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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1921年的一个夏日，随着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内的一阵掌声，中国共产党成立了，由此掀开了中华民族的崭新一页。中国共产党90年的艰辛征途，正是中国走向富强的寻路之旅。为尊重，为牢记，90年后，本刊编辑部特别策划，在“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和“100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中，选取对国民经济功勋卓著的共产党员，通过采访其本人、后人及史料梳理，以期向读者如实描述大时代、大浪潮中的经济中坚们的经历与传奇。
毛泽东告诉世人：枪杆子里出政权。但枪杆子也少不了钱袋子做支撑，毛泽民就是那个拿着算盘、账本，为中国革命赚得了生存、发a展资本的重要人物。
毛泽东的大弟毛泽民，一生只活了47个年头。前25年，他是韶山冲的一个农民；后22年，他在毛泽东引导下投身革命，成为中国红色金融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从创办红色中国第一个国家银行、发行苏区统一货币，到长征路上筹钱筹粮、抗战时期的经济保障，毛泽民一生最大的才能和对革命最大的贡献，就是为工农、为红军理财。
发轫红色银行
毛泽民的名字，两次印在中国金融史上：一次是以总经理身份出现在“安源路矿工人消费合作社”股票上，另一次是以国家银行行长身份出现在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第一套货币上。
1921年秋，时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负责人的毛泽东前往江西安源，开展工人运动。次年，毛泽民被派往安源，开展经济工作，以更好地团结工人，把政治斗争引向深入。
1923年2月7日，中国工人的第一个经济组织“安源路矿工人消费合作社”成立，毛泽民被推举为总经理。为了弥补资金的不足，合作社随后决定在社员中招股发行股票。
这个举措，迈出了红色中国金融事业探索的第一步。而毛泽民，有幸成为这个崭新事业的最初实践者。
合作社开办后如何运转？毛泽民想了一个很方便、很经济的办法，充分利用铁路运输的方便，从湖南株洲、长沙等地购买物资，卖给安源的工友。由于省却了运输、储存费用，价格非常便宜，大受欢迎。
1931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瑞金叶坪村胜利闭幕，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宣告成立。在这次大会上，毛泽东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民被任命为国家银行行长。
在安源路矿工人消费合作社表现出的杰出理财能力，成为毛泽民坐上国家银行行长位子的重要砝码。但他很快发现，这个位子没那么好坐——缺人，缺钱。
国家银行的全部人马，只有5名：行长毛泽民，会计科科长曹菊如，业务科科长赖永烈，总务科科长莫均涛，会计钱希均。
他们大多文化水平不高，曾经的经历中与银行业务最接近的就是当过“杂货店店员”。而他们当时面临的任务相当艰巨：建立一套独立的中央银行体系，统一财政，调整金融，加强苏区经济建设，保障红军作战所需。
按照原先的计划，国家银行成立后，苏维埃共和国财政人民委员会应该拨款100万元，但实际上真正到位的，只有从闽西工农银行转来的20万元，不久也被调走了。毛泽民想方设法让银行运转起来，每逢红军有重大作战行动，国家银行都会组织“没收征集委员会”，随部队到前方筹粮筹款。
