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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B22 文献标识码：A
摘要：经学即作为一门学问又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是确立在经学政治化和经学信仰化的双重路轨上的。经学的政治化就是统治思想的经学化或者说是经学向统治思想的靠拢，既是个人通经入仕的规模化又是国家通经治国制度化的结果。经学的信仰化就是儒家学者在研读经书时对统治意识、政治权威、国家教化风俗等的信仰的大众化。不论是经学的政治化还是经学的信仰化，其内在的蕴含着一种“统一”意识。这种统一意识既有国家意志的统一又有个人精神意识的统一。
关键词：经学;政治;信仰
经学是以儒家经典为文本、以孔子为起始的儒家学说为政治意识的一种思想，也可以视为是一门统一国家意识和个人思想的学问。经学是思想统一的标准，只能学习用来解说国家统治的合理性和国家意志的权威性，不准怀疑、违反。两汉之学被历来学者冠之以“经学时代”。①经学，大的有汉学、宋学之争，汉学之中有今文经学、古文经学之争，今文经学中又有齐学、鲁学之争，齐学中又有不同的师法、家法之争。这些派别表面上看起来是由于对经典的不同理解所产生的经学问题，而实质却是现实社会中不同阶层、不同集团的不同政治利益在学术上的集中反映。但经学总体上是一致的，它们都是在经学的范围内，通过对中国封建政府法定的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派的经典的解释来展开论争的，都尊奉孔子为圣人，都服务于现实的封建政治。蕴涵着封建的伦理政治制度是神圣的思想观念。经学与政治的关系是多方面的，经学服务于现实政治也是多层面的，这种服务而且是双向互动的，经学既为政治辩护而政治又为经学开路。经学作为一门学问又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是确立在经学政治化和经学信仰化的双重路轨上的。经学的政治化就是统治思想的经学化或者经学向统治思想的靠拢，是个人通经入仕的规模化，是国家通经治国制度化的结果。经学的信仰化就是儒家学者在研读经书时对统治意识、政治权威、国家教化风俗等的信仰的大众化。不论是经学的政治化还是经学的信仰化，起内在的蕴含着一种“统一”意识。这种统一意识既有国家意志的统一又有个人精神意识的统一。经学的政治化就是经学的统一功用在国家形态和国家意志层面上展现于人民面前的一种权威，而经学的信仰化就是经学的统一功用在个人层面上对儒生精神意识和思想构成的内在强迫。
一、经学政治化中统一意识在国家意识和形态上的功用
汉武帝时期之所以确立经学的官方学术地位，其根本的原因之一也就是要以六经和儒学来统一全社会的思想，用思想统一来维护政治统一。“自武帝立《五经》博士，开弟子员，设科射策，劝以官禄，迄于原始，自有余年，传业者浸盛，一经说至百余万言，大师众至千余人，盖利禄之途然也。”②董仲舒在答对汉武帝的《天人三策》中明确指出：“《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其道，勿使并进;邪辟（pì）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
唐太宗命孔颖达等撰《五经正义》颁布天下;宋代王安石主持对《诗》、《书》、《周礼》的重新注解，号为“三经新义”，统一社会思想。朱熹编《四书集注》亦有此意。经书是上古、三代社会生活的记载，其中尤其侧重于对古代政治的记载，在后代经学家眼里，那时的政治是圣王之政，是后代必须学习的理想目标。所以，经学的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研究经书中记载的圣王之政，将其应用到现实的政治制度建设上来，使上古、三代的圣王之政再现于当时的封建王朝，这在古代就叫做通经致用。如以《禹贡》治河，以《洪范》察变，以《春秋》决狱，以三百五篇当谏书，治一经得一经之益也。汉大将军霍光废掉昌邑王而立病已（汉宣帝）即位，理由是病已学过《诗》、《论语》、《孝经》等儒家经典。王莽以《周礼》改制。
