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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在1843年被开辟为通商口岸，到今年整整170年。我们回顾并理性地分析开埠通商及其以后的那段历史，可以清楚地看到，一方面，外国军队、资本、宗教势力通过通商口岸进入中国，进行政治侵略、经济掠夺与文化渗透；另一方面，通商口岸客观上促进了西方文化在中国的传播，增进了中西文化的交流，刺激了中国人的觉醒，推动了中国近代化的进程。
移民促成上海多元文化
开埠以前，上海只是一个普通的沿海城市。按照人口规模，1843年开埠时的上海在中国城市中排名第十二，位居排北京、苏州、广州等城市之后。到了1900年，上海城市人口超过100万，跃居全国第一。自那以后，上海一直是中国人口第一大城市。
在世界大城市序列中，上海在1934年排名第六，前五名是伦敦、纽约、东京、柏林、芝加哥。1935年，上海人口超过了芝加哥，排名第五。因此，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人们习惯称上海是国际第五或第六大城市、远东第二大城市。
从1843年到1949年，上海城市人口增加了20多倍，而同时期中国总人口增长为20%，换句话说，近代上海城市人口增长的速度，是全国城市人口增长速度的百倍以上。
上海超常增长人口中绝大多数是国内外移民。国内移民来源地最多的是江苏、浙江，其次为广东、安徽、山东、湖北、福建等省。国际移民来自英、法、美、日、德、俄、意、葡、波兰、捷克、印度等50多个国家与地区，最多时超过15万人。
这样高比例、多来源的移民人口，使得上海社会主客矛盾基本不存在。因为本地人口很少，外来人口很多，使得本地文化对由移民带来的外地文化的同化力不够，这为外地文化在上海立足、发展提供了难得的土壤。于是，文化多元成为近代上海一个极为显著的特点。
文化多元程度世界罕见
世界上很多大城市都存在文化多元现象，但多元到上海这样的程度，实在罕见，令人难以想象。
最突出的是市政管理机构多元。近代上海一市三治，就是一个城市有三个管理机构，即中国地方政府、公共租界与法租界。由此多元就派生出法律多元与各种制度多元。这里有三个司法体系、三个警察系统、三个公共交通系统、三个水厂、三个发电厂。门牌号码各排各的，没有统一的规则。电压在法租界是115伏，在公共租界与华界是220伏。有轨电车的路轨宽度也不相同。黄包车夫没有三个城区的执照，就不能顺利穿越所有城区，而他们当中几乎没有人能有钱办齐三个执照，因此，乘客不得不在城区边界换车。
公共交通亦各自为政。假如有人想从南京路乘电车去南市县城的某个地方，他必须先乘英国电车到租界边的爱多亚路（即今延安东路），穿过马路进入法租界，乘法国电车到县城边上，然后穿过民国路（今人民路），再乘中国电车继续前行。在这趟半个多小时的路途上，首先看到的是穿着英国警察制服的英国人和印度锡克族人，然后是穿着法国警察制服的法国人、白俄人和越南人，最后看到的是中国警察。
这里宗教多元，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天主教与东正教都很兴盛。佛教寺院有上千处，道院、道房有百余所，清真寺20座，基督教教堂200多处，天主教堂400多座，东正教堂10座。
近代上海市面上流通的，除了金条、银圆等硬通货，还有各种各样的纸币。外国银行在上海发行纸币的有英国、美国、法国、德国、日本、荷兰、比利时等至少18家。各种文字、各种颜色、各种图案的纸币，英国女王头像、孙中山头像、自由女神像、赵公元帅像，同时出现在上海货币市场上，真正光怪陆离，莫此为甚！
至于饮食服饰、戏曲曲艺之各从所好，语言之南腔北调，建筑之形形色色，已为人们所熟知，兹不赘述。
文化差异促进各族群了解，学习与竞争
生活在上海的许多外国人，将上海视为自己的家园。他们将欧美的物质文明、市政管理、政治制度、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审美情趣带到这里，使租界变成东方世界中的一块西方文化“飞地”。在全国范围里，上海租界设立得最早、面积最大、居住的外国人最多，因此，反映西方文明的许多事物都首先在上海出现，构成难计其数的近代中国第一。
诸如：机器印书馆、新式旅馆、银行、跑马场、连续出版时间最长的英文报纸、教会中学、消防队、照相馆、公共运动场、邮局、中文报纸、缝纫机、城市交通规则、高尔夫球场、室内菜场、汽水厂、煤气灯、欧式剧场、博物馆、自行车、公园、有线电报通讯、通讯社、气象台、连续出版时间最长的中文报纸、外国魔术、画报、洒水车、垃圾车、火车、邮票、教会大学等等。
在整个中国，上海是近代化程度最高的城市，各种先进事物的引进，如电灯、电话、自来水等，不但远比内陆城市早，比其他通商口岸也早得多。以上海与天津相比，上海的煤气使用早19年，电灯早6年，自来水早14年。晚清人称赞天津城市建设比较先进，便说“俨如一小沪渎”，意思是像个小上海。
