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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8月28日鲁迅日记：“席将终，林语堂语含讥刺。直斥之，彼亦争持，鄙相悉现”。同日林语堂日记：“此人已成神经病”。那么，二人当天究竟发生了什么？有多大仇多大恨，竟至于两人在日记中互指对方为“神经病”呢？
据鲁迅日记中的回忆，当天大致情形已经明了。“小峰来，并送来纸版，由达夫、矛尘作证，计算收回费用五百四十八元五角。同赴南云楼晚餐。席上又有杨骚、语堂及夫人、衣萍、曙天，席将终，林语堂语含讥刺。直斥之，彼亦争持，鄙相悉现。”这即是所谓的“南云楼风波”，后来的研究者普遍认为，这一次风波之后，鲁、林二人便形同水火，正式决裂了。
郁达夫在《回忆鲁迅》中称这是“因误解而起正面的冲突”。据郁的描述，当时鲁迅有了酒意，“脸色发青，从座位上站了起来”，林语堂也起身申辩，气氛十分紧张，郁达夫一面按鲁迅坐下，一面拉林语堂夫妇走下楼去。当天，林语堂在日记中也写道：“八月底与鲁迅对骂，颇有趣，此人已成神经病。”究竟有怎样的误解？
直到林语堂在四十年后作《忆鲁迅》一文时，真相才浮出水面道：“有一回，我几乎跟他闹翻了。事情是小之又小。是鲁迅神经过敏所致。那时有一位青年作家，他是大不满于北新书店的老板李小峰，说他对作者欠账不还等等。他自己要好好地做。我也说了附和的话，不想鲁迅疑心我在说他。他是多心，我是无猜。两人对视像一对雄鸡一样，对了足足两分钟。幸亏郁达夫作和事佬。几位在座女人都觉得‘无趣’。这样一场小风波，也就安然流过了。”
而在这场风波的一个星期之前，鲁迅的《关于“子见南子”》，多少还是有点力挺林语堂的味道在里边。事实上，二人关系也一直不错，年龄相差14岁的鲁、林二人一直保持着亦师亦友的关系。1923年夏，林语堂从欧洲留学归来，由胡适引荐受聘于北京大学英文系，此时的北大教授已为两派，一派以周氏兄弟为首，一派以胡适为代表。林语堂与胡适私交甚好，却出人意料地加入了《语丝》，站到鲁迅旗下。那时多少还有点书生意气的林语堂，与鲁迅的锐利相得益彰；鲁迅也对此积极回应，并两次致信林语堂，将林引为同志。
南云楼风波之所以会因为一场误会而瓦解二人的友谊，恐怕还不单单是个人性格所致。根本上讲，还是道不同不相为谋。
在此之后，鲁迅对林语堂的批判逐渐增多。早在1926年，鲁迅就曾以《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一文，已经明确地提出了对林语堂“公平竞争”思想的反对意见，只不过行文尚比较客气，基本上属于商讨加引导的调子。而之后的《骂杀和捧杀》、《读书忌》、《病后杂谈》、《论俗人应避雅人》、《隐士》等，则完全锋芒毕露，几成冤家路窄之势。而林语堂也有《作文与作人》、《我不敢再游杭》、《今文八弊》等文章的回敬。
和尊孔者唱“大哉孔子”歌时的诚惶诚恐一样，鲁迅也曾经是林语堂崇敬的对象。不过，林语堂在生活志趣上的个人感悟与路径，毕竟与孔子和鲁迅都迥然不同，鲁迅有性格、有血肉，但不可能只做“圣人”。
林语堂在《做人与作文》一文中，直截了当地让“鲁迅”这一符号去神圣化，以真人真性加以评说。他说：“你骂吴稚晖、蔡元培、胡适之老朽，你自己也得打算有吴稚晖、蔡元培、胡适之的地位，能不能有这样的操持。你骂袁中郎消沉，你也得自己照照镜子，做个京官，能不能像袁中郎之廉洁自守，兴利除弊。不然天下的人被你骂完了，只剩你一个人，那岂不是很悲观的现象。我问鲁迅：“你打算怎么办呢，现在？‘装死’便是他的回答。”
