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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仁明的书有一种澡雪精神，但如果你想与他谈中国哲学的思辨性，他大半会笑而不语，因为今天的他，更多是一个“中国文化的体践者”。
上世纪80年代，还在读大学的时候，他醉心于传统文化的学习。读书常常废寝忘食，用功到凌晨四点钟方才入眠。
那是薛仁明生命中最为勤奋的求学阶段，他这样形容那段岁月：“儒释道的书籍，我算是读了一些。可‘用功’了四年，固然得益，却也随即生弊；个中得失，若加加减减、乘乘除除，到头来，却只是扶得东来西又倒。……真正儒释道的力道，一旦落实在生活上，我竟是很难使得上力。”
他对《瞭望东方周刊》说：“这段时间是我人生中暮气最为沉重的时候。”
“暮气”怎么理解？当时的他，虽然隐隐感觉出不对劲，但也说不出所以然。当有一天，所有的读书生活突然中断，他进入兵营，才意识到什么是真实的世界；才忽然醒悟，自己白天黑夜用功做学问，曾经是为了解决生命的问题，可是到了这样的状态竟然派不上用场，解决不了生命的问题。
“换言之，这样的读书是一个假象，我只是被其中的概念给说服了！”那时的薛仁明意识到，在自己与最喜爱的牟宗三、王阳明、张载等人的学问之间，裂开了一道不可修补的缝隙，那是自己与真实生命的紧张与撕裂。
“学院里的学问，和生命是一种脱节的状态。身体各种器官被搁置，只有大脑被极致地发挥，所以整个人陷入失衡的状态。”薛仁明对本刊记者说起他当时的感悟。
他决定修补学问与生命之间的裂缝。
洗涤暮气的乡间生活
转身。如此决绝。
1993年，薛仁明退伍后直接去了农村，在台东池上乡下。他教书为生，“也不用费太多力气”，而且得了空就可以静静地读古书，看传统戏曲，听中国音乐，或只是看看青山、白云。
“薛老师上历史课与其他老师很不同，教学方式很酷，会传递许多课本以外的内容，每个人都能听懂，而且听了很有感觉。”他以前的学生赖文媛对本刊记者说。
薛仁明常用“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来说明传统中国的学问是对应式的学问。在乡下生活，则只念“该念的书，让生命直接受益的书就可以了，不必理会所谓的学术，也不用管什么时潮”。
山野生活带给他丈量生命学问的尺度，他慢慢抛弃概念、思辨，开始重新看孔子，也开始思考什么是真正的中国学问。
家庭，在薛仁明看来是修行的开始，也是基础。
乡下的生活，脱离了整个主流文化圈，可是薛仁明很快就有了新的圈子。他在乡下结了婚，有了两个女儿、一个儿子，他笑言这就是他的圈子。
生活非常简单，孩子们在家自学，夫妻俩亲自讲授，每天晚上七到八点是他们的课外读物时间，原则上以读古典小说为主，《三国演义》、《红楼梦》、《隋唐演义》，也不排斥优秀的白话文读物，比如王鼎钧的《关山夺路》。
薛仁明平时并不给什么指导，只是“有意与无意之间”引导一下，基本上是读到哪儿算哪儿。一天中还有一个小时，薛仁明会带着孩子们看看山、看看湖，“这就算是他们的体育课吧。”
每天他还有一个固定的事情——晚饭后带着妻子去散步。孩子们以前也喜欢跟着，长大后渐渐也懒得跟着了，于是这就成为他们的自由时间。
晚九点半，薛仁明一家开始休息。他的老师禅者林谷芳曾在九点四十给他打电话，听其已是睡意朦胧，从此便不在九点半之后给他打电话。
从家庭生活中，薛仁明提炼出一个“亲”字、一个“敬”字。这两个字在他看来是传统中国治学的基础。
“孔子在《论语》里讲修行，其中讲得最多的是孝，孝和修身有什么关系？感通和父母的关系。在家里要学会察言观色，对父母的状态要感觉得到，要感觉到父母的心意。”
与西方的学问主要强调思维论证、逻辑不同，“孔子所有的哲学都是建立在具体的、有感觉活动的基础上，这是中国学问的基础。”薛仁明说。
