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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来临之际，全国各地都在以丰富多彩的活动缅怀先烈，弘扬红军长征艰苦卓绝的伟大革命精神。有幸的是，6月2日，笔者随北京市文联、北京作家协会、北京美术家协会、空军政治部创作室等联合组织的“首都文艺家”采风团一行22人由北京市文联党组副书记陈志强带队，沿着先辈们的足迹，奔赴当年红军长征途中最艰苦的川西，踏上了重走长征的道路。
4日早晨，天公作美，头天晚上淅淅沥沥下了一夜的小雨，没想到竟然变得风和日丽。7点50分，团里从四川康辉国际旅行社租的两辆依维柯，早已在我们宿住的巴金文学院门口等候。为了表示对这次重走长征路的重视，该社老总付岚先生亲自为我们当导游。8点钟，我们准时出发了，沿途经都江堰，顺岷江河谷而上。
山势越来越高，道路越来越险，而我们一路听着导游的讲解，一路欢歌笑语。下午3时许，抵达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理县桃坪乡桃坪羌寨，一位穿着漂亮羌族服装年轻秀丽的姑娘早已在那里迎候。
桃坪羌寨位于岷江上游杂古脑河畔，距离成都163公里，县城41公里，全寨共有近百户人家。据导游介绍，桃坪羌寨是羌族建筑群落的典型代表，始建于公元前111年，距今已有2000多年历史，是世界上保存最完整的羌寨建筑文化艺术“活化石”，被世人称为“最神秘的东方古堡”。之所以带我们来这里，是为了让我们在长征路上多找些灵感。
谈话间，姑娘已把我们领到一家写有“小琼羌家”的农家小院，说这是她家，晚上大家就宿住在这里。
沿着长长的狭小的如地道般的甬道和窄窄的木梯，我们爬到了寨子顶上。放眼望去，只见一片保存完好的泥石杰作位于半山腰上，黄褐色的建筑顺陡峭的山势昂然而立，其间碉堡耸立，直插云霄。
导游介绍说，这些坚韧古朴的建筑当年在修建时，不绘图、不吊墨、不划线，全用眼力砌石垒木，不知用了多长时间，才筑就了这座古朴坚固的建筑。
整个寨子依山傍水，布局严密。我不禁感叹羌族人民的勤劳和智慧，在当年无砖无瓦、技术极其落后的情况下，居然用毫无生气的石块、泥巴，修筑起了如此雄伟壮观的碉楼和整齐的房屋！
据有关资料表明，世界上大多数古堡都是传统的设东南西北城门或出口的建筑模式。而桃坪羌寨却以古堡为中心，设有8个放射状的出口，每个出口连着狭长的甬道，并编织成路网，本寨人可以进退自如，而外人却如入迷宫。
就在作家、诗人和画家们感叹如此奇景，争相拍照、写生的时刻，3位在楼顶上摆摊的羌民大声吆喝，叫卖当地的小玩意儿。有着一头卷卷的漂亮长发的诗人王建老兄，一激动就买了好几把又大又长的牛角梳，说是为了送给朋友的妻子，惹得大家哈哈大笑。
有趣的是，在我和青年作家祝勇正选取角度想拍一个“到此一游”的镜头时，一位年近七旬的老大娘兴致勃勃走来，说我们的动作不够好看。我们说给她拍张照片，她欣然应允，还很不客气地教我们摆了两个优雅的造型。
夜已经很深了，而我却久久不能入眠。虽然我们没有时间观赏到热情奔放的羌家歌舞，虽然红军当年并没有来过这里，但羌寨独有的风情却让我们不虚此行。
凝重的“卓克基”
大凡读过美国著名作家、记者、《纽约时报》总编哈里森·索尔滋伯里的《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一书的人，我相信都会为里面描述的中国末代土司官寨的独特而惊叹。
5日一早，我们离开了桃坪羌寨，一路赶到红军长征途中停留时间最长，也是北上抗日的总后方和重要中转站——阿坝州马尔康县卓克基土司官寨。
官寨位于马尔康县城东9公里的卓克基乡西索村，海拔2700米。该寨依山而建，对面是著名的西索民居，脚下是川流不息的梭磨河。
据导游介绍，土司是元、明、清各王朝以“多封众建”的形式册封给少数民族首领世袭官位的称号，是当时朝廷对少数民族“以夷治夷”的政治策略和统治手段。卓克基土司始封于元朝至元耳二十三年（1286年），清乾隆十三年（1748年）第一次“大小金川之战役”后，因其为朝廷平定金川有功，与马尔康的党坝、梭磨、松岗一起受封为土司，故被称为川西“理番四土”。现存建筑是1912年继承卓克基土司职位时索观瀛所建。
这是一座集居住、官署、防御于一体的少数民族现代建筑，由一座五层藏式民居和一座石砌五层碉楼组成：一楼是厨房和佣人杂工住房；二楼为住房、客厅和储藏室；三楼是土司书房、卧室与高级迎客厅；四楼是土司的家庙；五楼是土司的红黄两教的护法殿。在官寨右侧便是与官寨等高的四方锥体碉楼，为土司紧急时的藏身之地。整个建筑均由片石砌成，而汉式的梁、枋居然没用一钉一铆。
走进介绍当年红军长征的展览室，在一幅幅照片和展板面前，我仿佛看到了70年前那金戈铁马、气壮山河的动人画面……
