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近期，数名官员连续“失踪”。
6月20日，湖北省公安县政府通报，县畜牧兽医局局长蔡道明5月28日与家人和单位失去联系，至今，尚无联系到；邓元华，湖南醴陵市王仙镇财政所所长，因赌博输钱，5月底携公款失踪，至今未果；王威雁，6月3日请假后，这位广州花都区的政协主席似乎人间蒸发。
根据媒体多年的报道，“失踪”的官员，大多因经济问题而潜逃隐匿。而随着近年来“裸官”出现，官员“失踪”的数量也在增长。
“失踪”官员
几年来，官员“失踪”不时见诸媒体报道。
2012年，两起官员“失踪”案曾引发关注。
当年2月24日，湖南《郴州日报》刊登了一则寻人启事。启示落款是郴州市农机局，寻找的对象是农机局副局长王昌宏。从2011年11月29日开始，王昌宏失踪。12月9日，王昌宏的母亲给农机局送来了一张王的请假条，上面写着“我因身体不适，要到外地调养一段时间，请批准”。
4月22日，王昌宏才被找到。此后确认，他经商背负高利贷债务，因此外逃。
另一起“失踪”案例同样因为单位登报寻人而曝光。2012年3月19日，安徽省安庆市水利局在报纸上刊登通知，要求艾应顺务必于2012年3月30日之前回单位上班，否则依规处理。
当时，艾应顺为安徽安庆市花凉亭灌区管理局党组书记、局长，此前还曾任太湖县常务副县长。在失踪近两个月后，56岁的艾应顺被发现浮尸于太湖县野外一条水渠内。经公安机关调查，基本排除他杀。
这两起事件，均是因为官方寻人未果，刊登启事而引来关注。
媒体曾试图以多种数据反映这个群体的“失踪”官员规模。这其中，有两组数据曾引起官方澄清。
一组数据来源于2008年的一份报告。这一报告是中国金融学会第九届全国优秀金融论文及调研报告评选的参评作品，题目为《我国腐败分子向境外转移资产的途径及监测方法研究》。该报告引用中国社科院调研资料披露，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外逃党政干部，公安、司法干部和国家事业单位、国有企业高层管理人员，以及驻外中资机构外逃、失踪人员，数目为16000至18000人，携带款项达8000亿元人民币。
后来，该学会在网站发布声明，说该调研报告引用了“来源于网上未经确认的不实消息”。中央纪委副书记、新闻发言人吴玉良亦曾专门对此回应并澄清。
另一组数据则称：“据商务部一份调查报告，我国外逃官员数量约为4000人，携走资金约500多亿美元。”2010年4月，商务部发言人专门辟谣澄清此事。
事实上，至今并无关于“失踪”官员数量的权威统计。不过，官方的相关文件也有过一些信息。
2011年5月23日在京召开的防止违纪违法国家工作人员外逃工作协调机制联席会议披露，2000年底至2011年，检察机关共抓获在逃职务犯罪嫌疑人18487名。
浙江省公布的一组数据，也反映了“失踪”官员的抓捕率。2011年11月，浙江省反贪局副局长接受媒体采访时透露，从“清网行动”开始的5月到11月，14名在逃贪官被抓，而在该省检察机关备案的职务犯罪嫌疑人潜逃（包括潜逃境外）人员仍有百余人。
涉案金额急剧上涨
湖南省纪委预防腐败室副主任陆群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总结过近年“失踪”官员的共性：一是违规参与经营活动亏损严重，避走躲债。二是因担心腐败问题东窗事发而潜逃。
邓元华和王昌宏是第一类官员的代表。尽管当地官方并未公布邓元华的失踪细节，但坊间多有传言称邓元华喜欢赌博且输了很多钱。王昌宏则亲口承认，他做官期间经商，炒期货赔了400多万元，不堪逼债出走。
除此之外，诸多“失踪”官员则因涉及腐败问题而隐匿外逃。
例如，在媒体已经披露的“失踪”官员中，卢万里和胡星均涉及巨额受贿。