在乡间土地上的从容静观，洗涤了薛仁明的“暮气”，“看着自己，看着旁人，再看着这个时代，渐渐都有种新鲜与活气。”
路上有景致，人家有笑语
平常的早上，薛仁明会一块块地擦拭榻榻米，一小时后，满身大汗，于是泡茶、写字，看山看水看天，如往常一样安静的空气，整个人也很舒服踏实。“我多年的浮躁不安，于是稍歇。”
池上是稻米之乡，出产全台知名的“池上米”，在这青山绿水、蝉鸣鸟跃、稻浪天光之中，生命开始慢慢沉淀。
不知不觉，这一沉淀就是20年。有媒体说他是“隐士”、“中国文化的体践者”，他说这些称呼只是把他与传统的文化学者区隔开，是个身份的划定。关键是乡村的生活让自己“恢复应有的敏感”。对自己，对自然，也对生活、对学问，“有着汲取不尽的源头活水。”
有客问薛仁明：“什么是文明？”他说：“文明是路上有景致，人家有笑语。”
2014年，北京的春末，薛仁明在位于昌平的辛庄师范讲授《史记》。在半个月的教学中，薛仁明看着学生们自己做饭、种地，清晨站桩，晚上打坐禅修。他非常看重这种教学方式，因为书院让忙碌的人停下了脚步，开始劳作，关心身边人的冷暖、饮食、住行，也关注早春的新绿、路边的风景。
他认可这种书院的形式，不仅因为这是中国传统文化在乡村的一种发展可能，还因为在这种体验中，他看到了中国文明兴起、延绵的可能。
“孔子、老子、慧能为什么会有经典留下来，是因为他们实际体会着自己的生命，活得具体，活得真实。”
他极力反对自宋儒以来，读书人日益脱离民间，“不再与万民相怡悦，也不再与万物同俯仰”，日益酸腐、空疏，甚至也变得夸大、不踏实。
薛仁明说他“暮气”最重的时候，曾经迷恋张载“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句话很久。就像他当年看朱熹对“格物”二字长篇大论的注解，颇为费解。当他把生命与学问结合在一起的时候，方才明白真正的“格物”就是“格者来也”。 “格是让它慢慢进来，物是一个对象，当你能体会它，你们之间的距离就没有了，这就叫格物。格物最后就是与物无隔。怎样无隔？起点是凭感觉。”他说。
“就像了解一个人，你读这个人的资料越多，常常会离这个人越远。想了解一个人，最直接的办法是你和他相处一下，感觉一下。”
经典怎么让生命活化
《瞭望东方周刊》：你的孩子们什么时候开始读《论语》？
薛仁明：我大女儿两三岁就开始背了。基本上不跟她们讲解，我内人常常忍不住还讲解一下，我会劝她不要讲，因为现在并不需要讲，过几年后，她们自己慢慢就会懂了；现在说多了，反而阻绝了孩子与经典的素面相见。
《瞭望东方周刊》：讲讲家庭在教育中的重要性吧。
薛仁明：我以前教书时，常跟学生讲，你们来到学校之前，大概六岁，即使不是成品，也都是八九成的准成品了。在学校真正的影响，其实比你们想象的要小。
再厉害的老师，能改变学生的都非常有限。有时有一点看得到的进步，家长都非常感激。但讲句老实话，那还得感谢父母把孩子教得好，老师只不过占了一点小便宜。
《瞭望东方周刊》：台湾的读经运动也是像你这样吗？
薛仁明：我和读经运动有一些差别。第一他们有专门的私塾，有时要背诵一整天，专业地在背。我就是每天让小孩背一两个小时而已。我不觉得小孩读经这件事一定要用几年，每天花大量时间来做。像他们这种做法，即使背了20万字，到底有多大成效，我其实都很保留。
我有一篇文章《关于两岸读经》，提到王财贵先生的读经运动想法非常好，但他谈成效的时候看来有些夸大。台湾读经运动至今已经20年，当时读经的小孩现在已经在30岁上下，如果成效果真如王先生说的那么好，应该有一群了不得的人物才对，可是结果呢？问题又在哪里？
背诵经典很重要，没错，但是，经典怎么让生命活化？这才是关键。经典只不过是我们的一个养分，重点是你有没有那个体质吸收得住养分，不是说有了养分就一定会长得很好。
