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试验区被看作是“中部崛起”战略的两大支柱之一，将为改变中部发展模式树立新标识，引领中部创新，提升中部经济地位。2008年，随着试验区正式启动，这一切正在变为现实，成为“中部超车”的底气之一。
2007年12月16日，在长株潭城市群获批国家级试验区的新闻发布会上，面对媒体关于试验区设立意义的提问，湖南省长周强直接借用阿基米德的话说，“给一个支点，可以撬动整个地球”，现场响起一片掌声。
这位中国曾经最年轻的省长言下之意是，武汉城市圈与长株潭城市群两大试验区的落地，将成为“撬动”中部崛起的重要支点。
其实，早在各省市为第四批试验区暗自较力时，就有国家发改委官员告诉媒体，“试点选择更重要的是考虑区域平衡发展”。而在武汉城市圈与长株潭城市群获批后，试验区被众多专家学者视为“中部崛起战略”中最重要的两大政策支柱之一，将为改变中部经济发展模式树立新标识，引领中部机制体制创新，进而提升中部在全国区域格局中的地位。
2008年末，长株潭城市群综改试点方案获得国务院正式批复，加上此前9月份已获批的武汉都市圈综改方案，两大试验区的“顶层设计”已经完成，开始进入全面实施阶段。同时，安徽“合芜蚌自主创新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等省级试验区，也在2008年相继拉开帷幕。以试验区为支点，体制机制创新与城市群发展对中部地区的带动与影响正在逐步显现。
熊掌和鱼的兼得
孟子在《鱼我所欲章》中讲了一个鱼与熊掌不能兼得的故事，这个故事正在今天中部的两大试验区上演，不过博弈的指向变成了鱼和熊掌如何兼得。
2007年12月14日，中部试验区获批。根据国家发改委要求，试验区的试验方向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走有别于传统模式的工业化、城市化发展新路。
“国家之所以如此提，是因为‘中部崛起’已经不能走东部的老路了，现实的经济社会环境也不允许中部再全部复制东部的模式。中部需要开辟自己的路子。”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伍新木分析道，国家之所以将这个重任放在两大试验区，显然秉承了中国“先试点、再推广”的改革思路。而且在中部，武汉城市圈与长株潭城市群也具有一定的代表性，特别是在产业结构上。“与整个中部相似，两大试验区同属于老工业基地，产业结构偏重，具有很强的代表性，工作开展起来的难度也比一般城市大，具有很高的试验价值。”
不过，对两大试验区而言，这恰恰是难题所在。两个试验区正处在工业化与城市化中期，经济发展压力大。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强调环境与资源保护，至少从近期效果来看，很可能会有“限制”地区发展的反作用。经济增长与两型社会建设成了中部试验区的熊掌和鱼。
显然，试验区需要走出一条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新型工业化、新型城市化的发展新路，才能做到熊掌和鱼的兼得，进而为中部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树立标识。
“随着两个试验区总体方案的相继出台，其发展新路径也已经开始逐步成形。”湖北省社科院长江流域经济研究所所长秦尊文向《决策》分析道，目前，在具体实施方案中，资源节约型机制和环境友好型的专项思路已经初步成型。前者包括探索集约用地方式、建设循环经济示范区、深化资源价格改革，后者则囊括了建立主体功能区，制定评价指标、生态补偿和环境约束政策以及完善排污权有偿转让交易制度等。
仅就武汉城市圈试验区总体方案而言，其试点改革的重心除了放在生态一体化上之外，“两型产业”的建设、区域公共设施与公共服务资源的配置同为重点，而逐步淘汰高污染、高耗能产业，转而发展高科技产业、环保产业等“两型产业”，实现产业结构的转变则是具体的手段。
2009年初，武汉城市圈试验区投资方案出炉。在这份包含177个投资项目、总规模达到了12874亿元的投资清单中，“两型产业”的投资项目成为了重头戏，投资规模达到了3388亿元，产业项目数占到了项目总数的67.9％。在最终敲定的清单项目中，“两型产业”的投资项目包括80万吨乙烯、东风乘用车、武钢扩能改造、武汉至宜昌铁路、武汉天河机场三期扩建、中粮集团生猪健康养殖、汉口精武亿只肉鸭产业化等一批总投资在50亿元乃至100亿元以上的项目。
