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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商人需将创新、合作、责任做到极致
2005年，我成为第一个TRIUH EHBA毕业的中国人，这个学位是由伦敦政治经学院(LSE)、巴黎HEC商学院(HECDarls)和纽约大学商学院(NYu Stern)合办的，我也很荣幸地成为第一个获得全球EHBA学位的中国人。
在创办价值中国网之前，我曾在政府机关任企业改制顾问，也曾是英特尔公司中国地区的渠道市场经理，稍后还成为了中国最大电脑制造厂商之一的清华同方电脑公司的助理总经理和市场部总经理。
多年来的企业从业经历，让我对中国商人精神有过一些认真的思考。商人是个很中国化的词语，德鲁克对企业有一个定义，企业就是在创造客户，满足客户的需求。为了创造客户，企业需要做两件事，一是创新，二是营销。牛顿有一句名言如果说我取得了一些成就，是因为我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很多人认为牛顿谦虚，其实重点不是谦虚，而是知识创造和知识传承的过程。其实，牛顿创造的过程同商人样，只是牛顿在创造知识，而商人在创造财富，而在创造的过程中是需要继承的，“创新就是创造性地模仿”。
如果说过去的三十年，中国商人精神被最多提及的是“创新、合作以及责任”的话，我认为下一个三十年，中国商人应该将这三种精神发扬光大并做到极致。社会发展到今天，创新在其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大到国家，小到企业和个人。以价值中国网为例，这些年来，我们做了很多创新，我们是中国第一个做实名制的网站，我们把作者变成公司的股东。德鲁克之所以会把创新作为两个最重要的责任之一，是因为创新是一个人、一个企业乃至一个国家竞争力的来源。
“合作”虽然在过去三十年频频被人提及，但我认为中国商人合作的精神还是不够，因为中国社会的诚信不足，中国人的安全感也不足。尤其在互联网行业，更需要合作。作为现代行业的从业者，没有一个人能把所有事情都做完，所以必须选择跟人合作。然而现代意义上的合作并不仅仅只是合作，合作的另一层含义就是“分工”。随着知识含量、消费者的需求以及所从事行业的专业性要求越来越高，更多行业开始依赖于分工合作，互联网企业尤为突出。很多人认为互联网可以成就草根英雄，然而事实并非如此，互联网只会加剧竞争的速度，该成功的人依然会成功，因为他们身上有那些成功的品质，比如独立、承担、坚持等。互联网行业的分工十分明确，有做内容的、做接入服务的、做架构的、做运营的、做软件的、做通讯的，各个工种只有分工明确才能将价值最大化。以英特尔公司为例，在英特尔没有一个部门是专门做销售的，销售被认为是一个很专业的行业外包出去。虽然短期内利润会有损失，但长期看来，这样的决策绝对是明智的选择。
责任是企业的根本，公众只会对个企业的期望更多，因此今后三十年企业需要承担更大的责任。
“在路上”很能代表我现在的状态
美国有位总统叫肯尼迪，很荣幸我和他是校友。肯尼迪有句名言：美国的事业就是商业。他所讲的商业其实应该从企业的角度来理解，商业代表的是社会主体的方式，真正决定这个社会的应该是企业，而企业又是这个社会真正的财富创造者，要给企业家无限的空间尽情表演，政府需要的是为他们搭建一个平台。
我们这一代中国商人，在体制给予的夹缝中为自己争得了生存空间之后，对整个社会还是会有一些启蒙作用。启蒙是一个文化词语，包含两层含义，一是你说什么，其次是你怎么说，说什么是方向问题，怎么说是技术问题。经济问题在所有社会都是基本问题，如何创造财富也会影响如何分配财富。中国商人的生存之道会给社会些普世价值，也就是科学和民主，自由和平等，这应该是所有人的普世价值，整个世界也会朝着越来越“平”的方向发展，不仅是平坦，更重要的是平等。
和企业打交道这么多年，多多少少会有些遗憾，我的遗憾更多地是技术性问题，也就是管理问题。德鲁克讲过句话没有欠发达的社会，只有欠管理的社会。社会如此，企业也是如此。管理对企业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以前对管理重视不够，所以需要一直学习，加强管理之后也会使我们想做的事情更有成效。
