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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现行外语教育制度有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必修性：从小学、中学到大学、硕士博士研究生等２０多年的学习中，外语是唯一始终必修、必考的课程，甚至是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两门公共必考科目之一，是博士研究生入学考试的唯一公共必考科目；一些高校实行学士硕士学位与外语四六级挂钩；外语专业学生还必须学习、考试第二外语；中级以上职称晋升还与职称外语考试挂钩。由于具有以上的必修性特点，笔者在此将中国现行外语教育制度称为“外语必修制度”。
一、外语必修制度的弊端
１．消耗了国民太多的时间、精力
一个大学毕业生到底花了多少时间精力学外语？这虽然难以精确统计，但我们不能否认，外语学习确实花了国民很多时间精力。
《２１世纪人才报》有记者在２００３年曾作了一个调查，有４６％的被调查者表示，自己把一半的学习时间用在了英语学习上，还有２１％的学生表示学习英语所用的时间占其学习时间的一半以上。
中央电视台“时空调查”的一项调查发现，有２９．７％的非英语专业大学生将在校期间的大部分时间甚至几乎全部时间都花在了英语学习上；有５４．４８％的学生经常利用其他课程的时间准备四六级考试；有４３．７％的人为应付英语四六级考试而利用课余时间参加过校外辅导班。
中国外语教育研究中心曾在４０００多名非英语专业的大学生中作过一个“你在大学期间，花在英语上的时间有多少？”的调查，回答“占几乎全部时间”者占了１９％，回答“占大部分时间”的有５６％，回答“正常学习时间”的１６％，回答“很少”的只有９％。也就是说，７５％左右的大学生把大部分时间、精力投入到外语学习上了。
一些大学教授自嘲地说：“我的学生现在都学外语去了，没有时间来学我教的专业。”一些大学的硕士研究生导师有着同样的烦恼，希望学生在自己的指导下实现一些专业创新的时候却总有一个犹豫：“自己的学生不过英语六级的话就拿不到硕士学位，我的专业还是给英语让路。”
２．外语学习收效不明显，得不偿失
学生花费大量的时间、精力学习外语，效果如何？１９９６年６月，李岚清副总理在一次外语教学座谈会上曾尖锐指出：“我们的普通外语教学，从小学三年级一直学到大学二年级，花那么长的时间，从一个普通大学毕业出来，既不能看，又不能听，也不能讲．．．．．．费时较多，收效较低。”李副总理所说的这“三不”，道出了目前中国普通大学毕业生英语实际运用能力的实况。
多数大学毕业生实际达到的外语水平确实十分有限。就是在已经取得了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证书的学生中，能够比较流畅地阅读英语原文现代报刊，或能够比较流利地进行英语对话的人还是极少数。大多数学生实际掌握的英语除了应付毕业考试、入学考试、证书考试以外，几乎派不上其他用场。从中国派出的留学生情况来看，他们的考试分数虽高于东南亚地区的华裔学生，但实际的语言应用能力却大为逊色，尤其是口头表达和写作能力较差。新华网有记者作了一个“如果你已经通过了英语四级考试，你的英语水平通过考试取得了什么效果”的调查，结果是“水平有很大提高、能熟练自由使用”的为１７％，而“应试能力有提高、但实际听说等水平提高很小”的为５９％。
笔者在调查中了解到，一些已经过了英语四级的本科毕业生在做毕业论文时，论文的英文摘要竟然是请外语专业的人帮忙翻译，或是使用电脑翻译软件进行翻译。有的高校要求论文引用外文的文献资料，一些学生采取的办法让人吃惊：首先从《参考消息》等报刊里找一些别人已经翻译成中文的文献资料，然后再请人翻译成英文拿去对付老师。
３．严重阻碍、扭曲专业人才发展，破坏人才生态系统
社会对人才的需求是多元的，而人才的形成由于受天赋、兴趣、环境、经历等方面的影响，也是多元的，是各有特点的。这种多元人才之间的相互补充，适应着社会对人才的多元需求，构成生气勃勃的人才生态系统。要保护人才生态系统，必须保护人才发展方向的多元性。中国的外语必修制度，抑制了人才的多元化发展，阻碍、扭曲了专业人才发展，破坏了人才生态系统。
一是外语学习占用了大量专业学习时间，影响了专业学习效果，也降低了学校的整体教学水平，造成学生综合能力的欠缺，甚至拉大了中国专业人才与国外的差距，因为国外大学并不强制学生学习外语，国外大学毕业生学习专业的时间比中国大学生要多好几年。
二是外语考试使一些专业人才失去了专业发展的机会。比如一个报考中国古代文学专业的考生，由于外语差，即便专业再优异也是白搭。据清华大学美术学院陈丹青教授介绍，历年美术学院的专业课程考试前３名者往往都因外语差一些而被拒之门外；相反，专业水平平庸、外语成绩突出的考生，却往往成了录取的亮点。所以有一些硕士研究生导师曾经说：“许多专业很好的学生因为外语差而被挡在门外，而一些专业一般的学生却因为外语好一点就进来了。”有人发出这样的感叹：“在中国，只要你外语好，你肯定能考上硕士、博士研究生；只要你外语不好，你肯定考不上！”笔者曾经对１００名硕士考试落榜生进行调查，结果有９５人是因为外语被卡住。在这种状况下，因为外语考试而失去专业发展机会的专业人才有多少，可想而知。