我会比较在意小孩体质的问题，小孩在成长过程中，你要先把小孩的性情，就是一般所说的“人的味道”弄好。小孩要有小孩的质朴，也要有小孩的可爱与活泼，不要读书读到最后变成一个小老头。
经典是让一个人的生命变活泼的，不是把一个人的生命约束住。我们在孩子小时候，最重要的功夫是培养小孩本身的性情、脾气，读经是来配合的。如果把他脾气性情弄坏了，再读一百本经典都没用，这有本末的问题。
我是从民间长出来的人
《瞭望东方周刊》：除了读经，你常带孩子们看湖光山色，很重视孩子们和环境的结合。
薛仁明：这当然重要，毕竟，这是最基本的接地气，我们住在乡下也有此方便。不过，即使在城市里，也可以看到很多东西，也能接得上地气。像台北一些比较老的街道、城区，走在那个地方你都觉得很有意思。
像到广州，我很喜欢老广州那边，觉得太有味道太有意思。之前在南京住在张府园那边，附近几条街道生活气息特别丰富。这样的城市，你带着小孩逛着逛着，小孩和周围环境的连结就会出现。
我最近一次到北京，住在北四环附近，对面是大楼，外面还有警卫守着，旁边商家也没几家，走在街上觉得很没意思，我特别不喜欢这样的地方。进到北京二环三环，随便转个弯就会看到很多北京市民实际生活的样态，我就觉得那很有意思。你觉得在这里过生活会很有滋润感，不会干枯。即使城市，也可以很养人的。
《瞭望东方周刊》：你会把自己看成是儒家做学问的人吗？
薛仁明：不会。我承认我生命中有某些儒家的情怀，但有些人也能清楚看到我身上有很强的老庄部分，所以他们会感觉我讲刘邦讲得特别精彩。儒者讲刘邦讲不好，因为他们打从心底鄙视他，看不到刘邦动人的地方。但如果你从老子角度来讲，刘邦可真是个无懈可击的王者。
此外，我师承禅者林谷芳先生，受他影响很深，很多人也因此会说我有禅宗的影子。事实上，我更愿意说我是从民间长出来的人，所以我谈中国文化，如果从专家角度来讲，基本上他们都不太认可，可也恰恰因为不被他们认可，我反而可以跟很多人谈中国文化。
毕竟，绝大多数人是不分门分派的，分门分派是特殊状况。分门派，互相哄抬，一下变得很高大上，但这里面多少有些假象。像我这样的单干户，看不出是哪家，来路不清、路数不明，反倒有不少共鸣。
上世纪80年代，还在读大学的时候，他醉心于传统文化的学习。读书常常废寝忘食，用功到凌晨四点钟方才入眠。
那是薛仁明生命中最为勤奋的求学阶段，他这样形容那段岁月：“儒释道的书籍，我算是读了一些。可‘用功’了四年，固然得益，却也随即生弊；个中得失，若加加减减、乘乘除除，到头来，却只是扶得东来西又倒。……真正儒释道的力道，一旦落实在生活上，我竟是很难使得上力。”
他对《瞭望东方周刊》说：“这段时间是我人生中暮气最为沉重的时候。”
“暮气”怎么理解？当时的他，虽然隐隐感觉出不对劲，但也说不出所以然。当有一天，所有的读书生活突然中断，他进入兵营，才意识到什么是真实的世界；才忽然醒悟，自己白天黑夜用功做学问，曾经是为了解决生命的问题，可是到了这样的状态竟然派不上用场，解决不了生命的问题。
“换言之，这样的读书是一个假象，我只是被其中的概念给说服了！”那时的薛仁明意识到，在自己与最喜爱的牟宗三、王阳明、张载等人的学问之间，裂开了一道不可修补的缝隙，那是自己与真实生命的紧张与撕裂。
“学院里的学问，和生命是一种脱节的状态。身体各种器官被搁置，只有大脑被极致地发挥，所以整个人陷入失衡的状态。”薛仁明对本刊记者说起他当时的感悟。
他决定修补学问与生命之间的裂缝。
洗涤暮气的乡间生活
转身。如此决绝。
1993年，薛仁明退伍后直接去了农村，在台东池上乡下。他教书为生，“也不用费太多力气”，而且得了空就可以静静地读古书，看传统戏曲，听中国音乐，或只是看看青山、白云。
“薛老师上历史课与其他老师很不同，教学方式很酷，会传递许多课本以外的内容，每个人都能听懂，而且听了很有感觉。”他以前的学生赖文媛对本刊记者说。