曾担任贵州省交通厅原厅长的卢万里，于2002年1月从广东经香港出逃斐济共和国，直到2004年押解回国。卢万里先后多次索取、收受他人款、物共计折合人民币2559万余元。案发后，侦查机关依法扣押、冻结了被告人卢万里的财产折合人民币5536. 9万元，除受贿所得和合法收入外，尚有价值人民币2651万元的财产不能说明合法来源。
曾担任云南省交通厅副厅长的胡星，于2007年1月持假护照越境逃亡，后在专案组办案人员的规劝下，逃至新加坡的胡星表示愿意回国接受刑事调查，因受贿4000万元被判无期徒刑。
还有“小官大贪”。2011年1月，江西省鄱阳县财政局经济建设股股长李华波举家消失，他从财政专项账户上套取资金9400万元。
问题官员携款消失，涉及的资金规模从官方统计中也有显示。
媒体曾梳理最高检历年两会的工作报告发现，抓捕外逃官员数量从2007年开始急剧上涨，涉案总金额也从最早的244. 8亿元上升到 2012年的1020. 9亿元，5年间增长4倍以上。最高法院前负责人在其2009年出版的《反贪报告》中曾引用有关部门的统计称，1988 年至2002年的15年间，资金外逃额共1913. 57亿美元，年均127. 57亿美元。
脱身术
研究人员对这些“失踪”官员的外逃路径有过总结。中纪委特约研究员邵道生说：绝大多数外逃贪官都是先把配偶子女送往国外，再里应外合把资产转移到国外。
外逃贪官往往先把家属送出国作为脱身的第一步，这正印证了近年来“裸官”问题日渐严重的趋势。
2008年9月30日，温州市委常委杨湘洪随考察团结束访问回国前夕，突然声称“腰突”病复发，需在巴黎住院治疗，此后一直未归。而在此之前，杨湘洪的女儿已与法籍温州商人结婚，并前往法国。 失踪前担任辽宁凤城市市委书记的王国强，曾计划于2010年7月赴美参加女儿毕业典礼，办理因私出国护照，因故未成行。2012年4月24日，与妻谭某（丹东海关主任科员）持因私出国护照去了美国。二人到美后再无消息。
福建省工商局局长周金伙曾于2006年逃亡，后于内蒙古被抓获。但其妻女均已获得绿卡，定居美国。
在已经曝光的官员外逃“谋划”中，最令舆论震惊的还数中国银行黑龙江河松街支行原行长高山。2005年1月，高山潜逃加拿大。他在职时将10亿元人民币分批转移出境，还拿公款十几次“出国考察”，安置妻子移民及为自己潜逃“踩点”。在妻子成功移民加拿大后，他把大量的资金转移到境外多个私人账户上去，然后宣布和妻子离婚。
近年来，尽管中央不断加强对于官员出国的限制，甚至专门规定，处级以上干部出境需要审批和备案。但是，掩盖身份、绕过重重障碍，成为外逃官员们的主要手法。
媒体报道，卢万里在潜逃时，用名为“张唯良”的护照跨越边境。
逃亡海外的原云南省委书记、国家电力公司党组书记、总经理高严拥有至少3个身份证和4本护照。
今年落马的国家能源局局长刘铁男被曝持有多个外国护照，其中有些用的并非真名。
目的地与中转站
潜逃官员的最佳隐匿地是没有与中国签订引渡条约且生活条件优越的欧美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和加拿大。如周金伙、温玲、王国强等都是逃亡美国。在此之外，新加坡也是常见的出逃国家，如李华波、胡星等人均逃往此处。
从已经披露的情况看，一些官员出逃并非一步到位。
媒体报道，《中国惩治和预防腐败重大对策研究》课题组曾对外逃贪官去向做了归类。西方发达国家，如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荷兰等，这些是案值大、身份高的官员的主要目的地。
对于外逃官员来说，风险较大的是中国周边国家，如泰国、缅甸、蒙古、俄罗斯等。这些国家是涉案金额相对小、身份级别相对较低的出逃人员的首选。但因为中国与邻国合作打击犯罪，特别是打击贪官外逃方面配合相当紧密。所以，这些地方往往成为贪官们再次转移的跳板。
非洲、拉美、东欧等一些国家虽然较中国周边国家风险较小，但当一些官员无法办理去往西方大国的证件时，也会成为他们的跳板。