经学与政治的双向互动关系。经学从总体上讲是为现实政治服务的，政治理论与实践毕竟是两个领域，道和政彼此间矛盾、不一致是驰名难免的，作为现实的政治统治集团往往从自身利益出发，直接出面干预经学的理论问题。汉代的皇帝利用政权力量统一经学。汉宣帝在公元前51年参加石渠阁会议，东汉章帝于公元79年，又大集群儒于白虎观讨论五经同异，这次会议的记录由班固写定为《白虎观通德论》，由朝廷颁布全国。具体讲，从学派上说，今文经学相对于古文经学来说，更关注现实政治;从历史上看，早期的经学对政治的影响较为广泛，特别重视通经致用，积极干预政治，而后期的经学如宋学则侧重于经学对人的思想、道德的熏陶，如心性修养等。且经学与政治的关系是双向互动的。过去对董仲舒一直有误解，认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董仲舒一人促成的;误解之二是，从此禁绝了儒家之外的诸子百家。其实早在董仲舒对策之前，汉武帝就采纳了丞相王绾（wǎn）的建议，罢黜了专治申不害、商鞅、韩非之言的贤良。建元六年（公元前145年）武帝启用“好儒术”的田蚡（fén）为相，放手让他把不研究儒家经典的太常博士一律罢黜，把黄老刑名等百家之言排斥于官学之外，以优厚待遇延揽儒生数百人进入政府。这一系列措施就是所谓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汉武帝设立五经博士，儒学从此成为官学。并建立太学（国立大学），教授五经，从学官弟子里选拔官吏。经学成为“学而优则仕”的工具，经学特殊地位的确立，显示儒学的官学化正在逐步形成。经学成为当官的敲门砖。
注释与阐述儒家经典的经学作为一门政治色彩极为浓厚的正统学问，成为知识分子关注的焦点。从汉武帝起，历代帝王所需的儒术或经术，主要是用儒家经典的语言包装的统治术。他们只承认本朝开创或修订的制度符合天道，留给经学家的任务只是对此加以论证，以符合孔子所憧憬的不变的天道。董仲舒在“天人三策”中说天和道都不会变，需要尊崇的是孔子的术，因为孔子最反对变更现存的统治秩序。通经致用是途径，即善于附会经典所记的圣贤言论，为现政权进行辩护、粉饰，当作明白“经术”的考试标准。由于这种特殊背景，汉武帝以来经学日趋昌盛。“自此，经学或作为进行社会政治改革的传统依据和 理想模式，或作为制定现行法律而必须参照的先王典章和传世之术，由此经典也就有了实践的意义。”③ 二、经学信仰化中统一意识在个人精神意识和思想构成上的功用
儒家知识分子努力地试图去认识仁的完整意义，仁不是孤立的个人行为，而是一种公共行为，一种对超越的回应，一种对集体的响应。人是中国传统思想的价值源泉，此而中国传统思想明显地具备重人伦的特点。从先泰的孔子、孟子.到汉唐的董仲舒、韩愈，甚至宋明理学的朱熹、王阳明，都是以人的自我体认、自我修养、自我完善为根本宗旨，形成了一整套注重人生修养的封建伦理准则，这种伦理准则体现在哲学思想和政治思想之中，使整个传统思想具有重人伦、显人格的特点。这种重人伦的特点以阐明人生哲理为基本领向，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强调人与自然的关系，注重天人合一，天理与人理的统一，最终实现人与天地万物为一体的境界;二是强调人的自觉能动性，注意发挥人自身的潜能。这种重人伦的特点，还体现在治世主张上，主要显现于三个层次上，一是国家是人伦关系的纽带.在国家的形态中展示出多层次的人伦关系，二是君主是人伦关系的中心，封建社会的政治是封建君主的个人专制，君臣关系、君民关系等等都是以君主为中心的;三是民众是人伦关系的基础，封建社会的洽世主张，注重的是如何治民、驭民，民众的地位至关重要，构成了人伦关系的基础。中国封建时期的传统思想这种重人伦的特点显得深沉有力，潜力无穷，既能发掘出中华民族的真正有价值的东西，同时也深深地积淀下自身不可超越的认同。