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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小说中的故事是趣味点，那么故事背后的主旨则是意义点，也是我们理解的难点，因为作者并不会直接写出来。”①在备教契诃夫的小说《苦恼》时，笔者发现，理解其深层意蕴的难点在于对“底层”的认识。很多学生认为，《苦恼》的深层意蕴是在表达对底层人物的同情。甚至在一些观摩课中，也有不少老师作出了这样的解读，并图文并茂地呈现了当今社会上底层人物的艰辛，以期进一步激发学生的同情心，引导他们关注底层，关心底层。
这样的解读是否合理？要回答这个问题，需要我们回归小说文本本身，厘清《苦恼》究竟叙述了一个怎样的底层故事以及底层在小说文本中的功能。
一、底层的故事：似是“悲伤”，实是“对悲伤的诉说”
无论是广大学生，还是部分老师，之所以判定《苦恼》的深层意蕴是在表达对底层人物的同情，一个主要是因为他们从小说文本中看到的主要是姚老的“悲伤”（苦难）：老婆死了，儿子也死了，唯一的女儿也因住在乡下而不在自己身边。然而，契诃夫在《苦恼》中极力渲染的并不是姚纳的“悲伤”（苦难），而是聚焦于姚纳对“悲伤”的诉说。
为什么？这可以从小说的题记“我向谁诉说我的悲伤”中得到启发，当然，更可以从小说设置的情节中得到佐证。
如当军人用一言半语敷衍地回答关于他儿子的事时，姚纳便“掉转整个身子朝着乘客”，从之前“出于习惯地挥动一下鞭子”变为“用一种稳重的优雅姿势挥动他的鞭子”；又如当三个年轻人骂他“老不死的”，他的反应竟是“听见那些骂他的话，看到这几个人，孤单的感觉就逐渐从他胸中消散了”；再如当同住大车店的青年车夫也不理睬他时，他“如同那个青年人渴望喝水一样，他渴望说话”……文中这样的细节俯拾皆是。可以看出，契诃夫所言的“苦恼”，并不等同于“悲伤”（苦难）本身，而是有悲伤（苦难）而无人可以倾诉。由此亦可看出，小说译者将篇名译为“苦恼”而非“悲伤”或“苦难”的识见之高。
可以说，小说中姚纳的经历是“源自悲伤，聚于诉说”。也就是说，《苦恼》叙写的故事，从表层来看，是姚纳的“悲伤”（苦难），而从深层来看，则是聚焦在姚纳“对悲伤的诉说”。
既然故事不是“悲伤”（苦难），而是“对悲伤的诉说”，那么《苦恼》的情感指向也就不应再是“同情”，而是其他，即在表达一种“没有人理会别人的苦恼”②的孤独意识。
二、底层的功能：似是“主体”，实是“表达主旨的载体”
如何界定“底层”的功能，是解析《苦恼》深层意蕴的另一个肯綮之处。那么，身为车夫的姚纳，即处“底层”的姚纳是不是《苦恼》表达主旨的主体，即对象呢？
有人认为是，这似乎可以有理有据：姚纳是车夫，处在社会底层，而契诃夫也曾在其父亲的杂货店里帮忙，接触了大量底层人物，且他本人也是公认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然而，作为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并不意味着不会写出具有象征意味的作品，更不会排除在他的现实主义作品中蕴含象征主义的元素。毕飞宇曾在评价有“中国契诃夫之称”的鲁迅的作品时这样写道：“谈论鲁迅的小说，象征主义是一个无法逾越的话题。按照我们现行的现代文学史，通常把鲁迅界定为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我们在谈论鲁迅的象征主义创作时，一般习惯于讨论《野草》和《狂人日记》。”但“鲁迅深得象征主义的精髓，从《呐喊》开篇《狂人日记》开始，鲁迅小说的基本模式就不是现实主义，而是象征主义的。”而“现实主义和象征主义最大的区别就在一个基本点上，看它有没有隐喻性，或者说，延展性。通俗地说，现实主义是由此及此的，而象征主义则是由此及彼的，——言在象，而意在征”。③
