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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守法公民”，经租房维权者张积年极力反对过激上访，“一定要讲方法，不然人家一棍子就把你抡死”。他说维权就像炖肉，你火一大，锅里就干了糊了；你慢慢找着，慢慢炖着，时间一长，肉就烂了。
1980年代，建设部曾下发一纸红头文件，宣称中国的很多私有房屋已被充公，不再属于它们的所有权人。私有房产主们闻讯怒不可遏，纷纷出动，开始了年复一年的上访和控告。
几度交锋之后，建设部渐渐落于下风。它发现自己需要面对越来越多像张积年这样的人。
56岁的张积年看上去很超脱。中国的维权人士一般总有一副忿忿然憋着一口气的神情，但在张那里，你绝对看不到这些。他口才极好，言谈风趣，不像一般维权者心情沉重。他是一个极聪明的人，虽与建设部做了多年“冤家”，但凭借策略性维权手腕，至今仍然毫发无损，安然如常。
“哪那么容易抓到我的把柄，”张积年说，“我明白底线在哪里，我在合理、合法、有度地上访。”
在过去的多数年份，中国一直忽略对于私有财产的尊重和保护。张积年的存在与抗争，表明中国眼下已步入一个私有权益诉求日趋激烈的时代，无处不在的公权与寻求突破的私权不可避免发生了碰撞。此时，开动脑筋来维权尤其重要。
只要看看张积年就清楚了，他的行事风格让一些权力部门简直感到头疼。
一笔历史账
13岁时，张积年亲手和他姥姥将房屋权属证明交给了房管部门。那是1966年，中国当时已坠入一场“文化大革命”引发的狂热和混乱之中，拥有超过50间房子的张家和全国有产者一样，被勒令交出房屋权属证明，如其不然，就要成为被专政的“狗崽子”。
因为户户一样，均等对待，他们一家子倒很是无所谓。张积年和他姥姥拿着权属证明，跑到房管局去排队上缴了。随后，一家人被轰到一边儿，偌大个院子被安排住进了很多陌生人。
在此之前，张家对于自己的房子控制权实际已失去。1958年，“大跃进”时期，农业人口大量进城，住房资源分配紧张，政府转而动员城市有房者将私有房屋对外出租。
此种动员最后演变为强制。根据规定，城市居民的房产凡在15间以上或达225平方米以上，必须由国家进行统一经营、租赁和管理。张家因其住居规模而不能免，除了留置一点用于自住，其余房屋全部纳入政府“经租”之列。虽然当时手中依然攥着权属证明，但已形同虚设，直至后来被迫上缴，他们还很天真，以为产权是我的，不过是由他们代管，“没有必要伤心”。
1980年代，中国出台了对于这段历史问题的纠正对策，大量返还被挤占、没收的城市私房。张家此时有了要回房屋的愿望。张积年前去房管局打听，得到的回答是不用再找，这些房屋已被收归国家所有。
经过一番查寻，他才发觉，所谓经租房屋已属国家所有的根源出在建设部。1985年建设部出台一份未予公开的意见，宣布凡经租房屋一律收归公有，由房管部门统一经营、管理。
此事立刻将张积年惹翻。由于迄今差不多所有经租房屋的原始产权人均未变更，权属关系依然明确，张积年质问，“一个红头文件就宣布收归国家所有，凭什么?你有什么资格?你建设部算哪门子国家?”
张积年所以动怒，是认为这一个文件以及之前对于私房进行经租和挤占本就是一种违宪行为。他历时4年研究，知道早在1954年的《宪法》之中，国家已经明确要保护公民的房屋以及各种生活资料所有权，并认可了私有财产权利。他还知道，邓小平明明白白地说过，从前一些因头脑发热而导致的运动是违背经济规律的错误行为。他说，“有邓小平先生的指示，我就不怕了。”
“不怕了”的张积年一门心思到处打听情况，最开始没人理会他。那些能够使人绝望到极点的回复也是口头形式的，怎么说法由人一张嘴。2004年之后，他不只是动嘴，还通过书面信件向各部门询问情况，不期然便收到了书面回复。尽管这回复本身措辞乏味已极，犹如迎头冷水，足以浇灭他那要回房子的决心，但他反而从这种回复方式的转变上看到了信心。
事当其时，中央新一代领导人开始执政，并提出“依法治国”的施政构想。这一迹象令张相信，存在于我们这个社会中的那种一向罔顾法律和藐视规则的行事风格可能扭转。张说，大环境的转变已经开始，这使他有了更进一步的盼头。他拟借法治去牵制建设部，以捍卫自己的权益。
起诉建设部