1935年6月24日，红一军团翻过长征途上第二座大雪山——海拔4564米的梦笔山后，往卓克基进发。由于对红军的情况不了解，当时的土司索观瀛率领藏兵，将红军堵在山北麓纳足沟通往卓克基的一段深谷中，并率先开枪击毙红军向导。红军在喊话宣传无效的情况下，进行了有选择的还击。
藏兵武器虽然简劣，但枪法较准，依托有利地形与红军对峙。当天夜晚，天降大雨，红军乘机进攻，藏兵火枪失效，遂退守坚固的官寨和碉楼，致使红军久攻不下。
也许是上天所助，第二天晚上，红军先头部队为联络后续部队发射了几颗照明弹，藏兵不知何物，以为红军施法术，放“神火”烧官寨，吓得丢盔弃甲，全部逃走。红六团及其后跟进的红四团随即进驻官寨休整。
6月底，红一军团主力、红九军团、红三十军一部相继抵达卓克基。
7月初，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领导同志率中央领导机关从小金两河口出发，翻越梦笔山来到官寨，在此住宿一周，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并在军委发布的“夏洮战役计划”里把卓克基地区作为红军总后方。
通过积极宣传引导，红军成立了卓克基特区苏维埃（县）政权，并在马尔康先后建立了13个乡级苏维埃组织，各乡又建立了苏维埃村，成立了“革命军”“游击队”“妇女会”“少先队”等红色组织。
在当时条件极其艰苦的情况下，当地百姓积极支援红军，先后为红军支前8000多人次，筹集粮食300多万公斤，各类牲畜、物资不计其数，许多青壮年参加了红军，其中有26人壮烈牺牲，为红军长征胜利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更有趣的是，1952年，末代土司索观瀛应邀到北京，毛泽东对他谈起当年在卓克基土司官寨的事情，并风趣地说，在官寨，他还看完了索观瀛收藏的一部《三国演义》。
1984年，哈里森·索尔滋伯里夫妇专程来到中国，沿着当年红军长征的足迹进行采访，惊叹卓克基土司官寨为“东方建筑史上的一颗明珠”，并致信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请将其作为历史文物善加保护，它是世界人民共同的文化遗产”。
我想，卓克基土司官寨的存在，不仅仅因为它是“东方建筑史上的一颗明珠”，而更重要的是它凝重的历史价值。
可爱的“高原卫士”
离开了卓克基土司官寨，我们匆匆地参观了别具特色的西索民居，便前往当夜要宿住的阿坝州首府马尔康。
途中，有人提议采访一下当地的驻军官兵，因我是作家、诗人团队中唯一的现役军人，作协秘书长王升山便把这个任务交给了我。
晚上8点，我们一行9人准时到达了部队，支队宣传股长和新闻干事小袁把我们带到了具有优良传统的二中队。当我们到达中队后，官兵们早已等候多时，中队长龙波、指导员冯来东忙把我们迎进会议室。
官兵们也许从来没有见过这阵势，有些紧张和不知所措，我和升山秘书长分别就这次突然采访作了解释和说明。
“我们驻守在当年红军战斗过的地方，经常把长征精神当作一种难得的红色教育资源，对官兵进行艰苦奋斗和优良传统教育。虽然这里海拔高，但我们官兵的境界更高，虽然终年缺氧，但我们不缺精神……”指导员冯来东的开场白博得大家热烈的掌声。
采访中我们了解到，这个中队主要担负着执勤和反恐任务，官兵们平时训练非常艰苦，很少有时间做别的事情，更别说顾及家里。中队长龙波的父亲去世时，他正在执行一项重要任务，连父亲最后一面都没见着。当他终于完成任务匆匆赶回家里后，他那勤劳善良的母亲强忍着悲痛，居然还安慰儿子，让他尽快返会部队，千万别为此影响了自己的工作……
类似感人的故事还有很多，由于时间关系，我们没有让官兵们继续讲下去。临结束时，北京电视台《第七日》制片人、女诗人黄殿琴大姐提议让官兵们每人用一句简短的话概况自己的想法。
指导员冯来东说：作为高原卫士，一定要大力弘扬红军长征精神，努力把本职工作干好，把兵带好，为建设好第二故乡保驾护航。
副指导员李雕说：驻守在这块热土上，一定要牢记党和人民的重托，为祖国、为高原人民站好岗，放好哨。
六班副班长赵红说：能够在红军走过的地方站岗执勤，我感到无比的荣耀！作为武警战士，一定要认真履行新时期新阶段的历史使命，无愧于“红军传人”，无愧于“高原忠诚卫士”的光荣称号……
离开二中队时，已晚上10点多了。宣传股长对我说，除了这个中队外，在红原、若尔盖、松潘等当年红军长征战斗过的地方，还驻守着我们可爱的高原卫士。多年来，他们一直坚持用“红色资源”教育、感染官兵，广泛开展“弘扬红军精神，争当高原忠诚卫士”教育活动，坚持让官兵学唱长征歌曲，并经常组织官兵们重走长征路，激发官兵扎根风雪高原的热情和斗志。每年新兵入伍、老兵退伍，以及清明节，部队都要组织官兵参观“红军长征纪念碑”，以激励官兵树立艰苦奋斗、建功高原的信心。从小生活在大都市的小谭入伍来到高原后，对艰苦的环境很不适应，几次想“下山”。中队干部知道后，坚持用红军长征精神进行教育，并联系“红军长征纪念碑”园管理处，让小谭担任官兵参观碑园时的解说员。通过一系列的教育引导，小谭深受鼓舞，自感惭愧不已。打那以后，他像换了个人似的，很快便成了学习训练的尖子。如今，小伙子已是中队的骨干。