同样，在契诃夫的小说《苦恼》中，姚纳也不应是写实的“由此及此”的“底層”存在，而是象征的“由此及彼”的“人”的存在。我们不能由“叶”知“木”而不见“林”，不应漠视姚纳身份的延展性。其实，姚纳作为车夫的“底层”身份并不是契诃夫表达主旨的主体，即对象，而是表达主旨的载体，即手段，是小说文本的生成机制，让姚纳有机会接触到各种阶层的人，并在递进的情节设置中更好地表现主旨——“军人、三个年轻人、仆人、同住大车店的车夫”，他们的社会地位同姚纳构成“由远及近”的关系，但他们都没有给姚纳倾诉的机会。《苦恼》看似是一篇“表达底层”的小说，而实则是一篇“底层表达”的小说，即通过“底层”来表达某种深层意蕴（人的孤独意识）的小说。
三、底层定式的突破：“读者”解构文本，需回归“写者”立场
因为小说主人公姚纳是车夫，而车夫是“底层人物”；姚纳死了老婆、儿子，女儿不在身边，一直没有人愿意听他倾诉衷曲，因此姚纳“很不幸”。姚纳是“底层人物”又“很不幸”，于是就推导出《苦恼》的主旨是表达对底层人物的同情。这是典型的底层思维定式。这种思维定式亟需突破。因为，“艺术的深遂奥秘并不存在于经典显性的表层……对于文学来说，文本生成以后，其生成机制，其艺术奥秘便蜕化为隐性的、潜在的密码。从隐秘的生成过程中去探寻艺术的奥秘，是进入有效解读之门。”④所谓显性的表层，大抵是文本中那些直接写明的、或者对那些直接写明的内容稍加提炼概括即可得出的内容，如“姚纳是车夫”是文本直接写明的内容，而对“姚纳是车夫”这一内容，稍加提炼概括即可得出“姚纳是底层人物”；同样，“姚纳死了老婆、儿子，女儿不在身边，没有人愿意听他倾诉衷”这些内容，也是文本直接写明的，而对这些内容稍加提炼概括即可得出“姚纳很不幸”。如此解读，实乃浅尝辄止，离把握文本的深层意蕴应是相去甚远的。“对读者主体的消极性失去警惕，陷入盲目性，必然造成文本主体的遮蔽。”⑤
这种底层思维定式，说到底是因为在当今的文本解读中人们过于强调“读者”的自主建构，过于推崇“多元解读”和“个性化解读”。正如老舍所言：“生活在这种文化以外，就极难咂摸到它的滋味，而往往因一点胭脂，断定他美，或几个麻斑而断定他丑。不幸，假若这个观察者是要急于搜集一些资料，以便证明他心中的一点成见，他也许就只找有麻子的看，而对擦胭脂的闭上眼。”⑥ 要突破这种底层思维定式，需要真正回归“写者”立场，努力还原写者意图，真正读懂文本的奥秘和价值所在。当我们从“写者”立场出发时，才会发现契诃夫通过《苦恼》所要传达的真正价值所在——当我们体悟到“人的孤独意识”这一主旨时，或许更能领会列宾对《苦恼》的赞叹“深刻庞大的具有人类意义的思想”，因为孤独意识在纵向上具有超越时代性，无论身处何种时代都难免会有一种身份认同；因为孤独在横向上具有人间的普遍性，无论身为何种身份都难免会有“弦断有谁听”的苦恼。⑦而当我们体悟到“底层表达”这一隐秘的文本生成机制时，或许才会对契诃夫的文学创作，乃至整个文学的创作机制有更为全面的认识。
国学大师饶宗颐先生曾强调研究问题“要穷其源，‘源’清楚了，才能清楚‘流’的脉络。”⑧就文本解读而言，如果说，写者所要传达的价值是文本的“源”价值，那么，读者个性化解读出的价值只能是文本的“流”价值，是“源”价值的“流”变。当然，我们不能否认“流”价值，但也不能唯“读者意识”是从，弃写者创作匠心于不顾。追求文本的“流”价值，應以溯清文本的“源”价值为前提。在多元解读和个性化解读思潮“甚嚣尘上”的当下，文本解读亟需呼唤“写者”立场，去努力还原写者意图，以正本清源。如此，我们才可能真正读懂文本的奥秘和价值，而于“苦心孤诣”的写者而言，也才是最好的慰藉。
参考文献
①何世勇.《选择的困局——莫泊桑〈在乡下〉主旨新解》，《语文教学通讯》，2017年第2期。
②童道明.《我爱这片天空——契诃夫评传》，中国文联出版社，2004年版第68页。
③毕飞宇.《小说课》，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93-94页。
④孙绍振、孙彦君.《文学文本解读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5页。
⑤孙绍振.《多元解读和一元层层深入——文本分析的基本理论问题》，《中学语文教学》，2009年第8期。
⑥老舍.《四世同堂》，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7年版第90页。