薛仁明常用“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来说明传统中国的学问是对应式的学问。在乡下生活，则只念“该念的书，让生命直接受益的书就可以了，不必理会所谓的学术，也不用管什么时潮”。
山野生活带给他丈量生命学问的尺度，他慢慢抛弃概念、思辨，开始重新看孔子，也开始思考什么是真正的中国学问。
家庭，在薛仁明看来是修行的开始，也是基础。
乡下的生活，脱离了整个主流文化圈，可是薛仁明很快就有了新的圈子。他在乡下结了婚，有了两个女儿、一个儿子，他笑言这就是他的圈子。
生活非常简单，孩子们在家自学，夫妻俩亲自讲授，每天晚上七到八点是他们的课外读物时间，原则上以读古典小说为主，《三国演义》、《红楼梦》、《隋唐演义》，也不排斥优秀的白话文读物，比如王鼎钧的《关山夺路》。
薛仁明平时并不给什么指导，只是“有意与无意之间”引导一下，基本上是读到哪儿算哪儿。一天中还有一个小时，薛仁明会带着孩子们看看山、看看湖，“这就算是他们的体育课吧。”
每天他还有一个固定的事情——晚饭后带着妻子去散步。孩子们以前也喜欢跟着，长大后渐渐也懒得跟着了，于是这就成为他们的自由时间。
晚九点半，薛仁明一家开始休息。他的老师禅者林谷芳曾在九点四十给他打电话，听其已是睡意朦胧，从此便不在九点半之后给他打电话。
从家庭生活中，薛仁明提炼出一个“亲”字、一个“敬”字。这两个字在他看来是传统中国治学的基础。
“孔子在《论语》里讲修行，其中讲得最多的是孝，孝和修身有什么关系？感通和父母的关系。在家里要学会察言观色，对父母的状态要感觉得到，要感觉到父母的心意。”
与西方的学问主要强调思维论证、逻辑不同，“孔子所有的哲学都是建立在具体的、有感觉活动的基础上，这是中国学问的基础。”薛仁明说。
在乡间土地上的从容静观，洗涤了薛仁明的“暮气”，“看着自己，看着旁人，再看着这个时代，渐渐都有种新鲜与活气。”
路上有景致，人家有笑语
平常的早上，薛仁明会一块块地擦拭榻榻米，一小时后，满身大汗，于是泡茶、写字，看山看水看天，如往常一样安静的空气，整个人也很舒服踏实。“我多年的浮躁不安，于是稍歇。”
池上是稻米之乡，出产全台知名的“池上米”，在这青山绿水、蝉鸣鸟跃、稻浪天光之中，生命开始慢慢沉淀。
不知不觉，这一沉淀就是20年。有媒体说他是“隐士”、“中国文化的体践者”，他说这些称呼只是把他与传统的文化学者区隔开，是个身份的划定。关键是乡村的生活让自己“恢复应有的敏感”。对自己，对自然，也对生活、对学问，“有着汲取不尽的源头活水。”
有客问薛仁明：“什么是文明？”他说：“文明是路上有景致，人家有笑语。”
2014年，北京的春末，薛仁明在位于昌平的辛庄师范讲授《史记》。在半个月的教学中，薛仁明看着学生们自己做饭、种地，清晨站桩，晚上打坐禅修。他非常看重这种教学方式，因为书院让忙碌的人停下了脚步，开始劳作，关心身边人的冷暖、饮食、住行，也关注早春的新绿、路边的风景。
他认可这种书院的形式，不仅因为这是中国传统文化在乡村的一种发展可能，还因为在这种体验中，他看到了中国文明兴起、延绵的可能。
“孔子、老子、慧能为什么会有经典留下来，是因为他们实际体会着自己的生命，活得具体，活得真实。”
他极力反对自宋儒以来，读书人日益脱离民间，“不再与万民相怡悦，也不再与万物同俯仰”，日益酸腐、空疏，甚至也变得夸大、不踏实。
薛仁明说他“暮气”最重的时候，曾经迷恋张载“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句话很久。就像他当年看朱熹对“格物”二字长篇大论的注解，颇为费解。当他把生命与学问结合在一起的时候，方才明白真正的“格物”就是“格者来也”。 “格是让它慢慢进来，物是一个对象，当你能体会它，你们之间的距离就没有了，这就叫格物。格物最后就是与物无隔。怎样无隔？起点是凭感觉。”他说。
“就像了解一个人，你读这个人的资料越多，常常会离这个人越远。想了解一个人，最直接的办法是你和他相处一下，感觉一下。”
