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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瑞卿呈报毛泽东：建议首次核试验早响，最佳时间安排在1964年的10月中旬。主席在这些攸关中华民族大事的决策上，总是气吞江河、雄视众山的大手笔，他马上批示，“原子弹是吓人的，不一定用，既然是吓人的，就早响。”
如今，我已步入耄耄之年。斜阳苍山，往事如烟，一般不再去触碰、回首。偶有晚辈问及，记忆的磁头总会落在首次核试验前后。我以为，在新中国60多年的历史性大决策中，堪称中国大决策有三：一日出兵朝鲜；二日“两弹一星”；三日改革开放。它对中华民族历史进程的影响将会长达百年，甚至更远，并荫泽万世。而我们这代人的命运，皆与这三个历史性事件息息相关。我庆幸身在其中，参与并见证了这些伟大的时刻。前后两段，参加者众，著述者丰，无须我多言。而首次核试验和第二次核试验乃至氢弹试验，因其涉密程度高，了解全局的人少，健在者已寥寥无几。而我当时又处在一个特殊的位置上，了解高层决策内幕和整个试验进程，知晓全局运作情况，觉得有必要从个人叙事的角度，将中华民族的这段历史传奇写出来，以供治史者用，以资那些对这一段历史感兴趣的读者，走近和领悟真正的“两弹一星”精神。（写在《原子弹日记》前的话。）
参与上不告父母、下不告妻儿的“经国大事”
1964年5月25日
北京的春天总是很短暂，天气渐渐热了。5月的京城，仍是一年中最美的季节。答应3个女儿周末到郊外踏青，却意外接到王尚荣部长（总参作战部）的电话，让我马上交接工作，明天一早到西苑机场乘专机执行任务，观看国产“红旗一号”地空导弹发射试验。
5月29日
部队已经进场，进行最后一次综合测试。几辆嘎斯吉普车驶入了发射场，在离导弹阵地不远的停车场戛然停下，只见副总参谋长张爱萍上将跨出车来。张爱萍副总长与我们参观人员一一握手，看到我后，他先是有点愕然，继而脸上绽开欣慰之色，说：“李参谋，你也来了？～是！张副总长。”“好啊，我一下飞机就在询问作战部来人没有。你来了正好啊，时逢其人，你有事没有？带没带其他任务？”“没有。”我答道，“就是来看地空导弹发射。”
“好！那我就临时抓差了。”张爱萍副总长高兴地说，“试验发射结束后，你随我去出差。”“是，首长！”我顺口问了一句，“去哪个方向？”“天机不可泄露！”张副总长神秘一笑，说，“6月2日，你随我的专机走。”“好的！首长，我要不要向作战部领导报告？”“不必，我亲自给你们王尚荣部长打电话。”张副总长亲自打电话给我请假，却又不交代去向和任务性质，我心想，此事非同小可。
6月2日
上午，张副总长将我叫进他的房间，指着沙发对我说，李参谋，你坐，我有一件要事向你交代。说着，他将房间的门关上，坐到床上说，你不是要问这次跟我出差做什么吗？现在我宣布保密纪律。“是什么重要的事情呢？”我问道。“经国大事！”张副总长说，“这件事，知道的范围很小。中央领导只有政治局的7个常委、书记处的彭真同志和军委的3位老总知道。记住，一定要烂到肚子里边，上不告父母、下不告妻儿。”我点了点头说：“请张副总长放心。我是军人，保守秘密胜于生命。”“好！长话短说。现在找郑重地通知你：我们国家要搞首次核试验了，你随我去做这件大事。”
核弹头的核心部分比铁还黑
6月4日
