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 语文教科书集中体现一个国家核心文化价值，是构建青少年本土意识和国家认同的重要工具。语文教科书作品选文的变化也往往折射出时代的变迁和“主旋律”的调整。本文拟透过对新中国不同时代主潮的分析，呈现语文教材七十年的选篇策略的变迁。
关键词：新中国 语文 教科书 选篇策略
语文教育关涉一个人的成长，是国民精神养成的重要途径。中國近代著名教育家陆费逵曾指出：“国立根本，在乎教育，教育根本，实在教科书。”a语文教科书是构建青少年本土意识和国家认同的重要工具，集中体现一个国家的核心文化价值。新中国成立七十年来，从初期一纲一本到2001年之后实行的一纲多本，再到2016年9月起统编教材一纲一本的回归，语文教科书历经多次修订，不仅是文学经典的一种特殊的呈现方式，同时也是国家意志和时代特点的综合体现。
一、新中国初期教科书选篇的思想政治性
1949年新中国成立，经历了战争与革命洗礼的中华民族重获新生。强烈的主人翁意识和雄踞世界的豪迈之情成为当时社会不可遏制的时代情绪，这种时代情绪也不可避免地体现在共和国建立之初的语文教材编选过程中。在共和国建立初期的教科书中，思想政治导向的功能被无限放大，对革命历程的追溯，对新的社会主潮的赞歌与颂词成为当然的主旋律。入选语文教科书的文学作品呈现出鲜明的“三多两少”的倾向，“三多”即歌颂宏大叙事的作品多，再现革命战争的作品多，赞颂山川美景、时代变迁的作品多；“两少”即收录的古典文学作品少，西方文学作品少。
新的社会制度确立，也亟须建立与之相适应的新的社会书写规范和价值认同体系。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的陆定一就指出：“教科书要由国家办，因为必须如此，教科书的内容才能符合国家的政策。”b因此，当时对教材选篇的思想性有着严格的要求，除了对选篇作者的政治立场有明确的要求之外，对作品所表现的思想倾向也提出了很高的要求。1950年版语文教科书的《编审大意》就曾明确规定，任何一门学科都应自觉肩负起政治教育的任务。新中国成立之初，紧紧遵循“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的选篇标准，弱化甚至是忽略了文章的审美价值。1950年人教社出版的《初级中学语文课本》第三册收录的臧克家《有的人》、第六册何其芳《生活是多么广阔》、1956年版初中第一册郭沫若《天上的街市》、第三册臧克家《老马》，第四册李季《王贵与李香香（节选）》，第六册贺敬之《回延安》都是基于这样价值尺度被选入语文教科书的。
20世纪50年代得以入选的作品篇目往往带着明显的政治偏向性，选篇的作者要么是革命者，要么具有人民性倾向，教科书还成为集中展现共和国的缔造者们领袖风采的场域。毛泽东诗词大量编进教材，占据了教材的半壁江山。这一时期，对于国外文学经典的编选也同样受特定时代、意识形态的局限。在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国际形势下，中国唯有全面向苏联“老大哥”学习，才能提升当时极为薄弱的国力，实现民族自强的理想。因此，在外国文学的选篇上，理所当然地首推苏联文学作品，尤以现实主义题材的作品最多。《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母亲》《卓娅和舒拉的故事》《海鸥》《海燕》《凡卡》《小公务员之死》等作品，都是这一时期备受语青睐的选篇。
二、新时期教科书选篇的工具性与审美性
“文革”十年，全国没有统一的教学大纲和语文教科书，语文知识的学习基本借助于马克思和恩格斯、苏联领导人列宁和斯大林的经典论著、毛泽东语录和鲁迅的作品以及《人民日报》《红旗》等报刊的社论和时文，有些地方的语文课干脆被“政文课”或“革命文艺课”所取代，结果是导致了国民文学素养的大大下降。
从20世纪70年代末到90年代末，语文教育经历了拨乱反正和工具性探索的发展期。语文教科书的“工具性”再次被强化。1978 年《全日制十年制学校中学语文教学大纲（试行草案）》指出：“语文课的思想性政治性很强，历来都是为一定阶级的政治服务的。我们的语文教学，必须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坚决贯彻执行党的十一大路线，深入批判‘四人帮’，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1993年国家教育委员会又一次颁布的《九年义务教育全日制初级中学语文教学大纲》（试用版），继续把思想政治教育列为语文教育的目标，但也开始把对于学生能力的培养置于语文教育的核心地位，重视对学生汉语语感和审美意识的培养。至此，语文作为重要的交际工具和人类文化载体的功能意义愈来愈多地被强调，能力培养、思维训练，以及学生个性化的教育体系也越来越多地被鼓励。