对于未来，我没有想那么多，只是想把现有的事情做好，我的目标很大，现在还只走到半。两年前有个节目叫“赢在中国”，主题歌“在路上”很能代表我现在的状态。我们有一个口号，“为中国经济思考，让知识成为财富。所谓“为中国经济思考”，其实是在尽媒体的责任，“让知识成为财富”，是我们想做的服务。服务将会是中国未来的战略重点，因为他能解决中国特有的问题，一是就业，此外就是低碳经济。当人们对物质需求下降之后，接下来的需求更多体现在精神方面，也就是服务，比如心理咨询、电影产业、文化产业等。
中国商人的最终归宿其实是要体现自己存在的价值
马云曾说有一天自己退休了，想要办家商学院。如果我到了那一天，更愿意去做文化方面的事情，比如中西文化对接的工作，现在虽然也在做，但不是主业。我内心的希望是，能有一天专门从事这项事业，让中西方能够更畅通地对话。“对话是文化融合和社会进步的开始”。
商人也是人，只是这群人稍微特殊一些，他们有更多机会创造并接近财富。如果说商人群体的归宿，我想还是应该回归到作为“人”的归宿，在承担一定社会责任的同时，内心需要找到让自己比较安定的理由，我想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中国商人走向宗教的一个原因。人总需要一种依靠，不管这种依靠是什么形式，但如果缺失就会觉得无所适从。商人其实很渺小，也许在获取财富方面他们比常人强大，但在一些关系内心的问题上，他们其实和常人一样脆弱，最终的归宿其实是要体现自己存在的价值，为更多人做贡献。
当然，如果有一天，我拥有财富，并且需要放弃时，我会将这些财富投入教育事业。任志强退休后为什么会想到办幼儿园，我想可能会与教育有关。中国的教育与国外有非常大的差距，国外的教育不会给孩子很多限制，他们更多鼓励创造，而在这方面，中国的教育往往抹杀了孩子的天性。但毕竟教育不可能通过一两个人去改变，更多是文化和制度的问题，大家应该互相教育、互相学习，开放地思考问题。我始终相信，这个世界是平的。
2005年，我成为第一个TRIUH EHBA毕业的中国人，这个学位是由伦敦政治经学院(LSE)、巴黎HEC商学院(HECDarls)和纽约大学商学院(NYu Stern)合办的，我也很荣幸地成为第一个获得全球EHBA学位的中国人。
在创办价值中国网之前，我曾在政府机关任企业改制顾问，也曾是英特尔公司中国地区的渠道市场经理，稍后还成为了中国最大电脑制造厂商之一的清华同方电脑公司的助理总经理和市场部总经理。
多年来的企业从业经历，让我对中国商人精神有过一些认真的思考。商人是个很中国化的词语，德鲁克对企业有一个定义，企业就是在创造客户，满足客户的需求。为了创造客户，企业需要做两件事，一是创新，二是营销。牛顿有一句名言如果说我取得了一些成就，是因为我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很多人认为牛顿谦虚，其实重点不是谦虚，而是知识创造和知识传承的过程。其实，牛顿创造的过程同商人样，只是牛顿在创造知识，而商人在创造财富，而在创造的过程中是需要继承的，“创新就是创造性地模仿”。
如果说过去的三十年，中国商人精神被最多提及的是“创新、合作以及责任”的话，我认为下一个三十年，中国商人应该将这三种精神发扬光大并做到极致。社会发展到今天，创新在其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大到国家，小到企业和个人。以价值中国网为例，这些年来，我们做了很多创新，我们是中国第一个做实名制的网站，我们把作者变成公司的股东。德鲁克之所以会把创新作为两个最重要的责任之一，是因为创新是一个人、一个企业乃至一个国家竞争力的来源。
