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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穗芳先生于2008年9月间因稿件之事，背包上路，独自行程，专程自京抵并，与编辑部同仁一道下厂校对，虽日八十高龄老人，事亲躬，不厌烦，遇不解，条分缕析，字斟句酌，逢难题，博闻强识，胸罗星宿，其态，老成持重，堂堂正正，间以妙语如珠，饶有风趣，其貌，温文尔雅，仙风道骨，间暇热忱谦和，不矜不伐，我等为之肃然起敬，心悦诚服。如今先生已驾鹤西游。迁化不反，闱之黯然沉晦，额然沮丧。兹刊登纪念文章，回溯既往，重温敌旧，亦本刊缅怀之音也。
本刊编辑部
如往常一样，我拿起电话想着向老师林穗芳先生讨教，却突然想起先生已于去年末仙逝，不禁怆然!
我，一个回城知青，是幸得良师林穗芳先生的指导、扶助、培养才得以成长为可以独立工作的编辑人员。
我学习编辑工作是从抄写先生的审稿报告和他给著译者的信件开始的，我就是在这一笔一画的抄写中逐渐领悟到编辑工作的中心环节是审稿，所有的书稿都要经过审查才能决定如何处理，审稿把关不严，平庸的作品得以通过，加工编辑再有本事也不可能使它变为佳作。先生审稿一个主要的方法是比较。记得在决定选译一部外文词典之前，先生把相关的词条与已出版的中外百科辞典比较，鉴别高低优劣之后才决定选用，选用的理由详细地写在了审读报告中。
在这一笔一画的抄写中，我看到先生是怎样谦虚谨慎地对待著译者及其作品，他从来都自谦是著译稿的第一个读者，所有的修改意见都采用商量的口吻，而且多说明了依据。先生告诫我，对于与自己见解不同的学术观点，不能固执己见加以排斥，如果有问题也要与作者商讨，要提建设性的意见。作者的学术观点无论正确与否，编辑都无权直接修改，只有在作者对自己的学术观点表达不清楚、不准确、不完善或前后矛盾时，编辑才有权利帮助他修改，尤其是知识性的错误，更要帮助作者改正。著作的观点错误，编辑只能不选用，无权修改为自己所谓的正确观点。而退稿信的口吻，先生总是尽量维护著译者的自尊心，如评價译稿质量从不用刺激性的有损译者自尊心的字眼，从不说“译稿质量差”，而是婉转说“译稿离出版要求尚远”，不说“译文错误百出”，而是委婉地说“译文有不少地方同原文的意思有出入”。
在这一笔一画的抄写中我更是觉悟到自身的中外文基础之差和知识的贫乏。为了我的提高，先生不但安排我参加新闻出版总署主办的编辑培训班，并支持我用5年的业余时间修完人民大学函授学院的中国文学本科课程。先生懂得16国外文，其中大部分是自学的，他把自己的学习经验教给了我。先生说，孤立地背外文单词效果不好，成年人又过了背课文的最佳时候，可以找较好的中外文对照的书籍，自己试译，然后对照原书中文找自己的差距，再根据原书中文，还原为外文，再对照原书的外文找错误，以此熟悉外文的语感、单词、行文造句。他还亲自去资料室给我借来一本不为人注意的小书中，从这本逐句画出英文句子结构的小书，我的得益大大超出了之前所读的、较厚重的分析英语句式的书。
我调入出版社后就一直和先生同在一个办公室，却几乎没有闲聊天的印象，常常是上班和下班时打声招呼，一整天都各自伏案工作；但是我写的审读报告、加工的稿子，先生都花时间仔细审查，认真修改，而我则因此得以提高。先生还创造机会，让我写书评、学翻译，经他修改润色后发表。
对于我这个并不出色的后学，先生严格而不苛求、严肃而不乏人情味，既让我知道自己的不足，也让我感到自己的进步。在他的支持下，1987年我考取赴英国培格曼出版公司培训半年的名额，先生和编辑室的其他前辈一起送我一本相册，先生亲自题诗希望我“饱学满载归”。待结束培训回国，先生则把半年来我向他汇报在国外学习、生活情况的信件交还给我，说也许可以利用来写点什么。先生出差回来，会带给我他亲自拣选的一块很有意思的石头，四五厘米见方两三厘米厚，绝像一块肥瘦相间的火腿肉，我珍藏至今。
很少听到先生褒贬什么人，但有一次他对我说，戴文葆先生是一位真正的编辑。戴先生也是我们人民出版社的专家，2009年和林穗芳先生一起荣获“新中国60年百名优秀出版人物”称号。在一般人看来，先生这句话不像是夸奖，其实这句话真正反映了先生不是把编辑视为职业，而是视为事业，认为编辑工作是一门科学、是一门学问，而成为真正的编辑实属大不易。1986年举行第二届出版科学讨论会时，先生按照国际术语学的命名规则，建议采用redaetology作为“编辑学”的国际用语。美国《克利夫兰每日旗帜报》1990年8月28日报道我国编辑学研究进展情况时采用了这一术语，并承认这是一门new science(新科学)。先生还曾撰文详释编辑学的性质，编辑学的研究对象，如编辑的含义、编辑工作的中心环节、编辑工作的实质以及编辑学的概念体系。