除此之外，还有一类外逃官员会通过中国香港或新加坡中转，利用这两地世界航空中心的区位，以及香港居民前往原英联邦所属国家可实行“落地签”的便利，再逃到其他国家。
例如，前文提到的卢万里便是从广东经香港出逃斐济共和国。
制度建设脚步趋紧
近年来，中央在制度建设方面脚步趋紧，对主动“失踪”的官员具有针对性。
2005年1月27日，国家外汇管理局、外交部、公安部、监察部、司法部联合发布通知，对公职人员及其亲属向外转移财产实行联合监管；中央纪委部署建立党政领导干部和国企厂长经理直系亲属出国留学、定居报备制度试点。
2007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的《反洗钱法》，则意在监视官员账户资金的异常流动，以期防止问题官员携款潜逃。
2010年1月，中央纪委副书记李玉赋在中央纪委监察部的新闻通气会上透露，中央纪委监察部与中组部、公安部、司法部、外交部等多个部门建立了防范违纪违法公职人员外逃工作协调机制部际联席会议制度。
为应对“裸官”问题，2010年7月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对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国（境）外的国家工作人员加强管理的暂行规定》，要求对子女配偶均移居国（境）外的官员加强管理。从2011年起，这类官员要特别说明移居费用和资金来源，以及亲属在国（境）外的工作单位及职务。而这些在以前的个人有关事项报告表中并未有要求。
一些地方要求更为严格，比如广东省提出子女配偶移居国（境）外的，原则上不得担任党政正职或重要岗位职务。
而这张由诸多部门，多项法律法规联合编制的网，还不足以完全限制住官员们的潜逃。
有官员就在立案调查期间脱身消失。例如，2012年4月，深圳市南山区政协主席温玲因涉嫌严重违纪被深圳市纪委立案调查，调查期间，温玲出逃美国。
“在出境管理上，虽然我们有相关规定，但真实情况是审查失之宽松。应该建立起‘谁审查，谁负责’的机制，有些官员在被调查前或被调查时，就能听到风声而逃亡，这其实是信息保密不严的问题，若能对相关的涉案人员进行监控，应能有效解决这个问题。”中央党校教授林喆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其他制度也存在一些漏洞。
“《反洗钱法》确实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然而都是个案，一方面是，法律存在着漏洞，而另一方面，相关方面的沟通也有些问题。”林喆建议将银行方面人员吸收到相关的反腐工作上来，以使其实实在在地发挥监控资金流向的作用。
把小案也抓起来
有接近中纪委的人士在接受媒体采访时透露，近年来随着地方局、处级官员“裸官”数量和出逃率上升，仅依靠中央部委层面的追逃、协调已捉襟见肘。“地方低级别的官员外逃现象严重。由于缺少预警机制，事发后社会影响很坏。”
因此，中央启动省级协调机制试点，旨在把小案也抓起来。目前，这一机制已经在10个试点省（市）展开。
事实上，在对待“失踪”官员的态度上，有些地方政府有时含糊其辞，甚至出现个别地方政府为“失踪”官员打掩护的情况。
例如前文提到的王昌宏，失踪数月，迟迟未被辞退。而《国家公务员法》规定：“旷工或者因公外出、请假期满无正当理由逾期不归连续超过15天，或一年内累计超过30天的，应予辞退。”
而在发现官员“失踪”后，由于往往需要跨越国境，因此对其追捕则更为困难。 “很多时候，对出逃官员的调查和追捕都很难充分进行。”林喆说。
《中国惩治和预防腐败重大对策研究》课题组组长王明高曾表示，贪官外逃的现实，说明中国相应的预防和惩治措施存在弊端，不仅相关制度、相关机制还有缺失，甚至法律也有缺失，且国际合作力度不够。
中国纪检监察学院副院长李永忠说，2007年后，中央建立了防止违纪违法国家工作人员外逃工作协调机制，不仅要防止官员外逃，还要将逃跑的官员追捕回来。
