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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人张二棍的诗是朴素的诗，亦是感人的诗；朴素与感人，几乎是好诗的双核，却在当下诗歌中变得稀有。
张二棍的诗与他的职业和生活经历——地质队队员——咬合在一起，这是我对他的诗有特别的亲切感的缘由，基于我自己出生并成长于地质队家属院的事实；但他的诗又超越了我所熟悉的传统意义上的“地质勘探队员之歌”一类的“山野诗”，也迥异于文人骚客以亲近自然之名行亵渎自然之实的“山水诗”。当然，诗歌读者完全可以忽略张二棍的职业身份，直接进入他的诗，感受他对山川草木、对风土人情的感怀与悲悯；我则在他的身上/诗里看到的是我许多的发小正在经历的一切。不同的是，在钻机轰鸣着向地心挺进的同时，张二棍也让他的笔不屈不饶地穿透结构复杂的地壳，进入生活的心脏。
罗伯特·弗罗斯特相信：“每一首诗，每一篇短篇小说，都是由信仰而不是机谋写成的。”（《诗教》）机谋如果有什么可憎之处，不在于写作者使用何种技法，在于他没有意识到，写作的信仰来自生活的信仰；生活的信仰是基于对生活的朴素的感知和领悟，这朴素里有真诚，也有真理的成分。在张二棍这里，渺小的个体在庞大的世界里是卑微的，这卑微源于敬畏，这敬畏会被带入到言词中。在《六言》中，“俯首”被“埋首”取代，也许因为前者有某种不甘心的成分，有伺机而动的欲望，这是不需要的。“埋首人间”的具象化表达，是诗人一再写到的草。比如在《听，羊群咀嚼的声音》中，草的“咔咔的声音”来自被吞噬，这并不值得悲伤，因为万物各归其位，自有其用途——这就是“命”。“青黄不接”而永不消失的草，是广大世界里的低矮而卑贱的无名者的象征。
至于诗人，当然不会把自己剔除在草民之外，不过正像他说的：“更多的时候，我应该是彷徨的，卑怯的，懦弱的，在用诗歌不断的反对自己，唤醒自己。”《大风吹》可以看作诗人在“反对自己，唤醒自己”之后的自我形象诠释与定位，也是他写得最好的诗篇之一。他有着悲悯，面对如他一样的草民；也有着冷峻，置身于“暴虐的刀子”的寒光中。他是卑微的，当他蹲下身子侧耳捕捉草生长的声音；他也有着不能被尖刀剔除干净的骨头，当他站在北方荒原的大风中摇摆。因此，诗人发出“让我长成一棵草吧”的吁请，何其自然：“记住： 我曾经青过，/白的，是我留在这尘世的/骨骼”（《让我长成一棵草吧》）
在为人称道的诗篇中，诗人的表现方式基本上是白描的，同时保持着某种叙说的节制。《穿墙术》的首节是对现实场景的真实描摹，只有最后一句“穿诗而出”。次节则是“我”设身处地的对疼痛的感受，诗人直视着墙，“……不知道一面墙/吸纳了多少苦痛/才变得如此苍白”，直到墙在这种直视下完成了拟人化，成为一位希望吸纳孩子的痛苦而甘愿苍白下去的母亲：“她把孩子搂住/仿佛一面颤抖的墙/伸出了手”。墙是疼的；墙是苍白的；墙是颤抖的母亲的怀抱。那一刻，所有的读者，都愿意伸出一双颤抖的手，让疼痛从孩子身上移走。
有评论谈及张二棍的诗集《旷野》时认为，它很好地诠释了“青春”的含义：鲜活、多变、干净、痛苦、挣扎、倔强、充满想象力。而诗人自己只敢认领“鲜活、干净、挣扎”这三个词：“鲜活是一个诗人的立诗之本，干净是一个人的立人之本，而挣扎，则是全人类逃避不了的。……唯其挣扎，才有了宗教、哲学、文学、科学等等的不断进化。……我甚至想说，感谢人类有了挣扎。”倘若说《在乡下，神是朴素的》一诗凸显的是鲜活、干净的力量，《穿墙术》则在鲜活、干净之外，指向了人生在世的无奈、痛苦的挣扎，既是孩子的也是母亲的，既是作为旁观者的“我”的也是作为阅读诗歌的我们的。倘若说挣扎是人类的永恒归宿，除了领受和感恩，诗人和我们没有别的抉择。记住与记录，因此成为张二棍写作的源初动机。这一动机与他在写作中力求达至鲜活、干净，呈现人的挣扎的艺术效果之间，有着隐秘而倔强的精神联系，其目的可以理解为抵抗遗忘，记住那些无边无际、无名无姓的现实中的人，以及现实本身。
魏天无，文学博士，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华中学术》副主编，兼任湖北文学理论与批评研究中心研究员、华中师范大学诗歌研究中心研究员。美国孟菲斯大学（UM）交换学者（2012—2013）。出版专著（合著）四部，发表论文、评论、随笔百余篇。
