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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2005年10月份，茅于轼就说“企业家参与社会财富创造过程，有原罪观点很危险”，接着又不怕骂得为房地产开发商说起了好话，即“任志强才是真正关心群众的房地产开发商”，接着又有了今天的“保护富人，穷人才能变富”，遭来声讨阵阵。看来，茅于轼先生如何挺过“保护富人门”是个比较棘手的问题。
一句“我们要保护先富裕的人，因为只有富人得到保护，穷人才可能变富。”又把茅于轼逼上了风口浪尖。
中国的富人中，房地产开发商占有一定的比例，成为富人再去进军房地产开发的更是多之又多。茅于轼怎么看待中国的房地产商，怎么看待中国的房地产?记者带着疑问，走入了茅于轼位于三里河的家中，与“中国经济学界的鲁迅”探讨“任志强们”的问题。
企业家仅是社会分工不同
茅于轼显然是有备而来，用他的话说：“这几天，因所谓富人的事找我的媒体太多，我已经知道怎么接招了。”
“最近几年，问题企业家频频落马，最终原因是原罪。导致现在很多人一想到企业家就想到原罪问题，甚至还有一些人还要追查企业家，非要追出个原罪来不可。好像这样，才能平百姓之气。此举谬矣。我还是强调‘中国的企业家参与社会财富的创造过程，有原罪观点是非常恐怖的’，仇富心理万万要不得。”
茅于轼认为，在转制国家里，犯法的不光是企业家。既然如此，为什么大家不讨论自己犯没犯法，而眼睛只盯住了企业家呢?而如果用彻底的剩余价值理论看待企业家，也用同样的理论看待自己，就会发现，我们每个人从银行储蓄得到的利息不也是一种剥削吗?而这种剥削和企业家赚取利润大同小异。可是从来没有谁提出利息是剥削。“由此可见，我们这个社会对企业家有着根深蒂固的偏见。”
茅于轼说，对民营企业家的偏见在西方国家里是不存在的。企业家只是一种社会分工。有人愿意当政府官员，有人愿意当大学教授，也有人愿意当电影明星，各有各的志趣。绝没有人认为当了企业家就变成了剥削者，就要被另眼看待。社会急需企业家，而中国的企业家太少太少了。“因为出现一些害群之马，而谴责所有的好马，我相信这是不理智的行为和做法。我们要像维护工人农民权益那样地维护企业家的权益。在社会主义国家中，所有人的权益都应平等地受到重视和保护。只有这样，国家才能走上正轨，避免动乱，持续发展。”
“在房地产企业的开发商中，你以前公开表示过任志强真正关心老百姓的利益。而任志强无疑是富人中的一员，更是房地产开发商中富人的代表，你对任志强是否过于偏爱了一点?”记者问道。
“中国的房地产业在近来几年发展地特别迅速。在这期间，成长了一批房地产开发商，而且在这些房地产开发商中，只有少量的才能称为企业家。而任志强只是其中之一。我之所以有一次支持任志强，是因为他说‘商品房是为有钱人盖的，应该取消经济适用房’。其实他的这句话是真正为老百姓好，但是老百姓又不领情，老百姓不知道谁对他们真正好。这一点，让人头痛。有人说我被任志强收买了，被那些富人收买了，才在那里大放厥词，还有人说我是想为自己捞个名，我在想，我今年78岁了，我何致于此?名和利对我而言，已经失去了魔力，或者说从始至终，它们对我而言就没有什么吸引力，我学的是机械，做过火车司机，被打过右派，我在75岁的时候才买了房子，我有一个幸福、和谐、平静的家庭。我不至于在人之暮年，为了区区利益，毁掉一生名誉。我仅仅是为老百姓说几句话，让他们看清一下方向，让他们明白谁才是真正关心他们的人，让他们想想他们应该如何去做。任志强说商品房是为有钱人盖的，这句话再正确不过了，你不应该有不好的想法，而应该想想如何才能做个富人，做个富人对你来说不是一件坏事吧?”
