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1976年1月8日下午，中联部副部长冯铉突然召唤我去他的家中，说有紧急事相商。我突然有种不祥的预感，匆匆忙忙地赶赴他家中。
进入宅门以后，冯铉立即招呼我与他并肩站立，向周恩来肖像三鞠躬，然后极其肃穆沉痛地告称：“敬爱的周总理、你的七爸已经不幸与世长辞了。”我顿时犹如五雷轰顶，目眩头晕。
七爸病重的消息是保密的，但我有些思想准备。早在1973年末至1974年春，七妈邓颖超在同我两次个别谈话时，提到七爸重病缠身，恐有不测。七妈还曾给我看过中医的方子，给我一些暗示，并叮咛我做好最坏的准备。然而，我仍期盼七爸的病情能好转。
我那时从事外事工作。1975年末，我所在单位接到组织上布置的一项特别任务，将一些英文、德文、瑞典文的医药方面的数据翻译成中文。虽然没有告知我们是给哪位领导用以及是哪位领导生病，但我把这些资料与七妈给我看过的药方联系在一起，心中不免十分担忧。尽管有这样的思想准备，但是，我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七爸去世的消息会来得这么快。
当冯铉刚开口想安慰我的时候，七妈的秘书赵炜从西花厅打来电话，向我传达了七妈的指示：通知外地的亲属节哀自重，坚持工作，不要来京参加葬礼及其他悼念活动。
我忍住眼泪，却有意延迟赶赴单位车队，请他们派一辆专车于夜半送我去邮电总局，向居住在全國各地以及离京出差在外的亲属分别打去简短的电话，通知他们按此精神坚守岗位，节哀自重，不要来京。
我经过一番深思，作出了“特别安排”——我没有使用中央单位专用电话机，通过各地党政机要部门迅速传递这一信息，我的内心深处是希望这些亲属在听到广播或从其他渠道获悉这个不幸消息以后，他们可以赶在我的民用电话通知前赶赴北京。我这样做既没有违背七妈的指示，又可以使各地亲属能来京向亲爱的七爸遗体致以最后的敬意。
夜半，我从邮电总局与各地亲友通话回来以后，又作为亲属子弟和中央直属单位代表，赶往北京医院。在亲属中，我是唯一有幸两次在医院个别瞻仰七爸遗容的晚辈子弟。
一个就像车库式的临时安排的太平间，空无他物，毫无装饰。在那里，我见到了守灵的耿飚等领导干部，相互肃然，心情凝重。
11日遗体迁离北京医院时，在医院正门前已经聚集了许多自发赶来参加告别活动的干部群众。他们不顾警卫阻拦，把医院正门围得水泄不通。不知由谁作出的决定，最后改由医院后门移出遗体。
记得行驶在灵车车队前面的第一辆轿车内是王洪文（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第二辆轿车内是汪东兴（时任政治局委员兼中央警卫部队负责人），第三辆轿车内是七妈。第四辆小面包车内是人数不多的亲属，主要是周家各房长子为代表。我作为二房的长子而成为亲属代表之一，也在第四辆车里。长期追随七爸的国务院总理办公室主任童小鹏主动挤进了第四辆车。
绝大部分亲属都没有能够到北京医院瞻仰遗容，他们只能参加在北京劳动人民文化宫举行的吊唁，以此寄托哀思。
在紧随灵车离开北京医院后门的时候，我内心非常不安和担心。因为那天是星期天，天气寒冷，群众又不了解遗体已经从后门移出了，我担心这将是一场避开万众悄无声息的葬礼。
可是，当灵车缓缓驶向长安街的时候，我意外地看到，自北京饭店周围的街道开始，一路上密密麻麻站满了在寒风中肃穆伫立的数以百万计的群众，一望无际的人们随着灵车的离去缓缓向前移动。我感到无比振奋和欣慰，心头就像落下了一块大石头。
在灵车到达八宝山后，罗青长等人将玻璃棺抬进了灵堂。我们少数亲属随着七妈在灵堂玻璃棺前，作最后一次瞻仰。七爸历尽艰辛岁月，体态虽已瘦削，但仍呈现宁静、坚毅、慈祥的面容。
