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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颇不平静的夏天。以美国为中心的全球经济体系，正因为美债危机而遭遇严峻的挑战。
2011年8月5日晚间，世界权威金融评级机构标准普尔，首次下调美国长期主权信用评级。这一消息即刻引发市场的担忧和恐慌。
这意味着，肇始于美国的金融危机，远不像先前预计的那样乐观，世界经济并非已经稳定地走上了复苏之路，而是有可能陷入更加深度和漫长的衰退。
越来越多的证据都汇集于这样一个论点：或许世界经济的发展必须经历一场历史性的“范式”转换。
二战结束后，现代世界经济形成了一个以美国经济霸权为中心的体系，各主要国家依赖美国的市场和技术来推动经济发展，并且使用美元作为国际交易和储备的首要国际货币。
在过去的半个多世纪，以美国市场作为强力引擎的经济全球化运动，使世界数以亿计的人史无前例地脱离贫困、摆脱愚昧、走向自由、奔向和平。
然而，这一切有可能在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里戛然而止。
美国，这个世界发展的引擎，第一次出现了严重的“抛锚”事故。
危机的火种从上世纪70年代就已经开始埋下，并经过了40年之后，终于从昔日的星星之火燃成今日的燎原之势。
上世纪70年代开始，在日本和德国的接连打击下，美国的制造业开始全面溃退。作为一个人口和消费大国，美国不是选择努力去振兴制造业，而是全面走向“金融立国”的道路，并在“华盛顿共识”的大旗之下，在全世界强力推动金融开放和金融自由。
这种发展模式的实质是，美国挟美元霸权之利，向全世界提供最富有深度和广度的金融市场，吸引世界的资本以各种有价证券的方式（各种股票、债券等）源源不断地流入美国；另一方面则将制造业这种“辛苦活儿”外包给德国、日本和其他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新兴国家。
美国从此成为世界的银行家，专职向世界发行货币和提供金融服务，以此进口来自世界的消费品，并且挥霍无度，以至于最终需要大规模借贷。这种以美国为中心的世界金融和生产体系又辅之以美国超强绝伦的军事实力，使得该体系不像当年的英国体系一样在世界大战的打击下而崩溃，而是得以延绵数十载。
美国体系在上世纪90年代达到新的巅峰。石油国家和新兴国家出口赚取的大量美元重新回到美国，转化为一张张债券储存起来，而美国则利用这些廉价的美元进行技术创新，并最终在自己的国家缔造了IT革命，从而再次将德国和日本甩在后面，重新站到了世界产业链的最前端。
尽管上世纪90年代的亚洲金融危机以一种极具破坏性的方式对世界经济的发展模式拉响了警报，但却被很轻易地认定为新兴国家自身的问题，而美国依然是“世界的灯塔”。
直到雷曼兄弟的倒台敲响了美国金融链条的警钟，人们才如梦初醒，原来这种高度失衡的美国体系竟如此脆弱。美国私人金融机构的纷纷破产，使得世界资本蜂拥而入美国的政府债券以寻求庇护。具有百年良好信誉的美国政府债券，被认为是以美国为中心的全球金融体系最后的安全港湾。新上任的民主党人开始大肆挥霍这种来自世界的信任，在短短不到三年的时间里，美国的政府债务就暴增了4万多亿美元，比德国全年的GDP还多。这在美国两党之间引发了美国债务前景的大辩论，而这场辩论被最终证明是压倒美国主权信誉的最后一根稻草。
美国所遭遇的信心危机，折射出持续了40年之久的以美国为中心的全球经济体系的危机。这种体系建立在国际间金融和生产职能分配的高度失衡的状态之下，而当缺乏一个中立和有力的世界政府来对这种体系加以监管，以确保中心国采取负责任的经济政策时，这种体系便危如累卵。
但是，新一波的金融恐慌又给我们留下了一个更加难以回答的问题，如果连美国都不能保证世界的金融安全，那又有哪个国家有能力去扮演替代者的角色？谁能给世界一个新的发展“范式”？今后世界经济发展究竟该如何去超越美国体系？
尽管我们暂时恐怕还没有答案，但对于那些一直以来都高度依赖于美国体系的国家特别是中国而言，现在必须开始去适应“后美国体系”的世界现实了。作为美国体系最主要的参与者，如果美国的危机能够迫使中国真正下定决心去忍受“阵痛”，进行战略性的经济改革和结构调整，逐渐走出对美国在贸易和金融上的双重依赖，化解美国体系的失衡局面，那或许是危机所带来的意外的幸运，而这种幸运既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