1932年3月下旬，红一和红五军团组成的东路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攻克漳州城。毛泽民也率领没收征集委员会随军来到漳州。这次筹得的100万元现款，成为国家银行的第一笔大额资金。
下一步的工作是要发行苏区自己的统一货币。在苏维埃国家银行成立之前，苏区流通的货币有江西工农银行的铜元券、闽西工农银行的银元券、光洋、国民党的纸币，甚至还有清朝的铜板。货币市场非常混乱。
但在国民党的经济封锁下发行货币，十分不易，苏区甚至连印刷纸币的合适纸张都没有。
几经周折，苏维埃国家银行第一套货币终于成功发行，票面有4种：1元、2角、1角、5分。纸币上有两个俄文签名：一个是时任国家财政部部长的邓子恢，另一个就是毛泽民。
到1932年年底，苏维埃国家银行印制、发行货币65万元，在苏区顺利流通，并扫清了货币市场的混乱。邓子恢当时评价说，“统一货币金融、统一财政，这是毛泽民同志的一大功劳。”
苏维埃共和国的理财大师
在那个“创业艰难百战多”的年代，办银行的种种辛苦，自不必言。令今人更为感慨的，是毛泽民在艰苦年代的大智慧。
一穷二白，白手起家，从无到有，苏维埃国家银行的任何一点进步，都需要毛泽民的别出心裁。
拿纸币防伪来说，国家银行发行第一套纸币时，在制造技术与防伪技术上都是空白，大量假币流入市场。为了解决防伪问题，毛泽民突发奇想，在造纸时将一定量的羊毛放到纸张中，这样既可以透视纸币鉴别，又可以靠撕开或火燎纸币，通过嗅羊毛的臭味，来辨别真伪。这样就解决了防伪问题，保证了货币的正常流通。
身在乱世，毛泽民如何保障苏维埃国家银行仅有的家底儿的安全？
在漳州筹得100万元现款后，毛泽民决定建立一个秘密金库来收藏这笔资金。在保密工作中，毛泽民组织了4批人来运送，每一批人只掌握一部分信息。包裹金银的不知道储藏何处，负责运输的不知道终点在哪里，储藏包裹的不知道里面是什么，最后的警卫人员更是一无所知。不仅如此，毛泽民在清册上还以黄酒白酒来掩饰，可谓思虑周详。
不仅要将现有的财理好，为了充实国家银行的家底，还要发展生产经营，为革命争取更多的经济来源。1932年1月，毛泽民在苏区开办了公营钨矿公司，并和国民党负责封锁苏区的部队达成钨砂交易秘密协定，将国民党对苏区的经济封锁撕开一个口子，卖出钨砂，换回苏区军民急需的食盐、布匹、西药、银元。
至1934年10月，苏区共生产钨砂4193吨。当时，100斤钨砂能卖52块银元。这对于粉碎国民党的经济封锁，充实苏维埃政府财政收入，起了巨大的作用。
一个善于“守后方”的人
在韶山毛泽东故居——毛氏一家曾经居住的上屋场，人们可以看到，毛泽民的卧室，在整个上屋场的最里面、最后面，光线最差。但那里也是最重要的地方，是后门。毛泽民的一生，就是非常善于“守后方”，让中国工农革命少了后顾之忧。
1934年10月，毛泽东率领中国工农红军开始长征，毛泽民领导的国家银行则被编为中国工农红军中央纵队第十五大队。他们把全部家当挑在肩上，开始“扁担银行”的长征。当时，第十五大队除了负责保护、运输国家银行尚存的金银、物资外，还要负责筹粮筹款，负责全军在长征路上的粮草供给。
长征只是一个缩影，中国革命一路走来，毛泽民一直站在毛泽东身后，做他领导的队伍的“军需官”和“大管家”。
在毛家三兄弟中，毛泽东17岁就离开家乡，毛泽覃13岁时也前往长沙读书。只有毛泽民，安于做农民的本分。他从十三四岁就开始跟着父亲打理家里的活计，后来还要供养兄弟读书。
毛泽东曾对别人说：“我到长沙去读书，是泽民送我去的。他穿的是短褂，帮我挑着行李，外人看来，就像是我花钱雇的一个挑夫。他定期到长沙来，为我送米送钱。有一次，他送钱来晚了几天，我很不高兴，就责怪了他，他也不吭声。临回韶山前，他才告诉我，今年收成不好，为了把谷子卖个好价钱，他跑了好几百里路喔。他走后，我惭愧了好多天。没有泽民，我哪里能到长沙来读书啊。”
毛家三兄弟一生中只有唯一一张合影，是1919年春天三人同母亲在长沙照的。在这张照片里，人们看见，哥哥毛泽东身穿长衫，已是青年才俊；弟弟毛泽覃则是学生模样，他俩穿着新式布鞋。唯独毛泽民身着乡下的粗布短袄，剃着光头，赤脚穿一双草鞋。