三是外语考试使一些专业人才改变了专业发展方向。比如一些有法律、经济类专业特长的本科生，由于外语差一点，丧失了竞争力，只好转向自己不爱好的、冷门的、竞争不激烈的专业；有些专业很好的本科生，由于外语差一点，只好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转而调剂到外语可以降分的西部一些普通高校。就是一些英语专业比较好的人才，由于第二外语差一点，只好改变方向去考中文、历史等非英语专业。在这种情况下，难免有许多优秀专业人才因为外语加入竞争指标而失去竞争优势，被迫改变专业发展方向，也使北大、清华等名牌高校并没有招收到最优秀的专业人才。如清华大学美术学院陈丹青教授竟然连续四年招不到一名专业好的硕士研究生。笔者在广西一所高校的８０名硕士研究生当中进行调查发现，有５９名是因为外语考试而改变了自己的专业发展方向或学校。
四是阻碍了中国边疆民族地区专业人才的培养。生活在中国广阔边疆地区的居民，由于他们和邻国居民长期友好往来，有不少还和邻国同属于一个民族，所以有得天独厚的学习外语所必须的语言环境和文化环境，掌握邻国语言也就轻而易举。比如在中国西南边疆民族地区，由于存在京族、壮族、傣族等跨国民族，他们的民族语言本身就和越南语、老挝语、泰国语等外语完全相同或非常相近，所以京族人、壮族人、傣族人本身就是“天然外语人才”，如果能够再进行一些经济、管理、旅游、营销等方面的专业训练，他们就是难得的综合性国际人才。但是，在现行外语教育制度的要求下，他们却不得不学习对他们来说用途不大的英语，而实际上学英语恰恰是他们的弱项。所以，许多京族人、壮族人、傣族人或者因为学英语困难而荒废学业，或者因花费大量时间学英语而荒废其他专业，后果是阻碍了边疆民族地区专业人才的培养。
４．使中国教育进一步陷入应试教育深渊
学会一门外语，应该学会用外语来听、说、读、写，而不是通过死记单词、琢磨语法、研究考试技巧来对付考试。但是，在中学，由于受高考的影响，学生花大量的时间训练考试，研究题型，琢磨考试技巧。进入大学后，没有了高考压力，本应该是接受素质教育，强调专业教育和创新教育，也应该尽快补上因高考而耽误的外语听说技能。可是接踵而至的四六级考试和硕士、博士研究生入学考试等，使学生从踏入大学校门的那一天开始，再次陷入“听讲—死记—应考”的怪圈，大学、硕士研究生阶段的外语教学也被迫再次循着“单词—语法—考试技巧”的老路走，进一步陷入应试教育深渊。
５．影响汉语学习，有损中华文化传承，甚至有损华人尊严
２００５年２月底，国家教育部副部长袁贵仁呼吁：不能重外语而轻母语；母语是民族的标志和民族文化的重要载体及组成部分，其应用水平体现和直接影响着民族的教育、文化和素质。笔者认为，中国目前重外语轻母语的现象已经很严重，已经影响了汉语的学习，损害了中华文化的传承，甚至到了有损华人尊严的地步。
本来，汉语是联合国的五种工作语言之一，也是世界上使用人数最多的语言，而且全球“汉语热”正持续升温，包括美英日韩等１００多个国家的２３００余所大学开设了汉语课程，学习汉语的外国人达３０００万，汉语理应是我们为之感到骄傲和自豪的一种语言。可是在中国，国民对汉语却表现出一种严峻的冷漠，人们只会为能说一口流利的外语而自鸣得意，却毫不在意母语表达上的词不达意，人们为托福满分而欢呼，却对母语的错别字连篇无动于衷。甚至在一些大学里，中文专业学生过不了英语四级考试就拿不到学位，可写不出锦绣文章却没人计较。目前，中国国民能用普通话进行交际的人口比例仅约５３％，就是１５－２９岁年龄段的比例也仅７０％，“大专及以上”人群也只有８７％。这毫无疑问是一大悲剧。
语言本身是一种工具，同时又是一种文化，一种语言是一种文化的承载体，对于培育民族精神、孕育民族情结、弘扬民族文化都有极强的凝聚、教化作用。母语的衰落必将深刻地影响到民族文化的纯洁性和可持续发展能力。为保护民族文化，法国、日本等不少国家正在抑制外语以保护民族文化。然而在中国，母语却在外语热中衰落，这意味着以汉语为载体的中国民族文化处于一种尴尬的危险境地。中华民族的强盛必须是中华文化的强盛，中华文化的强盛必须是中华母语的强盛。余光中的提醒不无意义：“英文充其量是我们了解世界的一种工具而已，而汉语才是我们真正的根……”。
造成以上重外语轻母语的现象，外语必修制度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在外语必修制度下，一个中国人学不好外语，那么考大学、读硕士博士、拿学位、评中级以上职称等全都实现不了；但学不好中文却影响不大，因为一个中文只有中学水平的人可以走“函授大学——考硕士——读博士”的道路，拿学位、评职称等也没有问题。这必然使国民把太多的精力投入到外语学习当中，造成重外语轻母语的后果。
６．形成了深厚的外语考试利益链，甚至诱发了违法犯罪和道德丧失
目前，中国每年１０００多万人参加英语四六级考试，１０００多万人参加初中升高中外语考试，约１０００万人参加高考外语考试，超过１００万人参加硕士、博士研究生入学外语考试，超过１００万人参加职称外语考试，还有成千上万的小学生、中学生的外语课程考试……这已经使外语考试成为一个产业。从考试组织部门的考试报名费，到培训班的辅导费等，都多得让人难以统计。外语考试已经成为这些利益集团的赚钱工具，吞噬了国民大量财富。
中国外语考试还带来不同寻常的泄题、作弊等违法犯罪和道德丧失现象。２００２年６月在重庆、２００３年９月在北京、２００４年６月在广西等都发生了严重的四六级考试泄题违法犯罪案件，而“枪手”更是非常普遍，已经成为利益链上的重要一环。在中国，围绕考试而发生的泄题、作弊等违法犯罪和道德丧失现象难免时有发生，但围绕外语考试所发生的违法犯罪和道德丧失现象是如此严重，这确实不同寻常。其主要原因是外语考试被人为地赋予太重要的内涵，它关乎大学、硕士及博士研究生的入学资格，关乎能否拿到学位，关乎能否晋升职称等，这是其他任何考试都没有的重要附加值，必然迫使一些人去冒风险。
