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林外史》的讽刺艺术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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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讽刺的生命是真实存在的”,正如鲁迅所言,《儒林外史》这一长篇小说因为讽刺艺术的存在才具有了更真实的生命力。本文在对《儒林外史》的写作背景、写作内容和思想主题进行简要介绍的基础上,通过写作手法上的对比描写、夸张描写和细节描写三个方面与题材内容上的科举制度、人物品格和文化折射三个角度,分析《儒林外史》的讽刺艺术。
  关键词:《儒林外史》 讽刺艺术 科举制度 写作手法 题材内容
  茅盾认为《儒林外史》是帮助人进行“艺术修养”的有效读物;胡适认为《儒林外史》中一个充满艺术特色的地方是速写式和剪影式的人物形象;鲁迅对《儒林外史》的评价是:“秉持公心、针砭时弊、戚而能谐、婉而多讽。”本文主要通过写作手法和题材内容两个层面对《儒林外史》的讽刺艺术进行深入的探讨。
  一、《儒林外史》:中国古典讽刺文学的代表
  《儒林外史》中作者以辛辣的笔触对当时的社会现状和儒生的命运进行了深刻揭露和批判,小说形象地刻画了清朝科举制度下知识分子精神和文化生活的腐朽奢靡,极力批判知识分子醉心科举、追求功名利禄的社会习气。作者具体以科举制度以及该制度奴役下的丑恶灵魂作为切入点,讽刺封建社会统治下官吏的无能、地主的贪婪、官宦人士的虚伪,以及在封建黑暗统治下儒生灵魂的扭曲,比如作者在对范进中举发疯、周进撞号板、马二先生顶礼膜拜等情节的描写中,敏锐捕捉人物的细节行为,以此宣泄对知识分子人性卑劣和封建统治黑暗的控诉。
  二、《儒林外史》写作手法上的讽刺艺术
  吴敬梓在《儒林外史》中刻画的每一个人物都能在当时的现实生活中找到相应的原型,作者在文学作品中对每一事件的刻画不是照搬社会现实,而是在尊重社会现实的基础上,使用了一系列的艺术表现手法,使读者能从一系列的细节描写中深入体会讽刺的意味,从而使作品更具艺术魅力。
  1.对比手法
  《儒林外史》中大量使用了对比手法,通过对人物在科举考中前后的變化彰显讽刺意味。如对范进和周进的故事叙述,就使用了这一手法。《儒林外史》第三回中“胡屠户行凶闹捷报”,描写了在范进中举前胡屠夫经常骂他:“我自倒运,把个女儿嫁与你这现世穷鬼。历年来不知累了我多少。”范进参加举人考试想找胡屠户借路费,又被胡屠户骂道:“你自己觉得中了一个相……如今痴心就想中起老爷来!……像你这尖嘴猴腮,也该撒泡尿照照自己,整天不三不四,就想着天鹅吃屁!”而范进中举之后胡屠夫的态度截然相反:“我每常说,我这个贤婿,品行又高,才貌又好,就是城里头张府、周府这些老爷也没有像我女婿这样体面的相貌……我小老这一双眼睛却是认得人的……女儿像有些福气,毕竟要嫁与个老爷,今日果然不错。”对范进表现出极为谦卑和恭敬的态度。对周进故事的描述也用了对比手法。六十多岁还没中秀才的周进,为了生计去薛家集担任私塾教师,秀才梅玖不但没有外出迎接,还在酒席上讥讽他“呆,秀才,吃长斋,胡须满腮”。在得知周进考中进士以后,梅玖便在周进的长生禄位前下跪磕头。吴敬梓通过对比手法深刻揭示了人物内心的虚伪,从而有效增强了小说的讽刺意味。
  2.夸张手法
  《儒林外史》中的“范进中举发疯”便是夸张手法的典范。在科举制度下,知识分子追求功名利禄是切切实实存在的,夸张描写将讽刺意味烘托得更加明显。范进中举之前在街上插标卖鸡,解决断炊之困,而中举之后邻人报喜他却执意不信:“高邻,你晓得我今日没有米,要卖这鸡去救命,为什么拿这话来混我?”当回家看到中举报帖,“不看便把罢,看了一遍,又念一遍,自己把手拍两下,笑了一声‘噫!好!我中了!’……不由分说就往门外飞跑……原来新贵人欢喜疯了”。这种夸张的写作手法,把科举制度对知识分子的摧残放大,使读者感受到科举制度的弊端,从而更深刻地揭露问题的本质,并加强了小说的讽刺意味。
  3.细节描写
  对细节的深入描写可以让人物形象生动饱满,同时也可以将小说的讽刺意味最大限度地加以呈现。《儒林外史》第五回中讽刺严监生的吝啬:因为点了两根灯芯费油,严监生迟迟不肯咽气,最后他的妻子赵氏挑了一根灯草后,严监生才最终断气。第四回描写了范进到汤知县处打秋风的情节。当时范进的母亲已死,范进作为儿子按照传统的封建习俗必须履行服孝三年的义务。当汤知县用美味佳肴、“银镶杯箸”招待他,“范进退前缩后的不举杯箸”,正当汤知县为这个孝子的行为感动时,他用换成的“白颜色竹筷子”“在燕窝碗里,拣了一个大虾元子送在嘴里”。作者通过这些细节的刻画将传统封建礼教下知识分子的虚伪面貌展现得淋漓尽致。细节描写的创作手法能够让读者快速了解人物的精神面貌,深入挖掘人物的内在特性,从而达到讽刺的目的。
  三、《儒林外史》题材内容上的讽刺艺术
  1.对科举制度的讽刺
  科举制度的盛行,使知识分子不惜一切手段追求功名利禄。《儒林外史》中刻画了马纯上这一人物形象。马纯上一直将金榜题名奉为人生目标,同时将步入仕途作为人生的唯一正确道路,然而现实的情况是他在科举的道路上屡屡挫败,“补禀二十四年,蒙历任宗师的青目,共考过六七个案首,只是科场不利”。但这并没有改变科举制度在其心目中的位置,依然对科举考试充满希望,“‘举业’二字,是从古及今,人人必要做的。就是……夫子在而今,也要念文章,做举业”。第十五回,他与匡超人对话:“人生世上,除了这事就没有第二件可以出头……只是有本事进了学,中了举人、进士,即刻就荣宗耀祖,这才是大孝。”读者可以从他的一系列举动和言语中窥探出科举制度对他的影响。《儒林外史》中鲁编修自己没有儿子,便将唯一的女儿当作儿子进行教化,鲁小姐每天坚持研习八股文并坚持做标注,阅读的每一处被标记得密密麻麻。她对自己的丈夫不参加科举非常失望,把希望寄托在儿子身上,“每日拘他在房里讲‘四书’,读文章”。尽管封建社会女性不能参加科举考试,但通过对这一人物的刻画,读者可以深刻感受到以鲁小姐为代表的女性对科举制度的痴迷。科举制度不仅让一部分人醉心于此,也揭露了一部分读书人的虚伪品性。匡超人是一个“聪明、灵活、多变、虚伪”的小人,贫穷的时候他可以做到勤俭持家、孝敬父母,一旦通过科举考试得中后,他抛妻弃子、装腔作势。出身农村的他通过自己的努力考上秀才,又通过官场上的人脉,投机钻营,搞人身依附。之所以有如此成就并不完全靠他的真才实学,与他在官场上结识的人脉有很大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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