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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群中国的学者和企业家前往美国考察，他们发现，百无禁忌的想象力，专注于“长板”的积木式创新，创新型大学与产业界的无缝连接，以及对创新的制度保障、资金投入，是美国创新能力领先世界的原因所在。
百无禁忌地想
一群来自中国的学者和企业家被震撼了。
两个月前，他们驱车从美国洛杉矶往北一百多公里，看到一片荒凉的半沙漠地带，竖着“通往太空的门户”几个大字，这里是莫哈韦航天航空港。
XCOR公司就在这里的一栋小平房里。
公司的创业者们想，传统的航天飞机耗資巨大，为什么不能生产小型、垂直起降、可重复使用的两人座航天飞机？为此，四十多位科学家和创业者在这片荒凉地带工作了十多年。
由中国三十多位企业家、投资人、创业者组成的“美国积木式创新游学考察团”，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周其仁、薛兆丰和海银资本创始合伙人王煜全带领下，花两周时间访问了美国旧金山、洛杉矶、波士顿等地的高校和高科技公司，去探寻美国创新能力的源泉。
被游学考察团成员提及最多的，是美国创新者的想象力。
在洛杉矶，一家研发超级高速列车的创业公司Hyper Loop One在做的事情是，让磁悬浮列车在真空管道中运行，时速可达700公里至800公里，相当于飞机的速度。目前，这种列车已研发出雏形，有客户下了订单。
令薛兆丰感到惊讶的是，这家企业融资不过一亿多美元，只有几十位工程师，却为了这个“近乎疯狂的想法”工作多年。很多人不领工资（因为公司没盈利），而是把工时折成公司股票。
“想造能飞的火车，这件事的成功几率非常小，但问题是干的人为什么冒得出来那么离谱的想法？”周其仁说，与这些“疯狂的”创业者座谈时，其中一位给出的理由是：“万一成了呢？”
在莫哈韦小镇上聚集着一帮太空迷，基本共识是要为太空移民做未雨绸缪的准备。
“他们对未来的想象力给我很大的冲击。”薛兆丰说，“在一件事上，能不能做成还不知道，但不做，成功的机会是零，他们就去做了。”
周其仁认为，这就是美国式创新的一个重要特点——百无禁忌地想，还能动员一群人踏踏实实地干，七年、十年时间就“撂”在那件事情里。
“积木式创新”
一件创新产品，它的各个生产要素可以被模块化，由不同企业研发与生产，再从中挑选世界最顶级的不同模块，像搭积木一样组合成产业链条。这种创新模式，让每家创业企业都可以专注于自己的“长板”。
“积木式创新”发生的背景是社会生产模式的改变，王煜全引用《科学美国人》的观点来解释这种变化：今天的科技是复杂的协作系统，要有多个单位紧密协作，像爱迪生那样单打独斗的创新时代已经结束了。
“近年来，美国小型创新企业爆炸性成长，因为公司像拼积木一样做事情。”王煜全观察到一个特点：在美国，企业领导者也是“积木式”的，“CEO的更换是件正常的事情，一任CEO完成公司这个阶段的任务，就换成能完成下一个阶段任务的CEO。比如，研发型CEO负责把技术做成产品，当产品进入市场，就由市场型CEO接棒。”
相反，在中国，投资人却非常忌讳企业领导人的频繁更换。
大学，创新的源泉
在美国，无数高校的纸面专利变成了创新产品，大学成为美国名副其实的创新源头。
美国和中国的大学都有研发成果，但是接下来就不同了。“研究出来以后怎么弄，这是美国大学和我们的大学今天差距最大的地方。”周其仁说，“美国的专利成果有法律和一系列流程保障。”
美国大学拥有专利的数目庞大，仅麻省理工学院就有3000多项发明专利。正因如此，美国的创新企业数量才如此巨大。
不是所有专利都能赚钱，要有人从市场、产业的角度评估哪些专利更有机会变成产品。周其仁说：“麻省理工学院设有专利办公室从事这项工作，专利授权后其授权收入的三分之一归学校。而中国高校没有这样的部门。”
美国大学学生的研发创新经费之充裕也让游学考察团感到惊讶。麻省理工学院每年有上千亿美元的研发基金投入到教学中。麻省理工学院教授黄亚生介绍，在他为期十周的创新课上，每位学生有5万美元的研究经费。
麻省理工学院地球物理系的一位研究生告诉周其仁，他所在系只有10名研究生，经常是教授带着博士生，硕士生带着本科生全世界走。教授们常对学生讲，“学校给我这么多钱就是给你们服务的，你们有什么问题就来找我”。