这一时期，教科书选编者的思想也更为开放，在坚持工具性原则的基础上，开始向审美性的原则偏斜。最明显的变化体现在：中国古典诗文数量的急剧增加；苏联之外的外国文学作品被大量引介；选篇中有关政治宣教的内容则大幅度减少，具有审美价值的经典选篇逐渐增多。以1982年初中语文教科书第五册教材为例，选文中古文篇目约占三分之一。但不可否认的是，语文教科书所背负的思想政治教化的功能依然存在，它以更加沉潜的方式内化于人文话语的选篇之中，光未然的《黄河颂》、都德的《最后一课》、余光中的《乡愁》、戴望舒的《我用残损的手掌》都在这一时期被收录于中学语文教科书中。“艾青的诗在起点上就与我们的民族多灾多难的土地与人民取得了血肉般的联系”c。他的《大堰河———我的保姆》入选频次最高，分别出现在人教出版社1983 版第六册、1987版第四册、1990 版第四册，是工具性与审美性原则结合的典范，这也是该诗在新时期以来不断入选教科书的原因之一。新时期入选的外国文学作品也越来越多，开始打破苏联作品一家独大的现状，一些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作品也开始纳入了编者的视野。诸如欧·亨利的《警察与赞美诗》，莫泊桑的《项链》、巴尔扎克的《欧也妮·葛朗台》、莎士比亚的《威尼斯商人》、马克·吐温的《百万英镑》等作家作品在这一时期频频入选。
三、新世纪以来教科书选篇的人文取向
20世纪末，社会上对于语文教材和教学的反思也日益升温。1997年《北京文学》第十一期刊登了邹静之、王丽、薛毅等人关于中小学语文教育所写的一组文章，认为现行的中小学语文教育僵化、扭曲。随后，《忧思中国语文教学》《对中小学语文教育现状的思考》《审视中学语文教学》等文章进一步对教科书选本和教学方式进行了深入的反思，可以说，正是世纪末的这一场语文教育大批判，使得新世纪语文教科书的改革才得以呼之欲出。2000年，《九年义务教育全日制小学语文教学大纲》再次修订出版，新大纲既规定了语文教科书爱国主义、思想品德和科学思想方法的教育功能，同时还注意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文化品位、审美情趣，以期形成健全人格。从2016年起，教育部统编版中小学语文教科书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实施，选篇围绕语言建构与运用、思维发展与提升、审美鉴赏与创造、文化传承与理解四大核心素养，以培养学生的“理想信念”“文化自信”“责任担当”为核心，以更具时代感、更贴近学生生活的篇目进行编排。
关键词：新中国 语文 教科书 选篇策略
语文教育关涉一个人的成长，是国民精神养成的重要途径。中國近代著名教育家陆费逵曾指出：“国立根本，在乎教育，教育根本，实在教科书。”a语文教科书是构建青少年本土意识和国家认同的重要工具，集中体现一个国家的核心文化价值。新中国成立七十年来，从初期一纲一本到2001年之后实行的一纲多本，再到2016年9月起统编教材一纲一本的回归，语文教科书历经多次修订，不仅是文学经典的一种特殊的呈现方式，同时也是国家意志和时代特点的综合体现。
一、新中国初期教科书选篇的思想政治性
1949年新中国成立，经历了战争与革命洗礼的中华民族重获新生。强烈的主人翁意识和雄踞世界的豪迈之情成为当时社会不可遏制的时代情绪，这种时代情绪也不可避免地体现在共和国建立之初的语文教材编选过程中。在共和国建立初期的教科书中，思想政治导向的功能被无限放大，对革命历程的追溯，对新的社会主潮的赞歌与颂词成为当然的主旋律。入选语文教科书的文学作品呈现出鲜明的“三多两少”的倾向，“三多”即歌颂宏大叙事的作品多，再现革命战争的作品多，赞颂山川美景、时代变迁的作品多；“两少”即收录的古典文学作品少，西方文学作品少。
新的社会制度确立，也亟须建立与之相适应的新的社会书写规范和价值认同体系。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的陆定一就指出：“教科书要由国家办，因为必须如此，教科书的内容才能符合国家的政策。”b因此，当时对教材选篇的思想性有着严格的要求，除了对选篇作者的政治立场有明确的要求之外，对作品所表现的思想倾向也提出了很高的要求。1950年版语文教科书的《编审大意》就曾明确规定，任何一门学科都应自觉肩负起政治教育的任务。新中国成立之初，紧紧遵循“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的选篇标准，弱化甚至是忽略了文章的审美价值。1950年人教社出版的《初级中学语文课本》第三册收录的臧克家《有的人》、第六册何其芳《生活是多么广阔》、1956年版初中第一册郭沫若《天上的街市》、第三册臧克家《老马》，第四册李季《王贵与李香香（节选）》，第六册贺敬之《回延安》都是基于这样价值尺度被选入语文教科书的。