但是，受限于中西方制度差异，中国引渡外逃官员时存在一些无法绕过的制度壁垒。
中国已于2003年12月10签署加入了《联合国反腐公约》，而公约对于签约国引渡是有着规定的，所起的作用并不显著。
目前，国际社会引渡条约主要还是通过双边谈判签订。截至2013年5月，中国已与36个国家签署了相关协定（主要是周边国家）。西方主要发达国家绝大多数与中国未签约。
重要的是预防
从斐济引渡回国接受审判的卢万里，是成功引渡案例之一。
除了引渡之外，对于外逃官员，还有劝说、当地起诉等手段。
例如，云南省交通厅副厅长胡星于2007年1月9日持假护照越境逃亡新加坡后，即由相关专案组的人员劝说回来，终以贪贿4000万元判处无期徒刑。
许超凡等人在美国内华达州的受审则开创了当地起诉的先例。2009年5月，美国司法部门透露，涉嫌盗窃银行近5亿美元的中国银行两名前管理者许超凡、许国俊和他们的配偶等人6日被具体量刑。他们将在美国面临8年到25年不等的刑期。他们的罪名是合谋诈骗、合谋洗钱以及合谋转运盗窃钱款等。
许超凡等人从1991年开始与前中国银行开平支行行长余振东一同盗窃中国银行资产，总额达4. 83亿美元。许超凡、余振东和许国俊曾先后担任中国银行开平支行行长，3人在多年时间内逐渐盗窃银行资产并转移到美国。
但劝返、当地起诉的有效案例并不多。杨湘洪出逃后，即使由其妻子游捷进行劝说也毫无效果，而当地起诉的情况更是少有。因此，加紧引渡条约的签署，是追捕外逃贪官的关键。
“官员出逃后，再去引渡、劝说，十分困难，最重要的是做好出逃前的防备工作。”北京航天航空大学教授任建明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他建议，建立相对独立的机构，一方面能发挥民众在反腐中的作用，另一方面能充分实现监督保密监控，避免官员听到风声逃亡。“现在的问题是，网民知道，贪腐官员知道的更多。”
6月20日，湖北省公安县政府通报，县畜牧兽医局局长蔡道明5月28日与家人和单位失去联系，至今，尚无联系到；邓元华，湖南醴陵市王仙镇财政所所长，因赌博输钱，5月底携公款失踪，至今未果；王威雁，6月3日请假后，这位广州花都区的政协主席似乎人间蒸发。
根据媒体多年的报道，“失踪”的官员，大多因经济问题而潜逃隐匿。而随着近年来“裸官”出现，官员“失踪”的数量也在增长。
“失踪”官员
几年来，官员“失踪”不时见诸媒体报道。
2012年，两起官员“失踪”案曾引发关注。
当年2月24日，湖南《郴州日报》刊登了一则寻人启事。启示落款是郴州市农机局，寻找的对象是农机局副局长王昌宏。从2011年11月29日开始，王昌宏失踪。12月9日，王昌宏的母亲给农机局送来了一张王的请假条，上面写着“我因身体不适，要到外地调养一段时间，请批准”。
4月22日，王昌宏才被找到。此后确认，他经商背负高利贷债务，因此外逃。
另一起“失踪”案例同样因为单位登报寻人而曝光。2012年3月19日，安徽省安庆市水利局在报纸上刊登通知，要求艾应顺务必于2012年3月30日之前回单位上班，否则依规处理。
当时，艾应顺为安徽安庆市花凉亭灌区管理局党组书记、局长，此前还曾任太湖县常务副县长。在失踪近两个月后，56岁的艾应顺被发现浮尸于太湖县野外一条水渠内。经公安机关调查，基本排除他杀。
这两起事件，均是因为官方寻人未果，刊登启事而引来关注。
媒体曾试图以多种数据反映这个群体的“失踪”官员规模。这其中，有两组数据曾引起官方澄清。
一组数据来源于2008年的一份报告。这一报告是中国金融学会第九届全国优秀金融论文及调研报告评选的参评作品，题目为《我国腐败分子向境外转移资产的途径及监测方法研究》。该报告引用中国社科院调研资料披露，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外逃党政干部，公安、司法干部和国家事业单位、国有企业高层管理人员，以及驻外中资机构外逃、失踪人员，数目为16000至18000人，携带款项达8000亿元人民币。