这时，七妈深情地说了一句话：“让小超最后一次瞻仰你。”然后，她转身对我们侄子辈亲属说：“让孩子们尽情地好好地最后一次看上你一眼吧！”我紧随人群移步向前，俯身在玻璃棺上，最后一次瞻仰七爸。虽然我事先要求爱人王章丽和女儿周蓉随时提醒我，届时不要过分哭泣，千万不能让泪水迷糊自己的眼睛，一定要屏住呼吸，看好最后一眼，但我还是禁不住一面流泪一面屏住呼吸轻声地对他说：“亲爱的七爸，让我最后一次尽情地瞻仰您的遗容和您道别吧。”话犹未尽，灵堂厅门突然打开，一群高龄的高级干部纷纷冲向玻璃棺前，把我们亲属一一推开。
我突然感到被人非常用力地推开，回首一看，原来是乔冠华。他俯身将脸面贴向玻璃棺，偌大的一个高个子也情不自禁地泪流满面。
葬礼和追悼会以后，七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台湾厅接见了亲属、身边工作人员和治疗组医护人员，着重指出医护人员已经为了治疗、看护病重的七爸而不遗余力，七爸本人更是坚毅地作过顽强的斗争，最后的结果令人悲痛欲绝，这也是医护人员所不愿意看到的事情。既然医护人员已经竭尽全力进行多方抢救，坚毅的七爸也对顽疾作了不屈不挠的斗争，他们共同战斗在一起，这种战斗的精神和情谊都是极其负责任的可贵的表现。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应该对医护人员的尽心竭力表示感谢，而不应该有其他任何的责疑。当时，我和王章丽原本被挤坐在后排，但七妈的秘书赵炜发现我们后，就招呼我们坐向前排。七妈本来讲话时一直显得坚毅镇定，当她发现我们时，就赶到我和王章丽面前，并和王章丽亲切握手，说道：“章丽，你从英国回来以后，我们还没有找到机会好好谈谈。”此时她不禁声音有点哽咽，眼泪夺眶而出。
我和章丽也忍不住淌下泪来，深切地感到七妈的讲话非常及时，体贴人心，同时我理解也是预防“四人帮”乘机生事的必要提示。这当然是敬爱的七爸生前那种体察群情、精细入微的良好遗风的继续。七妈选择台湾厅举行这次集会并亲临讲话，也意味深长地提示大家：总理生前若干未竟事业尚待努力完成，我们应以实际行动来缅怀和纪念人民的好总理。
进入宅门以后，冯铉立即招呼我与他并肩站立，向周恩来肖像三鞠躬，然后极其肃穆沉痛地告称：“敬爱的周总理、你的七爸已经不幸与世长辞了。”我顿时犹如五雷轰顶，目眩头晕。
七爸病重的消息是保密的，但我有些思想准备。早在1973年末至1974年春，七妈邓颖超在同我两次个别谈话时，提到七爸重病缠身，恐有不测。七妈还曾给我看过中医的方子，给我一些暗示，并叮咛我做好最坏的准备。然而，我仍期盼七爸的病情能好转。
我那时从事外事工作。1975年末，我所在单位接到组织上布置的一项特别任务，将一些英文、德文、瑞典文的医药方面的数据翻译成中文。虽然没有告知我们是给哪位领导用以及是哪位领导生病，但我把这些资料与七妈给我看过的药方联系在一起，心中不免十分担忧。尽管有这样的思想准备，但是，我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七爸去世的消息会来得这么快。
当冯铉刚开口想安慰我的时候，七妈的秘书赵炜从西花厅打来电话，向我传达了七妈的指示：通知外地的亲属节哀自重，坚持工作，不要来京参加葬礼及其他悼念活动。
我忍住眼泪，却有意延迟赶赴单位车队，请他们派一辆专车于夜半送我去邮电总局，向居住在全國各地以及离京出差在外的亲属分别打去简短的电话，通知他们按此精神坚守岗位，节哀自重，不要来京。
我经过一番深思，作出了“特别安排”——我没有使用中央单位专用电话机，通过各地党政机要部门迅速传递这一信息，我的内心深处是希望这些亲属在听到广播或从其他渠道获悉这个不幸消息以后，他们可以赶在我的民用电话通知前赶赴北京。我这样做既没有违背七妈的指示，又可以使各地亲属能来京向亲爱的七爸遗体致以最后的敬意。
夜半，我从邮电总局与各地亲友通话回来以后，又作为亲属子弟和中央直属单位代表，赶往北京医院。在亲属中，我是唯一有幸两次在医院个别瞻仰七爸遗容的晚辈子弟。
