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者肖像与强者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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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鲁敏在文坛上素以写淳朴、善良、温厚的“东坝”故土风情而著称,她另有一类小说,以小市民家庭的感情和关系为线索,写出大时代之下的生之艰辛和错综复杂,在平常生活的掩映下溢出残缺或变异人物的影子,比如《墙上的父亲》、《惹尘埃》、《六人晚餐》等。这类小说有点像安东尼奥尼的电影《放大》,作家拿着“取景器”对着树荫暗影连续闪拍,可能会捕捉到出人意外又令人惊悚的一幕。《大宴》属于这一类型。写“吃”,似乎又与“吃”无多大关联。这种逻辑在《六人晚餐》里也有所体现,在鲁敏笔下,重点不是“晚餐”而是“六人”。事实上,在中国,所谓的“饭局”从来都不是为了吃饭,而是与人脉、资源、利益、关系等相关的各种各样的“局”。
  小说围绕杨早的家庭而展开。这是一个典型的小市民家庭:公交车司机杨早的母亲已逝,父亲中风,他自己单身、薪水微薄,姐姐杨宛离异,带着多病的儿子生活,经济拮据。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这都是当下社会中极为弱势的家庭,而这样的家庭也正是当下中国为数最多、受压迫和剥夺最严重的阶层。杨早渴望拉扯着一家人脱离困境,正在这时,机会来了。有人传话,在即将到来的一场“大宴”中,黑社会老大容哥是被宴请的主角,有一个空位,传话人表示可以帮杨早留着。
  据说容哥可以解决“从生下来到幼儿园到考大学到出国,到找工作找老婆找警察找医生直到找墓地”的所有难题。于是,这个还未到来的“饭局”携带着对“大哥”的想象风卷残云般裹挟了杨家。杨早和杨宛决定为了“大宴”豁出去了。杨早提前去酒家“踩点”,预留了五百元作为饭钱,还与服务员小哥达成一致,“只由他来付帐,别人的一概不收”。杨宛与老钱、肖姐结成紧密同盟,各怀期待又各怀鬼胎地介入“大宴”的准备工作之中。杨宛突然意识到自己是真正的“单身”,热烈地打扮起来,往所剩无几的头发上卡假水晶发夹,在脸上动了不少干戈,幻想能够得到容哥的青睐。她甚至想到了儿子将来可以去美国上学,至于中风的老爹,可以“让容哥找个头等专家,把病给弄好”。明眼人在这场豪华无边的想象里一眼看得到的荒诞和徒劳,在她那里都成了水到渠成的幸福。
  无论如何延宕,“大宴”终要开场。在小说的下半部,鲁敏以充满烟火气息和反讽的笔调细细绘出了宴会和赴宴者的情形。这场“大宴”之“大”远远地超出了杨家姐弟的规划范畴,不仅宴客从包间移到了大厅,而且参加的人层出不穷。大厅已经全部坐满,电梯里还不停地吐出一拨拨人来。这些来找容哥的人各色各样:丢摩托车的、丢孙子的、想演电影的、想找水军的……让杨早意外的是中学时代的女神姝姝也来了,据说她那位“人中龙凤”的夫婿被卷到一桩案子里,恐怕只有容哥才能摆平。在喧嚣的闲扯和寒暄背后,“人人心事重重,晕头转向,像一群被神秘的缰绳给拖曳得奄奄一息的羔羊”。
  “大宴”还未开始,“大宴”的主角还未到来,人们口耳相接地铺陈着关于容哥的种种传说,似乎仅仅是这个名字便能够将他们人生路上的障碍一扫而空。然而,给杨早姐弟致命一击的是,从参宴之人的口中,他间接地、模糊地了解到一个可怕的真相:容哥可能不是“他”,而是“她”。这个“性别新说”令一个五光十色的玻璃世界轰然倒地。这个结局真是别开生面地令人绝望。其实,小说从一开始就以种种线索暗示了悲剧结局的必然性,只是,残忍如作家,他们的乐趣就是把这个必然性的过程一步步呈现出来,让我们将一个底层家庭、将一个弱者阶层的无望、无助和无耻看得更清楚。“大宴”如同虚假的谎言,将所有心怀希望和绝望之人引入,却不给他们任何出口。小说的结局更是达到了荒谬性的高潮:服务员将杨早的五百元定金退还,还往杨宛儿子的衣服里塞满了钱。因为不停地有人来买单,从各个包间来的、从外地来扔下钱就走的、有打电话要求垫付的。最后,老板大发其火,因为这是他的地盘,必须由他来买单。
  鲁敏将宴会的冷酷和荒谬一点点地绵密地编结起来,集中起来,然后“哗”地一下子撕开,毫不留情地展示出它的可笑、他们的可怜。宴会的灵魂人物、黑老大容哥始终没有出场,却又一直在调动着和左右着人们的喜怒哀乐。或许,我们可以将容哥理解为一种力量,一种从不露面却主宰着人们命运的力量。而有时候,这力量仅仅来自于人们心造的幻影。
  曹霞,著名文学评论家,现居天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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