由于翻译书出版的需要，先生自学了多门外语，并且总结了翻译书编辑从选题、组译、审稿到加工整理的一整套经验，而我则是这些宝贵经验近水楼台的得益者。翻译书编辑工作有其特殊性，著作选题一般是根据编写的设想确定的，书稿写出来不合要求，可以修改，翻译选题是在已出版的外文书籍的基础上确定的，选题不当，其后翻译、编辑加工、排印等都是人力物力的浪费，因此先生经常强调确定翻译选题必须认真审查原著内容，看是否真有翻译出版价值。对于译者的选择，先生则认为要从实际出发，不可要求过高，有丰富经验的译者实际并不多，另一方面也需要培养新译者以免翻译队伍后继无人。可以以老带新或者把中文、外文和专业等方面各有所长的组合在一起，依靠集体的力量保证译文质量。关于译稿的采用标准，先生说出版界曾提出“准确、通顺、易懂”，翻译界有人认为后两个要求降低了翻译标准，其实翻译标准是理论上探讨的、译文可能达到的最高境界，而出版社是从实际出发提出最低要求，事实上，完全符合通顺、易懂要求的译文并不多。翻译稿有些问题是经常出现的，如倍数的翻译，先生探讨了俄、德、法、意、西、罗、波、塞、保、阿尔巴尼亚各语言与英语times相应的词的用法，发现它们都是乘除两用词，而日、朝、越等不同程度受汉字文化影响的东方语言，其倍数增长与强比较也都更接近西方语言。为了让我易于掌握，先生告诉我，西方语言，例如英语的increase(to，by)N times，不管带不带括号中的介词，意思都一样，是表示“基数乘N”，如果翻译成中文“增加多少倍”应该不包括基数，即译作“增加N-1倍”，如果要包括基数，就应译作“增加到N倍”，又如to increase ten-fold，a tenfold increase，都表示乘10，译作“增加九倍”、“九倍的增加”。在用于 减少或弱比较时，是表示“除”的意思，如reduce 10 time，就是“基数÷10'’，意为“减少到1/10”，决不能译作减少lO倍，因为减少1倍就等于零。先生写给我两个公式，如果翻译稿出现“减少N倍”的表述，应该改为“减少到1/N”或“减少1一l/N"。先生还常提醒，译者的注释，从观点到材料都要认真审查，译者纠正原著错误的注释更要注意复核，因为有些译者把原文的意思理解错了，反而加注说原文有误。如果没有确实的把握，应避免直接说原著有误。介绍另一种自己认为可信的说法，让读者自己比较鉴别，一样可以达到加注的目的。
先生退休后，并没有停止他的研究，《标点符号学习与应用》就是他退休之后出版的一部學术水平很高的著作，小小的标点符号，先生以它为研究对象做成了大学问。该书理论部分探讨了标点的概念、对象、功能、种类和层次等问题；历史部分研究了中外标点的历史发展，对外语标点的历史研究远涉古代至中世纪希腊语和拉丁语的标点；用法部分详细说明各个标点符号的由来、功能、用法。这本书2000年一问世就备受社会各界关注，有的出版社给每个编辑、校对都发一本。它也一直是我案头必备的参考书。台湾一位高校老师曾给先生来信，谈到“台湾的中文系学生还是要练‘点书’，当作基本功夫。而台湾的知名作家，还有一路逗点，到底才用句号收尾的作风”。他跟本校“中文系的人谈到标点符号，从来就得不到什么收获。图书馆里关于标点符号的参考书，就几本薄薄的使用手册、使用指南而已”。2001年4月他到北京参加清华大学九十年校庆，买到《标点符号学习与应用》，“读后大喜过望”，认为“大作的重要性和实用性在台湾也是必然很高的”。不久之后，这部著作便被台湾的出版社买走了版权在台湾出版。先生还花了很多精力研究英语和其他西方语言的移行规则，分析这方面的错误，他也关心重要的出版动态，曾撰文指出新版《鲁迅全集》的标点问题，提出改进该书编辑工作的建议。
去年12月先生因肺炎住院，4月24日，即他逝世前4天，我和前辈曹泽蔚去探望，他还关心我工作之余做些什么，他说他最大的心愿是把自己的经验传授给全国的年轻编辑，语毕他闭上眼睛，我分明看见他眼角一滴清泪，先生是无奈于自己困身病榻，还是遗憾于目前学术界和出版界的快餐现象?!