四面八方的移民来到上海，并没有统一的机构管理他们。维系他们生活的重要纽带是同乡组织，包括会馆公所与同乡会。从晚清到民国，上海会馆公所的数量，少的时候有五六十个，多的时候有二三百个，为各地移民安排住宿、介绍工作、排解纠纷、防病治病、购置棺材、联络乡谊，有的还提供从小学到中学的教育。
广大移民，依托着会馆公所这一平台，将其原籍文化搬到上海，祭祀原籍神明，遵循家乡风俗。比如徽州人供奉紫阳公朱熹，福建人供奉天后娘娘，江西人供奉许真君，山东人供奉孔夫子，山西人供奉关公，粤菜、川菜、徽菜、淮扬菜各领风骚，粤剧、锡剧、淮剧、越剧、黄梅戏各擅胜场。
多元文化共存，从整体上说是海纳百川、气度宽容；从每一种地域文化来说，是提供展示自我、提升自我的机会和场所；从各种地域文化之间来说，是提供相互了解、相互学习、相互竞争的机会和场所。
任何大城市都是人类智慧激发与聚合的加速器，都是思想创新与文明演进的温床。在同样的空间，人口异质程度越高，文化差异越大，相互影响、启发、促进的可能性也越大。上海正是这样的城市，于是，重视学习、崇尚竞争、追求卓越成为上海人性格中的显著特点。近代上海之所以会成为中国最大的经济中心，其外贸额在全国通常占40%左右，工业产值通常占全国60%以上，金融业占全国80%左右，新闻业、出版业占全国半壁江山以上，归国留学生大半在这里创业，其重要原因也在于此。
上海人对文化身份的双重认同
上海移民传统曾一度中断。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浦东开发开放以后，上海进入中国改革开放前列。上海对全国的人才需求空前加大，移民的闸门又逐渐放开，先是蓝印户口，然后是按需引进。截至2012年底，上海常住人口已接近2400万，其中约800万是新时期从各地引进的。与此同时，在上海生活的外国人也日益增多。到2012年底，上海市常住外国人口共17.3万余人，占全国四分之一。
移民来源高度多元，给上海人性格带来一个重要特点，即对移入地与移出地的双重认同，在家里说家乡话，到街上说上海话。去外地他会觉得自己是上海人，而在上海他却自认是外地人。上海文化由此形成了自我批判的机制。很多上海人都有这种经历，他与外地人相处，假如表现得比较慷慨、大方、直率，得到对方最高的评价竟是：“你真不像个上海人！”上海人对这种总体否定、个别肯定的赞扬，也心安理得，这在人口单一的城市是不可想象的。
这种特殊机制，使得上海文化能够保持一种自我批判的张力，更经得起批评，更有韧性。这是上海人大气谦和的特有境界，也是上海文化特有活力的根源所在。
移民促成上海多元文化
开埠以前，上海只是一个普通的沿海城市。按照人口规模，1843年开埠时的上海在中国城市中排名第十二，位居排北京、苏州、广州等城市之后。到了1900年，上海城市人口超过100万，跃居全国第一。自那以后，上海一直是中国人口第一大城市。
在世界大城市序列中，上海在1934年排名第六，前五名是伦敦、纽约、东京、柏林、芝加哥。1935年，上海人口超过了芝加哥，排名第五。因此，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人们习惯称上海是国际第五或第六大城市、远东第二大城市。
从1843年到1949年，上海城市人口增加了20多倍，而同时期中国总人口增长为20%，换句话说，近代上海城市人口增长的速度，是全国城市人口增长速度的百倍以上。
上海超常增长人口中绝大多数是国内外移民。国内移民来源地最多的是江苏、浙江，其次为广东、安徽、山东、湖北、福建等省。国际移民来自英、法、美、日、德、俄、意、葡、波兰、捷克、印度等50多个国家与地区，最多时超过15万人。
这样高比例、多来源的移民人口，使得上海社会主客矛盾基本不存在。因为本地人口很少，外来人口很多，使得本地文化对由移民带来的外地文化的同化力不够，这为外地文化在上海立足、发展提供了难得的土壤。于是，文化多元成为近代上海一个极为显著的特点。
文化多元程度世界罕见
世界上很多大城市都存在文化多元现象，但多元到上海这样的程度，实在罕见，令人难以想象。
最突出的是市政管理机构多元。近代上海一市三治，就是一个城市有三个管理机构，即中国地方政府、公共租界与法租界。由此多元就派生出法律多元与各种制度多元。这里有三个司法体系、三个警察系统、三个公共交通系统、三个水厂、三个发电厂。门牌号码各排各的，没有统一的规则。电压在法租界是115伏，在公共租界与华界是220伏。有轨电车的路轨宽度也不相同。黄包车夫没有三个城区的执照，就不能顺利穿越所有城区，而他们当中几乎没有人能有钱办齐三个执照，因此，乘客不得不在城区边界换车。