美丽的“死亡之海”
“绿原无垠漫风烟，蓬嵩没膝步泥潭。野菜水煮果腹暖，干草火烧驱夜寒。随意坐地堪露宿，卧看行云逐浪翻。帐月席茵刀枪枕，谈笑低吟道明天。”这是张爱萍将军在1935年8月过草地时写下的诗篇。该诗形象而生动地刻画了红军过草地时的动人情景。
6月6日是个百年不遇的日子。中午，我们爬上了海拔4200多米高的长江黄河分水岭——查针梁子，领略了“才饮长江水，又食黄河鱼”的美妙情怀后，下午来到了平均海拔3600米，川西北最大、水草丰美、美丽宽阔的龙日坝大草原。
这就是我梦中的草原吗？茫茫无垠的大草原几乎见不到一点人烟，成群的牦牛在蓝天白云下自由追逐嬉戏。也许见惯了来这里采风的人，对于我们的到来，它们有些视而不见，偶尔抬头看看我们，像似在和我们点头打招呼。
而令人欣喜的是，在如此壮阔野性的大草原，居然有一湾柔情的水，这便是美丽动人的月亮湾。
传说很久以前，在查针梁子山下住着幸福美满的山麓和嘎曲夫妇。妖魔鲁赞因垂涎嘎曲的美貌，想法掠走了她，并诱惑其改嫁于他，然而嘎曲誓死不从。于是，妖魔施展法术，让她在幻景中看到山麓做了国王，身边嫔妃成群，完全忘记了自己还在受苦。嘎曲中计，愤然下嫁妖魔。数年后，嘎曲见到了伏在白河边喝水邋遢的山麓，才知自己上当，夫妻抱头痛哭，倾诉别后之情。这时，妖魔又将嘎曲抢走，山麓无力搭救，悲愤交集，当即化为一座山堆（今碉堡山）。嘎曲愁肠百转，一步一回头，在哈拉玛草原上蛇行，形成了九十九道弯的嘎曲河（白河），而月亮湾就是嘎曲回望丈夫山麓的地方，九曲黄河第一湾便是嘎曲告别故乡的地方。
传说中的浪漫故事让人感动回味，而现实的机缘却是令人难以忘怀。
晚饭时，志强书记突然宣布北京美术家协会领队张亮京过生日，大家欢呼惊喜不已，蜡烛还未点燃便举杯为亮京唱起了生日祝福歌。
白天，由于大家过于高兴，将陈书记在成都再三强调的在高原上不宜喝酒。不宜立即洗澡，运动不宜过于激烈等诸多要求，早已抛到了九霄云外。到了晚上，许多同志高原反应强烈，这可忙坏了随队的成都第三人民医院胡文秀大夫。
当晚反应最严重的是文联服务中心主任韩延文，以及黄殿琴和北京门头沟区文联副主席马淑琴大姐，他们头痛（晕）、呕吐厉害，没吃一口饭菜。据说，老韩半夜还被送到当地医院进行了输液。
而那两天最难受的恐怕要算志强书记、升山秘书长和为我们服务的几位领队同志了，他们不仅自己要忍受缺氧的痛苦，还要照顾大家，安排食宿行程，关心完这个，又要担心那个，真是忙得不亦乐乎。
7日上午8点半，红原县旅游局崔乾军局长和县党史办、县电视台的同志来到我们住宿的宾馆，为我们每人都献上了洁白的哈达，并介绍了红原境内有关红军长征中一些鲜为人知的事情。
崔局长是个典型的藏族汉子，虽然上任时间不长，但对红原的“红色旅游资源”有自己独特的想法。据老崔说，红原县现有3.9万人，100多万牦牛，面积8400多平方公里，比成都还大200多平方公里，号称“中国牦牛之乡”。当年红军经过时，它只是松潘县的一个关外部落。1960年8月，在周恩来总理提议下，国务院因其特殊的位置和特殊的历史，为其命名为红原。
然而就是这片美丽的草原，却书写了当年红军最为艰苦最为悲壮的历史诗篇。
10时许，我们驱车来到了被称为“死亡之海”的日干乔大沼泽地。这是红军过草地的必经之路，位于红原县北部瓦切乡，东临松潘，西连阿坝，北与若尔盖接壤，面积约250万亩。
这是一片泥潭密布的无边沼泽地，稍有不慎便会陷入泥坑。加之气候恶劣异常，明明是烈日当空，转瞬间便寒流滚滚，时而狂风暴雨，时而冰雹雪霜。历尽磨难翻过雪山的红军官兵早已缺衣断粮，战马被杀了，青稞吃完了，而野菜也是少得可怜，实在没吃的，就把身上的皮带煮了充饥。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和当地政府为消灭这个“死亡之海”，想了许多办法，然而，每到八九月份雨水多的季节，部分地方依然还存在沼泽地。原国务院总理朱镕基曾专门批示拨款，如今我们经过的这条长长的漂亮的柏油公路，就是前两年刚刚修建的。
也许是上苍动容，就在我们即将离开沼泽地之时，刚才还烈日朗朗的天空，却突然下起了霏霏细雨，似乎在悼念当年死难的红军先烈们。
一个人的“长征”
草原是美丽的，而“死亡之海”的冷酷虽然吞噬了无数红军战士的生命，但最终没有摧垮红军的意志。幸存的官兵大都随部队走了，可部分战士因伤势过重，被迫流落在草地。