中国传统思想是中国古代社会民族告慧的结晶，它的主体是中国传统哲学思想、中国传统伦理思想和中国传统政治思想。这些思想的中以点是究天人之际，明修已之道，述治世宗旨，即从哲学的高度认识字宙，以伦理规范体察人生，最后归结为封建社会的治国安邦。这样，这些思想不是彼此孤立的教条，而是有着内在联系的有机整体。中国古代的思想家不是孤立地讲思辨哲学，不是孤立地讲伦理说教，也不是孤立地提出治世主张，而是将三者融合在一起，形成了从学科角度讲是互相交又的思想，诸如伦理政治、人生哲学等等，我们按学科进行分门别矣的研究，是为了从整体上探索它们的内在联系提供线索，是为了更为明晰地发现个回传统思想混然一体的本来面目。经学是传统哲学在思辨中的高度概括和在现实社会中实践性的总结，又是伦理思想在大众内心中最为普遍的认同和最深层次的回应。个人的精神表现于伦理社会就是一个社会的政治统治意志，而且这种统治意志是极为成功的，因为不仅普遍于民众之中且深化与民族之中。
哲学思维是一种理论之所以称之为理论的基础。中国历史上的思想家在解决政治问题和伦理问题的过程中，首先都是从宇宙观上提出根据，使政治思想、伦理思想具有哲学理论的色彩。在长期的封建社会中，统治阶级为了维护专制统治，人间的力量以非人间的力量为主宰，政治统治以非政治的力量为根据，这种准则作为超越于政治生活和人生伦理之上的力量，成为政治思想和伦理思想的理论根据。伦理思想构成行为准则。在中国长期封建社会中，政治生活是以伦理准则来规范的，治世活动严格限定在封建伦理规范之内，使政治生活蒙上伦理的面纱，无论是作为统治者的治世主体的封建君主，还是作为被统治者的治世客体的广大民众，都受一定的封建伦理规范的约束，所以，在哲学思想的理论基础上，为达到治国平天下的儒生制定了一套以人性为基础、以修养为途径、以境界为最终人生行为的准则。
“东汉时，即使是帝王组织儒生讨论，并钦定的《白虎通义》，也包含了儒生试图‘限制君主’的思想。所以，有学者指出《白虎通义》是一部制度化的经学施政大典，包含了三种限制王权，维护国家长治久安的方法，并将其纳入典章制度之中，即‘约之以德、制之以天、合之以制’”。④中国传统社会中在哲学领域、政治领域乃至伦理领域没有独立的篇章著作，被儒家称之为的“四书五经”和“十三经”中无不包含着哲学思想、政治思想、伦理思想，当你自认为从《大学》中读得做人处事的哲学思想时，其实你已经懂得了《大学》中的政治思想和伦理思想。内在的包含和相互融合下的互通是中国传统经典的特点。经学就是在对传统儒家经典进行阐释和解读中形成的学问和意识，从中体现出每部儒家经典中内在镶嵌的政治思想、伦理思想和哲学思想应该是经学本身所具有的特点之一。中国传统文人就是在对传统经典进行寒窗苦读的时候形成了具有同一向心维度的认同感和信仰感，这种认同感就是儒家文化环境下意识主体的个人性格和内心精神。经学就是在这种潜移默化的熏染下引导出了中国文人的精神品德和知行方法。
注解：
①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0年版 第3页
②班固：《汉书》 北京 中华书局 1981年版
③姜广辉：《中国经学思想史》第2卷 中国社会可以出版社 2003年版 第261页
④姜广辉：《中国经学思想史》第2卷 中国社会可以出版社 2003年版 第263页
参考文献：
[1]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0年版
[2]班固：《汉书》 北京 中华书局 1981年版
[3]姜广辉：《中国经学思想史》第2卷 中国社会可以出版社 2003年版
[4]皮锡瑞：《经学历史》 中华书局 2011年9月版
作者简介：
杨成才（1987—），男，汉族，青海省西宁市人，学者，哲学硕士，单位：西藏民族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中国哲学专业，研究方向：藏传佛教研究。
李士朋（1988—），男，汉族，山西省运城市人，学者，哲学硕士，单位：西藏民族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中国哲学专业，研究方向：中西哲学比较研究。