吃过早餐后，我们驱车去了金银滩的原子弹制造基地一xx厂，看望干部职工。50年代末，××厂就开始在这里建厂。这座核工厂占地很大，分布在金银滩方圆数十公里的地域，由九院分管，警卫森严。为了防核辐射，也为了抗击敌人动核手术，主要的制造车间都建在地下，或者用土山包掩盖起来，几十公里的厂区，蔚为大观。最令我感到激动的是，我陪张副总长参观××厂，第一次看核弹头的核心部分。那个核心部件，即使掉地上，也不知道是什么，比铁还黑。我们站在现场，围成一圈观看装置加工过程：工人用车床在铣，进行切割。当时工人并没有什么防护，用铣床切割，火花四溅，开始什么罩子也没有，后来加了一个有机玻璃罩子。
我们就简单换了一件白工作服，站在一旁，没有谁心惊胆战，望而却步。我问现场的一位工程师，有什么防护，今后会有什么影响？他说，没有什么啊，吃了核剂量，喝点茶水就可以排泄了。其实最好的办法是喝啤酒，或者吃猪血。那个年代，在遥远的大西北，啤酒是奢侈品；猪血，也是不容易寻找到的啊。
中国的原子弹工程代号为啥定为“596”
6月5日
吃过早餐，陪张爱萍副总长看望了××厂的干部家属。虽然这是中国最核心国家机密——原子弹制造工厂，但是环境十分艰苦。张副总长一一询问，许多专家、技术人员和工人都是从北京、上海、武汉等大城市挑选来的，工人多是七级、八级技工，政治上要求百分之百的可靠，历史查遍祖上三代，可说是我们国家和民族的中坚。他们到这片荒原上工作生活，抛家别子，无悔无怨，为自己能参加中国的原子弹绝密工程，而感到无比的自豪和荣光。晚上散步时，我问张副总长，你今天谈到中央让你抓原子弹，搞了一个月调查，当年原子弹上马与下马的争议是怎么一回事？张爱萍感叹地说，中苏关系渐渐走向决裂，苏联撤走了专家，将新技术协定援建中国的导弹、原子弹半拉子工程扔进了西部的大漠上，甚至连原子弹的教学模型和图纸也不提供，绝尘而去。这一天恰好是1959年6月。二机部决定永远记住这耻辱的日子，把中国的原子弹工程定为“596”，造出中国争气弹。可是此时中央决策层围绕着原子弹上马与下马的问题展开了一场争论……
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的少奇同志当场拍板，先不争论上马下马的问题，派人调查清楚原子能工业的基础和现状，再定也不迟。陈老总和聂老总说，派张爱萍吧，他是副总参谋长，管军队武器装备的。主席和少奇同意了。
中国核试验场从敦煌附近移至罗布泊
6月13日
晚上坐下来，我问（马兰基地张蕴钰司令员，马兰基地是怎么选定的？
张蕴钰司令员介绍说，1958年5月22日，军委决定上马原子弹工程后，时任第三兵团参谋长的他经陈赓大将推荐，担任首次核试验基地建设第一任司令员。他走马上任时，苏联专家已经帮助中国选定了核试验场，在距敦煌120公里的大漠。那年国庆刚过，张蕴钰去了敦煌，看了苏联专家的核试验场设计方案：试验场可试爆两万吨TNT当量的原子弹，靶场编有力学测量室、光测量室，以及靶场主任、学术秘书等，全是苏军配置。张蕴钰愕然，说我在上甘岭与美国佬交过手，他们太牛了，凭着现代化武器狂轰滥炸。我看过资料，美国人在比基尼岛已经试验了1500万吨TNT当量的氢弹了，而我们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才试验两万吨级TNT，太小了。 在苏联专家选定的核试验场转了一圈之后，张蕴钰按捺不住了。不行，这个选址不行，离敦煌太近，莫高窟干佛洞、还有鸣沙山，可是世界级的人类文明啊！他驱车所至之处，尽是大漠孤烟，长城雄关：玉门关、阳关遗址，中华民族的一帧皇皇青史，皆靠这些地理地标来作证了。倘若核试验场真在此地，蘑菇云一旦腾空，千年奇观便会毁于一旦。
“苏联专家说这里能搞两万吨的试验。”随行人员解释道。此话一出，竟将张蕴钰激怒了：“一个拥有上千万吨氢弹核大国的建场专家，怎么会把一个新型核试验场的试验当量目标定在两万吨之内？两万吨和1000万吨在一架天平的两端永远不会平衡！两万吨支撑不了一个6万万人的民族！”