后来，该学会在网站发布声明，说该调研报告引用了“来源于网上未经确认的不实消息”。中央纪委副书记、新闻发言人吴玉良亦曾专门对此回应并澄清。
另一组数据则称：“据商务部一份调查报告，我国外逃官员数量约为4000人，携走资金约500多亿美元。”2010年4月，商务部发言人专门辟谣澄清此事。
事实上，至今并无关于“失踪”官员数量的权威统计。不过，官方的相关文件也有过一些信息。
2011年5月23日在京召开的防止违纪违法国家工作人员外逃工作协调机制联席会议披露，2000年底至2011年，检察机关共抓获在逃职务犯罪嫌疑人18487名。
浙江省公布的一组数据，也反映了“失踪”官员的抓捕率。2011年11月，浙江省反贪局副局长接受媒体采访时透露，从“清网行动”开始的5月到11月，14名在逃贪官被抓，而在该省检察机关备案的职务犯罪嫌疑人潜逃（包括潜逃境外）人员仍有百余人。
涉案金额急剧上涨
湖南省纪委预防腐败室副主任陆群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总结过近年“失踪”官员的共性：一是违规参与经营活动亏损严重，避走躲债。二是因担心腐败问题东窗事发而潜逃。
邓元华和王昌宏是第一类官员的代表。尽管当地官方并未公布邓元华的失踪细节，但坊间多有传言称邓元华喜欢赌博且输了很多钱。王昌宏则亲口承认，他做官期间经商，炒期货赔了400多万元，不堪逼债出走。
除此之外，诸多“失踪”官员则因涉及腐败问题而隐匿外逃。
例如，在媒体已经披露的“失踪”官员中，卢万里和胡星均涉及巨额受贿。
曾担任贵州省交通厅原厅长的卢万里，于2002年1月从广东经香港出逃斐济共和国，直到2004年押解回国。卢万里先后多次索取、收受他人款、物共计折合人民币2559万余元。案发后，侦查机关依法扣押、冻结了被告人卢万里的财产折合人民币5536. 9万元，除受贿所得和合法收入外，尚有价值人民币2651万元的财产不能说明合法来源。
曾担任云南省交通厅副厅长的胡星，于2007年1月持假护照越境逃亡，后在专案组办案人员的规劝下，逃至新加坡的胡星表示愿意回国接受刑事调查，因受贿4000万元被判无期徒刑。
还有“小官大贪”。2011年1月，江西省鄱阳县财政局经济建设股股长李华波举家消失，他从财政专项账户上套取资金9400万元。
问题官员携款消失，涉及的资金规模从官方统计中也有显示。
媒体曾梳理最高检历年两会的工作报告发现，抓捕外逃官员数量从2007年开始急剧上涨，涉案总金额也从最早的244. 8亿元上升到 2012年的1020. 9亿元，5年间增长4倍以上。最高法院前负责人在其2009年出版的《反贪报告》中曾引用有关部门的统计称，1988 年至2002年的15年间，资金外逃额共1913. 57亿美元，年均127. 57亿美元。
脱身术
研究人员对这些“失踪”官员的外逃路径有过总结。中纪委特约研究员邵道生说：绝大多数外逃贪官都是先把配偶子女送往国外，再里应外合把资产转移到国外。
外逃贪官往往先把家属送出国作为脱身的第一步，这正印证了近年来“裸官”问题日渐严重的趋势。
2008年9月30日，温州市委常委杨湘洪随考察团结束访问回国前夕，突然声称“腰突”病复发，需在巴黎住院治疗，此后一直未归。而在此之前，杨湘洪的女儿已与法籍温州商人结婚，并前往法国。 失踪前担任辽宁凤城市市委书记的王国强，曾计划于2010年7月赴美参加女儿毕业典礼，办理因私出国护照，因故未成行。2012年4月24日，与妻谭某（丹东海关主任科员）持因私出国护照去了美国。二人到美后再无消息。
福建省工商局局长周金伙曾于2006年逃亡，后于内蒙古被抓获。但其妻女均已获得绿卡，定居美国。
