能得到中央政府更多的经费支持。行政因素的干扰在我国现有国情下是消除不了的。所以实际检测数字的可信度更高,是说明动态疫情变化的最好数据。
中国新闻周刊:你曾说,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艾滋病在中国进入了快速增长期。从新的数据看,有什么变化?
邵一鸣:现在仍然处于快速增长期。应该说,中国目前还是处于流行压力很大的阶段。
传播途径:性传播超过吸毒和血液传播,更易蔓延至一般人群,令防控难度加大
中国新闻周刊:新的报告称,当前艾滋病在中国最主要的传播途径已从血液传播转向性传播,怎么看待这种转变?
邵一鸣:性传播现在超过了50%,这就意味着艾滋病从高危人群向一般人群传播的速度会加快。从以吸毒和血液传播为主,转变到以性传播为主,很多国家用了5年时间。我们国家差不多用了15年的时间,但是它还是到来了。
这一转变意味着未来艾滋病防治工作的难度会更大。因为吸毒和血液传播人群比较局限, 对这些途径我们有有效的技术手段加以阻断,但是如果以性传播为主,情况就复杂多了,因为性活动是人们普遍的行为,所以疾病更容易通过这种途径传播到一般人群, 阻断技术也复杂多了。
中国新闻周刊:同性性行为导致的艾滋病传播已占到传播总数的32%,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邵一鸣:这是个非常重要的数据,但是我们现在对这个人群的了解,只是冰山一角,不像我们对吸毒人群、性工作者的了解那么多。对于同性恋人群,我们的工作网络还在建立之中,对这个人群的检测数量是很少的,而且干预的手段和措施,也不像对于吸毒人群、性工作者那样,有现成的经验可供借鉴。
中国新闻周刊:有消息称,卫生部已经考虑明年把农民工作为重点防制的群体,加强工作力度。这是出于什么考虑?从已有的数据看,农民工的感染率是不是很高?
邵一鸣:并不是说这个人群现在感染的比例有多高,這方面数据还比较缺乏。把农民工作为防控重点的主要原因是:第一,农民工数量巨大,有2.5亿之众;第二,他们的流动性很大,而且是双向流动,一年内可在城乡间来回一到几次;第三,他们一般以青壮年男性为主,他们不跟家庭在一起,可能会有一些异性甚至同性性活动,所以具有感染的风险;第四, 他们往往游离于常规的预防控制体系之外。
疫苗研究:失败之后再露曙光,中国有创新性技术
中国新闻周刊:2007年美国分步试验的失败,对整个艾滋病疫苗界产生了空前的震动。现在的情况如何?
邵一鸣:今年,在泰国开展的第一、二代疫苗的联合临床试验上已取得突破。在16000人的试验中,疫苗的保护率有31.2%。这是在研制艾滋病疫苗的25年摸索中,第一次看到一线曙光。
中国新闻周刊:这个比率达到多少才能向市场推广?
邵一鸣:应该达到60%以上。所以,现有疫苗的这个效率还是不够的,但是它的重要意义在于,过去有些人比较悲观,认为这个病毒太难对付,根本做不出来疫苗,不用再做了。对于这种悲观情绪,这次的结果是一个最好的回应。
中国新闻周刊:在疫苗方面,中国的进展如何?
邵一鸣:我们在艾滋病疫苗研制方面,有跟踪的研究,也有创新性的研究。国际上搞了二十多年,基本都不敢碰活的疫苗载体,但在十几年前,我们就决定用活载体做疫苗研究,现在, 许多国家都在向活载体疫苗转向。对于这个疫苗的安全性,我们是非常有把握的。在国家科技重大专项的支持下, 该疫苗己完成I期临床一期试验,计划明年向二期临床推进。★
11月24日,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在上海发布了《2009年全球艾滋病流行报告》。同时,中国卫生部也发布了我国的疫情报告:截至今年10月31日,中国累计报告艾滋病患者和感染者近32万例,其中艾滋病病人10万余例。此外,报告的评估结果显示,到今年年底,中国存活的艾滋病感染者和病人总数估计将达74万人。
12月1日是第22个世界艾滋病日。在此前夕,《中国新闻周刊》专访了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艾滋病首席专家邵一鸣研究员。
感染人数:曾经预测1000万,目前估计74万,仍处于快速增长期
中国新闻周刊:多年以来,包括你在内的许多专家一直都在呼吁重视艾滋病,加大投入。对于艾滋病在中国的传播,曾有人警告说“将来要是不控制好,到2010年感染人数将达到1000万”。但今天的事实是,估计中国只有不到100万的病人和感染者,艾滋病的威胁在中国是否被夸大了?
邵一鸣:1000万是1998年国家在制订(防控艾滋病)中长期规划时国内外估计数据的中位数。这是基于当时的敏感人群、高危行为、国家的投入等因素,假设在最坏的情况下可能出现的结果。
我作为专家组的成员,承担测算国家规划至2010年艾滋病的控制目标,最终将它确定为150万,即我们的防治目标是要防住有可能发生的85%的感染。目前来看,这个目标是完全可以实现的。
中国新闻周刊:在刚刚发布的《2009年全球艾滋病流行报告》中,有关中国的数据是如何得到的?