摘要：经学即作为一门学问又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是确立在经学政治化和经学信仰化的双重路轨上的。经学的政治化就是统治思想的经学化或者说是经学向统治思想的靠拢，既是个人通经入仕的规模化又是国家通经治国制度化的结果。经学的信仰化就是儒家学者在研读经书时对统治意识、政治权威、国家教化风俗等的信仰的大众化。不论是经学的政治化还是经学的信仰化，其内在的蕴含着一种“统一”意识。这种统一意识既有国家意志的统一又有个人精神意识的统一。
关键词：经学;政治;信仰
经学是以儒家经典为文本、以孔子为起始的儒家学说为政治意识的一种思想，也可以视为是一门统一国家意识和个人思想的学问。经学是思想统一的标准，只能学习用来解说国家统治的合理性和国家意志的权威性，不准怀疑、违反。两汉之学被历来学者冠之以“经学时代”。①经学，大的有汉学、宋学之争，汉学之中有今文经学、古文经学之争，今文经学中又有齐学、鲁学之争，齐学中又有不同的师法、家法之争。这些派别表面上看起来是由于对经典的不同理解所产生的经学问题，而实质却是现实社会中不同阶层、不同集团的不同政治利益在学术上的集中反映。但经学总体上是一致的，它们都是在经学的范围内，通过对中国封建政府法定的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派的经典的解释来展开论争的，都尊奉孔子为圣人，都服务于现实的封建政治。蕴涵着封建的伦理政治制度是神圣的思想观念。经学与政治的关系是多方面的，经学服务于现实政治也是多层面的，这种服务而且是双向互动的，经学既为政治辩护而政治又为经学开路。经学作为一门学问又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是确立在经学政治化和经学信仰化的双重路轨上的。经学的政治化就是统治思想的经学化或者经学向统治思想的靠拢，是个人通经入仕的规模化，是国家通经治国制度化的结果。经学的信仰化就是儒家学者在研读经书时对统治意识、政治权威、国家教化风俗等的信仰的大众化。不论是经学的政治化还是经学的信仰化，起内在的蕴含着一种“统一”意识。这种统一意识既有国家意志的统一又有个人精神意识的统一。经学的政治化就是经学的统一功用在国家形态和国家意志层面上展现于人民面前的一种权威，而经学的信仰化就是经学的统一功用在个人层面上对儒生精神意识和思想构成的内在强迫。
一、经学政治化中统一意识在国家意识和形态上的功用
汉武帝时期之所以确立经学的官方学术地位，其根本的原因之一也就是要以六经和儒学来统一全社会的思想，用思想统一来维护政治统一。“自武帝立《五经》博士，开弟子员，设科射策，劝以官禄，迄于原始，自有余年，传业者浸盛，一经说至百余万言，大师众至千余人，盖利禄之途然也。”②董仲舒在答对汉武帝的《天人三策》中明确指出：“《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其道，勿使并进;邪辟（pì）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
唐太宗命孔颖达等撰《五经正义》颁布天下;宋代王安石主持对《诗》、《书》、《周礼》的重新注解，号为“三经新义”，统一社会思想。朱熹编《四书集注》亦有此意。经书是上古、三代社会生活的记载，其中尤其侧重于对古代政治的记载，在后代经学家眼里，那时的政治是圣王之政，是后代必须学习的理想目标。所以，经学的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研究经书中记载的圣王之政，将其应用到现实的政治制度建设上来，使上古、三代的圣王之政再现于当时的封建王朝，这在古代就叫做通经致用。如以《禹贡》治河，以《洪范》察变，以《春秋》决狱，以三百五篇当谏书，治一经得一经之益也。汉大将军霍光废掉昌邑王而立病已（汉宣帝）即位，理由是病已学过《诗》、《论语》、《孝经》等儒家经典。王莽以《周礼》改制。