７．阻碍了中国外语教育的区域多元化发展
中国目前的外语必修制度在语种上限于英语、法语、日语、俄语、德语等少数几种，这种制度的后果是阻碍了其他语种的学习，使外语教育不适应外语人才需求的区域多元化要求。中国目前小学、初中和高中在校学生人数分别约为１亿３千万、５７００多万和１０００多万，其中只有东北三省和内蒙古的３５万学生学俄语和１２万学生学日语，其余中学生全部学习英语。可是，中国国民对外语的需求远远不止这几种外语，而是几乎涵盖了全球各个国家的语言。特别是在边疆地区，对邻国外语需求一般要多一些。如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架构下，广西、云南等西南地区对包括越南语、老挝语、柬埔寨语、泰国语、缅甸语等在内的东盟国家语种人才需求将越来越普遍。但是，由于广西、云南等地目前都是执行全国统一的外语教育制度，高考、硕士博士入学考试以及职称考试等语种仅限于英语、日语、俄语等少数几种，其中并不包括东盟国家语种。这样，就必然不利于西南地区培养东盟国家语种的外语人才，因为为了对付高考，在中小学阶段几乎没有人有时间选修东盟国家语种。在大学阶段，有人选择了东盟国家语种专业，但仅有四年时间，其中还要安排时间被迫对付英语四六级考试和以后的硕士英语考试，所以真正学习东盟国家语种的时间被压缩到了很少，学习效果受到影响。
二、对外语必修制度的若干理论分析
１．外语必修制度的逻辑悖论：外语重要＝外语必修
现在，社会上还有一些声音认为中国的外语必修制度有存在的必要，分析其原因不外乎：外语很重要，特别是在全方位改革开放的今天，在加入了ＷＴＯ的中国，外语非常重要。
对外语的重要性，笔者非常赞同，而且也相信会越来越重要。但笔者必须反问的是：外语重要＝外语必修？如果“重要＝必修”在逻辑上成立的话，那笔者将得出下面的可怕结论：
法律重要＝法律必修！所以高考及硕士、博士入学考试应将法律列为必考科目，拿学位要过法律四六级，评职称应通过职称法律考试。
医学重要＝医学必修！所以高考及硕士、博士入学考试应将医学列为必考科目，拿学位要过医学四六级，评职称应通过职称医学考试。
还有计算机、中文、物理、人类学、史学……实际上，有哪门学科不重要呢？那是不是都要必修呢？很显然，“外语重要”并不能成为外语必修制度的理由。
２．外语必修制度的社会学分析
按照普通社会学的“行为—关系—制度”框架理论原理，我们设立某种制度以强制性规范某种行为，并不是因为该行为对行为者本人有多么重要，而是因为该行为与他人有关系，通常是会损害公共利益。比如杀人、抢劫、盗窃等行为，与他人有关系，会损害公共利益，所以我们设立制度对这些行为进行强制性地规范。如果某行为与他人利益没有什么关系，不会损害公共利益，我们就没必要设立制度去进行规范。
一个人是否实施“学外语”这一行为，就像是否学法律、医学一样，这与他人的利益没有关系，也不损害公共利益，不应该被强制性规范。比如甲是一个懂英语的导游，乙是一个不懂外语的导游，丙是一个懂越南语的导游，结果无非是甲多挣点英语国家游客的钱，但乙可以利用甲学英语的时间来提升自己的导游专业水平，丙可以利用甲学英语的时间来提升自己的越南语水平，乙和丙也许能比甲挣更多的钱，所以不应该要求乙和丙拿学位也要过英语四六级或评职称也要过职称英语考试。
３．外语必修制度的法律分析
在反思中国外语必修制度的时候，笔者认为有必要从法律的角度进一步严肃审视该制度。
（１）中国国民因为不懂英语或日语等外语而被剥夺受教育权、职称晋升权，涉嫌违法
马克思主义坚持各民族语言文字一律平等，反对强迫一个民族学习、使用另外一个民族的语言。《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４条：“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的自由。”这种法定的自由应该包括这样一种涵义：中华民族每个公民都有权利仅仅通过中华民族的语言就可以获得受教育和职称晋升等权利，并不以掌握英语、日语等任何其他语言为条件。但是，在外语必修制度的要求下，中华民族儿女却会因为不懂美利坚等国家的语言而被剥夺读大学和硕士博士研究生等受教育权，被剥夺职称晋升的权利，中国国民因为不懂英语或日语等而被剥夺在中国的受教育权和职称晋升权，笔者认为这显然违背宪法和法律精神。
（２）用外语教学或双语教学，涉嫌违法
《通用语言文字法》第１０条规定：“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以普通话和规范汉字为基本的教育教学用语用字。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幼儿园管理条例》第１５条规定：“幼儿园应当使用全国通用的普通话。”《教育法》第１２条、《义务教育法》第６条、《义务教育法实施细则》第２４条等也对普通话使用作了规定。但现实却是：越来越多的高校在进行双语教学甚至完全用外语教授专业课，甚至用英语在教授中国文学专业课程，还认为只有这样才体现出学校的高品位；越来越多的幼儿园在实行全英语教学模式。
４．外语必修制度的社会语言学分析
社会语言学原理认为，语言是和社会、文化等密切相关的，学语言离不开语言环境、文化环境、学习兴趣、学习动机、语言学习等因素的支持；语言的社会交际功能是语言最本质的功能，外语教学本质特征就是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离开跨文化交际来学习外语，就好像在岸上学游泳，是很难真正掌握一门外语的，充其量是死记硬背了一些单词和僵硬的语法规则，结果往往是产生“中国式英语”。我国的外语必修制度忽略环境、兴趣、动机等因素，要求所有人一律学习外语，结果往往是事倍功半甚至无功而返。