本刊编辑部
如往常一样，我拿起电话想着向老师林穗芳先生讨教，却突然想起先生已于去年末仙逝，不禁怆然!
我，一个回城知青，是幸得良师林穗芳先生的指导、扶助、培养才得以成长为可以独立工作的编辑人员。
我学习编辑工作是从抄写先生的审稿报告和他给著译者的信件开始的，我就是在这一笔一画的抄写中逐渐领悟到编辑工作的中心环节是审稿，所有的书稿都要经过审查才能决定如何处理，审稿把关不严，平庸的作品得以通过，加工编辑再有本事也不可能使它变为佳作。先生审稿一个主要的方法是比较。记得在决定选译一部外文词典之前，先生把相关的词条与已出版的中外百科辞典比较，鉴别高低优劣之后才决定选用，选用的理由详细地写在了审读报告中。
在这一笔一画的抄写中，我看到先生是怎样谦虚谨慎地对待著译者及其作品，他从来都自谦是著译稿的第一个读者，所有的修改意见都采用商量的口吻，而且多说明了依据。先生告诫我，对于与自己见解不同的学术观点，不能固执己见加以排斥，如果有问题也要与作者商讨，要提建设性的意见。作者的学术观点无论正确与否，编辑都无权直接修改，只有在作者对自己的学术观点表达不清楚、不准确、不完善或前后矛盾时，编辑才有权利帮助他修改，尤其是知识性的错误，更要帮助作者改正。著作的观点错误，编辑只能不选用，无权修改为自己所谓的正确观点。而退稿信的口吻，先生总是尽量维护著译者的自尊心，如评價译稿质量从不用刺激性的有损译者自尊心的字眼，从不说“译稿质量差”，而是婉转说“译稿离出版要求尚远”，不说“译文错误百出”，而是委婉地说“译文有不少地方同原文的意思有出入”。
在这一笔一画的抄写中我更是觉悟到自身的中外文基础之差和知识的贫乏。为了我的提高，先生不但安排我参加新闻出版总署主办的编辑培训班，并支持我用5年的业余时间修完人民大学函授学院的中国文学本科课程。先生懂得16国外文，其中大部分是自学的，他把自己的学习经验教给了我。先生说，孤立地背外文单词效果不好，成年人又过了背课文的最佳时候，可以找较好的中外文对照的书籍，自己试译，然后对照原书中文找自己的差距，再根据原书中文，还原为外文，再对照原书的外文找错误，以此熟悉外文的语感、单词、行文造句。他还亲自去资料室给我借来一本不为人注意的小书中，从这本逐句画出英文句子结构的小书，我的得益大大超出了之前所读的、较厚重的分析英语句式的书。
我调入出版社后就一直和先生同在一个办公室，却几乎没有闲聊天的印象，常常是上班和下班时打声招呼，一整天都各自伏案工作；但是我写的审读报告、加工的稿子，先生都花时间仔细审查，认真修改，而我则因此得以提高。先生还创造机会，让我写书评、学翻译，经他修改润色后发表。
对于我这个并不出色的后学，先生严格而不苛求、严肃而不乏人情味，既让我知道自己的不足，也让我感到自己的进步。在他的支持下，1987年我考取赴英国培格曼出版公司培训半年的名额，先生和编辑室的其他前辈一起送我一本相册，先生亲自题诗希望我“饱学满载归”。待结束培训回国，先生则把半年来我向他汇报在国外学习、生活情况的信件交还给我，说也许可以利用来写点什么。先生出差回来，会带给我他亲自拣选的一块很有意思的石头，四五厘米见方两三厘米厚，绝像一块肥瘦相间的火腿肉，我珍藏至今。
很少听到先生褒贬什么人，但有一次他对我说，戴文葆先生是一位真正的编辑。戴先生也是我们人民出版社的专家，2009年和林穗芳先生一起荣获“新中国60年百名优秀出版人物”称号。在一般人看来，先生这句话不像是夸奖，其实这句话真正反映了先生不是把编辑视为职业，而是视为事业，认为编辑工作是一门科学、是一门学问，而成为真正的编辑实属大不易。1986年举行第二届出版科学讨论会时，先生按照国际术语学的命名规则，建议采用redaetology作为“编辑学”的国际用语。美国《克利夫兰每日旗帜报》1990年8月28日报道我国编辑学研究进展情况时采用了这一术语，并承认这是一门new science(新科学)。先生还曾撰文详释编辑学的性质，编辑学的研究对象，如编辑的含义、编辑工作的中心环节、编辑工作的实质以及编辑学的概念体系。