在已经曝光的官员外逃“谋划”中，最令舆论震惊的还数中国银行黑龙江河松街支行原行长高山。2005年1月，高山潜逃加拿大。他在职时将10亿元人民币分批转移出境，还拿公款十几次“出国考察”，安置妻子移民及为自己潜逃“踩点”。在妻子成功移民加拿大后，他把大量的资金转移到境外多个私人账户上去，然后宣布和妻子离婚。
近年来，尽管中央不断加强对于官员出国的限制，甚至专门规定，处级以上干部出境需要审批和备案。但是，掩盖身份、绕过重重障碍，成为外逃官员们的主要手法。
媒体报道，卢万里在潜逃时，用名为“张唯良”的护照跨越边境。
逃亡海外的原云南省委书记、国家电力公司党组书记、总经理高严拥有至少3个身份证和4本护照。
今年落马的国家能源局局长刘铁男被曝持有多个外国护照，其中有些用的并非真名。
目的地与中转站
潜逃官员的最佳隐匿地是没有与中国签订引渡条约且生活条件优越的欧美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和加拿大。如周金伙、温玲、王国强等都是逃亡美国。在此之外，新加坡也是常见的出逃国家，如李华波、胡星等人均逃往此处。
从已经披露的情况看，一些官员出逃并非一步到位。
媒体报道，《中国惩治和预防腐败重大对策研究》课题组曾对外逃贪官去向做了归类。西方发达国家，如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荷兰等，这些是案值大、身份高的官员的主要目的地。
对于外逃官员来说，风险较大的是中国周边国家，如泰国、缅甸、蒙古、俄罗斯等。这些国家是涉案金额相对小、身份级别相对较低的出逃人员的首选。但因为中国与邻国合作打击犯罪，特别是打击贪官外逃方面配合相当紧密。所以，这些地方往往成为贪官们再次转移的跳板。
非洲、拉美、东欧等一些国家虽然较中国周边国家风险较小，但当一些官员无法办理去往西方大国的证件时，也会成为他们的跳板。
除此之外，还有一类外逃官员会通过中国香港或新加坡中转，利用这两地世界航空中心的区位，以及香港居民前往原英联邦所属国家可实行“落地签”的便利，再逃到其他国家。
例如，前文提到的卢万里便是从广东经香港出逃斐济共和国。
制度建设脚步趋紧
近年来，中央在制度建设方面脚步趋紧，对主动“失踪”的官员具有针对性。
2005年1月27日，国家外汇管理局、外交部、公安部、监察部、司法部联合发布通知，对公职人员及其亲属向外转移财产实行联合监管；中央纪委部署建立党政领导干部和国企厂长经理直系亲属出国留学、定居报备制度试点。
2007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的《反洗钱法》，则意在监视官员账户资金的异常流动，以期防止问题官员携款潜逃。
2010年1月，中央纪委副书记李玉赋在中央纪委监察部的新闻通气会上透露，中央纪委监察部与中组部、公安部、司法部、外交部等多个部门建立了防范违纪违法公职人员外逃工作协调机制部际联席会议制度。
为应对“裸官”问题，2010年7月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对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国（境）外的国家工作人员加强管理的暂行规定》，要求对子女配偶均移居国（境）外的官员加强管理。从2011年起，这类官员要特别说明移居费用和资金来源，以及亲属在国（境）外的工作单位及职务。而这些在以前的个人有关事项报告表中并未有要求。
一些地方要求更为严格，比如广东省提出子女配偶移居国（境）外的，原则上不得担任党政正职或重要岗位职务。
而这张由诸多部门，多项法律法规联合编制的网，还不足以完全限制住官员们的潜逃。
有官员就在立案调查期间脱身消失。例如，2012年4月，深圳市南山区政协主席温玲因涉嫌严重违纪被深圳市纪委立案调查，调查期间，温玲出逃美国。