现实中，很多只有一些英语基础的中国人一旦到了美国，其英语水平很快就会提高乃至完全掌握；而很多学了半辈子英语的中国人，如果没有英语交流、使用的语言环境和文化环境，结果是很难提高，普遍是死记了几万单词，研究了大量死板的语法规则，对付了一个又一个考试，但难以真正掌握英语。目前，英语在全球有包括印度、巴基斯坦、尼泊尔、锡金、缅甸、新加坡等国家在内的２０多个国家普及，这是英国殖民主义和殖民扩张给他们提供了学习语言的社会文化环境。离开这种环境来强制性普及外语，目前还没有哪个国家取得成功。
５．外语必修制度的教育投资学分析
教育投资学原理认为，我们选择接受教育，是为了自己的需要，是一种时间、精力和财力的投资。我们学习外语，也必须是为了自己的需要，否则我们没必要去浪费有限的生命。
外语固然很重要，就像法律、医学等所有专业一样很重要，但我们谁也不敢说：１００％的人、１００％的专业、１００％的行业都离不开外语。有一些人、有一些专业、有一些行业确实用不上外语。比如超过９亿的农民群体，成千上万的中小学非外语教师，成千上万的国家公务员（按照《通用语言文字法》第９条规定公务员应以普通话为公务用语），成千上万的工人等等，外语对他们并非必不可少。有人认为，外企、涉外商务、留学等总需要外语吧。可是，这种需求有多少？２００５年１月２６日，广西举行大学毕业生双选会，笔者在双选会上调查了４６个用人单位１８２９个岗位，其中提出英语四六级要求的只有６个用人单位共１６０岗位，比率为８．７％。２００５年１月２７日下午笔者还登陆“中国高校毕业生就业服务信息网”，调查了３９个单位超过１７４个岗位，提出英语四六级的仅５个单位１４个岗位，比率不到８％。
有人认为，知识分子进行科研，是离不开外语的。可是，研究中国古代文学、中国古代史、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中医学、中文学等专业领域的科研人员、教授，用得上外语吗？再说，绝大多数人本科毕业以后没有读硕士、博士，直接走上了工作岗位，他们有多少在从事科研？就是从事科研的人，又有多少人能学贯中西、能走在国际前沿？就是有一些专业确实需要利用外国资料（比如在中国研究国际法、国际政治、国际经济等），但笔者认为，“需要外国资料”并不等于“需要学习外语”，因为我们可以利用别人的翻译成果来实现。也许马上有人会说，专业性的知识只有让本专业的人才来翻译才能比较准确。笔者并不否认这一点，但是，“让本专业的人才来翻译”并不等于“让自己来翻译”。假如全国有１０００名人才研究国际法，为什么就不能允许这１０００名人才在内部进行进一步的翻译分工呢？人各有长，为什么就不能扬长避短、相互协作呢？实际上，一个人再厉害，他还是需要利用别人的翻译成果，因为外语有上百种，谁能全部掌握？就算你学外语很厉害，精通了英语、法语、日语、俄语，但越南语、韩语、阿拉伯语等你懂吗？当你需要越南、韩国、阿拉伯国家的资料时，你能不利用他人的翻译成果吗？实际上，中国有许多著名的法学家、经济学家、教育学家、人类学家等，他们使用了大量外国资料，但这些资料并不一定都是他们翻译的，很多资料是同行的其他人翻译的。
人的生命都非常有限，从进入大学开始计算，能学习、工作的生命可能只有４０年左右，谁都想利用这点时间扬长避短，充分发展自己的特长，而不是被自己的短处纠缠半辈子，也不是被一些无用的事情纠缠半辈子。有的人都快４０岁了，想考个中文、中国古代史、美术等专业的博士研究生以继续深造，却被英语卡住了；一些５０多岁的中文、中医、考古、马克思主义哲学等专业领域的人想申报高级职称，却被英语卡住了——这是很荒唐的。我们知道，马克思是懂英语、俄语的，但他不是被强迫学习的，他是因为１８４９年到了英国以后英语对他有用而在３１岁才开始学习英语的，是因为俄语对他有用而在将近６０岁才开始学习俄语的。
所以，外语固然重要，但并不是对所有人都重要。强迫用不上外语的数亿国民学外语，违背教育投资学规律，浪费国民的人力资源。
６．外语必修制度，不符合国际通行惯例
据笔者了解，现在世界上还没有哪个国家像中国一样实行外语必修制度！实际上，不但现在没有，就是纵观人类历史，实行外语必修的现象也是很少的。在２０世纪３０年代，日本占领中国东北以后曾要求东北人民学习日语，德国人占领法国以后曾要求法国人学习德语……但那是耻辱！
有人说，世界上大量知识是用英语表述的，中国要了解世界，与世界接轨，必须要求大家必修英语。可是，难道日本、法国不与世界接轨吗？可日本的英语水平在亚洲是最差的，而法国正在全力抵制英语以保卫法语。难道俄罗斯、德国、韩国、意大利等等国家不与世界接轨吗？可这些国家都没有像中国这样实行外语必修制度。世界各国人民当然也有很多学习外语的，但一般只是鼓励、引导等，而不是像中国这样实行外语与受教育权、职称晋升权挂钩的外语必修制度。
总之，笔者认为中国现行外语教育制度的历史任务已经完成，已经不符合目前的时代要求，而且给社会带来了严重的弊端，急需改革。我国应理性地重构自愿化、专业化、基础化、区域化和激励化的外语教育制度。
参考文献
［１］ 张国扬，朱亚夫．外国语教育语言学．南宁：广西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６．
［２］ 四川外国语学院高等教育研究所．中国外语教育要事录．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１９９３．
［３］ 庞树奇，范明林．普通社会学理论．上海：上海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０．