经典怎么让生命活化
《瞭望东方周刊》：你的孩子们什么时候开始读《论语》？
薛仁明：我大女儿两三岁就开始背了。基本上不跟她们讲解，我内人常常忍不住还讲解一下，我会劝她不要讲，因为现在并不需要讲，过几年后，她们自己慢慢就会懂了；现在说多了，反而阻绝了孩子与经典的素面相见。
《瞭望东方周刊》：讲讲家庭在教育中的重要性吧。
薛仁明：我以前教书时，常跟学生讲，你们来到学校之前，大概六岁，即使不是成品，也都是八九成的准成品了。在学校真正的影响，其实比你们想象的要小。
再厉害的老师，能改变学生的都非常有限。有时有一点看得到的进步，家长都非常感激。但讲句老实话，那还得感谢父母把孩子教得好，老师只不过占了一点小便宜。
《瞭望东方周刊》：台湾的读经运动也是像你这样吗？
薛仁明：我和读经运动有一些差别。第一他们有专门的私塾，有时要背诵一整天，专业地在背。我就是每天让小孩背一两个小时而已。我不觉得小孩读经这件事一定要用几年，每天花大量时间来做。像他们这种做法，即使背了20万字，到底有多大成效，我其实都很保留。
我有一篇文章《关于两岸读经》，提到王财贵先生的读经运动想法非常好，但他谈成效的时候看来有些夸大。台湾读经运动至今已经20年，当时读经的小孩现在已经在30岁上下，如果成效果真如王先生说的那么好，应该有一群了不得的人物才对，可是结果呢？问题又在哪里？
背诵经典很重要，没错，但是，经典怎么让生命活化？这才是关键。经典只不过是我们的一个养分，重点是你有没有那个体质吸收得住养分，不是说有了养分就一定会长得很好。
我会比较在意小孩体质的问题，小孩在成长过程中，你要先把小孩的性情，就是一般所说的“人的味道”弄好。小孩要有小孩的质朴，也要有小孩的可爱与活泼，不要读书读到最后变成一个小老头。
经典是让一个人的生命变活泼的，不是把一个人的生命约束住。我们在孩子小时候，最重要的功夫是培养小孩本身的性情、脾气，读经是来配合的。如果把他脾气性情弄坏了，再读一百本经典都没用，这有本末的问题。
我是从民间长出来的人
《瞭望东方周刊》：除了读经，你常带孩子们看湖光山色，很重视孩子们和环境的结合。
薛仁明：这当然重要，毕竟，这是最基本的接地气，我们住在乡下也有此方便。不过，即使在城市里，也可以看到很多东西，也能接得上地气。像台北一些比较老的街道、城区，走在那个地方你都觉得很有意思。
像到广州，我很喜欢老广州那边，觉得太有味道太有意思。之前在南京住在张府园那边，附近几条街道生活气息特别丰富。这样的城市，你带着小孩逛着逛着，小孩和周围环境的连结就会出现。
我最近一次到北京，住在北四环附近，对面是大楼，外面还有警卫守着，旁边商家也没几家，走在街上觉得很没意思，我特别不喜欢这样的地方。进到北京二环三环，随便转个弯就会看到很多北京市民实际生活的样态，我就觉得那很有意思。你觉得在这里过生活会很有滋润感，不会干枯。即使城市，也可以很养人的。
《瞭望东方周刊》：你会把自己看成是儒家做学问的人吗？
薛仁明：不会。我承认我生命中有某些儒家的情怀，但有些人也能清楚看到我身上有很强的老庄部分，所以他们会感觉我讲刘邦讲得特别精彩。儒者讲刘邦讲不好，因为他们打从心底鄙视他，看不到刘邦动人的地方。但如果你从老子角度来讲，刘邦可真是个无懈可击的王者。
此外，我师承禅者林谷芳先生，受他影响很深，很多人也因此会说我有禅宗的影子。事实上，我更愿意说我是从民间长出来的人，所以我谈中国文化，如果从专家角度来讲，基本上他们都不太认可，可也恰恰因为不被他们认可，我反而可以跟很多人谈中国文化。
毕竟，绝大多数人是不分门分派的，分门分派是特殊状况。分门派，互相哄抬，一下变得很高大上，但这里面多少有些假象。像我这样的单干户，看不出是哪家，来路不清、路数不明，反倒有不少共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