周其仁觉得，实地考察和课本上学习知识是完全不同的，美国大学的充裕投资所培养出的学生的知识“厚度”，正是中国大学与美国大学差距之所在。
百无禁忌地想
一群来自中国的学者和企业家被震撼了。
两个月前，他们驱车从美国洛杉矶往北一百多公里，看到一片荒凉的半沙漠地带，竖着“通往太空的门户”几个大字，这里是莫哈韦航天航空港。
XCOR公司就在这里的一栋小平房里。
公司的创业者们想，传统的航天飞机耗資巨大，为什么不能生产小型、垂直起降、可重复使用的两人座航天飞机？为此，四十多位科学家和创业者在这片荒凉地带工作了十多年。
由中国三十多位企业家、投资人、创业者组成的“美国积木式创新游学考察团”，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周其仁、薛兆丰和海银资本创始合伙人王煜全带领下，花两周时间访问了美国旧金山、洛杉矶、波士顿等地的高校和高科技公司，去探寻美国创新能力的源泉。
被游学考察团成员提及最多的，是美国创新者的想象力。
在洛杉矶，一家研发超级高速列车的创业公司Hyper Loop One在做的事情是，让磁悬浮列车在真空管道中运行，时速可达700公里至800公里，相当于飞机的速度。目前，这种列车已研发出雏形，有客户下了订单。
令薛兆丰感到惊讶的是，这家企业融资不过一亿多美元，只有几十位工程师，却为了这个“近乎疯狂的想法”工作多年。很多人不领工资（因为公司没盈利），而是把工时折成公司股票。
“想造能飞的火车，这件事的成功几率非常小，但问题是干的人为什么冒得出来那么离谱的想法？”周其仁说，与这些“疯狂的”创业者座谈时，其中一位给出的理由是：“万一成了呢？”
在莫哈韦小镇上聚集着一帮太空迷，基本共识是要为太空移民做未雨绸缪的准备。
“他们对未来的想象力给我很大的冲击。”薛兆丰说，“在一件事上，能不能做成还不知道，但不做，成功的机会是零，他们就去做了。”
周其仁认为，这就是美国式创新的一个重要特点——百无禁忌地想，还能动员一群人踏踏实实地干，七年、十年时间就“撂”在那件事情里。
“积木式创新”
一件创新产品，它的各个生产要素可以被模块化，由不同企业研发与生产，再从中挑选世界最顶级的不同模块，像搭积木一样组合成产业链条。这种创新模式，让每家创业企业都可以专注于自己的“长板”。
“积木式创新”发生的背景是社会生产模式的改变，王煜全引用《科学美国人》的观点来解释这种变化：今天的科技是复杂的协作系统，要有多个单位紧密协作，像爱迪生那样单打独斗的创新时代已经结束了。
“近年来，美国小型创新企业爆炸性成长，因为公司像拼积木一样做事情。”王煜全观察到一个特点：在美国，企业领导者也是“积木式”的，“CEO的更换是件正常的事情，一任CEO完成公司这个阶段的任务，就换成能完成下一个阶段任务的CEO。比如，研发型CEO负责把技术做成产品，当产品进入市场，就由市场型CEO接棒。”
相反，在中国，投资人却非常忌讳企业领导人的频繁更换。
大学，创新的源泉
在美国，无数高校的纸面专利变成了创新产品，大学成为美国名副其实的创新源头。
美国和中国的大学都有研发成果，但是接下来就不同了。“研究出来以后怎么弄，这是美国大学和我们的大学今天差距最大的地方。”周其仁说，“美国的专利成果有法律和一系列流程保障。”
美国大学拥有专利的数目庞大，仅麻省理工学院就有3000多项发明专利。正因如此，美国的创新企业数量才如此巨大。
不是所有专利都能赚钱，要有人从市场、产业的角度评估哪些专利更有机会变成产品。周其仁说：“麻省理工学院设有专利办公室从事这项工作，专利授权后其授权收入的三分之一归学校。而中国高校没有这样的部门。”
美国大学学生的研发创新经费之充裕也让游学考察团感到惊讶。麻省理工学院每年有上千亿美元的研发基金投入到教学中。麻省理工学院教授黄亚生介绍，在他为期十周的创新课上，每位学生有5万美元的研究经费。
麻省理工学院地球物理系的一位研究生告诉周其仁，他所在系只有10名研究生，经常是教授带着博士生，硕士生带着本科生全世界走。教授们常对学生讲，“学校给我这么多钱就是给你们服务的，你们有什么问题就来找我”。
周其仁觉得，实地考察和课本上学习知识是完全不同的，美国大学的充裕投资所培养出的学生的知识“厚度”，正是中国大学与美国大学差距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