据统计，流落在红原县境内的红军战士有史树林（藏名扎西）、罗大学、吴贵春（藏名俄日）、杨志俊（藏名索朗）、侯德明（藏名罗尔伍）5位同志。如今，只有罗尔伍还健在。
11时40许，我们专程驱车拜访这位幸存的老红军罗尔伍。
罗尔伍，男，汉族。1924年生于湖南省大庸县，1932年随父母参加红军，被编入红二方面军六军团学司号。父母都是老红军，母亲不幸在长征途中牺牲。1936年，罗尔伍随部队开始长征，从湖南桑植县经贵州、云南、西康、甘孜等地到阿坝县，渡白河到红原境内。因双脚生蛆溃烂走不动而掉队，被当地铁棒喇嘛格西阿谷发现拣来放牛。在当地学会了藏语、藏文，并与淳朴、善良的牧民们建立了深厚的感情。阿坝州解放后，积极参加民改，后落户到红原县瓦切乡一大队，先后当过记工员、保管员。
老红军神态非常安详，虽已83岁高龄，但看起来精神矍铄。在他居住的屋子里，摆设非常简陋，可以说没有一件像样的家当，墙壁上挂着老人父母的遗像，以及民政部1983年5月20日颁发给其母亲刘大梅的革命烈士证明书。
老人坐在一个简单的单人床上，70年的藏族生活，除了藏语，他已经不能用汉语交谈。见我们的来到，他略微欠起身，露出浅浅的微笑，算是向我们问好。幸好老人在县电视台工作的儿媳阿尔基在场，主动为我们当起了翻译。
得知我是现役军人，老人下意识地和我握了握手。谈起长征，他似乎记不清楚当年太多的情景了，只记得当时自己很冷很饿，死了好多红军战士。也难怪，当时，他还是个十来岁的孩子。
70年来，老人一直在进行着“一个人的长征”，他深深地思念着部队，思念着自己的家人，每当见到穿军装的，就感到格外亲切。如今，家里还珍藏着一顶别人送给他的军帽，并经常拿出来看看。与此同时，他多方想法寻找和打听亲人们的下落，而远在湖南大庸（现张家界市）侯家兄弟姐妹也在到处寻找他。
功夫不负有心人，2004年11月13日，由侯家8名亲属组成的寻亲团来到了草原，走进了老人的家。经过仔细认定，确信老人就是他们多年要找的亲人。2005年4月20日，在老红军及大家的共同努力下，与亲人失散70年的罗尔伍终于回到了故乡张家界，圆了半个多世纪与亲人团圆的梦。
采访中了解到，老红军除了每个月当地政府给的120元左右补助外，没有其他政治上的待遇，也没有什么别的额外收入，陈书记当即掏出500元代表我们“首都文艺家”采风团，表达对老红军的一番敬意，我也随即从兜里掏出100元塞给老人。
这时，场面沸腾起来了，在座的几位作家、诗人和画家大都从兜里掏出了钱……那一刻，一阵暖流和酸楚蓦地涌上了我的心头。也许大家和我一样，感动的是无论给多给少，但都表达了对老红军的一份深情和敬意。
当然，也许我们看到的只是一方面，而并不了解有关实际情况。但无论如何，毕竟幸存的老红军已经不多了，他（她）们不仅是我们宝贵的精神财富，更是艰苦奋斗、爱国主义、集体主义、革命英雄主义，特别是胡锦涛总书记提出的“八荣八耻”等人生观、价值观教育难得的活教材，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样的“财富”和“教材”将越来越少。
临别时，记者突然问老人对现在的年轻人，特别是我们军人有什么想要说的时，老人略作沉思后说：“希望你们勤奋学习，认真工作，努力做一个对党、国家和军队有用的人才，千万别给部队和社会添乱！”
永远的“格桑花”
6月8日，我们从若尔盖出发，来到红军当年通过沼泽地后进驻的第一个寨子——班佑寨。据当地若尔盖县党史办的蒋桂花女士介绍说，1935年8月27日，红军九死一生走过雪山草地后满以为能找到吃的，可是，由于藏民们不知道红军是什么来头，纷纷携家带口逃走，留下一个空空的寨子。
离开班佑寨，我们来到了著名的巴西会议遗址，该遗址位于若尔盖县东32公里的巴西乡，这里原为喇嘛教寺院班佑寺。
了解了“巴西会议”的重要意义后，我们来到了包座战役求吉寺战斗遗址——求吉寺。蒋女士介绍说，1935年8月，为了打通北上的道路，红军和国民党在求吉寺的伤亡都非常惨重。8月29至30日，右路军第30军和第4军一部，采取攻点打援的战法，在包座全歼国民党军第49师约5000人，打开了红军向甘南前进的门户。年仅24岁的湖北籍师长王友军不幸壮烈牺牲，他是当时红军牺牲的最高指挥官。
从求吉寺战斗遗址出来，蒋女士告诉我们在左前方有一片小小的烈士陵园。据说，牺牲的师长王友军就埋在里面，可如今已经找不到哪个是他的坟墓了。
走进陵园，只见几座零乱的墓前没有一个立着碑石。令人惊奇的是园子里居然开满了朵朵紫色的小花，而园外却没有。有人认出这些小花叫“勿忘我”，当地百姓却叫它格桑花。这些美丽的小家伙就像守护神一样日夜守护着这些无名先烈们的英灵，仿佛告诉来过这里的人们，永远不能忘怀那段悲壮的历史……
离开这个无名烈士陵园时，我的心情非常沉重，据说下一站参观完川主寺“红军长征胜利纪念碑”后，我们的“长征”路就算大功告成。虽然只有短短的几天，虽然我们用“四个轮子”才走了不到红军当年的七分之一路程，但却让我终生享用不尽。