2011年8月5日晚间，世界权威金融评级机构标准普尔，首次下调美国长期主权信用评级。这一消息即刻引发市场的担忧和恐慌。
这意味着，肇始于美国的金融危机，远不像先前预计的那样乐观，世界经济并非已经稳定地走上了复苏之路，而是有可能陷入更加深度和漫长的衰退。
越来越多的证据都汇集于这样一个论点：或许世界经济的发展必须经历一场历史性的“范式”转换。
二战结束后，现代世界经济形成了一个以美国经济霸权为中心的体系，各主要国家依赖美国的市场和技术来推动经济发展，并且使用美元作为国际交易和储备的首要国际货币。
在过去的半个多世纪，以美国市场作为强力引擎的经济全球化运动，使世界数以亿计的人史无前例地脱离贫困、摆脱愚昧、走向自由、奔向和平。
然而，这一切有可能在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里戛然而止。
美国，这个世界发展的引擎，第一次出现了严重的“抛锚”事故。
危机的火种从上世纪70年代就已经开始埋下，并经过了40年之后，终于从昔日的星星之火燃成今日的燎原之势。
上世纪70年代开始，在日本和德国的接连打击下，美国的制造业开始全面溃退。作为一个人口和消费大国，美国不是选择努力去振兴制造业，而是全面走向“金融立国”的道路，并在“华盛顿共识”的大旗之下，在全世界强力推动金融开放和金融自由。
这种发展模式的实质是，美国挟美元霸权之利，向全世界提供最富有深度和广度的金融市场，吸引世界的资本以各种有价证券的方式（各种股票、债券等）源源不断地流入美国；另一方面则将制造业这种“辛苦活儿”外包给德国、日本和其他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新兴国家。
美国从此成为世界的银行家，专职向世界发行货币和提供金融服务，以此进口来自世界的消费品，并且挥霍无度，以至于最终需要大规模借贷。这种以美国为中心的世界金融和生产体系又辅之以美国超强绝伦的军事实力，使得该体系不像当年的英国体系一样在世界大战的打击下而崩溃，而是得以延绵数十载。
美国体系在上世纪90年代达到新的巅峰。石油国家和新兴国家出口赚取的大量美元重新回到美国，转化为一张张债券储存起来，而美国则利用这些廉价的美元进行技术创新，并最终在自己的国家缔造了IT革命，从而再次将德国和日本甩在后面，重新站到了世界产业链的最前端。
尽管上世纪90年代的亚洲金融危机以一种极具破坏性的方式对世界经济的发展模式拉响了警报，但却被很轻易地认定为新兴国家自身的问题，而美国依然是“世界的灯塔”。
直到雷曼兄弟的倒台敲响了美国金融链条的警钟，人们才如梦初醒，原来这种高度失衡的美国体系竟如此脆弱。美国私人金融机构的纷纷破产，使得世界资本蜂拥而入美国的政府债券以寻求庇护。具有百年良好信誉的美国政府债券，被认为是以美国为中心的全球金融体系最后的安全港湾。新上任的民主党人开始大肆挥霍这种来自世界的信任，在短短不到三年的时间里，美国的政府债务就暴增了4万多亿美元，比德国全年的GDP还多。这在美国两党之间引发了美国债务前景的大辩论，而这场辩论被最终证明是压倒美国主权信誉的最后一根稻草。
美国所遭遇的信心危机，折射出持续了40年之久的以美国为中心的全球经济体系的危机。这种体系建立在国际间金融和生产职能分配的高度失衡的状态之下，而当缺乏一个中立和有力的世界政府来对这种体系加以监管，以确保中心国采取负责任的经济政策时，这种体系便危如累卵。
但是，新一波的金融恐慌又给我们留下了一个更加难以回答的问题，如果连美国都不能保证世界的金融安全，那又有哪个国家有能力去扮演替代者的角色？谁能给世界一个新的发展“范式”？今后世界经济发展究竟该如何去超越美国体系？
尽管我们暂时恐怕还没有答案，但对于那些一直以来都高度依赖于美国体系的国家特别是中国而言，现在必须开始去适应“后美国体系”的世界现实了。作为美国体系最主要的参与者，如果美国的危机能够迫使中国真正下定决心去忍受“阵痛”，进行战略性的经济改革和结构调整，逐渐走出对美国在贸易和金融上的双重依赖，化解美国体系的失衡局面，那或许是危机所带来的意外的幸运，而这种幸运既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