一个穿草鞋的办好了苏维埃国家银行。这说来奇怪，但也在情理之中。
1921年的一个夏日，随着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内的一阵掌声，中国共产党成立了，由此掀开了中华民族的崭新一页。中国共产党90年的艰辛征途，正是中国走向富强的寻路之旅。为尊重，为牢记，90年后，本刊编辑部特别策划，在“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和“100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中，选取对国民经济功勋卓著的共产党员，通过采访其本人、后人及史料梳理，以期向读者如实描述大时代、大浪潮中的经济中坚们的经历与传奇。
毛泽东告诉世人：枪杆子里出政权。但枪杆子也少不了钱袋子做支撑，毛泽民就是那个拿着算盘、账本，为中国革命赚得了生存、发a展资本的重要人物。
毛泽东的大弟毛泽民，一生只活了47个年头。前25年，他是韶山冲的一个农民；后22年，他在毛泽东引导下投身革命，成为中国红色金融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从创办红色中国第一个国家银行、发行苏区统一货币，到长征路上筹钱筹粮、抗战时期的经济保障，毛泽民一生最大的才能和对革命最大的贡献，就是为工农、为红军理财。
发轫红色银行
毛泽民的名字，两次印在中国金融史上：一次是以总经理身份出现在“安源路矿工人消费合作社”股票上，另一次是以国家银行行长身份出现在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第一套货币上。
1921年秋，时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负责人的毛泽东前往江西安源，开展工人运动。次年，毛泽民被派往安源，开展经济工作，以更好地团结工人，把政治斗争引向深入。
1923年2月7日，中国工人的第一个经济组织“安源路矿工人消费合作社”成立，毛泽民被推举为总经理。为了弥补资金的不足，合作社随后决定在社员中招股发行股票。
这个举措，迈出了红色中国金融事业探索的第一步。而毛泽民，有幸成为这个崭新事业的最初实践者。
合作社开办后如何运转？毛泽民想了一个很方便、很经济的办法，充分利用铁路运输的方便，从湖南株洲、长沙等地购买物资，卖给安源的工友。由于省却了运输、储存费用，价格非常便宜，大受欢迎。
1931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瑞金叶坪村胜利闭幕，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宣告成立。在这次大会上，毛泽东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民被任命为国家银行行长。
在安源路矿工人消费合作社表现出的杰出理财能力，成为毛泽民坐上国家银行行长位子的重要砝码。但他很快发现，这个位子没那么好坐——缺人，缺钱。
国家银行的全部人马，只有5名：行长毛泽民，会计科科长曹菊如，业务科科长赖永烈，总务科科长莫均涛，会计钱希均。
他们大多文化水平不高，曾经的经历中与银行业务最接近的就是当过“杂货店店员”。而他们当时面临的任务相当艰巨：建立一套独立的中央银行体系，统一财政，调整金融，加强苏区经济建设，保障红军作战所需。
按照原先的计划，国家银行成立后，苏维埃共和国财政人民委员会应该拨款100万元，但实际上真正到位的，只有从闽西工农银行转来的20万元，不久也被调走了。毛泽民想方设法让银行运转起来，每逢红军有重大作战行动，国家银行都会组织“没收征集委员会”，随部队到前方筹粮筹款。
1932年3月下旬，红一和红五军团组成的东路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攻克漳州城。毛泽民也率领没收征集委员会随军来到漳州。这次筹得的100万元现款，成为国家银行的第一笔大额资金。
