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浏览史书，追踪祖先的足迹，常常会发现一些有趣的故事。假中读书，看到《宋史》上一段关于音乐史的记载，就很有意思。
据云：北宋末年，徽宗鉴于“大乐之制，讹谬残阙”，于崇宁元年(一一○一年)举行乐议，博求知音之士来修订乐律。参与议论的名士许许多多，大家七嘴八舌，争论不休，会议延续了一、两年。
有一个叫魏汉津的人，据称曾在西蜀拜唐仙人李良为师，学得了“鼎乐之法”。他说：当年黄帝、大禹，都是以声为律、以身为度来制礼作乐的。其法以左手三、四、五指各三节，合之为九寸，就是黄钟之律了。黄钟既定，其他音律随之而生。“臣今欲请帝中指、第四指、第五指各三节”，“为一代之乐制”。
这个意见显然是违背科学的，无怪遭到了人们的激烈反对。礼部员外郎杨说魏汉津的理论是“乐之蠹也”，他另外提出了一个自夸为“乐之正也”的理论，叫“五声十二律”。按照他的理论，要取消周代业已形成的七音阶中的变宫、变徵两个半音，回到更古老的只有宫、商、角、徵、羽五音的乐律去。为此他写了“《乐书》二百卷”，最根本的一条理由就是：宫为君，“而君不可变”，所以不能有变宫，此“古人所谓尊无二上之旨”也。
这便是崇宁乐议上的两种主要见解。两者之中，魏汉津的理论固然是无稽之谈，杨的理论同样不是有识之见。他们互相攻讦，彼此非难，并不是由于谁的音乐修养更高些，也不是由于谁的科学良心更多些，仅仅是因为，他们要在博得皇帝欢心方面，抢在对方前面而已。至于乐律如何更合理，乐声如何更悦耳，这些本应成为乐议中心议题的方面，在他们发言中，则完全退居到无足轻重的地位，成了突出他们主题的陪衬。
争论的结果，当然以魏汉津的说法更动听一些，所谓“时论方右汉津，细议”。于是，崇宁三年正月，开始按照魏汉津的理论，铸九鼎，铸帝坐大钟及二十四气钟。崇宁四年三月，鼎成，赐汉津为冲显处士。八月，赐名新乐为“大晟”，皇帝在大庆殿受群臣祝贺，加魏汉津为“虚和冲显宝应先生”。据《宋史·乐志》说：“是日初用新乐，太尉率百僚奉觞称寿。”甚至“有数鹤从东北来，飞度广庭，回翔鸣唳。”于是龙颜大悦，“颁乐于天下”，“令教坊按而习之。”
故事到此，本已可以说明许多问题了，但事情远还没有结束。据说过了十三年，皇帝突然梦见有人对他说：“乐成而凤凰不至乎！盖非帝指也。”他后悔不迭，不禁惊醒。原来当年魏汉津请量帝指尺寸时，内侍黄经臣以为“帝指不可示外人”，只量了个大概尺度。于是赶紧又重新量了指头吩咐下去。无奈前律已颁，新尺寸比过去偏长，为了免却“动人观听”，只好悄悄作罢。
以后的事情，那是大家都知道的了。不仅凤凰始终没来，连宋徽宗自己，也在九年之后跟儿子一起当了金兵的俘虏，作关外孤雁去了。至于虚和冲显宝应先生魏汉津和礼部员外郎杨，也很快便从人们的记忆中消失。
历史总是无情鞭挞恶人的。崇宁乐议的最后得胜者是谁呢？请看：“魏汉津定崇宁之乐，制器不成剂量，工人皆随律调之，大率非其本说，而魏汉津亦弗之知。”(《古今治学略·明律吕》)这就是说，颁之天下的虽是大晟律，经工人之手造出来的乐器，却并不是根据那个“神圣的指头”的尺寸，而是依靠工人自己“灵敏的耳朵”的听觉。尽管魏汉津利用他的拍马理论出尽了风头，却始终未能得到乐工们的认可，而被轻而易举地否定了。沈括在谈起这一事件时曾评论说：此事“可发识者一笑”。
这段掌故，确实可发识者一笑。今天的识者，恐怕不会仅以一笑置之吧！
据云：北宋末年，徽宗鉴于“大乐之制，讹谬残阙”，于崇宁元年(一一○一年)举行乐议，博求知音之士来修订乐律。参与议论的名士许许多多，大家七嘴八舌，争论不休，会议延续了一、两年。
有一个叫魏汉津的人，据称曾在西蜀拜唐仙人李良为师，学得了“鼎乐之法”。他说：当年黄帝、大禹，都是以声为律、以身为度来制礼作乐的。其法以左手三、四、五指各三节，合之为九寸，就是黄钟之律了。黄钟既定，其他音律随之而生。“臣今欲请帝中指、第四指、第五指各三节”，“为一代之乐制”。
这个意见显然是违背科学的，无怪遭到了人们的激烈反对。礼部员外郎杨
这便是崇宁乐议上的两种主要见解。两者之中，魏汉津的理论固然是无稽之谈，杨
争论的结果，当然以魏汉津的说法更动听一些，所谓“时论方右汉津，细
故事到此，本已可以说明许多问题了，但事情远还没有结束。据说过了十三年，皇帝突然梦见有人对他说：“乐成而凤凰不至乎！盖非帝指也。”他后悔不迭，不禁惊醒。原来当年魏汉津请量帝指尺寸时，内侍黄经臣以为“帝指不可示外人”，只量了个大概尺度。于是赶紧又重新量了指头吩咐下去。无奈前律已颁，新尺寸比过去偏长，为了免却“动人观听”，只好悄悄作罢。
以后的事情，那是大家都知道的了。不仅凤凰始终没来，连宋徽宗自己，也在九年之后跟儿子一起当了金兵的俘虏，作关外孤雁去了。至于虚和冲显宝应先生魏汉津和礼部员外郎杨
历史总是无情鞭挞恶人的。崇宁乐议的最后得胜者是谁呢？请看：“魏汉津定崇宁之乐，制器不成剂量，工人皆随律调之，大率非其本说，而魏汉津亦弗之知。”(《古今治学略·明律吕》)这就是说，颁之天下的虽是大晟律，经工人之手造出来的乐器，却并不是根据那个“神圣的指头”的尺寸，而是依靠工人自己“灵敏的耳朵”的听觉。尽管魏汉津利用他的拍马理论出尽了风头，却始终未能得到乐工们的认可，而被轻而易举地否定了。沈括在谈起这一事件时曾评论说：此事“可发识者一笑”。
这段掌故，确实可发识者一笑。今天的识者，恐怕不会仅以一笑置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