［４］ 靳希斌．教育经济学．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７．
［５］ 陈琦，刘儒德．教育心理学：原理与应用．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４．
（责任编辑关燕云）
一、外语必修制度的弊端
１．消耗了国民太多的时间、精力
一个大学毕业生到底花了多少时间精力学外语？这虽然难以精确统计，但我们不能否认，外语学习确实花了国民很多时间精力。
《２１世纪人才报》有记者在２００３年曾作了一个调查，有４６％的被调查者表示，自己把一半的学习时间用在了英语学习上，还有２１％的学生表示学习英语所用的时间占其学习时间的一半以上。
中央电视台“时空调查”的一项调查发现，有２９．７％的非英语专业大学生将在校期间的大部分时间甚至几乎全部时间都花在了英语学习上；有５４．４８％的学生经常利用其他课程的时间准备四六级考试；有４３．７％的人为应付英语四六级考试而利用课余时间参加过校外辅导班。
中国外语教育研究中心曾在４０００多名非英语专业的大学生中作过一个“你在大学期间，花在英语上的时间有多少？”的调查，回答“占几乎全部时间”者占了１９％，回答“占大部分时间”的有５６％，回答“正常学习时间”的１６％，回答“很少”的只有９％。也就是说，７５％左右的大学生把大部分时间、精力投入到外语学习上了。
一些大学教授自嘲地说：“我的学生现在都学外语去了，没有时间来学我教的专业。”一些大学的硕士研究生导师有着同样的烦恼，希望学生在自己的指导下实现一些专业创新的时候却总有一个犹豫：“自己的学生不过英语六级的话就拿不到硕士学位，我的专业还是给英语让路。”
２．外语学习收效不明显，得不偿失
学生花费大量的时间、精力学习外语，效果如何？１９９６年６月，李岚清副总理在一次外语教学座谈会上曾尖锐指出：“我们的普通外语教学，从小学三年级一直学到大学二年级，花那么长的时间，从一个普通大学毕业出来，既不能看，又不能听，也不能讲．．．．．．费时较多，收效较低。”李副总理所说的这“三不”，道出了目前中国普通大学毕业生英语实际运用能力的实况。
多数大学毕业生实际达到的外语水平确实十分有限。就是在已经取得了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证书的学生中，能够比较流畅地阅读英语原文现代报刊，或能够比较流利地进行英语对话的人还是极少数。大多数学生实际掌握的英语除了应付毕业考试、入学考试、证书考试以外，几乎派不上其他用场。从中国派出的留学生情况来看，他们的考试分数虽高于东南亚地区的华裔学生，但实际的语言应用能力却大为逊色，尤其是口头表达和写作能力较差。新华网有记者作了一个“如果你已经通过了英语四级考试，你的英语水平通过考试取得了什么效果”的调查，结果是“水平有很大提高、能熟练自由使用”的为１７％，而“应试能力有提高、但实际听说等水平提高很小”的为５９％。
笔者在调查中了解到，一些已经过了英语四级的本科毕业生在做毕业论文时，论文的英文摘要竟然是请外语专业的人帮忙翻译，或是使用电脑翻译软件进行翻译。有的高校要求论文引用外文的文献资料，一些学生采取的办法让人吃惊：首先从《参考消息》等报刊里找一些别人已经翻译成中文的文献资料，然后再请人翻译成英文拿去对付老师。
３．严重阻碍、扭曲专业人才发展，破坏人才生态系统
社会对人才的需求是多元的，而人才的形成由于受天赋、兴趣、环境、经历等方面的影响，也是多元的，是各有特点的。这种多元人才之间的相互补充，适应着社会对人才的多元需求，构成生气勃勃的人才生态系统。要保护人才生态系统，必须保护人才发展方向的多元性。中国的外语必修制度，抑制了人才的多元化发展，阻碍、扭曲了专业人才发展，破坏了人才生态系统。
一是外语学习占用了大量专业学习时间，影响了专业学习效果，也降低了学校的整体教学水平，造成学生综合能力的欠缺，甚至拉大了中国专业人才与国外的差距，因为国外大学并不强制学生学习外语，国外大学毕业生学习专业的时间比中国大学生要多好几年。
二是外语考试使一些专业人才失去了专业发展的机会。比如一个报考中国古代文学专业的考生，由于外语差，即便专业再优异也是白搭。据清华大学美术学院陈丹青教授介绍，历年美术学院的专业课程考试前３名者往往都因外语差一些而被拒之门外；相反，专业水平平庸、外语成绩突出的考生，却往往成了录取的亮点。所以有一些硕士研究生导师曾经说：“许多专业很好的学生因为外语差而被挡在门外，而一些专业一般的学生却因为外语好一点就进来了。”有人发出这样的感叹：“在中国，只要你外语好，你肯定能考上硕士、博士研究生；只要你外语不好，你肯定考不上！”笔者曾经对１００名硕士考试落榜生进行调查，结果有９５人是因为外语被卡住。在这种状况下，因为外语考试而失去专业发展机会的专业人才有多少，可想而知。
三是外语考试使一些专业人才改变了专业发展方向。比如一些有法律、经济类专业特长的本科生，由于外语差一点，丧失了竞争力，只好转向自己不爱好的、冷门的、竞争不激烈的专业；有些专业很好的本科生，由于外语差一点，只好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转而调剂到外语可以降分的西部一些普通高校。就是一些英语专业比较好的人才，由于第二外语差一点，只好改变方向去考中文、历史等非英语专业。在这种情况下，难免有许多优秀专业人才因为外语加入竞争指标而失去竞争优势，被迫改变专业发展方向，也使北大、清华等名牌高校并没有招收到最优秀的专业人才。如清华大学美术学院陈丹青教授竟然连续四年招不到一名专业好的硕士研究生。笔者在广西一所高校的８０名硕士研究生当中进行调查发现，有５９名是因为外语考试而改变了自己的专业发展方向或学校。