一些私房主曾试图通过诉讼来实现权利主张，结果此路不通。法院每逢此类官司就犯难，他们最终将此类诉讼推了个干干净净。最高人民法院曾专门发出司法解释，宣布关于这一类纠纷法院不予受理，那些想要打官司的人应该去找政府解决。
此外，最高人民法院的一些司法解释同时还对经租房问题的解决设置了障碍。1964年，最高人民法院应下级法院关于如何审理一桩经租房产继承官司的请示发出一份批复，强调经租房不允许继承。这基本上掐灭了那些已不在人世的房主的继承人想要索回房产的念头。
张积年并不是没有起诉过建设部，但同样屡被驳回。他后来改变策略，不再以“落实私房”的名义起诉建设部，继以侵权、违规、信息不公开等各种可受理的理由将一桩私房官司递到法院，只要法院受理了这些诉讼，庭审辩论和质证过程就一定要涉及建设部有关私房的那些恼人文件。
去年7月，张积年又一次向建设部发难。他以信息公开的名义致信建设部，详细开列了一组由该部早先制定的经租房的文件，要求予以公开。20多天过去，始终不见答复。一怒之下，张积年将诉状递到法院，指控建设部“行政不作为”。
法官接状不高兴，立刻和建设部方面进行交涉。于是，从法院出来的第二天，张积年就收到了建设部特快专递上门的书面答复。建设部在答复中表示，他申请公开的文件属于机密，不在信息公开范围。张积年说，“他们这是打着机密的幌子不作为”。
他发誓要戳穿这幌子，于是在网上搜到若干建设部所谓不在公开范围的那些文件文本。犹嫌不够，他又跑到图书馆去查访，结果找到了最高人民法院原副院长马原编著的一本房地产案例解析，几乎所有建设部宣称不在信息公开范围的文件均汇集其中。
证据在握，张积年复将建设部告入法院。理由是，如果这些文件是机密，就不应出现在坊间，为什么还能公开出版?这给法官出了难题。他们说，这些文件既然你都看到了，干嘛还要让建设部公开一遍?张积年说，这不一样，如果我拿着自己找到的这些文件去打官司，法院可以不认可的，建设部公开的是正正经经的文件，是我打官司需要的。
已知法院尚未受理该起诉讼。张积年也不着急，法院挂着，他就等着，不担心没有下文。去年冬天见到本刊记者时，他说，自己已做好了充分准备，倘若建设部再次声称 那些文件是机密，那么他就要转而以泄露国家机密罪起诉马原，因为机密是不可以公开出版的。
他乐呵呵地说，“到时候，马原非得跟建设部急了。”
不仅直接挑起针对建设部的官司，2006年开始，张积年还广为代理那些需要诉讼的私有房产官司，原则上凡有经租房主找到他那儿，就无偿提供代理。他试图通过法院诉讼将那些可恶的建设部文件打回原形，因为这些文件破绽实在是太多了。
推进该等工作虽很艰难，却非全然徒劳，也有意外收获。最新一件消息简直令他喜形于色。去年末，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公告废止一批2007年底以前发布的司法解释，其中包括1964年最高法发布的那份关于经租房不允继承的批复，废止原因是“情况已变化，不再适用”。据悉，这是全国人大常委会下令办理的。
较量升级
一块“绊脚石”已被搬掉，张积年等人又去找建设部。建设部人员问他们想谈什么。张积年说，这不是最高法的司法解释都撤了嘛，我得跟你们谈谈依法治国的精神。
没有获见，他们转身去了国家信访局。70多个人一齐拥到门口，信访局傻了眼，处长亲自出面接待，告诉他们应该到陶然亭中央信访办接待室上访，于是他们又去了陶然亭，再次递上控告建设部有关私房文件违法的材料。
这些举动没有逃过建设部的眼睛。根据某种奇怪的办事程序，所有这些上访材料和信息最后都要反馈到被控告对象也即建设部手里。因此，当1月中旬张积年等人又一次见到建设部的人时，建设部的人对他们说，你们这些日子也没闲着啊，到处跑。张积年笑笑说，没错，你们老是违法，弄得我去找各个部门，目的是为了告你们。
张积年现已融入一个具规模的北京私房维权群体，这个自发群体据称有三四百人，铁杆成员二三十人。张是在2004年以后多方讨要自家房屋时开始接触这些人的。当时在房管局又碰了一次壁，听人说起在市政府信访室门口有很多同类，便找了过去。
依据传统习惯，这个群体每周一出现在市政府信访室，每周三前往建设部，无非是推举几个代表递递材料，再和信访接待人员交涉几句。一开始张积年是跟着别人跑、学习文件、搜集材料。掌握的情况慢慢多了，也就变得成熟和老道起来。