由于翻译书出版的需要，先生自学了多门外语，并且总结了翻译书编辑从选题、组译、审稿到加工整理的一整套经验，而我则是这些宝贵经验近水楼台的得益者。翻译书编辑工作有其特殊性，著作选题一般是根据编写的设想确定的，书稿写出来不合要求，可以修改，翻译选题是在已出版的外文书籍的基础上确定的，选题不当，其后翻译、编辑加工、排印等都是人力物力的浪费，因此先生经常强调确定翻译选题必须认真审查原著内容，看是否真有翻译出版价值。对于译者的选择，先生则认为要从实际出发，不可要求过高，有丰富经验的译者实际并不多，另一方面也需要培养新译者以免翻译队伍后继无人。可以以老带新或者把中文、外文和专业等方面各有所长的组合在一起，依靠集体的力量保证译文质量。关于译稿的采用标准，先生说出版界曾提出“准确、通顺、易懂”，翻译界有人认为后两个要求降低了翻译标准，其实翻译标准是理论上探讨的、译文可能达到的最高境界，而出版社是从实际出发提出最低要求，事实上，完全符合通顺、易懂要求的译文并不多。翻译稿有些问题是经常出现的，如倍数的翻译，先生探讨了俄、德、法、意、西、罗、波、塞、保、阿尔巴尼亚各语言与英语times相应的词的用法，发现它们都是乘除两用词，而日、朝、越等不同程度受汉字文化影响的东方语言，其倍数增长与强比较也都更接近西方语言。为了让我易于掌握，先生告诉我，西方语言，例如英语的increase(to，by)N times，不管带不带括号中的介词，意思都一样，是表示“基数乘N”，如果翻译成中文“增加多少倍”应该不包括基数，即译作“增加N-1倍”，如果要包括基数，就应译作“增加到N倍”，又如to increase ten-fold，a tenfold increase，都表示乘10，译作“增加九倍”、“九倍的增加”。在用于 减少或弱比较时，是表示“除”的意思，如reduce 10 time，就是“基数÷10'’，意为“减少到1/10”，决不能译作减少lO倍，因为减少1倍就等于零。先生写给我两个公式，如果翻译稿出现“减少N倍”的表述，应该改为“减少到1/N”或“减少1一l/N"。先生还常提醒，译者的注释，从观点到材料都要认真审查，译者纠正原著错误的注释更要注意复核，因为有些译者把原文的意思理解错了，反而加注说原文有误。如果没有确实的把握，应避免直接说原著有误。介绍另一种自己认为可信的说法，让读者自己比较鉴别，一样可以达到加注的目的。
先生退休后，并没有停止他的研究，《标点符号学习与应用》就是他退休之后出版的一部學术水平很高的著作，小小的标点符号，先生以它为研究对象做成了大学问。该书理论部分探讨了标点的概念、对象、功能、种类和层次等问题；历史部分研究了中外标点的历史发展，对外语标点的历史研究远涉古代至中世纪希腊语和拉丁语的标点；用法部分详细说明各个标点符号的由来、功能、用法。这本书2000年一问世就备受社会各界关注，有的出版社给每个编辑、校对都发一本。它也一直是我案头必备的参考书。台湾一位高校老师曾给先生来信，谈到“台湾的中文系学生还是要练‘点书’，当作基本功夫。而台湾的知名作家，还有一路逗点，到底才用句号收尾的作风”。他跟本校“中文系的人谈到标点符号，从来就得不到什么收获。图书馆里关于标点符号的参考书，就几本薄薄的使用手册、使用指南而已”。2001年4月他到北京参加清华大学九十年校庆，买到《标点符号学习与应用》，“读后大喜过望”，认为“大作的重要性和实用性在台湾也是必然很高的”。不久之后，这部著作便被台湾的出版社买走了版权在台湾出版。先生还花了很多精力研究英语和其他西方语言的移行规则，分析这方面的错误，他也关心重要的出版动态，曾撰文指出新版《鲁迅全集》的标点问题，提出改进该书编辑工作的建议。
去年12月先生因肺炎住院，4月24日，即他逝世前4天，我和前辈曹泽蔚去探望，他还关心我工作之余做些什么，他说他最大的心愿是把自己的经验传授给全国的年轻编辑，语毕他闭上眼睛，我分明看见他眼角一滴清泪，先生是无奈于自己困身病榻，还是遗憾于目前学术界和出版界的快餐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