而在武汉市，“‘两型社会’的建设，决意‘打蛇打七寸’，从重化工中心开刀。”武汉市发改委一位官员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未来5年，武汉青山区将投入200亿元，陆续启动70个循环经济项目，包括固体废弃物处理及综合利用、节能减排、污水处理及循环利用和公用工程一体化项目等多个重点项目，确保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单位能耗降低20％，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减少20％的目标。
机制创新中心
不过，新的发展模式并不全然是项目投资那么简单。“新路径最关键的一点应该是探寻两型社会新的体制和机制。”伍新木告诉《决策》。
这与湖北省委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赵凌云的观点不谋而合。在赵凌云看来，与以前的经济特区相比，“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改革范围进一步缩小，设立的核心在于“综合配套”，其宗旨是要改变多年形成的单纯强调经济增长的发展观，要从经济发展、社会发展、城乡关系、土地开发与环境保护等多个领域推进改革，形成相互配套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
“当初，中部崛起提出时，就有媒体与学者质疑，在‘后特区时代’，中部崛起在没有特殊政策的支持下动力何在。现在试验区的建设正好能回答这一怀疑：试验区就是要建设和发展成一个‘机制创新中心’，通过机制创新，促进城市、经济、社会的科学发展、可持续发展。”相关专家说，“而这也必将进一步推动中部各省的机制体制创新。”
2008年，在综合配套方面，湖北专门出台了一个被命名为“56531”的综合配套措施——编制5个专项规划、6个配套政策、制订5项一体化重点工作方案、3年行动计划以及1个重大项目清单。其中，除项目清单与重点工作方案外，其余各方面均涉及到体制机制的创新。“湖北省的原则是，政策‘成熟一个，出台一个，分步推出’。”秦尊文告诉《决策》。
不仅如此，湖北省还在谋求将改革试验立法。据相关媒体报道，湖北省有关方面正在组织开展《湖北武汉城市圈“两型”社会建设促进条例》的调研和起草，力争在2009年一季度上报湖北省人大常委会审议。该《条例》一旦得以通过，将成为武汉城市圈试验区的“小宪法”，给试验区建设带来更大的制度创新空间。
同时，在2008年，湖南也启动了长株潭城市群试验区的综合配套改革，探索“两型产业”发展、基础设施共建共享、金融创新及城市群建设管理等新模式，并修改此前已经出台的《长株潭城市群区域规划》，出台主体功能区规划与控制性规划。
不过在赵凌云看来，在“两型社会”建
2007年12月16日，在长株潭城市群获批国家级试验区的新闻发布会上，面对媒体关于试验区设立意义的提问，湖南省长周强直接借用阿基米德的话说，“给一个支点，可以撬动整个地球”，现场响起一片掌声。
这位中国曾经最年轻的省长言下之意是，武汉城市圈与长株潭城市群两大试验区的落地，将成为“撬动”中部崛起的重要支点。
其实，早在各省市为第四批试验区暗自较力时，就有国家发改委官员告诉媒体，“试点选择更重要的是考虑区域平衡发展”。而在武汉城市圈与长株潭城市群获批后，试验区被众多专家学者视为“中部崛起战略”中最重要的两大政策支柱之一，将为改变中部经济发展模式树立新标识，引领中部机制体制创新，进而提升中部在全国区域格局中的地位。
2008年末，长株潭城市群综改试点方案获得国务院正式批复，加上此前9月份已获批的武汉都市圈综改方案，两大试验区的“顶层设计”已经完成，开始进入全面实施阶段。同时，安徽“合芜蚌自主创新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等省级试验区，也在2008年相继拉开帷幕。以试验区为支点，体制机制创新与城市群发展对中部地区的带动与影响正在逐步显现。
熊掌和鱼的兼得
孟子在《鱼我所欲章》中讲了一个鱼与熊掌不能兼得的故事，这个故事正在今天中部的两大试验区上演，不过博弈的指向变成了鱼和熊掌如何兼得。
2007年12月14日，中部试验区获批。根据国家发改委要求，试验区的试验方向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走有别于传统模式的工业化、城市化发展新路。
“国家之所以如此提，是因为‘中部崛起’已经不能走东部的老路了，现实的经济社会环境也不允许中部再全部复制东部的模式。中部需要开辟自己的路子。”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伍新木分析道，国家之所以将这个重任放在两大试验区，显然秉承了中国“先试点、再推广”的改革思路。而且在中部，武汉城市圈与长株潭城市群也具有一定的代表性，特别是在产业结构上。“与整个中部相似，两大试验区同属于老工业基地，产业结构偏重，具有很强的代表性，工作开展起来的难度也比一般城市大，具有很高的试验价值。”