张蕴钰回到北京，力陈选址敦煌以西120公里处的诸多不便，提出重选核试验场，获得了陈赓大将等人的支持。
核试验场究竟选何处好呢？周恩来总理在地图上，用铅笔往新疆罗布泊一画，说，楼兰古城的背后，不是有一片偌大的戈壁吗？
1958年12月18日，张蕴钰和张志善、史国华等人飞抵乌鲁木齐；20余人分乘4辆吉普车和两辆“63”运输车，组成了一支精干的勘察小分队，直奔罗布泊。经过3天的艰难跋涉，他们终于来到塔里木盆地东北边缘的黄羊大沟，对地貌、水源、土质等情况进行了详细的考察……1959年3月13日，国防部、总参谋部正式批准罗布泊为核试验基地。
空军秘密挑选一个伊尔-12机组执行穿越蘑菇云的任务
8月24日
早晨起床之后，张爱萍副总长将我叫到他的房间里，说，李参谋，坐，坐。我有一个事情要对你说。你的任命昨天批复了。我的任命？首长，什么任命？经请示总理，并备报罗瑞卿总参谋长，任命你为首次核试验办公室主任。首次核试验委员会下设办公室等8个部门。由于高度保密，就连总参作战部的领导也不知道你担此要职，你就做一个无名英雄吧。
8月26日
我们这次来罗布泊主要有3件事：第一件事情就是检查原子弹爆炸的铁塔的搭建情况；第二件事情，就是查看建设地下指挥所和爆心附近的停机坪；第三件事情就是落实周总理提出的“一次试验，全面收获”的指示，组织安排相关单位，包括军兵种及民防送去原子弹爆炸后效应试验的装备，如动物（狗和自鼠）及民防建筑。一踏进马兰基地，我们第一件事情就是进行了宣誓，上不告父母，下不告妻儿，选择了永恒的沉默。对于“保密无小事”，技术总队的领导汇报了这样一件事情，受到了张爱萍副总长的表扬，令我一直记忆犹新：有一天，戈壁突然狂风四起，刮得天昏地暗。一位工程师手中的图纸被狂风吹走了，他跑了十几里地，找了4个多小时，终于找回了那张图纸。
8月29日
今天，空军作战部恽前程副部长告诉我，1964年年初，空军领受了穿越蘑菇云的任务后，经过慎重研究，决定由航空兵某师来担负这项光荣任务。某师在全师范围内秘密挑选了一个伊尔12机组，机长郭洪礼，1950年参军，从朝鲜战场上回来后，被选为飞行员。接到穿越蘑菇云的任务，机组成员无上光荣，7月下旬就飞往北京作战部领受任务。恽前程副部长交代他们，受领两个任务，一个是中国的第一团蘑菇云冉冉升起时，飞机进行穿云取样；再一个是对飞机进行改装，在后面装两个取样器。
何时核爆争议大，主席一言定乾坤
9月17日
昨天对于核试验的最后时间没有定下，今天下午2点30分，中央专委再次召开会议。我依然是以张爱萍副总长的一个助手身份与会。会议一开始，总理与贺龙、李先念、薄一波等几位副总理研究了核贮存的新建方案和两弹的结台问题后，把核试验的时间问题再次提到了桌面上。周总理再次提出……今年要搞，9月下旬要下决心。今年搞不成，就是明年四五月份气象合适。时机来不及，就推到后年，有个好处不仅塔爆、空爆，而是两弹结合。1966年10月争取两弹结合。
我坐在一旁观察，明显地感觉罗瑞卿总参谋长一直力争要在1964年10月间搞核试验。罗总长说，总理，据公安部报告，美国《商业周刊》上说美苏要搞掉我们的核基地，值得警惕。张爱萍立即报告，为确保核基地和核试验场的安全，我们已经做了预案，并进行了空军和防空兵力的部署。总理说要报告主席。我作为当时中央专委会议的参与者，真实地记下了当时中央决策首次核试验是早响还是晚响的决策过程。
9月20日
罗瑞卿以三军总长的名义，呈报毛泽东：建议首次核试验早响，最佳时间安排在1964年的10月中旬，并说明有气象窗口。主席在这些攸关中华民族大事的决策上，总是气吞江河、雄视众山的大手笔，他马上批示。“原子弹是吓人的，不一定用，既然是吓人的，就早响。”