此刻，去不去别的地方，对我已经不那么重要了。虽然没有身穿警服，但我还是向这些无名的烈士们，向高原永远美丽的格桑花庄重地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
4日早晨，天公作美，头天晚上淅淅沥沥下了一夜的小雨，没想到竟然变得风和日丽。7点50分，团里从四川康辉国际旅行社租的两辆依维柯，早已在我们宿住的巴金文学院门口等候。为了表示对这次重走长征路的重视，该社老总付岚先生亲自为我们当导游。8点钟，我们准时出发了，沿途经都江堰，顺岷江河谷而上。
山势越来越高，道路越来越险，而我们一路听着导游的讲解，一路欢歌笑语。下午3时许，抵达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理县桃坪乡桃坪羌寨，一位穿着漂亮羌族服装年轻秀丽的姑娘早已在那里迎候。
桃坪羌寨位于岷江上游杂古脑河畔，距离成都163公里，县城41公里，全寨共有近百户人家。据导游介绍，桃坪羌寨是羌族建筑群落的典型代表，始建于公元前111年，距今已有2000多年历史，是世界上保存最完整的羌寨建筑文化艺术“活化石”，被世人称为“最神秘的东方古堡”。之所以带我们来这里，是为了让我们在长征路上多找些灵感。
谈话间，姑娘已把我们领到一家写有“小琼羌家”的农家小院，说这是她家，晚上大家就宿住在这里。
沿着长长的狭小的如地道般的甬道和窄窄的木梯，我们爬到了寨子顶上。放眼望去，只见一片保存完好的泥石杰作位于半山腰上，黄褐色的建筑顺陡峭的山势昂然而立，其间碉堡耸立，直插云霄。
导游介绍说，这些坚韧古朴的建筑当年在修建时，不绘图、不吊墨、不划线，全用眼力砌石垒木，不知用了多长时间，才筑就了这座古朴坚固的建筑。
整个寨子依山傍水，布局严密。我不禁感叹羌族人民的勤劳和智慧，在当年无砖无瓦、技术极其落后的情况下，居然用毫无生气的石块、泥巴，修筑起了如此雄伟壮观的碉楼和整齐的房屋！
据有关资料表明，世界上大多数古堡都是传统的设东南西北城门或出口的建筑模式。而桃坪羌寨却以古堡为中心，设有8个放射状的出口，每个出口连着狭长的甬道，并编织成路网，本寨人可以进退自如，而外人却如入迷宫。
就在作家、诗人和画家们感叹如此奇景，争相拍照、写生的时刻，3位在楼顶上摆摊的羌民大声吆喝，叫卖当地的小玩意儿。有着一头卷卷的漂亮长发的诗人王建老兄，一激动就买了好几把又大又长的牛角梳，说是为了送给朋友的妻子，惹得大家哈哈大笑。
有趣的是，在我和青年作家祝勇正选取角度想拍一个“到此一游”的镜头时，一位年近七旬的老大娘兴致勃勃走来，说我们的动作不够好看。我们说给她拍张照片，她欣然应允，还很不客气地教我们摆了两个优雅的造型。
夜已经很深了，而我却久久不能入眠。虽然我们没有时间观赏到热情奔放的羌家歌舞，虽然红军当年并没有来过这里，但羌寨独有的风情却让我们不虚此行。
凝重的“卓克基”
大凡读过美国著名作家、记者、《纽约时报》总编哈里森·索尔滋伯里的《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一书的人，我相信都会为里面描述的中国末代土司官寨的独特而惊叹。
5日一早，我们离开了桃坪羌寨，一路赶到红军长征途中停留时间最长，也是北上抗日的总后方和重要中转站——阿坝州马尔康县卓克基土司官寨。
官寨位于马尔康县城东9公里的卓克基乡西索村，海拔2700米。该寨依山而建，对面是著名的西索民居，脚下是川流不息的梭磨河。
据导游介绍，土司是元、明、清各王朝以“多封众建”的形式册封给少数民族首领世袭官位的称号，是当时朝廷对少数民族“以夷治夷”的政治策略和统治手段。卓克基土司始封于元朝至元耳二十三年（1286年），清乾隆十三年（1748年）第一次“大小金川之战役”后，因其为朝廷平定金川有功，与马尔康的党坝、梭磨、松岗一起受封为土司，故被称为川西“理番四土”。现存建筑是1912年继承卓克基土司职位时索观瀛所建。
这是一座集居住、官署、防御于一体的少数民族现代建筑，由一座五层藏式民居和一座石砌五层碉楼组成：一楼是厨房和佣人杂工住房；二楼为住房、客厅和储藏室；三楼是土司书房、卧室与高级迎客厅；四楼是土司的家庙；五楼是土司的红黄两教的护法殿。在官寨右侧便是与官寨等高的四方锥体碉楼，为土司紧急时的藏身之地。整个建筑均由片石砌成，而汉式的梁、枋居然没用一钉一铆。
走进介绍当年红军长征的展览室，在一幅幅照片和展板面前，我仿佛看到了70年前那金戈铁马、气壮山河的动人画面……
1935年6月24日，红一军团翻过长征途上第二座大雪山——海拔4564米的梦笔山后，往卓克基进发。由于对红军的情况不了解，当时的土司索观瀛率领藏兵，将红军堵在山北麓纳足沟通往卓克基的一段深谷中，并率先开枪击毙红军向导。红军在喊话宣传无效的情况下，进行了有选择的还击。