经学与政治的双向互动关系。经学从总体上讲是为现实政治服务的，政治理论与实践毕竟是两个领域，道和政彼此间矛盾、不一致是驰名难免的，作为现实的政治统治集团往往从自身利益出发，直接出面干预经学的理论问题。汉代的皇帝利用政权力量统一经学。汉宣帝在公元前51年参加石渠阁会议，东汉章帝于公元79年，又大集群儒于白虎观讨论五经同异，这次会议的记录由班固写定为《白虎观通德论》，由朝廷颁布全国。具体讲，从学派上说，今文经学相对于古文经学来说，更关注现实政治;从历史上看，早期的经学对政治的影响较为广泛，特别重视通经致用，积极干预政治，而后期的经学如宋学则侧重于经学对人的思想、道德的熏陶，如心性修养等。且经学与政治的关系是双向互动的。过去对董仲舒一直有误解，认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董仲舒一人促成的;误解之二是，从此禁绝了儒家之外的诸子百家。其实早在董仲舒对策之前，汉武帝就采纳了丞相王绾（wǎn）的建议，罢黜了专治申不害、商鞅、韩非之言的贤良。建元六年（公元前145年）武帝启用“好儒术”的田蚡（fén）为相，放手让他把不研究儒家经典的太常博士一律罢黜，把黄老刑名等百家之言排斥于官学之外，以优厚待遇延揽儒生数百人进入政府。这一系列措施就是所谓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汉武帝设立五经博士，儒学从此成为官学。并建立太学（国立大学），教授五经，从学官弟子里选拔官吏。经学成为“学而优则仕”的工具，经学特殊地位的确立，显示儒学的官学化正在逐步形成。经学成为当官的敲门砖。
注释与阐述儒家经典的经学作为一门政治色彩极为浓厚的正统学问，成为知识分子关注的焦点。从汉武帝起，历代帝王所需的儒术或经术，主要是用儒家经典的语言包装的统治术。他们只承认本朝开创或修订的制度符合天道，留给经学家的任务只是对此加以论证，以符合孔子所憧憬的不变的天道。董仲舒在“天人三策”中说天和道都不会变，需要尊崇的是孔子的术，因为孔子最反对变更现存的统治秩序。通经致用是途径，即善于附会经典所记的圣贤言论，为现政权进行辩护、粉饰，当作明白“经术”的考试标准。由于这种特殊背景，汉武帝以来经学日趋昌盛。“自此，经学或作为进行社会政治改革的传统依据和 理想模式，或作为制定现行法律而必须参照的先王典章和传世之术，由此经典也就有了实践的意义。”③ 二、经学信仰化中统一意识在个人精神意识和思想构成上的功用
儒家知识分子努力地试图去认识仁的完整意义，仁不是孤立的个人行为，而是一种公共行为，一种对超越的回应，一种对集体的响应。人是中国传统思想的价值源泉，此而中国传统思想明显地具备重人伦的特点。从先泰的孔子、孟子.到汉唐的董仲舒、韩愈，甚至宋明理学的朱熹、王阳明，都是以人的自我体认、自我修养、自我完善为根本宗旨，形成了一整套注重人生修养的封建伦理准则，这种伦理准则体现在哲学思想和政治思想之中，使整个传统思想具有重人伦、显人格的特点。这种重人伦的特点以阐明人生哲理为基本领向，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强调人与自然的关系，注重天人合一，天理与人理的统一，最终实现人与天地万物为一体的境界;二是强调人的自觉能动性，注意发挥人自身的潜能。这种重人伦的特点，还体现在治世主张上，主要显现于三个层次上，一是国家是人伦关系的纽带.在国家的形态中展示出多层次的人伦关系，二是君主是人伦关系的中心，封建社会的政治是封建君主的个人专制，君臣关系、君民关系等等都是以君主为中心的;三是民众是人伦关系的基础，封建社会的洽世主张，注重的是如何治民、驭民，民众的地位至关重要，构成了人伦关系的基础。中国封建时期的传统思想这种重人伦的特点显得深沉有力，潜力无穷，既能发掘出中华民族的真正有价值的东西，同时也深深地积淀下自身不可超越的认同。中国传统思想是中国古代社会民族告慧的结晶，它的主体是中国传统哲学思想、中国传统伦理思想和中国传统政治思想。这些思想的中以点是究天人之际，明修已之道，述治世宗旨，即从哲学的高度认识字宙，以伦理规范体察人生，最后归结为封建社会的治国安邦。