彭立昭据《中国青年报》整理（本文摘编自第二炮兵原司令员李旭阁同志所著的《原子弹日记》一书）
如今，我已步入耄耄之年。斜阳苍山，往事如烟，一般不再去触碰、回首。偶有晚辈问及，记忆的磁头总会落在首次核试验前后。我以为，在新中国60多年的历史性大决策中，堪称中国大决策有三：一日出兵朝鲜；二日“两弹一星”；三日改革开放。它对中华民族历史进程的影响将会长达百年，甚至更远，并荫泽万世。而我们这代人的命运，皆与这三个历史性事件息息相关。我庆幸身在其中，参与并见证了这些伟大的时刻。前后两段，参加者众，著述者丰，无须我多言。而首次核试验和第二次核试验乃至氢弹试验，因其涉密程度高，了解全局的人少，健在者已寥寥无几。而我当时又处在一个特殊的位置上，了解高层决策内幕和整个试验进程，知晓全局运作情况，觉得有必要从个人叙事的角度，将中华民族的这段历史传奇写出来，以供治史者用，以资那些对这一段历史感兴趣的读者，走近和领悟真正的“两弹一星”精神。（写在《原子弹日记》前的话。）
参与上不告父母、下不告妻儿的“经国大事”
1964年5月25日
北京的春天总是很短暂，天气渐渐热了。5月的京城，仍是一年中最美的季节。答应3个女儿周末到郊外踏青，却意外接到王尚荣部长（总参作战部）的电话，让我马上交接工作，明天一早到西苑机场乘专机执行任务，观看国产“红旗一号”地空导弹发射试验。
5月29日
部队已经进场，进行最后一次综合测试。几辆嘎斯吉普车驶入了发射场，在离导弹阵地不远的停车场戛然停下，只见副总参谋长张爱萍上将跨出车来。张爱萍副总长与我们参观人员一一握手，看到我后，他先是有点愕然，继而脸上绽开欣慰之色，说：“李参谋，你也来了？～是！张副总长。”“好啊，我一下飞机就在询问作战部来人没有。你来了正好啊，时逢其人，你有事没有？带没带其他任务？”“没有。”我答道，“就是来看地空导弹发射。”
“好！那我就临时抓差了。”张爱萍副总长高兴地说，“试验发射结束后，你随我去出差。”“是，首长！”我顺口问了一句，“去哪个方向？”“天机不可泄露！”张副总长神秘一笑，说，“6月2日，你随我的专机走。”“好的！首长，我要不要向作战部领导报告？”“不必，我亲自给你们王尚荣部长打电话。”张副总长亲自打电话给我请假，却又不交代去向和任务性质，我心想，此事非同小可。
6月2日
上午，张副总长将我叫进他的房间，指着沙发对我说，李参谋，你坐，我有一件要事向你交代。说着，他将房间的门关上，坐到床上说，你不是要问这次跟我出差做什么吗？现在我宣布保密纪律。“是什么重要的事情呢？”我问道。“经国大事！”张副总长说，“这件事，知道的范围很小。中央领导只有政治局的7个常委、书记处的彭真同志和军委的3位老总知道。记住，一定要烂到肚子里边，上不告父母、下不告妻儿。”我点了点头说：“请张副总长放心。我是军人，保守秘密胜于生命。”“好！长话短说。现在找郑重地通知你：我们国家要搞首次核试验了，你随我去做这件大事。”
核弹头的核心部分比铁还黑
6月4日
吃过早餐后，我们驱车去了金银滩的原子弹制造基地一xx厂，看望干部职工。50年代末，××厂就开始在这里建厂。这座核工厂占地很大，分布在金银滩方圆数十公里的地域，由九院分管，警卫森严。为了防核辐射，也为了抗击敌人动核手术，主要的制造车间都建在地下，或者用土山包掩盖起来，几十公里的厂区，蔚为大观。最令我感到激动的是，我陪张副总长参观××厂，第一次看核弹头的核心部分。那个核心部件，即使掉地上，也不知道是什么，比铁还黑。我们站在现场，围成一圈观看装置加工过程：工人用车床在铣，进行切割。当时工人并没有什么防护，用铣床切割，火花四溅，开始什么罩子也没有，后来加了一个有机玻璃罩子。