四是阻碍了中国边疆民族地区专业人才的培养。生活在中国广阔边疆地区的居民，由于他们和邻国居民长期友好往来，有不少还和邻国同属于一个民族，所以有得天独厚的学习外语所必须的语言环境和文化环境，掌握邻国语言也就轻而易举。比如在中国西南边疆民族地区，由于存在京族、壮族、傣族等跨国民族，他们的民族语言本身就和越南语、老挝语、泰国语等外语完全相同或非常相近，所以京族人、壮族人、傣族人本身就是“天然外语人才”，如果能够再进行一些经济、管理、旅游、营销等方面的专业训练，他们就是难得的综合性国际人才。但是，在现行外语教育制度的要求下，他们却不得不学习对他们来说用途不大的英语，而实际上学英语恰恰是他们的弱项。所以，许多京族人、壮族人、傣族人或者因为学英语困难而荒废学业，或者因花费大量时间学英语而荒废其他专业，后果是阻碍了边疆民族地区专业人才的培养。
４．使中国教育进一步陷入应试教育深渊
学会一门外语，应该学会用外语来听、说、读、写，而不是通过死记单词、琢磨语法、研究考试技巧来对付考试。但是，在中学，由于受高考的影响，学生花大量的时间训练考试，研究题型，琢磨考试技巧。进入大学后，没有了高考压力，本应该是接受素质教育，强调专业教育和创新教育，也应该尽快补上因高考而耽误的外语听说技能。可是接踵而至的四六级考试和硕士、博士研究生入学考试等，使学生从踏入大学校门的那一天开始，再次陷入“听讲—死记—应考”的怪圈，大学、硕士研究生阶段的外语教学也被迫再次循着“单词—语法—考试技巧”的老路走，进一步陷入应试教育深渊。
５．影响汉语学习，有损中华文化传承，甚至有损华人尊严
２００５年２月底，国家教育部副部长袁贵仁呼吁：不能重外语而轻母语；母语是民族的标志和民族文化的重要载体及组成部分，其应用水平体现和直接影响着民族的教育、文化和素质。笔者认为，中国目前重外语轻母语的现象已经很严重，已经影响了汉语的学习，损害了中华文化的传承，甚至到了有损华人尊严的地步。
本来，汉语是联合国的五种工作语言之一，也是世界上使用人数最多的语言，而且全球“汉语热”正持续升温，包括美英日韩等１００多个国家的２３００余所大学开设了汉语课程，学习汉语的外国人达３０００万，汉语理应是我们为之感到骄傲和自豪的一种语言。可是在中国，国民对汉语却表现出一种严峻的冷漠，人们只会为能说一口流利的外语而自鸣得意，却毫不在意母语表达上的词不达意，人们为托福满分而欢呼，却对母语的错别字连篇无动于衷。甚至在一些大学里，中文专业学生过不了英语四级考试就拿不到学位，可写不出锦绣文章却没人计较。目前，中国国民能用普通话进行交际的人口比例仅约５３％，就是１５－２９岁年龄段的比例也仅７０％，“大专及以上”人群也只有８７％。这毫无疑问是一大悲剧。
语言本身是一种工具，同时又是一种文化，一种语言是一种文化的承载体，对于培育民族精神、孕育民族情结、弘扬民族文化都有极强的凝聚、教化作用。母语的衰落必将深刻地影响到民族文化的纯洁性和可持续发展能力。为保护民族文化，法国、日本等不少国家正在抑制外语以保护民族文化。然而在中国，母语却在外语热中衰落，这意味着以汉语为载体的中国民族文化处于一种尴尬的危险境地。中华民族的强盛必须是中华文化的强盛，中华文化的强盛必须是中华母语的强盛。余光中的提醒不无意义：“英文充其量是我们了解世界的一种工具而已，而汉语才是我们真正的根……”。
造成以上重外语轻母语的现象，外语必修制度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在外语必修制度下，一个中国人学不好外语，那么考大学、读硕士博士、拿学位、评中级以上职称等全都实现不了；但学不好中文却影响不大，因为一个中文只有中学水平的人可以走“函授大学——考硕士——读博士”的道路，拿学位、评职称等也没有问题。这必然使国民把太多的精力投入到外语学习当中，造成重外语轻母语的后果。
６．形成了深厚的外语考试利益链，甚至诱发了违法犯罪和道德丧失
目前，中国每年１０００多万人参加英语四六级考试，１０００多万人参加初中升高中外语考试，约１０００万人参加高考外语考试，超过１００万人参加硕士、博士研究生入学外语考试，超过１００万人参加职称外语考试，还有成千上万的小学生、中学生的外语课程考试……这已经使外语考试成为一个产业。从考试组织部门的考试报名费，到培训班的辅导费等，都多得让人难以统计。外语考试已经成为这些利益集团的赚钱工具，吞噬了国民大量财富。
中国外语考试还带来不同寻常的泄题、作弊等违法犯罪和道德丧失现象。２００２年６月在重庆、２００３年９月在北京、２００４年６月在广西等都发生了严重的四六级考试泄题违法犯罪案件，而“枪手”更是非常普遍，已经成为利益链上的重要一环。在中国，围绕考试而发生的泄题、作弊等违法犯罪和道德丧失现象难免时有发生，但围绕外语考试所发生的违法犯罪和道德丧失现象是如此严重，这确实不同寻常。其主要原因是外语考试被人为地赋予太重要的内涵，它关乎大学、硕士及博士研究生的入学资格，关乎能否拿到学位，关乎能否晋升职称等，这是其他任何考试都没有的重要附加值，必然迫使一些人去冒风险。
７．阻碍了中国外语教育的区域多元化发展
