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国际社会就加强数字治理凝聚起越来越多的共识，联合国等国际组织作为国际治理的重要行為体对此亦十分重视。近日，英国牛津大学外交研究副教授科尔内留·波乔拉（Corneliu Bjola）与加拿大达尔豪斯大学政治学系副教授鲁本·扎伊奥提（Ruben Zaiotti）在美国南加州大学公共外交研究中心官网发文，建议国际组织进一步推进自身的数字化转型，更好地适应数字化时代，从而更有力地推动国际社会加强数字合作。
近年来，以联合国为代表的国际组织表现出对数字化进程以及数字合作的关切。2018年，联合国专门召集成立数字合作高级别小组，为强化政府、私营部门、国际组织、学术机构等利益相关方的数字空间合作建言献策。该小组于2019年发布《数字相互依存的时代》报告，提出数字合作是为促使数字科技对社会、道义、法律和经济的正面影响最大化和负面影响最小化而开展的国际合作，并就国际社会如何共同努力优化数字技术使用和降低其风险性提出建议。2020年6月，联合国发布的“数字合作路线图”进一步强调，世界处在技术治理的关键拐点。数字技术并非存在于真空中，而是有着推动积极变化的巨大潜力。不过，数字技术的发展同时也可能促使既有的各种断层和不平等进一步扩大。新冠肺炎疫情的流行使这一问题更加紧迫，国际社会要在充分发挥数字技术潜力的同时尽量减少其可能造成的危害。
数字化转型也是欧盟的政策重点，欧盟委员会发布了一系列加快推进数字化的政策文件。3月初，欧盟委员会进一步提出了“2030数字罗盘：通往数字化的十年欧洲路径”计划，为未来十年欧洲的数字化转型指明方向。该计划强调，新冠肺炎疫情深刻改变了我们对数字化在社会、经济发展中作用的认识，加快了数字化步伐，同时更加暴露了数字空间的脆弱性。该计划提出，应对数字化带来的挑战，要奉行为个人与企业赋权的数字化政策，打造以人为本、可持续、更加繁荣的数字化未来。
在波乔拉与扎伊奥提看来，国际组织要适应数字化时代的发展，在关注国际数字合作的同时，也不可忽视自身的数字化转型。二人在合著的新书《数字外交与国际组织》中探讨了数字技术与国际组织之间的关系演变，包括数字化工具对国际组织沟通战略和外交实践的附加价值，如何运用社交媒体塑造国际组织作为国际舞台重要行为体的权威性，数字化平台对增强国际组织合法性的贡献等课题。
波乔拉与扎伊奥提表示，通过对联合国、欧盟、北约等国际组织进行案例研究，梳理它们在数字化时代的适应与转型进程，可以看出，国际组织把数字技术视为潜在的“游戏规则改变者”。在政治危机不断发生、外部竞争压力日益加剧的背景下，国际组织对自身合法性的维护成为促使其将社交媒体整合到自身沟通策略中的主要驱动力。此外，因为数字化整合趋向于打破机构壁垒以及权力、等级的传统边界，国际组织与成员之间的关系也在经历一次重构的过程。国际组织还通过加强与非传统参与者的互动、致力于制定跨领域政策议程、与利益相关者建立横向关系等数字化努力，积极转变与外部世界的联系。
然而，波乔拉与扎伊奥提认为，国际组织将新技术融入自身工作的努力仍未达到预期效果。它们当中大多有了建立和扩展数字影响力的雄心，但尚无相应的途径帮助其转型成为数字化参与度高且具有弹性的组织机构，这背后有更多结构性原因。国际组织要将21世纪的技术整合到其20世纪的组织结构设计中，其传统角色和功能可能会阻碍这一步伐。
波乔拉与扎伊奥提分析称，数字化转型进程可能使国际组织感到措手不及，主要是因为其组织文化与数字化特质不相符。实时管理、透明度、去中心化、随意性和交互性是保证数字化活动有效性的关键准则。但这些特点与国际组织根深蒂固的文化偏向不符，例如高度重视机密性、等级制和自上而下的决策机制等。如果数字化时代的“参与式文化”被以国家为中心的路径取代，世界各国都用更具战略性的眼光来看待数据及相关基础架构，则可能会出现数字重商主义。国际组织想要通过构建全球数字化合作新机制在解决数字化问题中扮演调停人角色的雄心，也将难以实现。国际组织需要认识到，先进技术的持续发展将促使当前的数字化进程转变为更全面的数字化变革，这是一次质的飞跃。数字化技术将不再仅仅作为国际组织的附属品，对决策起支持作用，而是将成为国际组织任务、设计和政策的核心，其每一项活动都要满足数字化整合的条件。
随着数字化创新进程加速，国际组织在深入开展数字化工作中会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波乔拉与扎伊奥提表示，国际组织能否实现、多久实现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实现数字化运行，不仅取决于国际组织自身，还取决于其无法直接控制的因素。根据“混沌理论”，国际组织的数字化轨迹将受到其所处环境的不确定因素影响。如果未来十年人工智能、增强现实、区块链等数字化技术创新继续大爆发，将会推动国际组织朝着不同方向进行数字化转型。