张二棍的诗与他的职业和生活经历——地质队队员——咬合在一起，这是我对他的诗有特别的亲切感的缘由，基于我自己出生并成长于地质队家属院的事实；但他的诗又超越了我所熟悉的传统意义上的“地质勘探队员之歌”一类的“山野诗”，也迥异于文人骚客以亲近自然之名行亵渎自然之实的“山水诗”。当然，诗歌读者完全可以忽略张二棍的职业身份，直接进入他的诗，感受他对山川草木、对风土人情的感怀与悲悯；我则在他的身上/诗里看到的是我许多的发小正在经历的一切。不同的是，在钻机轰鸣着向地心挺进的同时，张二棍也让他的笔不屈不饶地穿透结构复杂的地壳，进入生活的心脏。
罗伯特·弗罗斯特相信：“每一首诗，每一篇短篇小说，都是由信仰而不是机谋写成的。”（《诗教》）机谋如果有什么可憎之处，不在于写作者使用何种技法，在于他没有意识到，写作的信仰来自生活的信仰；生活的信仰是基于对生活的朴素的感知和领悟，这朴素里有真诚，也有真理的成分。在张二棍这里，渺小的个体在庞大的世界里是卑微的，这卑微源于敬畏，这敬畏会被带入到言词中。在《六言》中，“俯首”被“埋首”取代，也许因为前者有某种不甘心的成分，有伺机而动的欲望，这是不需要的。“埋首人间”的具象化表达，是诗人一再写到的草。比如在《听，羊群咀嚼的声音》中，草的“咔咔的声音”来自被吞噬，这并不值得悲伤，因为万物各归其位，自有其用途——这就是“命”。“青黄不接”而永不消失的草，是广大世界里的低矮而卑贱的无名者的象征。
至于诗人，当然不会把自己剔除在草民之外，不过正像他说的：“更多的时候，我应该是彷徨的，卑怯的，懦弱的，在用诗歌不断的反对自己，唤醒自己。”《大风吹》可以看作诗人在“反对自己，唤醒自己”之后的自我形象诠释与定位，也是他写得最好的诗篇之一。他有着悲悯，面对如他一样的草民；也有着冷峻，置身于“暴虐的刀子”的寒光中。他是卑微的，当他蹲下身子侧耳捕捉草生长的声音；他也有着不能被尖刀剔除干净的骨头，当他站在北方荒原的大风中摇摆。因此，诗人发出“让我长成一棵草吧”的吁请，何其自然：“记住： 我曾经青过，/白的，是我留在这尘世的/骨骼”（《让我长成一棵草吧》）
在为人称道的诗篇中，诗人的表现方式基本上是白描的，同时保持着某种叙说的节制。《穿墙术》的首节是对现实场景的真实描摹，只有最后一句“穿诗而出”。次节则是“我”设身处地的对疼痛的感受，诗人直视着墙，“……不知道一面墙/吸纳了多少苦痛/才变得如此苍白”，直到墙在这种直视下完成了拟人化，成为一位希望吸纳孩子的痛苦而甘愿苍白下去的母亲：“她把孩子搂住/仿佛一面颤抖的墙/伸出了手”。墙是疼的；墙是苍白的；墙是颤抖的母亲的怀抱。那一刻，所有的读者，都愿意伸出一双颤抖的手，让疼痛从孩子身上移走。
有评论谈及张二棍的诗集《旷野》时认为，它很好地诠释了“青春”的含义：鲜活、多变、干净、痛苦、挣扎、倔强、充满想象力。而诗人自己只敢认领“鲜活、干净、挣扎”这三个词：“鲜活是一个诗人的立诗之本，干净是一个人的立人之本，而挣扎，则是全人类逃避不了的。……唯其挣扎，才有了宗教、哲学、文学、科学等等的不断进化。……我甚至想说，感谢人类有了挣扎。”倘若说《在乡下，神是朴素的》一诗凸显的是鲜活、干净的力量，《穿墙术》则在鲜活、干净之外，指向了人生在世的无奈、痛苦的挣扎，既是孩子的也是母亲的，既是作为旁观者的“我”的也是作为阅读诗歌的我们的。倘若说挣扎是人类的永恒归宿，除了领受和感恩，诗人和我们没有别的抉择。记住与记录，因此成为张二棍写作的源初动机。这一动机与他在写作中力求达至鲜活、干净，呈现人的挣扎的艺术效果之间，有着隐秘而倔强的精神联系，其目的可以理解为抵抗遗忘，记住那些无边无际、无名无姓的现实中的人，以及现实本身。
魏天无，文学博士，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华中学术》副主编，兼任湖北文学理论与批评研究中心研究员、华中师范大学诗歌研究中心研究员。美国孟菲斯大学（UM）交换学者（2012—2013）。出版专著（合著）四部，发表论文、评论、随笔百余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