我们就简单换了一件白工作服，站在一旁，没有谁心惊胆战，望而却步。我问现场的一位工程师，有什么防护，今后会有什么影响？他说，没有什么啊，吃了核剂量，喝点茶水就可以排泄了。其实最好的办法是喝啤酒，或者吃猪血。那个年代，在遥远的大西北，啤酒是奢侈品；猪血，也是不容易寻找到的啊。
中国的原子弹工程代号为啥定为“596”
6月5日
吃过早餐，陪张爱萍副总长看望了××厂的干部家属。虽然这是中国最核心国家机密——原子弹制造工厂，但是环境十分艰苦。张副总长一一询问，许多专家、技术人员和工人都是从北京、上海、武汉等大城市挑选来的，工人多是七级、八级技工，政治上要求百分之百的可靠，历史查遍祖上三代，可说是我们国家和民族的中坚。他们到这片荒原上工作生活，抛家别子，无悔无怨，为自己能参加中国的原子弹绝密工程，而感到无比的自豪和荣光。晚上散步时，我问张副总长，你今天谈到中央让你抓原子弹，搞了一个月调查，当年原子弹上马与下马的争议是怎么一回事？张爱萍感叹地说，中苏关系渐渐走向决裂，苏联撤走了专家，将新技术协定援建中国的导弹、原子弹半拉子工程扔进了西部的大漠上，甚至连原子弹的教学模型和图纸也不提供，绝尘而去。这一天恰好是1959年6月。二机部决定永远记住这耻辱的日子，把中国的原子弹工程定为“596”，造出中国争气弹。可是此时中央决策层围绕着原子弹上马与下马的问题展开了一场争论……
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的少奇同志当场拍板，先不争论上马下马的问题，派人调查清楚原子能工业的基础和现状，再定也不迟。陈老总和聂老总说，派张爱萍吧，他是副总参谋长，管军队武器装备的。主席和少奇同意了。
中国核试验场从敦煌附近移至罗布泊
6月13日
晚上坐下来，我问（马兰基地张蕴钰司令员，马兰基地是怎么选定的？
张蕴钰司令员介绍说，1958年5月22日，军委决定上马原子弹工程后，时任第三兵团参谋长的他经陈赓大将推荐，担任首次核试验基地建设第一任司令员。他走马上任时，苏联专家已经帮助中国选定了核试验场，在距敦煌120公里的大漠。那年国庆刚过，张蕴钰去了敦煌，看了苏联专家的核试验场设计方案：试验场可试爆两万吨TNT当量的原子弹，靶场编有力学测量室、光测量室，以及靶场主任、学术秘书等，全是苏军配置。张蕴钰愕然，说我在上甘岭与美国佬交过手，他们太牛了，凭着现代化武器狂轰滥炸。我看过资料，美国人在比基尼岛已经试验了1500万吨TNT当量的氢弹了，而我们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才试验两万吨级TNT，太小了。 在苏联专家选定的核试验场转了一圈之后，张蕴钰按捺不住了。不行，这个选址不行，离敦煌太近，莫高窟干佛洞、还有鸣沙山，可是世界级的人类文明啊！他驱车所至之处，尽是大漠孤烟，长城雄关：玉门关、阳关遗址，中华民族的一帧皇皇青史，皆靠这些地理地标来作证了。倘若核试验场真在此地，蘑菇云一旦腾空，千年奇观便会毁于一旦。
“苏联专家说这里能搞两万吨的试验。”随行人员解释道。此话一出，竟将张蕴钰激怒了：“一个拥有上千万吨氢弹核大国的建场专家，怎么会把一个新型核试验场的试验当量目标定在两万吨之内？两万吨和1000万吨在一架天平的两端永远不会平衡！两万吨支撑不了一个6万万人的民族！”
张蕴钰回到北京，力陈选址敦煌以西120公里处的诸多不便，提出重选核试验场，获得了陈赓大将等人的支持。
核试验场究竟选何处好呢？周恩来总理在地图上，用铅笔往新疆罗布泊一画，说，楼兰古城的背后，不是有一片偌大的戈壁吗？