⑦毛旭.《从〈苦恼〉看契诃夫的孤独意识》，《安徽文学》，2015年第2期。
⑧杨雪梅.《“他是整个亚洲文化的骄傲！”今天，送别国学大师饶宗颐》.《人民日报》，2018年2月6日。
[作者通联：江苏海门中学]
这样的解读是否合理？要回答这个问题，需要我们回归小说文本本身，厘清《苦恼》究竟叙述了一个怎样的底层故事以及底层在小说文本中的功能。
一、底层的故事：似是“悲伤”，实是“对悲伤的诉说”
无论是广大学生，还是部分老师，之所以判定《苦恼》的深层意蕴是在表达对底层人物的同情，一个主要是因为他们从小说文本中看到的主要是姚老的“悲伤”（苦难）：老婆死了，儿子也死了，唯一的女儿也因住在乡下而不在自己身边。然而，契诃夫在《苦恼》中极力渲染的并不是姚纳的“悲伤”（苦难），而是聚焦于姚纳对“悲伤”的诉说。
为什么？这可以从小说的题记“我向谁诉说我的悲伤”中得到启发，当然，更可以从小说设置的情节中得到佐证。
如当军人用一言半语敷衍地回答关于他儿子的事时，姚纳便“掉转整个身子朝着乘客”，从之前“出于习惯地挥动一下鞭子”变为“用一种稳重的优雅姿势挥动他的鞭子”；又如当三个年轻人骂他“老不死的”，他的反应竟是“听见那些骂他的话，看到这几个人，孤单的感觉就逐渐从他胸中消散了”；再如当同住大车店的青年车夫也不理睬他时，他“如同那个青年人渴望喝水一样，他渴望说话”……文中这样的细节俯拾皆是。可以看出，契诃夫所言的“苦恼”，并不等同于“悲伤”（苦难）本身，而是有悲伤（苦难）而无人可以倾诉。由此亦可看出，小说译者将篇名译为“苦恼”而非“悲伤”或“苦难”的识见之高。
可以说，小说中姚纳的经历是“源自悲伤，聚于诉说”。也就是说，《苦恼》叙写的故事，从表层来看，是姚纳的“悲伤”（苦难），而从深层来看，则是聚焦在姚纳“对悲伤的诉说”。
既然故事不是“悲伤”（苦难），而是“对悲伤的诉说”，那么《苦恼》的情感指向也就不应再是“同情”，而是其他，即在表达一种“没有人理会别人的苦恼”②的孤独意识。
二、底层的功能：似是“主体”，实是“表达主旨的载体”
如何界定“底层”的功能，是解析《苦恼》深层意蕴的另一个肯綮之处。那么，身为车夫的姚纳，即处“底层”的姚纳是不是《苦恼》表达主旨的主体，即对象呢？
有人认为是，这似乎可以有理有据：姚纳是车夫，处在社会底层，而契诃夫也曾在其父亲的杂货店里帮忙，接触了大量底层人物，且他本人也是公认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然而，作为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并不意味着不会写出具有象征意味的作品，更不会排除在他的现实主义作品中蕴含象征主义的元素。毕飞宇曾在评价有“中国契诃夫之称”的鲁迅的作品时这样写道：“谈论鲁迅的小说，象征主义是一个无法逾越的话题。按照我们现行的现代文学史，通常把鲁迅界定为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我们在谈论鲁迅的象征主义创作时，一般习惯于讨论《野草》和《狂人日记》。”但“鲁迅深得象征主义的精髓，从《呐喊》开篇《狂人日记》开始，鲁迅小说的基本模式就不是现实主义，而是象征主义的。”而“现实主义和象征主义最大的区别就在一个基本点上，看它有没有隐喻性，或者说，延展性。通俗地说，现实主义是由此及此的，而象征主义则是由此及彼的，——言在象，而意在征”。③
同样，在契诃夫的小说《苦恼》中，姚纳也不应是写实的“由此及此”的“底層”存在，而是象征的“由此及彼”的“人”的存在。我们不能由“叶”知“木”而不见“林”，不应漠视姚纳身份的延展性。其实，姚纳作为车夫的“底层”身份并不是契诃夫表达主旨的主体，即对象，而是表达主旨的载体，即手段，是小说文本的生成机制，让姚纳有机会接触到各种阶层的人，并在递进的情节设置中更好地表现主旨——“军人、三个年轻人、仆人、同住大车店的车夫”，他们的社会地位同姚纳构成“由远及近”的关系，但他们都没有给姚纳倾诉的机会。《苦恼》看似是一篇“表达底层”的小说，而实则是一篇“底层表达”的小说，即通过“底层”来表达某种深层意蕴（人的孤独意识）的小说。