藏兵武器虽然简劣，但枪法较准，依托有利地形与红军对峙。当天夜晚，天降大雨，红军乘机进攻，藏兵火枪失效，遂退守坚固的官寨和碉楼，致使红军久攻不下。
也许是上天所助，第二天晚上，红军先头部队为联络后续部队发射了几颗照明弹，藏兵不知何物，以为红军施法术，放“神火”烧官寨，吓得丢盔弃甲，全部逃走。红六团及其后跟进的红四团随即进驻官寨休整。
6月底，红一军团主力、红九军团、红三十军一部相继抵达卓克基。
7月初，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领导同志率中央领导机关从小金两河口出发，翻越梦笔山来到官寨，在此住宿一周，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并在军委发布的“夏洮战役计划”里把卓克基地区作为红军总后方。
通过积极宣传引导，红军成立了卓克基特区苏维埃（县）政权，并在马尔康先后建立了13个乡级苏维埃组织，各乡又建立了苏维埃村，成立了“革命军”“游击队”“妇女会”“少先队”等红色组织。
在当时条件极其艰苦的情况下，当地百姓积极支援红军，先后为红军支前8000多人次，筹集粮食300多万公斤，各类牲畜、物资不计其数，许多青壮年参加了红军，其中有26人壮烈牺牲，为红军长征胜利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更有趣的是，1952年，末代土司索观瀛应邀到北京，毛泽东对他谈起当年在卓克基土司官寨的事情，并风趣地说，在官寨，他还看完了索观瀛收藏的一部《三国演义》。
1984年，哈里森·索尔滋伯里夫妇专程来到中国，沿着当年红军长征的足迹进行采访，惊叹卓克基土司官寨为“东方建筑史上的一颗明珠”，并致信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请将其作为历史文物善加保护，它是世界人民共同的文化遗产”。
我想，卓克基土司官寨的存在，不仅仅因为它是“东方建筑史上的一颗明珠”，而更重要的是它凝重的历史价值。
可爱的“高原卫士”
离开了卓克基土司官寨，我们匆匆地参观了别具特色的西索民居，便前往当夜要宿住的阿坝州首府马尔康。
途中，有人提议采访一下当地的驻军官兵，因我是作家、诗人团队中唯一的现役军人，作协秘书长王升山便把这个任务交给了我。
晚上8点，我们一行9人准时到达了部队，支队宣传股长和新闻干事小袁把我们带到了具有优良传统的二中队。当我们到达中队后，官兵们早已等候多时，中队长龙波、指导员冯来东忙把我们迎进会议室。
官兵们也许从来没有见过这阵势，有些紧张和不知所措，我和升山秘书长分别就这次突然采访作了解释和说明。
“我们驻守在当年红军战斗过的地方，经常把长征精神当作一种难得的红色教育资源，对官兵进行艰苦奋斗和优良传统教育。虽然这里海拔高，但我们官兵的境界更高，虽然终年缺氧，但我们不缺精神……”指导员冯来东的开场白博得大家热烈的掌声。
采访中我们了解到，这个中队主要担负着执勤和反恐任务，官兵们平时训练非常艰苦，很少有时间做别的事情，更别说顾及家里。中队长龙波的父亲去世时，他正在执行一项重要任务，连父亲最后一面都没见着。当他终于完成任务匆匆赶回家里后，他那勤劳善良的母亲强忍着悲痛，居然还安慰儿子，让他尽快返会部队，千万别为此影响了自己的工作……
类似感人的故事还有很多，由于时间关系，我们没有让官兵们继续讲下去。临结束时，北京电视台《第七日》制片人、女诗人黄殿琴大姐提议让官兵们每人用一句简短的话概况自己的想法。
指导员冯来东说：作为高原卫士，一定要大力弘扬红军长征精神，努力把本职工作干好，把兵带好，为建设好第二故乡保驾护航。
副指导员李雕说：驻守在这块热土上，一定要牢记党和人民的重托，为祖国、为高原人民站好岗，放好哨。
六班副班长赵红说：能够在红军走过的地方站岗执勤，我感到无比的荣耀！作为武警战士，一定要认真履行新时期新阶段的历史使命，无愧于“红军传人”，无愧于“高原忠诚卫士”的光荣称号……
离开二中队时，已晚上10点多了。宣传股长对我说，除了这个中队外，在红原、若尔盖、松潘等当年红军长征战斗过的地方，还驻守着我们可爱的高原卫士。多年来，他们一直坚持用“红色资源”教育、感染官兵，广泛开展“弘扬红军精神，争当高原忠诚卫士”教育活动，坚持让官兵学唱长征歌曲，并经常组织官兵们重走长征路，激发官兵扎根风雪高原的热情和斗志。每年新兵入伍、老兵退伍，以及清明节，部队都要组织官兵参观“红军长征纪念碑”，以激励官兵树立艰苦奋斗、建功高原的信心。从小生活在大都市的小谭入伍来到高原后，对艰苦的环境很不适应，几次想“下山”。中队干部知道后，坚持用红军长征精神进行教育，并联系“红军长征纪念碑”园管理处，让小谭担任官兵参观碑园时的解说员。通过一系列的教育引导，小谭深受鼓舞，自感惭愧不已。打那以后，他像换了个人似的，很快便成了学习训练的尖子。如今，小伙子已是中队的骨干。