中国目前的外语必修制度在语种上限于英语、法语、日语、俄语、德语等少数几种，这种制度的后果是阻碍了其他语种的学习，使外语教育不适应外语人才需求的区域多元化要求。中国目前小学、初中和高中在校学生人数分别约为１亿３千万、５７００多万和１０００多万，其中只有东北三省和内蒙古的３５万学生学俄语和１２万学生学日语，其余中学生全部学习英语。可是，中国国民对外语的需求远远不止这几种外语，而是几乎涵盖了全球各个国家的语言。特别是在边疆地区，对邻国外语需求一般要多一些。如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架构下，广西、云南等西南地区对包括越南语、老挝语、柬埔寨语、泰国语、缅甸语等在内的东盟国家语种人才需求将越来越普遍。但是，由于广西、云南等地目前都是执行全国统一的外语教育制度，高考、硕士博士入学考试以及职称考试等语种仅限于英语、日语、俄语等少数几种，其中并不包括东盟国家语种。这样，就必然不利于西南地区培养东盟国家语种的外语人才，因为为了对付高考，在中小学阶段几乎没有人有时间选修东盟国家语种。在大学阶段，有人选择了东盟国家语种专业，但仅有四年时间，其中还要安排时间被迫对付英语四六级考试和以后的硕士英语考试，所以真正学习东盟国家语种的时间被压缩到了很少，学习效果受到影响。
二、对外语必修制度的若干理论分析
１．外语必修制度的逻辑悖论：外语重要＝外语必修
现在，社会上还有一些声音认为中国的外语必修制度有存在的必要，分析其原因不外乎：外语很重要，特别是在全方位改革开放的今天，在加入了ＷＴＯ的中国，外语非常重要。
对外语的重要性，笔者非常赞同，而且也相信会越来越重要。但笔者必须反问的是：外语重要＝外语必修？如果“重要＝必修”在逻辑上成立的话，那笔者将得出下面的可怕结论：
法律重要＝法律必修！所以高考及硕士、博士入学考试应将法律列为必考科目，拿学位要过法律四六级，评职称应通过职称法律考试。
医学重要＝医学必修！所以高考及硕士、博士入学考试应将医学列为必考科目，拿学位要过医学四六级，评职称应通过职称医学考试。
还有计算机、中文、物理、人类学、史学……实际上，有哪门学科不重要呢？那是不是都要必修呢？很显然，“外语重要”并不能成为外语必修制度的理由。
２．外语必修制度的社会学分析
按照普通社会学的“行为—关系—制度”框架理论原理，我们设立某种制度以强制性规范某种行为，并不是因为该行为对行为者本人有多么重要，而是因为该行为与他人有关系，通常是会损害公共利益。比如杀人、抢劫、盗窃等行为，与他人有关系，会损害公共利益，所以我们设立制度对这些行为进行强制性地规范。如果某行为与他人利益没有什么关系，不会损害公共利益，我们就没必要设立制度去进行规范。
一个人是否实施“学外语”这一行为，就像是否学法律、医学一样，这与他人的利益没有关系，也不损害公共利益，不应该被强制性规范。比如甲是一个懂英语的导游，乙是一个不懂外语的导游，丙是一个懂越南语的导游，结果无非是甲多挣点英语国家游客的钱，但乙可以利用甲学英语的时间来提升自己的导游专业水平，丙可以利用甲学英语的时间来提升自己的越南语水平，乙和丙也许能比甲挣更多的钱，所以不应该要求乙和丙拿学位也要过英语四六级或评职称也要过职称英语考试。
３．外语必修制度的法律分析
在反思中国外语必修制度的时候，笔者认为有必要从法律的角度进一步严肃审视该制度。
（１）中国国民因为不懂英语或日语等外语而被剥夺受教育权、职称晋升权，涉嫌违法
马克思主义坚持各民族语言文字一律平等，反对强迫一个民族学习、使用另外一个民族的语言。《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４条：“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的自由。”这种法定的自由应该包括这样一种涵义：中华民族每个公民都有权利仅仅通过中华民族的语言就可以获得受教育和职称晋升等权利，并不以掌握英语、日语等任何其他语言为条件。但是，在外语必修制度的要求下，中华民族儿女却会因为不懂美利坚等国家的语言而被剥夺读大学和硕士博士研究生等受教育权，被剥夺职称晋升的权利，中国国民因为不懂英语或日语等而被剥夺在中国的受教育权和职称晋升权，笔者认为这显然违背宪法和法律精神。
（２）用外语教学或双语教学，涉嫌违法
《通用语言文字法》第１０条规定：“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以普通话和规范汉字为基本的教育教学用语用字。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幼儿园管理条例》第１５条规定：“幼儿园应当使用全国通用的普通话。”《教育法》第１２条、《义务教育法》第６条、《义务教育法实施细则》第２４条等也对普通话使用作了规定。但现实却是：越来越多的高校在进行双语教学甚至完全用外语教授专业课，甚至用英语在教授中国文学专业课程，还认为只有这样才体现出学校的高品位；越来越多的幼儿园在实行全英语教学模式。
４．外语必修制度的社会语言学分析
社会语言学原理认为，语言是和社会、文化等密切相关的，学语言离不开语言环境、文化环境、学习兴趣、学习动机、语言学习等因素的支持；语言的社会交际功能是语言最本质的功能，外语教学本质特征就是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离开跨文化交际来学习外语，就好像在岸上学游泳，是很难真正掌握一门外语的，充其量是死记硬背了一些单词和僵硬的语法规则，结果往往是产生“中国式英语”。我国的外语必修制度忽略环境、兴趣、动机等因素，要求所有人一律学习外语，结果往往是事倍功半甚至无功而返。
现实中，很多只有一些英语基础的中国人一旦到了美国，其英语水平很快就会提高乃至完全掌握；而很多学了半辈子英语的中国人，如果没有英语交流、使用的语言环境和文化环境，结果是很难提高，普遍是死记了几万单词，研究了大量死板的语法规则，对付了一个又一个考试，但难以真正掌握英语。目前，英语在全球有包括印度、巴基斯坦、尼泊尔、锡金、缅甸、新加坡等国家在内的２０多个国家普及，这是英国殖民主义和殖民扩张给他们提供了学习语言的社会文化环境。离开这种环境来强制性普及外语，目前还没有哪个国家取得成功。