他极力反对过激上访，认为这无助于解决问题。由于这个群体缺乏明确约束，屡触底线。2005年，一些人商量到建设部门前进行抗议，已熟知信访规则的张积年坚决反对，意识到这样做事情会被“枪毙”，结果他的意见被大家给否了。他说他们这是拿鸡蛋碰石头，他们说他这是“怕死”。
这些人在建设部门前打出横幅标语，最终发生冲突。此后，一个新的文件出台，重申了经租房已被收归国有政策，让大家死了这条心。张积年说，他对此早有预见，过激行为只会使这把“锁”锁得更紧。“一定要讲方法，不然人家一棍子就把你抡死”。
去年3月，时逢全国“两会”召开，他们八九十人又来到建设部，说是天冷，从北门信访室来到正门晒太阳，结果被警察逮了7人。建设部指他们聚众滋扰、引人围观，为此出具一份公函给辖区派出所，要求对这些人“依法处理”。有6人因身体不适放出，一人被控是组织者而遭5天拘留。
这一位是女士，又是回民，又没接到拘留通知。出来之后即指责警察实施人身虐待，几个人一合计这就把公安局给告了。开庭的时候100来人涌进旁听，弄得法庭窘迫不已。那里派出所拿出建设部公函，说是建设部让自己这么干的。
张积年说，公安系统的人都清楚经租房是怎么回事儿，也希望能够早点解决，免得让他们跟着绷紧神经，所以答应也帮着在系统内往上呼吁。
他所属这个群体极易令警察紧张。“两会”召开前，派出所必出通知，要他在那些时间内守法、守序，不轻举妄动。特别是去夏奥运会前，派出所对他是三番叮嘱，并给了一份告诫书。他也跑到派出所出具了书面保证，说奥运是自己心向往之的，一定配合，不添乱。
也会有愤怒不满之时。“两会”期间他家楼前常有派出所的协管蹲守，每当出门他都是开着车，盯不住他的协管待他一出来就立刻打电话回所报告，跟着他在车上就会接到片儿警的电话。
他冲着电话嚷嚷：“我是出门了，你还不允许我上街吗?我又不违法，想上哪儿就上哪儿，你凭什么找我?”
片儿警一时语拙，“不是，不是，你上哪儿跟我说一声”。
他就一通骂，“凭什么跟你说?你派个狗跟那门口盯着，我没那义务”。
怒斥之后，有几次再没有人在他家门前盯梢。他就找到片儿警，把所有材料交给他看，表示自己也理解他们的苦处，彼此之间本不存在矛盾。他说，我只跟建设部有矛盾。他也对他的伙伴说，“我们的目的不是和警察对着干，那样就错了。”
这里警察倒是处熟了，那里他又被落实私房政策办公室给盯上。他的一位伙伴早前去落私办打听情况，趁人不在屋里的功夫悄悄浏览了一遍电脑里的文档，发现张积年的名字和动态历历在目，而且被列入较为激进的一组名单。这位同伴某天午后将他约到临近后海的一间人声嘈杂的餐厅里，叮嘱他“悠着点儿”。
“没事儿，”他听后淡淡地说，“我是守法公民。”
快乐维权
鉴于经租房问题所涉群体之臣，张积年的维权夙愿短期内难有得偿可能。但他仍要不断上法院，一大愿望是想通过这种行动推动中国法治，促使这个国家今后不再由那些挟带着部门意志的“乱七八糟”的文件来治理、
透过几年在法院上的“斗法”实践，他摸索出了更多好的诉求方式与方法，对于私房问题的理解也就更加透彻。无疑，他现在就是这方面的一部“法律大全”。
三句话不离法，令他在法庭上风光无限，法官拿他都没辙。某天出现在法庭上，他劈头就问那些言必称政策的法官，“咱们人民法院是按法律判案呢还是按政策判案?要是按政策判案，那我就不说了。”
他现在是一分钱收入没有，无偿代理别人的官司之后，还需要不断往里贴钱、问理由，他说打官司已让他上瘾。这边打官司，那边上访不歇。策略是，每次一定要凑齐70个人方才出动控告，因为按照中国的上访规则，涉及70人以上的上访即为重大信访事件，各级领导必须予以重视。
持续数年的活动，让他深信维权空间正变得越来越宽。这一点从房管局透出的气息就能嗅出。那些工作人员，台面上和他是对头，私下却都为他打气，一方面表明自己固守陈规是身不由己，另一方面对他也表示理解和肯定，认为此事早晚是要解决的。
“我就觉得现在是时机不到，有一个过程。”张积年说。他一直拿这信念鼓励伙伴们，叫他们不要操之过急，要有法、有度上访，他还给他们打比方：这私房维权就像炖肉，你火一大，锅里就干了糊了；你慢慢找着，慢慢炖着，时间一长，肉就烂了。
张积年这两年还提出了快乐维权主张他自己不急不躁，也试图让伙伴们提起一股子快乐劲儿，于是努力说服大家高兴一些，让他们以玩儿的心态维权，“千万别生气，拿你房子都50多年了，也都过来了，生什么气?”在冬日傍晚的地安门街头，他当风而立说：“我们是相信中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