1958年12月18日，张蕴钰和张志善、史国华等人飞抵乌鲁木齐；20余人分乘4辆吉普车和两辆“63”运输车，组成了一支精干的勘察小分队，直奔罗布泊。经过3天的艰难跋涉，他们终于来到塔里木盆地东北边缘的黄羊大沟，对地貌、水源、土质等情况进行了详细的考察……1959年3月13日，国防部、总参谋部正式批准罗布泊为核试验基地。
空军秘密挑选一个伊尔-12机组执行穿越蘑菇云的任务
8月24日
早晨起床之后，张爱萍副总长将我叫到他的房间里，说，李参谋，坐，坐。我有一个事情要对你说。你的任命昨天批复了。我的任命？首长，什么任命？经请示总理，并备报罗瑞卿总参谋长，任命你为首次核试验办公室主任。首次核试验委员会下设办公室等8个部门。由于高度保密，就连总参作战部的领导也不知道你担此要职，你就做一个无名英雄吧。
8月26日
我们这次来罗布泊主要有3件事：第一件事情就是检查原子弹爆炸的铁塔的搭建情况；第二件事情，就是查看建设地下指挥所和爆心附近的停机坪；第三件事情就是落实周总理提出的“一次试验，全面收获”的指示，组织安排相关单位，包括军兵种及民防送去原子弹爆炸后效应试验的装备，如动物（狗和自鼠）及民防建筑。一踏进马兰基地，我们第一件事情就是进行了宣誓，上不告父母，下不告妻儿，选择了永恒的沉默。对于“保密无小事”，技术总队的领导汇报了这样一件事情，受到了张爱萍副总长的表扬，令我一直记忆犹新：有一天，戈壁突然狂风四起，刮得天昏地暗。一位工程师手中的图纸被狂风吹走了，他跑了十几里地，找了4个多小时，终于找回了那张图纸。
8月29日
今天，空军作战部恽前程副部长告诉我，1964年年初，空军领受了穿越蘑菇云的任务后，经过慎重研究，决定由航空兵某师来担负这项光荣任务。某师在全师范围内秘密挑选了一个伊尔12机组，机长郭洪礼，1950年参军，从朝鲜战场上回来后，被选为飞行员。接到穿越蘑菇云的任务，机组成员无上光荣，7月下旬就飞往北京作战部领受任务。恽前程副部长交代他们，受领两个任务，一个是中国的第一团蘑菇云冉冉升起时，飞机进行穿云取样；再一个是对飞机进行改装，在后面装两个取样器。
何时核爆争议大，主席一言定乾坤
9月17日
昨天对于核试验的最后时间没有定下，今天下午2点30分，中央专委再次召开会议。我依然是以张爱萍副总长的一个助手身份与会。会议一开始，总理与贺龙、李先念、薄一波等几位副总理研究了核贮存的新建方案和两弹的结台问题后，把核试验的时间问题再次提到了桌面上。周总理再次提出……今年要搞，9月下旬要下决心。今年搞不成，就是明年四五月份气象合适。时机来不及，就推到后年，有个好处不仅塔爆、空爆，而是两弹结合。1966年10月争取两弹结合。
我坐在一旁观察，明显地感觉罗瑞卿总参谋长一直力争要在1964年10月间搞核试验。罗总长说，总理，据公安部报告，美国《商业周刊》上说美苏要搞掉我们的核基地，值得警惕。张爱萍立即报告，为确保核基地和核试验场的安全，我们已经做了预案，并进行了空军和防空兵力的部署。总理说要报告主席。我作为当时中央专委会议的参与者，真实地记下了当时中央决策首次核试验是早响还是晚响的决策过程。
9月20日
罗瑞卿以三军总长的名义，呈报毛泽东：建议首次核试验早响，最佳时间安排在1964年的10月中旬，并说明有气象窗口。主席在这些攸关中华民族大事的决策上，总是气吞江河、雄视众山的大手笔，他马上批示。“原子弹是吓人的，不一定用，既然是吓人的，就早响。”
彭立昭据《中国青年报》整理（本文摘编自第二炮兵原司令员李旭阁同志所著的《原子弹日记》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