美丽的“死亡之海”
“绿原无垠漫风烟，蓬嵩没膝步泥潭。野菜水煮果腹暖，干草火烧驱夜寒。随意坐地堪露宿，卧看行云逐浪翻。帐月席茵刀枪枕，谈笑低吟道明天。”这是张爱萍将军在1935年8月过草地时写下的诗篇。该诗形象而生动地刻画了红军过草地时的动人情景。
6月6日是个百年不遇的日子。中午，我们爬上了海拔4200多米高的长江黄河分水岭——查针梁子，领略了“才饮长江水，又食黄河鱼”的美妙情怀后，下午来到了平均海拔3600米，川西北最大、水草丰美、美丽宽阔的龙日坝大草原。
这就是我梦中的草原吗？茫茫无垠的大草原几乎见不到一点人烟，成群的牦牛在蓝天白云下自由追逐嬉戏。也许见惯了来这里采风的人，对于我们的到来，它们有些视而不见，偶尔抬头看看我们，像似在和我们点头打招呼。
而令人欣喜的是，在如此壮阔野性的大草原，居然有一湾柔情的水，这便是美丽动人的月亮湾。
传说很久以前，在查针梁子山下住着幸福美满的山麓和嘎曲夫妇。妖魔鲁赞因垂涎嘎曲的美貌，想法掠走了她，并诱惑其改嫁于他，然而嘎曲誓死不从。于是，妖魔施展法术，让她在幻景中看到山麓做了国王，身边嫔妃成群，完全忘记了自己还在受苦。嘎曲中计，愤然下嫁妖魔。数年后，嘎曲见到了伏在白河边喝水邋遢的山麓，才知自己上当，夫妻抱头痛哭，倾诉别后之情。这时，妖魔又将嘎曲抢走，山麓无力搭救，悲愤交集，当即化为一座山堆（今碉堡山）。嘎曲愁肠百转，一步一回头，在哈拉玛草原上蛇行，形成了九十九道弯的嘎曲河（白河），而月亮湾就是嘎曲回望丈夫山麓的地方，九曲黄河第一湾便是嘎曲告别故乡的地方。
传说中的浪漫故事让人感动回味，而现实的机缘却是令人难以忘怀。
晚饭时，志强书记突然宣布北京美术家协会领队张亮京过生日，大家欢呼惊喜不已，蜡烛还未点燃便举杯为亮京唱起了生日祝福歌。
白天，由于大家过于高兴，将陈书记在成都再三强调的在高原上不宜喝酒。不宜立即洗澡，运动不宜过于激烈等诸多要求，早已抛到了九霄云外。到了晚上，许多同志高原反应强烈，这可忙坏了随队的成都第三人民医院胡文秀大夫。
当晚反应最严重的是文联服务中心主任韩延文，以及黄殿琴和北京门头沟区文联副主席马淑琴大姐，他们头痛（晕）、呕吐厉害，没吃一口饭菜。据说，老韩半夜还被送到当地医院进行了输液。
而那两天最难受的恐怕要算志强书记、升山秘书长和为我们服务的几位领队同志了，他们不仅自己要忍受缺氧的痛苦，还要照顾大家，安排食宿行程，关心完这个，又要担心那个，真是忙得不亦乐乎。
7日上午8点半，红原县旅游局崔乾军局长和县党史办、县电视台的同志来到我们住宿的宾馆，为我们每人都献上了洁白的哈达，并介绍了红原境内有关红军长征中一些鲜为人知的事情。
崔局长是个典型的藏族汉子，虽然上任时间不长，但对红原的“红色旅游资源”有自己独特的想法。据老崔说，红原县现有3.9万人，100多万牦牛，面积8400多平方公里，比成都还大200多平方公里，号称“中国牦牛之乡”。当年红军经过时，它只是松潘县的一个关外部落。1960年8月，在周恩来总理提议下，国务院因其特殊的位置和特殊的历史，为其命名为红原。
然而就是这片美丽的草原，却书写了当年红军最为艰苦最为悲壮的历史诗篇。
10时许，我们驱车来到了被称为“死亡之海”的日干乔大沼泽地。这是红军过草地的必经之路，位于红原县北部瓦切乡，东临松潘，西连阿坝，北与若尔盖接壤，面积约250万亩。
这是一片泥潭密布的无边沼泽地，稍有不慎便会陷入泥坑。加之气候恶劣异常，明明是烈日当空，转瞬间便寒流滚滚，时而狂风暴雨，时而冰雹雪霜。历尽磨难翻过雪山的红军官兵早已缺衣断粮，战马被杀了，青稞吃完了，而野菜也是少得可怜，实在没吃的，就把身上的皮带煮了充饥。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和当地政府为消灭这个“死亡之海”，想了许多办法，然而，每到八九月份雨水多的季节，部分地方依然还存在沼泽地。原国务院总理朱镕基曾专门批示拨款，如今我们经过的这条长长的漂亮的柏油公路，就是前两年刚刚修建的。
也许是上苍动容，就在我们即将离开沼泽地之时，刚才还烈日朗朗的天空，却突然下起了霏霏细雨，似乎在悼念当年死难的红军先烈们。
一个人的“长征”
草原是美丽的，而“死亡之海”的冷酷虽然吞噬了无数红军战士的生命，但最终没有摧垮红军的意志。幸存的官兵大都随部队走了，可部分战士因伤势过重，被迫流落在草地。
据统计，流落在红原县境内的红军战士有史树林（藏名扎西）、罗大学、吴贵春（藏名俄日）、杨志俊（藏名索朗）、侯德明（藏名罗尔伍）5位同志。如今，只有罗尔伍还健在。
11时40许，我们专程驱车拜访这位幸存的老红军罗尔伍。