５．外语必修制度的教育投资学分析
教育投资学原理认为，我们选择接受教育，是为了自己的需要，是一种时间、精力和财力的投资。我们学习外语，也必须是为了自己的需要，否则我们没必要去浪费有限的生命。
外语固然很重要，就像法律、医学等所有专业一样很重要，但我们谁也不敢说：１００％的人、１００％的专业、１００％的行业都离不开外语。有一些人、有一些专业、有一些行业确实用不上外语。比如超过９亿的农民群体，成千上万的中小学非外语教师，成千上万的国家公务员（按照《通用语言文字法》第９条规定公务员应以普通话为公务用语），成千上万的工人等等，外语对他们并非必不可少。有人认为，外企、涉外商务、留学等总需要外语吧。可是，这种需求有多少？２００５年１月２６日，广西举行大学毕业生双选会，笔者在双选会上调查了４６个用人单位１８２９个岗位，其中提出英语四六级要求的只有６个用人单位共１６０岗位，比率为８．７％。２００５年１月２７日下午笔者还登陆“中国高校毕业生就业服务信息网”，调查了３９个单位超过１７４个岗位，提出英语四六级的仅５个单位１４个岗位，比率不到８％。
有人认为，知识分子进行科研，是离不开外语的。可是，研究中国古代文学、中国古代史、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中医学、中文学等专业领域的科研人员、教授，用得上外语吗？再说，绝大多数人本科毕业以后没有读硕士、博士，直接走上了工作岗位，他们有多少在从事科研？就是从事科研的人，又有多少人能学贯中西、能走在国际前沿？就是有一些专业确实需要利用外国资料（比如在中国研究国际法、国际政治、国际经济等），但笔者认为，“需要外国资料”并不等于“需要学习外语”，因为我们可以利用别人的翻译成果来实现。也许马上有人会说，专业性的知识只有让本专业的人才来翻译才能比较准确。笔者并不否认这一点，但是，“让本专业的人才来翻译”并不等于“让自己来翻译”。假如全国有１０００名人才研究国际法，为什么就不能允许这１０００名人才在内部进行进一步的翻译分工呢？人各有长，为什么就不能扬长避短、相互协作呢？实际上，一个人再厉害，他还是需要利用别人的翻译成果，因为外语有上百种，谁能全部掌握？就算你学外语很厉害，精通了英语、法语、日语、俄语，但越南语、韩语、阿拉伯语等你懂吗？当你需要越南、韩国、阿拉伯国家的资料时，你能不利用他人的翻译成果吗？实际上，中国有许多著名的法学家、经济学家、教育学家、人类学家等，他们使用了大量外国资料，但这些资料并不一定都是他们翻译的，很多资料是同行的其他人翻译的。
人的生命都非常有限，从进入大学开始计算，能学习、工作的生命可能只有４０年左右，谁都想利用这点时间扬长避短，充分发展自己的特长，而不是被自己的短处纠缠半辈子，也不是被一些无用的事情纠缠半辈子。有的人都快４０岁了，想考个中文、中国古代史、美术等专业的博士研究生以继续深造，却被英语卡住了；一些５０多岁的中文、中医、考古、马克思主义哲学等专业领域的人想申报高级职称，却被英语卡住了——这是很荒唐的。我们知道，马克思是懂英语、俄语的，但他不是被强迫学习的，他是因为１８４９年到了英国以后英语对他有用而在３１岁才开始学习英语的，是因为俄语对他有用而在将近６０岁才开始学习俄语的。
所以，外语固然重要，但并不是对所有人都重要。强迫用不上外语的数亿国民学外语，违背教育投资学规律，浪费国民的人力资源。
６．外语必修制度，不符合国际通行惯例
据笔者了解，现在世界上还没有哪个国家像中国一样实行外语必修制度！实际上，不但现在没有，就是纵观人类历史，实行外语必修的现象也是很少的。在２０世纪３０年代，日本占领中国东北以后曾要求东北人民学习日语，德国人占领法国以后曾要求法国人学习德语……但那是耻辱！
有人说，世界上大量知识是用英语表述的，中国要了解世界，与世界接轨，必须要求大家必修英语。可是，难道日本、法国不与世界接轨吗？可日本的英语水平在亚洲是最差的，而法国正在全力抵制英语以保卫法语。难道俄罗斯、德国、韩国、意大利等等国家不与世界接轨吗？可这些国家都没有像中国这样实行外语必修制度。世界各国人民当然也有很多学习外语的，但一般只是鼓励、引导等，而不是像中国这样实行外语与受教育权、职称晋升权挂钩的外语必修制度。
总之，笔者认为中国现行外语教育制度的历史任务已经完成，已经不符合目前的时代要求，而且给社会带来了严重的弊端，急需改革。我国应理性地重构自愿化、专业化、基础化、区域化和激励化的外语教育制度。
参考文献
［１］ 张国扬，朱亚夫．外国语教育语言学．南宁：广西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６．
［２］ 四川外国语学院高等教育研究所．中国外语教育要事录．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１９９３．
［３］ 庞树奇，范明林．普通社会学理论．上海：上海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０．
［４］ 靳希斌．教育经济学．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７．
［５］ 陈琦，刘儒德．教育心理学：原理与应用．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４．
（责任编辑关燕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