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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金融政策目前面临的形势十分复杂。通胀高起要求中国维持紧缩货币的政策；与此同时，中小企业融资困境在加剧，最新出现的部分中小企业资金链断裂现象值得警惕；此外，结构性的缺钱导致民间利率上升，以钱炒钱的高利贷投机现象日趋严重，就连国有银行也牵涉其中。
这些现象相互矛盾并交织在一起，想从金融政策上开出一剂“万灵药”几乎不可能。这些问题产生的根源是什么？在我们看来，两年前的“4万亿”刺激政策是一个重要原因。2009-2010年，中国的银行新投放了17万亿元的人民币信贷，这是此前正常年份信贷规模的数倍。
国内学者陆磊最近在一篇文章中指出，如果没有2009年上半年的7.8万亿元信贷投放，必无煤炭乃至矿权投机，亦无开设各类骗局的可信度。人们之所以相信可获得20%-50%的年度资金回报率，一定基于煤炭、矿权超过50%的年度价格涨幅。的确如此，正是因为中国投放了大量流动性，才让市场看到了国内资产价格的暴涨，使得市场蜂拥追逐投机盈利的前景。在安邦的研究团队看来，正是以“4万亿”为代表的矫枉过正的政策，制造了当前中国经济的许多问题。
颇为讽刺的是，在2010年10月，“4万亿”政策还未结束时，中国就不得不开始加息收紧货币政策，但为时已晚。更要命的是，货币失控之后的紧缩操作也有很大的“负作用”，有些短期问题反而会更加严重。正如陆磊对此的分析：第一，一旦紧缩，投机骗局制造者将不得不按照更高的筹资成本获得资金，于是民间高利贷呈愈演愈烈之势；第二，如果正规金融机构或明或暗地参与了对投机的融资，只有依靠发行更多的高息“理财产品”，来维持已日益脆弱的流动性链条；第三，由于紧缩会使实体经济部门的筹资成本随之上升，往往会成为对紧缩持恐惧态度的投机者反对紧缩的口实。
反思“4万亿”并不是要事后苛责决策者，而是要对未来中国的金融决策提供经验和教训。在中国现行的政治经济格局之下，GDP政绩导向已深入中国官员的骨髓，再加上中国仍处在工业化中期，这种大背景下，中国的金融政策注定了倾向于长期扩张，多发货币更是常态。正如国家发改委官员所说，中国的货币政策首先要为经济增长服务。
多年来，从上个世纪90年代初的经济过热，到本世纪初中国加入WTO后的黄金时光，中国基本上是在货币扩张的环境走过来的。在长期扩张环境之下，中国的银行很容易忘记了经营的是风险，而中国的银行业在十多年前开始的改革中，为过去的“不审慎”剥离了巨额的坏账。在这种背景下，未来如果要进行真正的调整，在货币政策上恐怕要长期坚持“宏观审慎”的态度。只要GDP政绩导向在中国不改，“宏观审慎”就一天不能放松。
在今年复杂的形势下，国内对紧缩货币政策的攻击很多。尤其是在全球经济复苏乏力、欧债危机不断恶化之时，要求决策层放松货币的呼声会越来越高，而且很可能上升到政治层面，这会对金融决策层形成很大的压力。
但越是在这时候，越是要抓住中国经济的主要矛盾，越是要坚持宏观政策的主要方向。不论是从历史还是从现实来看，中国经济中的问题主要还是过度扩张货币造成的。因此，“宏观审慎”仍然应该成为货币政策的主调，需要坚持下去。在宏观趋紧的同时，中国需要在微观上放松，打掉市场准入的限制，允许民间资本进入金融业，推进各项体制改革，同时各级政府还要减税让利，盘活现有的各种经济资源，为微观经济个体的发展创造更加宽松的条件。
因此，中国未来金融政策应该注重两个原则，一是宏观审慎，微观放松；二是继续推动改革开放。只有这样，中国的宏观政策才不会拘泥于一时一事的干扰，把握住正确的大方向。
(AHJ)
这些现象相互矛盾并交织在一起，想从金融政策上开出一剂“万灵药”几乎不可能。这些问题产生的根源是什么？在我们看来，两年前的“4万亿”刺激政策是一个重要原因。2009-2010年，中国的银行新投放了17万亿元的人民币信贷，这是此前正常年份信贷规模的数倍。
国内学者陆磊最近在一篇文章中指出，如果没有2009年上半年的7.8万亿元信贷投放，必无煤炭乃至矿权投机，亦无开设各类骗局的可信度。人们之所以相信可获得20%-50%的年度资金回报率，一定基于煤炭、矿权超过50%的年度价格涨幅。的确如此，正是因为中国投放了大量流动性，才让市场看到了国内资产价格的暴涨，使得市场蜂拥追逐投机盈利的前景。在安邦的研究团队看来，正是以“4万亿”为代表的矫枉过正的政策，制造了当前中国经济的许多问题。
颇为讽刺的是，在2010年10月，“4万亿”政策还未结束时，中国就不得不开始加息收紧货币政策，但为时已晚。更要命的是，货币失控之后的紧缩操作也有很大的“负作用”，有些短期问题反而会更加严重。正如陆磊对此的分析：第一，一旦紧缩，投机骗局制造者将不得不按照更高的筹资成本获得资金，于是民间高利贷呈愈演愈烈之势；第二，如果正规金融机构或明或暗地参与了对投机的融资，只有依靠发行更多的高息“理财产品”，来维持已日益脆弱的流动性链条；第三，由于紧缩会使实体经济部门的筹资成本随之上升，往往会成为对紧缩持恐惧态度的投机者反对紧缩的口实。
反思“4万亿”并不是要事后苛责决策者，而是要对未来中国的金融决策提供经验和教训。在中国现行的政治经济格局之下，GDP政绩导向已深入中国官员的骨髓，再加上中国仍处在工业化中期，这种大背景下，中国的金融政策注定了倾向于长期扩张，多发货币更是常态。正如国家发改委官员所说，中国的货币政策首先要为经济增长服务。
多年来，从上个世纪90年代初的经济过热，到本世纪初中国加入WTO后的黄金时光，中国基本上是在货币扩张的环境走过来的。在长期扩张环境之下，中国的银行很容易忘记了经营的是风险，而中国的银行业在十多年前开始的改革中，为过去的“不审慎”剥离了巨额的坏账。在这种背景下，未来如果要进行真正的调整，在货币政策上恐怕要长期坚持“宏观审慎”的态度。只要GDP政绩导向在中国不改，“宏观审慎”就一天不能放松。
在今年复杂的形势下，国内对紧缩货币政策的攻击很多。尤其是在全球经济复苏乏力、欧债危机不断恶化之时，要求决策层放松货币的呼声会越来越高，而且很可能上升到政治层面，这会对金融决策层形成很大的压力。
但越是在这时候，越是要抓住中国经济的主要矛盾，越是要坚持宏观政策的主要方向。不论是从历史还是从现实来看，中国经济中的问题主要还是过度扩张货币造成的。因此，“宏观审慎”仍然应该成为货币政策的主调，需要坚持下去。在宏观趋紧的同时，中国需要在微观上放松，打掉市场准入的限制，允许民间资本进入金融业，推进各项体制改革，同时各级政府还要减税让利，盘活现有的各种经济资源，为微观经济个体的发展创造更加宽松的条件。
因此，中国未来金融政策应该注重两个原则，一是宏观审慎，微观放松；二是继续推动改革开放。只有这样，中国的宏观政策才不会拘泥于一时一事的干扰，把握住正确的大方向。
(AHJ)