公共交通亦各自为政。假如有人想从南京路乘电车去南市县城的某个地方，他必须先乘英国电车到租界边的爱多亚路（即今延安东路），穿过马路进入法租界，乘法国电车到县城边上，然后穿过民国路（今人民路），再乘中国电车继续前行。在这趟半个多小时的路途上，首先看到的是穿着英国警察制服的英国人和印度锡克族人，然后是穿着法国警察制服的法国人、白俄人和越南人，最后看到的是中国警察。
这里宗教多元，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天主教与东正教都很兴盛。佛教寺院有上千处，道院、道房有百余所，清真寺20座，基督教教堂200多处，天主教堂400多座，东正教堂10座。
近代上海市面上流通的，除了金条、银圆等硬通货，还有各种各样的纸币。外国银行在上海发行纸币的有英国、美国、法国、德国、日本、荷兰、比利时等至少18家。各种文字、各种颜色、各种图案的纸币，英国女王头像、孙中山头像、自由女神像、赵公元帅像，同时出现在上海货币市场上，真正光怪陆离，莫此为甚！
至于饮食服饰、戏曲曲艺之各从所好，语言之南腔北调，建筑之形形色色，已为人们所熟知，兹不赘述。
文化差异促进各族群了解，学习与竞争
生活在上海的许多外国人，将上海视为自己的家园。他们将欧美的物质文明、市政管理、政治制度、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审美情趣带到这里，使租界变成东方世界中的一块西方文化“飞地”。在全国范围里，上海租界设立得最早、面积最大、居住的外国人最多，因此，反映西方文明的许多事物都首先在上海出现，构成难计其数的近代中国第一。
诸如：机器印书馆、新式旅馆、银行、跑马场、连续出版时间最长的英文报纸、教会中学、消防队、照相馆、公共运动场、邮局、中文报纸、缝纫机、城市交通规则、高尔夫球场、室内菜场、汽水厂、煤气灯、欧式剧场、博物馆、自行车、公园、有线电报通讯、通讯社、气象台、连续出版时间最长的中文报纸、外国魔术、画报、洒水车、垃圾车、火车、邮票、教会大学等等。
在整个中国，上海是近代化程度最高的城市，各种先进事物的引进，如电灯、电话、自来水等，不但远比内陆城市早，比其他通商口岸也早得多。以上海与天津相比，上海的煤气使用早19年，电灯早6年，自来水早14年。晚清人称赞天津城市建设比较先进，便说“俨如一小沪渎”，意思是像个小上海。
四面八方的移民来到上海，并没有统一的机构管理他们。维系他们生活的重要纽带是同乡组织，包括会馆公所与同乡会。从晚清到民国，上海会馆公所的数量，少的时候有五六十个，多的时候有二三百个，为各地移民安排住宿、介绍工作、排解纠纷、防病治病、购置棺材、联络乡谊，有的还提供从小学到中学的教育。
广大移民，依托着会馆公所这一平台，将其原籍文化搬到上海，祭祀原籍神明，遵循家乡风俗。比如徽州人供奉紫阳公朱熹，福建人供奉天后娘娘，江西人供奉许真君，山东人供奉孔夫子，山西人供奉关公，粤菜、川菜、徽菜、淮扬菜各领风骚，粤剧、锡剧、淮剧、越剧、黄梅戏各擅胜场。
多元文化共存，从整体上说是海纳百川、气度宽容；从每一种地域文化来说，是提供展示自我、提升自我的机会和场所；从各种地域文化之间来说，是提供相互了解、相互学习、相互竞争的机会和场所。
任何大城市都是人类智慧激发与聚合的加速器，都是思想创新与文明演进的温床。在同样的空间，人口异质程度越高，文化差异越大，相互影响、启发、促进的可能性也越大。上海正是这样的城市，于是，重视学习、崇尚竞争、追求卓越成为上海人性格中的显著特点。近代上海之所以会成为中国最大的经济中心，其外贸额在全国通常占40%左右，工业产值通常占全国60%以上，金融业占全国80%左右，新闻业、出版业占全国半壁江山以上，归国留学生大半在这里创业，其重要原因也在于此。
上海人对文化身份的双重认同
上海移民传统曾一度中断。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浦东开发开放以后，上海进入中国改革开放前列。上海对全国的人才需求空前加大，移民的闸门又逐渐放开，先是蓝印户口，然后是按需引进。截至2012年底，上海常住人口已接近2400万，其中约800万是新时期从各地引进的。与此同时，在上海生活的外国人也日益增多。到2012年底，上海市常住外国人口共17.3万余人，占全国四分之一。
移民来源高度多元，给上海人性格带来一个重要特点，即对移入地与移出地的双重认同，在家里说家乡话，到街上说上海话。去外地他会觉得自己是上海人，而在上海他却自认是外地人。上海文化由此形成了自我批判的机制。很多上海人都有这种经历，他与外地人相处，假如表现得比较慷慨、大方、直率，得到对方最高的评价竟是：“你真不像个上海人！”上海人对这种总体否定、个别肯定的赞扬，也心安理得，这在人口单一的城市是不可想象的。
这种特殊机制，使得上海文化能够保持一种自我批判的张力，更经得起批评，更有韧性。这是上海人大气谦和的特有境界，也是上海文化特有活力的根源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