“合作”虽然在过去三十年频频被人提及，但我认为中国商人合作的精神还是不够，因为中国社会的诚信不足，中国人的安全感也不足。尤其在互联网行业，更需要合作。作为现代行业的从业者，没有一个人能把所有事情都做完，所以必须选择跟人合作。然而现代意义上的合作并不仅仅只是合作，合作的另一层含义就是“分工”。随着知识含量、消费者的需求以及所从事行业的专业性要求越来越高，更多行业开始依赖于分工合作，互联网企业尤为突出。很多人认为互联网可以成就草根英雄，然而事实并非如此，互联网只会加剧竞争的速度，该成功的人依然会成功，因为他们身上有那些成功的品质，比如独立、承担、坚持等。互联网行业的分工十分明确，有做内容的、做接入服务的、做架构的、做运营的、做软件的、做通讯的，各个工种只有分工明确才能将价值最大化。以英特尔公司为例，在英特尔没有一个部门是专门做销售的，销售被认为是一个很专业的行业外包出去。虽然短期内利润会有损失，但长期看来，这样的决策绝对是明智的选择。
责任是企业的根本，公众只会对个企业的期望更多，因此今后三十年企业需要承担更大的责任。
“在路上”很能代表我现在的状态
美国有位总统叫肯尼迪，很荣幸我和他是校友。肯尼迪有句名言：美国的事业就是商业。他所讲的商业其实应该从企业的角度来理解，商业代表的是社会主体的方式，真正决定这个社会的应该是企业，而企业又是这个社会真正的财富创造者，要给企业家无限的空间尽情表演，政府需要的是为他们搭建一个平台。
我们这一代中国商人，在体制给予的夹缝中为自己争得了生存空间之后，对整个社会还是会有一些启蒙作用。启蒙是一个文化词语，包含两层含义，一是你说什么，其次是你怎么说，说什么是方向问题，怎么说是技术问题。经济问题在所有社会都是基本问题，如何创造财富也会影响如何分配财富。中国商人的生存之道会给社会些普世价值，也就是科学和民主，自由和平等，这应该是所有人的普世价值，整个世界也会朝着越来越“平”的方向发展，不仅是平坦，更重要的是平等。
和企业打交道这么多年，多多少少会有些遗憾，我的遗憾更多地是技术性问题，也就是管理问题。德鲁克讲过句话没有欠发达的社会，只有欠管理的社会。社会如此，企业也是如此。管理对企业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以前对管理重视不够，所以需要一直学习，加强管理之后也会使我们想做的事情更有成效。
对于未来，我没有想那么多，只是想把现有的事情做好，我的目标很大，现在还只走到半。两年前有个节目叫“赢在中国”，主题歌“在路上”很能代表我现在的状态。我们有一个口号，“为中国经济思考，让知识成为财富。所谓“为中国经济思考”，其实是在尽媒体的责任，“让知识成为财富”，是我们想做的服务。服务将会是中国未来的战略重点，因为他能解决中国特有的问题，一是就业，此外就是低碳经济。当人们对物质需求下降之后，接下来的需求更多体现在精神方面，也就是服务，比如心理咨询、电影产业、文化产业等。
中国商人的最终归宿其实是要体现自己存在的价值
马云曾说有一天自己退休了，想要办家商学院。如果我到了那一天，更愿意去做文化方面的事情，比如中西文化对接的工作，现在虽然也在做，但不是主业。我内心的希望是，能有一天专门从事这项事业，让中西方能够更畅通地对话。“对话是文化融合和社会进步的开始”。
商人也是人，只是这群人稍微特殊一些，他们有更多机会创造并接近财富。如果说商人群体的归宿，我想还是应该回归到作为“人”的归宿，在承担一定社会责任的同时，内心需要找到让自己比较安定的理由，我想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中国商人走向宗教的一个原因。人总需要一种依靠，不管这种依靠是什么形式，但如果缺失就会觉得无所适从。商人其实很渺小，也许在获取财富方面他们比常人强大，但在一些关系内心的问题上，他们其实和常人一样脆弱，最终的归宿其实是要体现自己存在的价值，为更多人做贡献。
当然，如果有一天，我拥有财富，并且需要放弃时，我会将这些财富投入教育事业。任志强退休后为什么会想到办幼儿园，我想可能会与教育有关。中国的教育与国外有非常大的差距，国外的教育不会给孩子很多限制，他们更多鼓励创造，而在这方面，中国的教育往往抹杀了孩子的天性。但毕竟教育不可能通过一两个人去改变，更多是文化和制度的问题，大家应该互相教育、互相学习，开放地思考问题。我始终相信，这个世界是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