这样，这些思想不是彼此孤立的教条，而是有着内在联系的有机整体。中国古代的思想家不是孤立地讲思辨哲学，不是孤立地讲伦理说教，也不是孤立地提出治世主张，而是将三者融合在一起，形成了从学科角度讲是互相交又的思想，诸如伦理政治、人生哲学等等，我们按学科进行分门别矣的研究，是为了从整体上探索它们的内在联系提供线索，是为了更为明晰地发现个回传统思想混然一体的本来面目。经学是传统哲学在思辨中的高度概括和在现实社会中实践性的总结，又是伦理思想在大众内心中最为普遍的认同和最深层次的回应。个人的精神表现于伦理社会就是一个社会的政治统治意志，而且这种统治意志是极为成功的，因为不仅普遍于民众之中且深化与民族之中。
哲学思维是一种理论之所以称之为理论的基础。中国历史上的思想家在解决政治问题和伦理问题的过程中，首先都是从宇宙观上提出根据，使政治思想、伦理思想具有哲学理论的色彩。在长期的封建社会中，统治阶级为了维护专制统治，人间的力量以非人间的力量为主宰，政治统治以非政治的力量为根据，这种准则作为超越于政治生活和人生伦理之上的力量，成为政治思想和伦理思想的理论根据。伦理思想构成行为准则。在中国长期封建社会中，政治生活是以伦理准则来规范的，治世活动严格限定在封建伦理规范之内，使政治生活蒙上伦理的面纱，无论是作为统治者的治世主体的封建君主，还是作为被统治者的治世客体的广大民众，都受一定的封建伦理规范的约束，所以，在哲学思想的理论基础上，为达到治国平天下的儒生制定了一套以人性为基础、以修养为途径、以境界为最终人生行为的准则。
“东汉时，即使是帝王组织儒生讨论，并钦定的《白虎通义》，也包含了儒生试图‘限制君主’的思想。所以，有学者指出《白虎通义》是一部制度化的经学施政大典，包含了三种限制王权，维护国家长治久安的方法，并将其纳入典章制度之中，即‘约之以德、制之以天、合之以制’”。④中国传统社会中在哲学领域、政治领域乃至伦理领域没有独立的篇章著作，被儒家称之为的“四书五经”和“十三经”中无不包含着哲学思想、政治思想、伦理思想，当你自认为从《大学》中读得做人处事的哲学思想时，其实你已经懂得了《大学》中的政治思想和伦理思想。内在的包含和相互融合下的互通是中国传统经典的特点。经学就是在对传统儒家经典进行阐释和解读中形成的学问和意识，从中体现出每部儒家经典中内在镶嵌的政治思想、伦理思想和哲学思想应该是经学本身所具有的特点之一。中国传统文人就是在对传统经典进行寒窗苦读的时候形成了具有同一向心维度的认同感和信仰感，这种认同感就是儒家文化环境下意识主体的个人性格和内心精神。经学就是在这种潜移默化的熏染下引导出了中国文人的精神品德和知行方法。
注解：
①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0年版 第3页
②班固：《汉书》 北京 中华书局 1981年版
③姜广辉：《中国经学思想史》第2卷 中国社会可以出版社 2003年版 第261页
④姜广辉：《中国经学思想史》第2卷 中国社会可以出版社 2003年版 第263页
参考文献：
[1]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0年版
[2]班固：《汉书》 北京 中华书局 1981年版
[3]姜广辉：《中国经学思想史》第2卷 中国社会可以出版社 2003年版
[4]皮锡瑞：《经学历史》 中华书局 2011年9月版
作者简介：
杨成才（1987—），男，汉族，青海省西宁市人，学者，哲学硕士，单位：西藏民族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中国哲学专业，研究方向：藏传佛教研究。
李士朋（1988—），男，汉族，山西省运城市人，学者，哲学硕士，单位：西藏民族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中国哲学专业，研究方向：中西哲学比较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