下一步的工作是要发行苏区自己的统一货币。在苏维埃国家银行成立之前，苏区流通的货币有江西工农银行的铜元券、闽西工农银行的银元券、光洋、国民党的纸币，甚至还有清朝的铜板。货币市场非常混乱。
但在国民党的经济封锁下发行货币，十分不易，苏区甚至连印刷纸币的合适纸张都没有。
几经周折，苏维埃国家银行第一套货币终于成功发行，票面有4种：1元、2角、1角、5分。纸币上有两个俄文签名：一个是时任国家财政部部长的邓子恢，另一个就是毛泽民。
到1932年年底，苏维埃国家银行印制、发行货币65万元，在苏区顺利流通，并扫清了货币市场的混乱。邓子恢当时评价说，“统一货币金融、统一财政，这是毛泽民同志的一大功劳。”
苏维埃共和国的理财大师
在那个“创业艰难百战多”的年代，办银行的种种辛苦，自不必言。令今人更为感慨的，是毛泽民在艰苦年代的大智慧。
一穷二白，白手起家，从无到有，苏维埃国家银行的任何一点进步，都需要毛泽民的别出心裁。
拿纸币防伪来说，国家银行发行第一套纸币时，在制造技术与防伪技术上都是空白，大量假币流入市场。为了解决防伪问题，毛泽民突发奇想，在造纸时将一定量的羊毛放到纸张中，这样既可以透视纸币鉴别，又可以靠撕开或火燎纸币，通过嗅羊毛的臭味，来辨别真伪。这样就解决了防伪问题，保证了货币的正常流通。
身在乱世，毛泽民如何保障苏维埃国家银行仅有的家底儿的安全？
在漳州筹得100万元现款后，毛泽民决定建立一个秘密金库来收藏这笔资金。在保密工作中，毛泽民组织了4批人来运送，每一批人只掌握一部分信息。包裹金银的不知道储藏何处，负责运输的不知道终点在哪里，储藏包裹的不知道里面是什么，最后的警卫人员更是一无所知。不仅如此，毛泽民在清册上还以黄酒白酒来掩饰，可谓思虑周详。
不仅要将现有的财理好，为了充实国家银行的家底，还要发展生产经营，为革命争取更多的经济来源。1932年1月，毛泽民在苏区开办了公营钨矿公司，并和国民党负责封锁苏区的部队达成钨砂交易秘密协定，将国民党对苏区的经济封锁撕开一个口子，卖出钨砂，换回苏区军民急需的食盐、布匹、西药、银元。
至1934年10月，苏区共生产钨砂4193吨。当时，100斤钨砂能卖52块银元。这对于粉碎国民党的经济封锁，充实苏维埃政府财政收入，起了巨大的作用。
一个善于“守后方”的人
在韶山毛泽东故居——毛氏一家曾经居住的上屋场，人们可以看到，毛泽民的卧室，在整个上屋场的最里面、最后面，光线最差。但那里也是最重要的地方，是后门。毛泽民的一生，就是非常善于“守后方”，让中国工农革命少了后顾之忧。
1934年10月，毛泽东率领中国工农红军开始长征，毛泽民领导的国家银行则被编为中国工农红军中央纵队第十五大队。他们把全部家当挑在肩上，开始“扁担银行”的长征。当时，第十五大队除了负责保护、运输国家银行尚存的金银、物资外，还要负责筹粮筹款，负责全军在长征路上的粮草供给。
长征只是一个缩影，中国革命一路走来，毛泽民一直站在毛泽东身后，做他领导的队伍的“军需官”和“大管家”。
在毛家三兄弟中，毛泽东17岁就离开家乡，毛泽覃13岁时也前往长沙读书。只有毛泽民，安于做农民的本分。他从十三四岁就开始跟着父亲打理家里的活计，后来还要供养兄弟读书。
毛泽东曾对别人说：“我到长沙去读书，是泽民送我去的。他穿的是短褂，帮我挑着行李，外人看来，就像是我花钱雇的一个挑夫。他定期到长沙来，为我送米送钱。有一次，他送钱来晚了几天，我很不高兴，就责怪了他，他也不吭声。临回韶山前，他才告诉我，今年收成不好，为了把谷子卖个好价钱，他跑了好几百里路喔。他走后，我惭愧了好多天。没有泽民，我哪里能到长沙来读书啊。”
毛家三兄弟一生中只有唯一一张合影，是1919年春天三人同母亲在长沙照的。在这张照片里，人们看见，哥哥毛泽东身穿长衫，已是青年才俊；弟弟毛泽覃则是学生模样，他俩穿着新式布鞋。唯独毛泽民身着乡下的粗布短袄，剃着光头，赤脚穿一双草鞋。
一个穿草鞋的办好了苏维埃国家银行。这说来奇怪，但也在情理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