张宁据《档案春秋》整理
据鲁迅日记中的回忆，当天大致情形已经明了。“小峰来，并送来纸版，由达夫、矛尘作证，计算收回费用五百四十八元五角。同赴南云楼晚餐。席上又有杨骚、语堂及夫人、衣萍、曙天，席将终，林语堂语含讥刺。直斥之，彼亦争持，鄙相悉现。”这即是所谓的“南云楼风波”，后来的研究者普遍认为，这一次风波之后，鲁、林二人便形同水火，正式决裂了。
郁达夫在《回忆鲁迅》中称这是“因误解而起正面的冲突”。据郁的描述，当时鲁迅有了酒意，“脸色发青，从座位上站了起来”，林语堂也起身申辩，气氛十分紧张，郁达夫一面按鲁迅坐下，一面拉林语堂夫妇走下楼去。当天，林语堂在日记中也写道：“八月底与鲁迅对骂，颇有趣，此人已成神经病。”究竟有怎样的误解？
直到林语堂在四十年后作《忆鲁迅》一文时，真相才浮出水面道：“有一回，我几乎跟他闹翻了。事情是小之又小。是鲁迅神经过敏所致。那时有一位青年作家，他是大不满于北新书店的老板李小峰，说他对作者欠账不还等等。他自己要好好地做。我也说了附和的话，不想鲁迅疑心我在说他。他是多心，我是无猜。两人对视像一对雄鸡一样，对了足足两分钟。幸亏郁达夫作和事佬。几位在座女人都觉得‘无趣’。这样一场小风波，也就安然流过了。”
而在这场风波的一个星期之前，鲁迅的《关于“子见南子”》，多少还是有点力挺林语堂的味道在里边。事实上，二人关系也一直不错，年龄相差14岁的鲁、林二人一直保持着亦师亦友的关系。1923年夏，林语堂从欧洲留学归来，由胡适引荐受聘于北京大学英文系，此时的北大教授已为两派，一派以周氏兄弟为首，一派以胡适为代表。林语堂与胡适私交甚好，却出人意料地加入了《语丝》，站到鲁迅旗下。那时多少还有点书生意气的林语堂，与鲁迅的锐利相得益彰；鲁迅也对此积极回应，并两次致信林语堂，将林引为同志。
南云楼风波之所以会因为一场误会而瓦解二人的友谊，恐怕还不单单是个人性格所致。根本上讲，还是道不同不相为谋。
在此之后，鲁迅对林语堂的批判逐渐增多。早在1926年，鲁迅就曾以《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一文，已经明确地提出了对林语堂“公平竞争”思想的反对意见，只不过行文尚比较客气，基本上属于商讨加引导的调子。而之后的《骂杀和捧杀》、《读书忌》、《病后杂谈》、《论俗人应避雅人》、《隐士》等，则完全锋芒毕露，几成冤家路窄之势。而林语堂也有《作文与作人》、《我不敢再游杭》、《今文八弊》等文章的回敬。
和尊孔者唱“大哉孔子”歌时的诚惶诚恐一样，鲁迅也曾经是林语堂崇敬的对象。不过，林语堂在生活志趣上的个人感悟与路径，毕竟与孔子和鲁迅都迥然不同，鲁迅有性格、有血肉，但不可能只做“圣人”。
林语堂在《做人与作文》一文中，直截了当地让“鲁迅”这一符号去神圣化，以真人真性加以评说。他说：“你骂吴稚晖、蔡元培、胡适之老朽，你自己也得打算有吴稚晖、蔡元培、胡适之的地位，能不能有这样的操持。你骂袁中郎消沉，你也得自己照照镜子，做个京官，能不能像袁中郎之廉洁自守，兴利除弊。不然天下的人被你骂完了，只剩你一个人，那岂不是很悲观的现象。我问鲁迅：“你打算怎么办呢，现在？‘装死’便是他的回答。”
张宁据《档案春秋》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