（摘自3月29日《中国社会科学报》。作者为该报记者）
关注数字化进程
近年来，以联合国为代表的国际组织表现出对数字化进程以及数字合作的关切。2018年，联合国专门召集成立数字合作高级别小组，为强化政府、私营部门、国际组织、学术机构等利益相关方的数字空间合作建言献策。该小组于2019年发布《数字相互依存的时代》报告，提出数字合作是为促使数字科技对社会、道义、法律和经济的正面影响最大化和负面影响最小化而开展的国际合作，并就国际社会如何共同努力优化数字技术使用和降低其风险性提出建议。2020年6月，联合国发布的“数字合作路线图”进一步强调，世界处在技术治理的关键拐点。数字技术并非存在于真空中，而是有着推动积极变化的巨大潜力。不过，数字技术的发展同时也可能促使既有的各种断层和不平等进一步扩大。新冠肺炎疫情的流行使这一问题更加紧迫，国际社会要在充分发挥数字技术潜力的同时尽量减少其可能造成的危害。
数字化转型也是欧盟的政策重点，欧盟委员会发布了一系列加快推进数字化的政策文件。3月初，欧盟委员会进一步提出了“2030数字罗盘：通往数字化的十年欧洲路径”计划，为未来十年欧洲的数字化转型指明方向。该计划强调，新冠肺炎疫情深刻改变了我们对数字化在社会、经济发展中作用的认识，加快了数字化步伐，同时更加暴露了数字空间的脆弱性。该计划提出，应对数字化带来的挑战，要奉行为个人与企业赋权的数字化政策，打造以人为本、可持续、更加繁荣的数字化未来。
探索自身数字化变革
在波乔拉与扎伊奥提看来，国际组织要适应数字化时代的发展，在关注国际数字合作的同时，也不可忽视自身的数字化转型。二人在合著的新书《数字外交与国际组织》中探讨了数字技术与国际组织之间的关系演变，包括数字化工具对国际组织沟通战略和外交实践的附加价值，如何运用社交媒体塑造国际组织作为国际舞台重要行为体的权威性，数字化平台对增强国际组织合法性的贡献等课题。
波乔拉与扎伊奥提表示，通过对联合国、欧盟、北约等国际组织进行案例研究，梳理它们在数字化时代的适应与转型进程，可以看出，国际组织把数字技术视为潜在的“游戏规则改变者”。在政治危机不断发生、外部竞争压力日益加剧的背景下，国际组织对自身合法性的维护成为促使其将社交媒体整合到自身沟通策略中的主要驱动力。此外，因为数字化整合趋向于打破机构壁垒以及权力、等级的传统边界，国际组织与成员之间的关系也在经历一次重构的过程。国际组织还通过加强与非传统参与者的互动、致力于制定跨领域政策议程、与利益相关者建立横向关系等数字化努力，积极转变与外部世界的联系。
然而，波乔拉与扎伊奥提认为，国际组织将新技术融入自身工作的努力仍未达到预期效果。它们当中大多有了建立和扩展数字影响力的雄心，但尚无相应的途径帮助其转型成为数字化参与度高且具有弹性的组织机构，这背后有更多结构性原因。国际组织要将21世纪的技术整合到其20世纪的组织结构设计中，其传统角色和功能可能会阻碍这一步伐。
波乔拉与扎伊奥提分析称，数字化转型进程可能使国际组织感到措手不及，主要是因为其组织文化与数字化特质不相符。实时管理、透明度、去中心化、随意性和交互性是保证数字化活动有效性的关键准则。但这些特点与国际组织根深蒂固的文化偏向不符，例如高度重视机密性、等级制和自上而下的决策机制等。如果数字化时代的“参与式文化”被以国家为中心的路径取代，世界各国都用更具战略性的眼光来看待数据及相关基础架构，则可能会出现数字重商主义。国际组织想要通过构建全球数字化合作新机制在解决数字化问题中扮演调停人角色的雄心，也将难以实现。国际组织需要认识到，先进技术的持续发展将促使当前的数字化进程转变为更全面的数字化变革，这是一次质的飞跃。数字化技术将不再仅仅作为国际组织的附属品，对决策起支持作用，而是将成为国际组织任务、设计和政策的核心，其每一项活动都要满足数字化整合的条件。
随着数字化创新进程加速，国际组织在深入开展数字化工作中会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波乔拉与扎伊奥提表示，国际组织能否实现、多久实现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实现数字化运行，不仅取决于国际组织自身，还取决于其无法直接控制的因素。根据“混沌理论”，国际组织的数字化轨迹将受到其所处环境的不确定因素影响。如果未来十年人工智能、增强现实、区块链等数字化技术创新继续大爆发，将会推动国际组织朝着不同方向进行数字化转型。
（摘自3月29日《中国社会科学报》。作者为该报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