不过，对两大试验区而言，这恰恰是难题所在。两个试验区正处在工业化与城市化中期，经济发展压力大。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强调环境与资源保护，至少从近期效果来看，很可能会有“限制”地区发展的反作用。经济增长与两型社会建设成了中部试验区的熊掌和鱼。
显然，试验区需要走出一条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新型工业化、新型城市化的发展新路，才能做到熊掌和鱼的兼得，进而为中部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树立标识。
“随着两个试验区总体方案的相继出台，其发展新路径也已经开始逐步成形。”湖北省社科院长江流域经济研究所所长秦尊文向《决策》分析道，目前，在具体实施方案中，资源节约型机制和环境友好型的专项思路已经初步成型。前者包括探索集约用地方式、建设循环经济示范区、深化资源价格改革，后者则囊括了建立主体功能区，制定评价指标、生态补偿和环境约束政策以及完善排污权有偿转让交易制度等。
仅就武汉城市圈试验区总体方案而言，其试点改革的重心除了放在生态一体化上之外，“两型产业”的建设、区域公共设施与公共服务资源的配置同为重点，而逐步淘汰高污染、高耗能产业，转而发展高科技产业、环保产业等“两型产业”，实现产业结构的转变则是具体的手段。
2009年初，武汉城市圈试验区投资方案出炉。在这份包含177个投资项目、总规模达到了12874亿元的投资清单中，“两型产业”的投资项目成为了重头戏，投资规模达到了3388亿元，产业项目数占到了项目总数的67.9％。在最终敲定的清单项目中，“两型产业”的投资项目包括80万吨乙烯、东风乘用车、武钢扩能改造、武汉至宜昌铁路、武汉天河机场三期扩建、中粮集团生猪健康养殖、汉口精武亿只肉鸭产业化等一批总投资在50亿元乃至100亿元以上的项目。
而在武汉市，“‘两型社会’的建设，决意‘打蛇打七寸’，从重化工中心开刀。”武汉市发改委一位官员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未来5年，武汉青山区将投入200亿元，陆续启动70个循环经济项目，包括固体废弃物处理及综合利用、节能减排、污水处理及循环利用和公用工程一体化项目等多个重点项目，确保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单位能耗降低20％，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减少20％的目标。
机制创新中心
不过，新的发展模式并不全然是项目投资那么简单。“新路径最关键的一点应该是探寻两型社会新的体制和机制。”伍新木告诉《决策》。
这与湖北省委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赵凌云的观点不谋而合。在赵凌云看来，与以前的经济特区相比，“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改革范围进一步缩小，设立的核心在于“综合配套”，其宗旨是要改变多年形成的单纯强调经济增长的发展观，要从经济发展、社会发展、城乡关系、土地开发与环境保护等多个领域推进改革，形成相互配套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
“当初，中部崛起提出时，就有媒体与学者质疑，在‘后特区时代’，中部崛起在没有特殊政策的支持下动力何在。现在试验区的建设正好能回答这一怀疑：试验区就是要建设和发展成一个‘机制创新中心’，通过机制创新，促进城市、经济、社会的科学发展、可持续发展。”相关专家说，“而这也必将进一步推动中部各省的机制体制创新。”
2008年，在综合配套方面，湖北专门出台了一个被命名为“56531”的综合配套措施——编制5个专项规划、6个配套政策、制订5项一体化重点工作方案、3年行动计划以及1个重大项目清单。其中，除项目清单与重点工作方案外，其余各方面均涉及到体制机制的创新。“湖北省的原则是，政策‘成熟一个，出台一个，分步推出’。”秦尊文告诉《决策》。
不仅如此，湖北省还在谋求将改革试验立法。据相关媒体报道，湖北省有关方面正在组织开展《湖北武汉城市圈“两型”社会建设促进条例》的调研和起草，力争在2009年一季度上报湖北省人大常委会审议。该《条例》一旦得以通过，将成为武汉城市圈试验区的“小宪法”，给试验区建设带来更大的制度创新空间。
同时，在2008年，湖南也启动了长株潭城市群试验区的综合配套改革，探索“两型产业”发展、基础设施共建共享、金融创新及城市群建设管理等新模式，并修改此前已经出台的《长株潭城市群区域规划》，出台主体功能区规划与控制性规划。
不过在赵凌云看来，在“两型社会”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