先考虑廉租房，再考虑经济适用房
北京经济适用房的申购标准最近又有所改动了，改动最重要的内容之一是将每户人数分为1人到5人(及以上)，分别制定相应的收入、资产、住房等标准，符合这些标准的家庭才可申请纳入住房保障范围。而此前北京申购经济适用房的收入标准，统一为家庭年收入6万元以下，并没有根据家庭成员的多少来区分。相比茅于轼的说法，北京市经济适用房的标准又有所松动了。而在此之前，茅于轼曾经炮轰过经济适用房，认为国家走“经济适用房”这条路走错了，还因此被很多人声讨。
茅于轼说，经济适用房的政策需要深入研究。而他没有做过这方面的工作。只是作为社会的一份子发表点看法。绝不是想给出一个结论，更不希望政府不做认真的研究，就按照他的意见去办。
“我的基本观点是要帮助社会上最困难的那部分人群。因为我们的财力有限，只能先解决最困难的人，然后才能帮助中等收入的人。这部分最困难的人就是十几个人挤在一小间里的人。如果政府有些财力物力能够处理社会上的平等问题，首先要关注的就是这部分人，而不是要关注买经济适用房的人。所以我赞成发展廉租房。最困难的人根本买不起房，因为他们的收入远远够不上买房。他们迫切希望的是改善一下特别糟糕的住房条件。等我们国家人均收入达到两万美元左右的时候，应该考虑大家买经济适用房。但不是今天。”
茅于轼接着说，“有人认为经济适用房不需要政府补贴，它应该是微利房。但也不光是房子要微利，一切商品都应该微利。要达到微利的目的不是靠政府的管理，而是靠市场的作用。马路边上的煎饼摊为什么没有暴利，不是他们心地善良，而是因为竞争。房地产有暴利是因为竞争不充分。为什么房地产不能像煎饼摊呢?因为房地产要用土地和大量资金。这两样都不是竞争得到的，而是要通过关系得到的。所以房地产商大多都有一些不好公开的秘密，完全从市场得到土地和资金的不能说没有，但是我猜大多数是靠拉关系来的。然而这不能完全怪房地产商，不能说房地产商都是商人中的坏人。更不能说赚了大钱的人都是剥削来的。这个问题涉及到我国土地市场和资金市场的商品化，涉及到整个政治体制改革，因为土地和资金是掌握在政府手里的，他们的商品化绝不是简单的事。总之，现在的所谓微利房一定是政府干预的结果，是售价低于市场价的房子，转手就能够卖高价的房子。也就是供不应求的房子。不是一般的微利房。”
“也有人说，不要把经济适用房和腐败扯在一起。的确，虽然在我国的政治条件下二者很难分开，但是在理想条件下能不能用廉洁的方法实施经济适用房呢?应该是可以的。但是我认为即使分配完全合理，政府廉洁透明，经济适用房也不是我们应该考虑的平等政策。原因很简单，我们首先要帮助的是最困难的人群。买经济适用房的人并不是最困难的人。”
茅于轼说很多观点，他以前已经重复说过。而对于房地产他不想说太多。用他的话说，“有点伤心了”，不过“也没关系”。他依然那般思维严谨，时而又笑声朗朗。
一句“我们要保护先富裕的人，因为只有富人得到保护，穷人才可能变富。”又把茅于轼逼上了风口浪尖。
中国的富人中，房地产开发商占有一定的比例，成为富人再去进军房地产开发的更是多之又多。茅于轼怎么看待中国的房地产商，怎么看待中国的房地产?记者带着疑问，走入了茅于轼位于三里河的家中，与“中国经济学界的鲁迅”探讨“任志强们”的问题。
企业家仅是社会分工不同
茅于轼显然是有备而来，用他的话说：“这几天，因所谓富人的事找我的媒体太多，我已经知道怎么接招了。”
“最近几年，问题企业家频频落马，最终原因是原罪。导致现在很多人一想到企业家就想到原罪问题，甚至还有一些人还要追查企业家，非要追出个原罪来不可。好像这样，才能平百姓之气。此举谬矣。我还是强调‘中国的企业家参与社会财富的创造过程，有原罪观点是非常恐怖的’，仇富心理万万要不得。”
茅于轼认为，在转制国家里，犯法的不光是企业家。既然如此，为什么大家不讨论自己犯没犯法，而眼睛只盯住了企业家呢?而如果用彻底的剩余价值理论看待企业家，也用同样的理论看待自己，就会发现，我们每个人从银行储蓄得到的利息不也是一种剥削吗?而这种剥削和企业家赚取利润大同小异。可是从来没有谁提出利息是剥削。“由此可见，我们这个社会对企业家有着根深蒂固的偏见。”
茅于轼说，对民营企业家的偏见在西方国家里是不存在的。企业家只是一种社会分工。有人愿意当政府官员，有人愿意当大学教授，也有人愿意当电影明星，各有各的志趣。绝没有人认为当了企业家就变成了剥削者，就要被另眼看待。社会急需企业家，而中国的企业家太少太少了。“因为出现一些害群之马，而谴责所有的好马，我相信这是不理智的行为和做法。我们要像维护工人农民权益那样地维护企业家的权益。在社会主义国家中，所有人的权益都应平等地受到重视和保护。只有这样，国家才能走上正轨，避免动乱，持续发展。”