三、底层定式的突破：“读者”解构文本，需回归“写者”立场
因为小说主人公姚纳是车夫，而车夫是“底层人物”；姚纳死了老婆、儿子，女儿不在身边，一直没有人愿意听他倾诉衷曲，因此姚纳“很不幸”。姚纳是“底层人物”又“很不幸”，于是就推导出《苦恼》的主旨是表达对底层人物的同情。这是典型的底层思维定式。这种思维定式亟需突破。因为，“艺术的深遂奥秘并不存在于经典显性的表层……对于文学来说，文本生成以后，其生成机制，其艺术奥秘便蜕化为隐性的、潜在的密码。从隐秘的生成过程中去探寻艺术的奥秘，是进入有效解读之门。”④所谓显性的表层，大抵是文本中那些直接写明的、或者对那些直接写明的内容稍加提炼概括即可得出的内容，如“姚纳是车夫”是文本直接写明的内容，而对“姚纳是车夫”这一内容，稍加提炼概括即可得出“姚纳是底层人物”；同样，“姚纳死了老婆、儿子，女儿不在身边，没有人愿意听他倾诉衷”这些内容，也是文本直接写明的，而对这些内容稍加提炼概括即可得出“姚纳很不幸”。如此解读，实乃浅尝辄止，离把握文本的深层意蕴应是相去甚远的。“对读者主体的消极性失去警惕，陷入盲目性，必然造成文本主体的遮蔽。”⑤
这种底层思维定式，说到底是因为在当今的文本解读中人们过于强调“读者”的自主建构，过于推崇“多元解读”和“个性化解读”。正如老舍所言：“生活在这种文化以外，就极难咂摸到它的滋味，而往往因一点胭脂，断定他美，或几个麻斑而断定他丑。不幸，假若这个观察者是要急于搜集一些资料，以便证明他心中的一点成见，他也许就只找有麻子的看，而对擦胭脂的闭上眼。”⑥ 要突破这种底层思维定式，需要真正回归“写者”立场，努力还原写者意图，真正读懂文本的奥秘和价值所在。当我们从“写者”立场出发时，才会发现契诃夫通过《苦恼》所要传达的真正价值所在——当我们体悟到“人的孤独意识”这一主旨时，或许更能领会列宾对《苦恼》的赞叹“深刻庞大的具有人类意义的思想”，因为孤独意识在纵向上具有超越时代性，无论身处何种时代都难免会有一种身份认同；因为孤独在横向上具有人间的普遍性，无论身为何种身份都难免会有“弦断有谁听”的苦恼。⑦而当我们体悟到“底层表达”这一隐秘的文本生成机制时，或许才会对契诃夫的文学创作，乃至整个文学的创作机制有更为全面的认识。
国学大师饶宗颐先生曾强调研究问题“要穷其源，‘源’清楚了，才能清楚‘流’的脉络。”⑧就文本解读而言，如果说，写者所要传达的价值是文本的“源”价值，那么，读者个性化解读出的价值只能是文本的“流”价值，是“源”价值的“流”变。当然，我们不能否认“流”价值，但也不能唯“读者意识”是从，弃写者创作匠心于不顾。追求文本的“流”价值，應以溯清文本的“源”价值为前提。在多元解读和个性化解读思潮“甚嚣尘上”的当下，文本解读亟需呼唤“写者”立场，去努力还原写者意图，以正本清源。如此，我们才可能真正读懂文本的奥秘和价值，而于“苦心孤诣”的写者而言，也才是最好的慰藉。
参考文献
①何世勇.《选择的困局——莫泊桑〈在乡下〉主旨新解》，《语文教学通讯》，2017年第2期。
②童道明.《我爱这片天空——契诃夫评传》，中国文联出版社，2004年版第68页。
③毕飞宇.《小说课》，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93-94页。
④孙绍振、孙彦君.《文学文本解读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5页。
⑤孙绍振.《多元解读和一元层层深入——文本分析的基本理论问题》，《中学语文教学》，2009年第8期。
⑥老舍.《四世同堂》，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7年版第90页。
⑦毛旭.《从〈苦恼〉看契诃夫的孤独意识》，《安徽文学》，2015年第2期。
⑧杨雪梅.《“他是整个亚洲文化的骄傲！”今天，送别国学大师饶宗颐》.《人民日报》，2018年2月6日。
[作者通联：江苏海门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