“在出境管理上，虽然我们有相关规定，但真实情况是审查失之宽松。应该建立起‘谁审查，谁负责’的机制，有些官员在被调查前或被调查时，就能听到风声而逃亡，这其实是信息保密不严的问题，若能对相关的涉案人员进行监控，应能有效解决这个问题。”中央党校教授林喆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其他制度也存在一些漏洞。
“《反洗钱法》确实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然而都是个案，一方面是，法律存在着漏洞，而另一方面，相关方面的沟通也有些问题。”林喆建议将银行方面人员吸收到相关的反腐工作上来，以使其实实在在地发挥监控资金流向的作用。
把小案也抓起来
有接近中纪委的人士在接受媒体采访时透露，近年来随着地方局、处级官员“裸官”数量和出逃率上升，仅依靠中央部委层面的追逃、协调已捉襟见肘。“地方低级别的官员外逃现象严重。由于缺少预警机制，事发后社会影响很坏。”
因此，中央启动省级协调机制试点，旨在把小案也抓起来。目前，这一机制已经在10个试点省（市）展开。
事实上，在对待“失踪”官员的态度上，有些地方政府有时含糊其辞，甚至出现个别地方政府为“失踪”官员打掩护的情况。
例如前文提到的王昌宏，失踪数月，迟迟未被辞退。而《国家公务员法》规定：“旷工或者因公外出、请假期满无正当理由逾期不归连续超过15天，或一年内累计超过30天的，应予辞退。”
而在发现官员“失踪”后，由于往往需要跨越国境，因此对其追捕则更为困难。 “很多时候，对出逃官员的调查和追捕都很难充分进行。”林喆说。
《中国惩治和预防腐败重大对策研究》课题组组长王明高曾表示，贪官外逃的现实，说明中国相应的预防和惩治措施存在弊端，不仅相关制度、相关机制还有缺失，甚至法律也有缺失，且国际合作力度不够。
中国纪检监察学院副院长李永忠说，2007年后，中央建立了防止违纪违法国家工作人员外逃工作协调机制，不仅要防止官员外逃，还要将逃跑的官员追捕回来。
但是，受限于中西方制度差异，中国引渡外逃官员时存在一些无法绕过的制度壁垒。
中国已于2003年12月10签署加入了《联合国反腐公约》，而公约对于签约国引渡是有着规定的，所起的作用并不显著。
目前，国际社会引渡条约主要还是通过双边谈判签订。截至2013年5月，中国已与36个国家签署了相关协定（主要是周边国家）。西方主要发达国家绝大多数与中国未签约。
重要的是预防
从斐济引渡回国接受审判的卢万里，是成功引渡案例之一。
除了引渡之外，对于外逃官员，还有劝说、当地起诉等手段。
例如，云南省交通厅副厅长胡星于2007年1月9日持假护照越境逃亡新加坡后，即由相关专案组的人员劝说回来，终以贪贿4000万元判处无期徒刑。
许超凡等人在美国内华达州的受审则开创了当地起诉的先例。2009年5月，美国司法部门透露，涉嫌盗窃银行近5亿美元的中国银行两名前管理者许超凡、许国俊和他们的配偶等人6日被具体量刑。他们将在美国面临8年到25年不等的刑期。他们的罪名是合谋诈骗、合谋洗钱以及合谋转运盗窃钱款等。
许超凡等人从1991年开始与前中国银行开平支行行长余振东一同盗窃中国银行资产，总额达4. 83亿美元。许超凡、余振东和许国俊曾先后担任中国银行开平支行行长，3人在多年时间内逐渐盗窃银行资产并转移到美国。
但劝返、当地起诉的有效案例并不多。杨湘洪出逃后，即使由其妻子游捷进行劝说也毫无效果，而当地起诉的情况更是少有。因此，加紧引渡条约的签署，是追捕外逃贪官的关键。
“官员出逃后，再去引渡、劝说，十分困难，最重要的是做好出逃前的防备工作。”北京航天航空大学教授任建明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他建议，建立相对独立的机构，一方面能发挥民众在反腐中的作用，另一方面能充分实现监督保密监控，避免官员听到风声逃亡。“现在的问题是，网民知道，贪腐官员知道的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