20世纪50年代得以入选的作品篇目往往带着明显的政治偏向性，选篇的作者要么是革命者，要么具有人民性倾向，教科书还成为集中展现共和国的缔造者们领袖风采的场域。毛泽东诗词大量编进教材，占据了教材的半壁江山。这一时期，对于国外文学经典的编选也同样受特定时代、意识形态的局限。在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国际形势下，中国唯有全面向苏联“老大哥”学习，才能提升当时极为薄弱的国力，实现民族自强的理想。因此，在外国文学的选篇上，理所当然地首推苏联文学作品，尤以现实主义题材的作品最多。《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母亲》《卓娅和舒拉的故事》《海鸥》《海燕》《凡卡》《小公务员之死》等作品，都是这一时期备受语青睐的选篇。
二、新时期教科书选篇的工具性与审美性
“文革”十年，全国没有统一的教学大纲和语文教科书，语文知识的学习基本借助于马克思和恩格斯、苏联领导人列宁和斯大林的经典论著、毛泽东语录和鲁迅的作品以及《人民日报》《红旗》等报刊的社论和时文，有些地方的语文课干脆被“政文课”或“革命文艺课”所取代，结果是导致了国民文学素养的大大下降。
从20世纪70年代末到90年代末，语文教育经历了拨乱反正和工具性探索的发展期。语文教科书的“工具性”再次被强化。1978 年《全日制十年制学校中学语文教学大纲（试行草案）》指出：“语文课的思想性政治性很强，历来都是为一定阶级的政治服务的。我们的语文教学，必须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坚决贯彻执行党的十一大路线，深入批判‘四人帮’，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1993年国家教育委员会又一次颁布的《九年义务教育全日制初级中学语文教学大纲》（试用版），继续把思想政治教育列为语文教育的目标，但也开始把对于学生能力的培养置于语文教育的核心地位，重视对学生汉语语感和审美意识的培养。至此，语文作为重要的交际工具和人类文化载体的功能意义愈来愈多地被强调，能力培养、思维训练，以及学生个性化的教育体系也越来越多地被鼓励。
这一时期，教科书选编者的思想也更为开放，在坚持工具性原则的基础上，开始向审美性的原则偏斜。最明显的变化体现在：中国古典诗文数量的急剧增加；苏联之外的外国文学作品被大量引介；选篇中有关政治宣教的内容则大幅度减少，具有审美价值的经典选篇逐渐增多。以1982年初中语文教科书第五册教材为例，选文中古文篇目约占三分之一。但不可否认的是，语文教科书所背负的思想政治教化的功能依然存在，它以更加沉潜的方式内化于人文话语的选篇之中，光未然的《黄河颂》、都德的《最后一课》、余光中的《乡愁》、戴望舒的《我用残损的手掌》都在这一时期被收录于中学语文教科书中。“艾青的诗在起点上就与我们的民族多灾多难的土地与人民取得了血肉般的联系”c。他的《大堰河———我的保姆》入选频次最高，分别出现在人教出版社1983 版第六册、1987版第四册、1990 版第四册，是工具性与审美性原则结合的典范，这也是该诗在新时期以来不断入选教科书的原因之一。新时期入选的外国文学作品也越来越多，开始打破苏联作品一家独大的现状，一些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作品也开始纳入了编者的视野。诸如欧·亨利的《警察与赞美诗》，莫泊桑的《项链》、巴尔扎克的《欧也妮·葛朗台》、莎士比亚的《威尼斯商人》、马克·吐温的《百万英镑》等作家作品在这一时期频频入选。
三、新世纪以来教科书选篇的人文取向
20世纪末，社会上对于语文教材和教学的反思也日益升温。1997年《北京文学》第十一期刊登了邹静之、王丽、薛毅等人关于中小学语文教育所写的一组文章，认为现行的中小学语文教育僵化、扭曲。随后，《忧思中国语文教学》《对中小学语文教育现状的思考》《审视中学语文教学》等文章进一步对教科书选本和教学方式进行了深入的反思，可以说，正是世纪末的这一场语文教育大批判，使得新世纪语文教科书的改革才得以呼之欲出。2000年，《九年义务教育全日制小学语文教学大纲》再次修订出版，新大纲既规定了语文教科书爱国主义、思想品德和科学思想方法的教育功能，同时还注意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文化品位、审美情趣，以期形成健全人格。从2016年起，教育部统编版中小学语文教科书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实施，选篇围绕语言建构与运用、思维发展与提升、审美鉴赏与创造、文化传承与理解四大核心素养，以培养学生的“理想信念”“文化自信”“责任担当”为核心，以更具时代感、更贴近学生生活的篇目进行编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