“在房地产企业的开发商中，你以前公开表示过任志强真正关心老百姓的利益。而任志强无疑是富人中的一员，更是房地产开发商中富人的代表，你对任志强是否过于偏爱了一点?”记者问道。
“中国的房地产业在近来几年发展地特别迅速。在这期间，成长了一批房地产开发商，而且在这些房地产开发商中，只有少量的才能称为企业家。而任志强只是其中之一。我之所以有一次支持任志强，是因为他说‘商品房是为有钱人盖的，应该取消经济适用房’。其实他的这句话是真正为老百姓好，但是老百姓又不领情，老百姓不知道谁对他们真正好。这一点，让人头痛。有人说我被任志强收买了，被那些富人收买了，才在那里大放厥词，还有人说我是想为自己捞个名，我在想，我今年78岁了，我何致于此?名和利对我而言，已经失去了魔力，或者说从始至终，它们对我而言就没有什么吸引力，我学的是机械，做过火车司机，被打过右派，我在75岁的时候才买了房子，我有一个幸福、和谐、平静的家庭。我不至于在人之暮年，为了区区利益，毁掉一生名誉。我仅仅是为老百姓说几句话，让他们看清一下方向，让他们明白谁才是真正关心他们的人，让他们想想他们应该如何去做。任志强说商品房是为有钱人盖的，这句话再正确不过了，你不应该有不好的想法，而应该想想如何才能做个富人，做个富人对你来说不是一件坏事吧?”
先考虑廉租房，再考虑经济适用房
北京经济适用房的申购标准最近又有所改动了，改动最重要的内容之一是将每户人数分为1人到5人(及以上)，分别制定相应的收入、资产、住房等标准，符合这些标准的家庭才可申请纳入住房保障范围。而此前北京申购经济适用房的收入标准，统一为家庭年收入6万元以下，并没有根据家庭成员的多少来区分。相比茅于轼的说法，北京市经济适用房的标准又有所松动了。而在此之前，茅于轼曾经炮轰过经济适用房，认为国家走“经济适用房”这条路走错了，还因此被很多人声讨。
茅于轼说，经济适用房的政策需要深入研究。而他没有做过这方面的工作。只是作为社会的一份子发表点看法。绝不是想给出一个结论，更不希望政府不做认真的研究，就按照他的意见去办。
“我的基本观点是要帮助社会上最困难的那部分人群。因为我们的财力有限，只能先解决最困难的人，然后才能帮助中等收入的人。这部分最困难的人就是十几个人挤在一小间里的人。如果政府有些财力物力能够处理社会上的平等问题，首先要关注的就是这部分人，而不是要关注买经济适用房的人。所以我赞成发展廉租房。最困难的人根本买不起房，因为他们的收入远远够不上买房。他们迫切希望的是改善一下特别糟糕的住房条件。等我们国家人均收入达到两万美元左右的时候，应该考虑大家买经济适用房。但不是今天。”
茅于轼接着说，“有人认为经济适用房不需要政府补贴，它应该是微利房。但也不光是房子要微利，一切商品都应该微利。要达到微利的目的不是靠政府的管理，而是靠市场的作用。马路边上的煎饼摊为什么没有暴利，不是他们心地善良，而是因为竞争。房地产有暴利是因为竞争不充分。为什么房地产不能像煎饼摊呢?因为房地产要用土地和大量资金。这两样都不是竞争得到的，而是要通过关系得到的。所以房地产商大多都有一些不好公开的秘密，完全从市场得到土地和资金的不能说没有，但是我猜大多数是靠拉关系来的。然而这不能完全怪房地产商，不能说房地产商都是商人中的坏人。更不能说赚了大钱的人都是剥削来的。这个问题涉及到我国土地市场和资金市场的商品化，涉及到整个政治体制改革，因为土地和资金是掌握在政府手里的，他们的商品化绝不是简单的事。总之，现在的所谓微利房一定是政府干预的结果，是售价低于市场价的房子，转手就能够卖高价的房子。也就是供不应求的房子。不是一般的微利房。”
“也有人说，不要把经济适用房和腐败扯在一起。的确，虽然在我国的政治条件下二者很难分开，但是在理想条件下能不能用廉洁的方法实施经济适用房呢?应该是可以的。但是我认为即使分配完全合理，政府廉洁透明，经济适用房也不是我们应该考虑的平等政策。原因很简单，我们首先要帮助的是最困难的人群。买经济适用房的人并不是最困难的人。”
茅于轼说很多观点，他以前已经重复说过。而对于房地产他不想说太多。用他的话说，“有点伤心了”，不过“也没关系”。他依然那般思维严谨，时而又笑声朗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