一个就像车库式的临时安排的太平间，空无他物，毫无装饰。在那里，我见到了守灵的耿飚等领导干部，相互肃然，心情凝重。
11日遗体迁离北京医院时，在医院正门前已经聚集了许多自发赶来参加告别活动的干部群众。他们不顾警卫阻拦，把医院正门围得水泄不通。不知由谁作出的决定，最后改由医院后门移出遗体。
记得行驶在灵车车队前面的第一辆轿车内是王洪文（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第二辆轿车内是汪东兴（时任政治局委员兼中央警卫部队负责人），第三辆轿车内是七妈。第四辆小面包车内是人数不多的亲属，主要是周家各房长子为代表。我作为二房的长子而成为亲属代表之一，也在第四辆车里。长期追随七爸的国务院总理办公室主任童小鹏主动挤进了第四辆车。
绝大部分亲属都没有能够到北京医院瞻仰遗容，他们只能参加在北京劳动人民文化宫举行的吊唁，以此寄托哀思。
在紧随灵车离开北京医院后门的时候，我内心非常不安和担心。因为那天是星期天，天气寒冷，群众又不了解遗体已经从后门移出了，我担心这将是一场避开万众悄无声息的葬礼。
可是，当灵车缓缓驶向长安街的时候，我意外地看到，自北京饭店周围的街道开始，一路上密密麻麻站满了在寒风中肃穆伫立的数以百万计的群众，一望无际的人们随着灵车的离去缓缓向前移动。我感到无比振奋和欣慰，心头就像落下了一块大石头。
在灵车到达八宝山后，罗青长等人将玻璃棺抬进了灵堂。我们少数亲属随着七妈在灵堂玻璃棺前，作最后一次瞻仰。七爸历尽艰辛岁月，体态虽已瘦削，但仍呈现宁静、坚毅、慈祥的面容。
这时，七妈深情地说了一句话：“让小超最后一次瞻仰你。”然后，她转身对我们侄子辈亲属说：“让孩子们尽情地好好地最后一次看上你一眼吧！”我紧随人群移步向前，俯身在玻璃棺上，最后一次瞻仰七爸。虽然我事先要求爱人王章丽和女儿周蓉随时提醒我，届时不要过分哭泣，千万不能让泪水迷糊自己的眼睛，一定要屏住呼吸，看好最后一眼，但我还是禁不住一面流泪一面屏住呼吸轻声地对他说：“亲爱的七爸，让我最后一次尽情地瞻仰您的遗容和您道别吧。”话犹未尽，灵堂厅门突然打开，一群高龄的高级干部纷纷冲向玻璃棺前，把我们亲属一一推开。
我突然感到被人非常用力地推开，回首一看，原来是乔冠华。他俯身将脸面贴向玻璃棺，偌大的一个高个子也情不自禁地泪流满面。
葬礼和追悼会以后，七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台湾厅接见了亲属、身边工作人员和治疗组医护人员，着重指出医护人员已经为了治疗、看护病重的七爸而不遗余力，七爸本人更是坚毅地作过顽强的斗争，最后的结果令人悲痛欲绝，这也是医护人员所不愿意看到的事情。既然医护人员已经竭尽全力进行多方抢救，坚毅的七爸也对顽疾作了不屈不挠的斗争，他们共同战斗在一起，这种战斗的精神和情谊都是极其负责任的可贵的表现。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应该对医护人员的尽心竭力表示感谢，而不应该有其他任何的责疑。当时，我和王章丽原本被挤坐在后排，但七妈的秘书赵炜发现我们后，就招呼我们坐向前排。七妈本来讲话时一直显得坚毅镇定，当她发现我们时，就赶到我和王章丽面前，并和王章丽亲切握手，说道：“章丽，你从英国回来以后，我们还没有找到机会好好谈谈。”此时她不禁声音有点哽咽，眼泪夺眶而出。
我和章丽也忍不住淌下泪来，深切地感到七妈的讲话非常及时，体贴人心，同时我理解也是预防“四人帮”乘机生事的必要提示。这当然是敬爱的七爸生前那种体察群情、精细入微的良好遗风的继续。七妈选择台湾厅举行这次集会并亲临讲话，也意味深长地提示大家：总理生前若干未竟事业尚待努力完成，我们应以实际行动来缅怀和纪念人民的好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