邵一鸣:这个数据分两部分,一部分是实际的数据,即我们查出来的报告病例有32万。另一部分是估计性数据,主要是针对一些高危人群,比如吸毒人群、性工作者,和一般人群的抽样检测,由此得到的平均感染率,再乘以总人群,最后相加而获得的。对于艾滋病数据的统计,各国采取的策略不一,发达国家多以报告数字为主,较少采用估计的方法,主要看每年检测和流行病哨点查出来的多少,来了解疫情状况和各年间的动态变化。因为估计数据受多种因素的影响,把握性不如检测和监测数据高。
中国新闻周刊:估计数据主要受哪些因素影响?
邵一鸣:从技术上讲, 艾滋病各类高危人群总数不易把握,造成用抽样结果推算总体的精确度受阻。非技术因素包括行政干预。因为估计数字要经各地行政部门认可后才可逐级上报。这就可能出现一些地方不愿意排在前面,他们报上来的数据就有可能偏低;也有些地方希望数字偏高,这样才能得到中央政府更多的经费支持。行政因素的干扰在我国现有国情下是消除不了的。所以实际检测数字的可信度更高,是说明动态疫情变化的最好数据。
中国新闻周刊:你曾说,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艾滋病在中国进入了快速增长期。从新的数据看,有什么变化?
邵一鸣:现在仍然处于快速增长期。应该说,中国目前还是处于流行压力很大的阶段。
传播途径:性传播超过吸毒和血液传播,更易蔓延至一般人群,令防控难度加大
中国新闻周刊:新的报告称,当前艾滋病在中国最主要的传播途径已从血液传播转向性传播,怎么看待这种转变?
邵一鸣:性传播现在超过了50%,这就意味着艾滋病从高危人群向一般人群传播的速度会加快。从以吸毒和血液传播为主,转变到以性传播为主,很多国家用了5年时间。我们国家差不多用了15年的时间,但是它还是到来了。
这一转变意味着未来艾滋病防治工作的难度会更大。因为吸毒和血液传播人群比较局限, 对这些途径我们有有效的技术手段加以阻断,但是如果以性传播为主,情况就复杂多了,因为性活动是人们普遍的行为,所以疾病更容易通过这种途径传播到一般人群, 阻断技术也复杂多了。
中国新闻周刊:同性性行为导致的艾滋病传播已占到传播总数的32%,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邵一鸣:这是个非常重要的数据,但是我们现在对这个人群的了解,只是冰山一角,不像我们对吸毒人群、性工作者的了解那么多。对于同性恋人群,我们的工作网络还在建立之中,对这个人群的检测数量是很少的,而且干预的手段和措施,也不像对于吸毒人群、性工作者那样,有现成的经验可供借鉴。
中国新闻周刊:有消息称,卫生部已经考虑明年把农民工作为重点防制的群体,加强工作力度。这是出于什么考虑?从已有的数据看,农民工的感染率是不是很高?
邵一鸣:并不是说这个人群现在感染的比例有多高,這方面数据还比较缺乏。把农民工作为防控重点的主要原因是:第一,农民工数量巨大,有2.5亿之众;第二,他们的流动性很大,而且是双向流动,一年内可在城乡间来回一到几次;第三,他们一般以青壮年男性为主,他们不跟家庭在一起,可能会有一些异性甚至同性性活动,所以具有感染的风险;第四, 他们往往游离于常规的预防控制体系之外。
疫苗研究:失败之后再露曙光,中国有创新性技术
中国新闻周刊:2007年美国分步试验的失败,对整个艾滋病疫苗界产生了空前的震动。现在的情况如何?
邵一鸣:今年,在泰国开展的第一、二代疫苗的联合临床试验上已取得突破。在16000人的试验中,疫苗的保护率有31.2%。这是在研制艾滋病疫苗的25年摸索中,第一次看到一线曙光。
中国新闻周刊:这个比率达到多少才能向市场推广?
邵一鸣:应该达到60%以上。所以,现有疫苗的这个效率还是不够的,但是它的重要意义在于,过去有些人比较悲观,认为这个病毒太难对付,根本做不出来疫苗,不用再做了。对于这种悲观情绪,这次的结果是一个最好的回应。
中国新闻周刊:在疫苗方面,中国的进展如何?
邵一鸣:我们在艾滋病疫苗研制方面,有跟踪的研究,也有创新性的研究。国际上搞了二十多年,基本都不敢碰活的疫苗载体,但在十几年前,我们就决定用活载体做疫苗研究,现在, 许多国家都在向活载体疫苗转向。对于这个疫苗的安全性,我们是非常有把握的。在国家科技重大专项的支持下, 该疫苗己完成I期临床一期试验,计划明年向二期临床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