罗尔伍，男，汉族。1924年生于湖南省大庸县，1932年随父母参加红军，被编入红二方面军六军团学司号。父母都是老红军，母亲不幸在长征途中牺牲。1936年，罗尔伍随部队开始长征，从湖南桑植县经贵州、云南、西康、甘孜等地到阿坝县，渡白河到红原境内。因双脚生蛆溃烂走不动而掉队，被当地铁棒喇嘛格西阿谷发现拣来放牛。在当地学会了藏语、藏文，并与淳朴、善良的牧民们建立了深厚的感情。阿坝州解放后，积极参加民改，后落户到红原县瓦切乡一大队，先后当过记工员、保管员。
老红军神态非常安详，虽已83岁高龄，但看起来精神矍铄。在他居住的屋子里，摆设非常简陋，可以说没有一件像样的家当，墙壁上挂着老人父母的遗像，以及民政部1983年5月20日颁发给其母亲刘大梅的革命烈士证明书。
老人坐在一个简单的单人床上，70年的藏族生活，除了藏语，他已经不能用汉语交谈。见我们的来到，他略微欠起身，露出浅浅的微笑，算是向我们问好。幸好老人在县电视台工作的儿媳阿尔基在场，主动为我们当起了翻译。
得知我是现役军人，老人下意识地和我握了握手。谈起长征，他似乎记不清楚当年太多的情景了，只记得当时自己很冷很饿，死了好多红军战士。也难怪，当时，他还是个十来岁的孩子。
70年来，老人一直在进行着“一个人的长征”，他深深地思念着部队，思念着自己的家人，每当见到穿军装的，就感到格外亲切。如今，家里还珍藏着一顶别人送给他的军帽，并经常拿出来看看。与此同时，他多方想法寻找和打听亲人们的下落，而远在湖南大庸（现张家界市）侯家兄弟姐妹也在到处寻找他。
功夫不负有心人，2004年11月13日，由侯家8名亲属组成的寻亲团来到了草原，走进了老人的家。经过仔细认定，确信老人就是他们多年要找的亲人。2005年4月20日，在老红军及大家的共同努力下，与亲人失散70年的罗尔伍终于回到了故乡张家界，圆了半个多世纪与亲人团圆的梦。
采访中了解到，老红军除了每个月当地政府给的120元左右补助外，没有其他政治上的待遇，也没有什么别的额外收入，陈书记当即掏出500元代表我们“首都文艺家”采风团，表达对老红军的一番敬意，我也随即从兜里掏出100元塞给老人。
这时，场面沸腾起来了，在座的几位作家、诗人和画家大都从兜里掏出了钱……那一刻，一阵暖流和酸楚蓦地涌上了我的心头。也许大家和我一样，感动的是无论给多给少，但都表达了对老红军的一份深情和敬意。
当然，也许我们看到的只是一方面，而并不了解有关实际情况。但无论如何，毕竟幸存的老红军已经不多了，他（她）们不仅是我们宝贵的精神财富，更是艰苦奋斗、爱国主义、集体主义、革命英雄主义，特别是胡锦涛总书记提出的“八荣八耻”等人生观、价值观教育难得的活教材，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样的“财富”和“教材”将越来越少。
临别时，记者突然问老人对现在的年轻人，特别是我们军人有什么想要说的时，老人略作沉思后说：“希望你们勤奋学习，认真工作，努力做一个对党、国家和军队有用的人才，千万别给部队和社会添乱！”
永远的“格桑花”
6月8日，我们从若尔盖出发，来到红军当年通过沼泽地后进驻的第一个寨子——班佑寨。据当地若尔盖县党史办的蒋桂花女士介绍说，1935年8月27日，红军九死一生走过雪山草地后满以为能找到吃的，可是，由于藏民们不知道红军是什么来头，纷纷携家带口逃走，留下一个空空的寨子。
离开班佑寨，我们来到了著名的巴西会议遗址，该遗址位于若尔盖县东32公里的巴西乡，这里原为喇嘛教寺院班佑寺。
了解了“巴西会议”的重要意义后，我们来到了包座战役求吉寺战斗遗址——求吉寺。蒋女士介绍说，1935年8月，为了打通北上的道路，红军和国民党在求吉寺的伤亡都非常惨重。8月29至30日，右路军第30军和第4军一部，采取攻点打援的战法，在包座全歼国民党军第49师约5000人，打开了红军向甘南前进的门户。年仅24岁的湖北籍师长王友军不幸壮烈牺牲，他是当时红军牺牲的最高指挥官。
从求吉寺战斗遗址出来，蒋女士告诉我们在左前方有一片小小的烈士陵园。据说，牺牲的师长王友军就埋在里面，可如今已经找不到哪个是他的坟墓了。
走进陵园，只见几座零乱的墓前没有一个立着碑石。令人惊奇的是园子里居然开满了朵朵紫色的小花，而园外却没有。有人认出这些小花叫“勿忘我”，当地百姓却叫它格桑花。这些美丽的小家伙就像守护神一样日夜守护着这些无名先烈们的英灵，仿佛告诉来过这里的人们，永远不能忘怀那段悲壮的历史……
离开这个无名烈士陵园时，我的心情非常沉重，据说下一站参观完川主寺“红军长征胜利纪念碑”后，我们的“长征”路就算大功告成。虽然只有短短的几天，虽然我们用“四个轮子”才走了不到红军当年的七分之一路程，但却让我终生享用不尽。
此刻，去不去别的地方，对我已经不那么重要了。虽然没有身穿警服，但我还是向这些无名的烈士们，向高原永远美丽的格桑花庄重地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