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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我是《天津教育》忠诚的读者。
参加工作的头几年，可读到的教育教学类期刊很少，每月如期而至的《天津教育》就显得尤为珍贵了。
那时我对两类文章比较感兴趣，学科教学策略与高考复习。语文是“大学科”，《天津教育》上每期都能有几篇与语文教学有关的文章。对专业功底很浅、教学经验尤其“贫瘠”的我来说，这些文章就是甘霖、营养液。那时学校没有复印机，只好把自认为重要的内容誊抄在随身携带的本子上;有时还得用好词好句“贿赂”资料室管理员，为的是承蒙恩准，可以把杂志带回办公室与宿舍“揣摩”“研读”几天。实事求是地说，持续几年的阅读成为我专业进步的台阶。
我的文章第一次在《天津教育》上露面是1989年，《说话训练的四个环节》很幸运地在当年的列车快到终点时“挤”了上去。当时在我们学校可是引起了不小的轰动，校长两次在全校教职工大会上有意无意地说：李玉山老师的文章在《天津教育》上发表了，这是我们学校了不起的大事。到底是怎样的“了不起”，校长没有说，我私下猜测，应该有这么几层意思：一是《天津教育》在校长心目中是很重要的杂志，其中刊发的文章應该是很有水平的;二是都标注作者单位，这是对作者所在单位的宣传，有广告效应……
文章是自己的好，收到样刊以后的两三周，有事儿没事儿我就会眯起眼睛“欣赏欣赏”，有时甚至要连着“欣赏”好几遍，越看越觉得简直就是天下之至文，其中的每一句都是世间最精妙的表达。
多少年后再看自己的“大作”，发现有些读不下去了。里面对“说话训练”的认识照抄了现成的结论，基本没有自己独到、具体、深入的解读与思考;文章的重心放在了“策略”（也就是“做法”）上，有点像教学总结，根本算不上严格意义的“论文”。可能是编辑老师觉得我的“做法”比较实在、操作性较强，多多少少能让其他语文老师有所借鉴;或者从“鼓励”的愿望出发，让我能有信心地坚持下去。
事实也确实如此。被“鼓励”的我从那以后每年都能写出几篇自己还算满意的教学论文，在《天津教育》上“亮相”的次数也越来越多。跟编辑们“混”熟后，曾经与他们多次沟通，由电波往来到短信往返到微信对话，我的文章也随之精变生色。我的有些文章发表后还曾在一定范围内产生了不算小的影响，像《文本解读的三个维度》《“教什么”是个大问题》等，有读者说我之所言解决了他们的困惑、廓清了他们曾经模糊的认知。我想，我的思考与主张所以还能得到读者的肯定，与责任编辑的“斧正”是有很大关系的。尤其令我钦佩的是，编辑们有时在版面上还对我格外破例，我的万字长文《“流水线作文”之诊治》竞能一次刊出。这样的眼力与魄力，至今我还时常在圈子内的聚会上很动情地忆起，言毕常常感动一大片。
最近几年，我在《天津教育》上发文的次数与频率稍显“疲软”。可能是我的兴趣点转移到了“学科专业”方向，写的文章过于追求“学科化”，尤其是“学科高专业化”，侧重于学科问题的商榷、考证、深究，很多文章不适合发在《天津教育》上;有些文章，比如课堂教学案例（包括教学实录、评课研讨等），因《天津教育》没有相关栏目而只好“他投”。尽管如此，我仍然密切关注每一期的《天津教育》。有时会和其他老师交流，哪篇文章值得一读，哪篇文章稍微有点“水”;有时则说某一期教育教学策略的文章太多了，教育理念引领方面的文章太少了;有时则干脆拿《上海教育》作比较对象，说应该怎样怎样;有时则胸有“郁结”直接跟责任编辑通话，说“我有个不太成熟的建议……”
细细想来，感恩、赞美也好，批评、建议也罢，都是一个天津教师对家乡教育——在我心中《天津教育》是天津教育的缩影——的真挚情感的外化。真诚地希望，也充分地相信，《天津教育》一定能够继续做好教育理念的引领者、教师专业成长的助推器，成为展示天津教师育人风采的大舞台。
（责任编辑：左毓红）
参加工作的头几年，可读到的教育教学类期刊很少，每月如期而至的《天津教育》就显得尤为珍贵了。
那时我对两类文章比较感兴趣，学科教学策略与高考复习。语文是“大学科”，《天津教育》上每期都能有几篇与语文教学有关的文章。对专业功底很浅、教学经验尤其“贫瘠”的我来说，这些文章就是甘霖、营养液。那时学校没有复印机，只好把自认为重要的内容誊抄在随身携带的本子上;有时还得用好词好句“贿赂”资料室管理员，为的是承蒙恩准，可以把杂志带回办公室与宿舍“揣摩”“研读”几天。实事求是地说，持续几年的阅读成为我专业进步的台阶。
我的文章第一次在《天津教育》上露面是1989年，《说话训练的四个环节》很幸运地在当年的列车快到终点时“挤”了上去。当时在我们学校可是引起了不小的轰动，校长两次在全校教职工大会上有意无意地说：李玉山老师的文章在《天津教育》上发表了，这是我们学校了不起的大事。到底是怎样的“了不起”，校长没有说，我私下猜测，应该有这么几层意思：一是《天津教育》在校长心目中是很重要的杂志，其中刊发的文章應该是很有水平的;二是都标注作者单位，这是对作者所在单位的宣传，有广告效应……
文章是自己的好，收到样刊以后的两三周，有事儿没事儿我就会眯起眼睛“欣赏欣赏”，有时甚至要连着“欣赏”好几遍，越看越觉得简直就是天下之至文，其中的每一句都是世间最精妙的表达。
多少年后再看自己的“大作”，发现有些读不下去了。里面对“说话训练”的认识照抄了现成的结论，基本没有自己独到、具体、深入的解读与思考;文章的重心放在了“策略”（也就是“做法”）上，有点像教学总结，根本算不上严格意义的“论文”。可能是编辑老师觉得我的“做法”比较实在、操作性较强，多多少少能让其他语文老师有所借鉴;或者从“鼓励”的愿望出发，让我能有信心地坚持下去。
事实也确实如此。被“鼓励”的我从那以后每年都能写出几篇自己还算满意的教学论文，在《天津教育》上“亮相”的次数也越来越多。跟编辑们“混”熟后，曾经与他们多次沟通，由电波往来到短信往返到微信对话，我的文章也随之精变生色。我的有些文章发表后还曾在一定范围内产生了不算小的影响，像《文本解读的三个维度》《“教什么”是个大问题》等，有读者说我之所言解决了他们的困惑、廓清了他们曾经模糊的认知。我想，我的思考与主张所以还能得到读者的肯定，与责任编辑的“斧正”是有很大关系的。尤其令我钦佩的是，编辑们有时在版面上还对我格外破例，我的万字长文《“流水线作文”之诊治》竞能一次刊出。这样的眼力与魄力，至今我还时常在圈子内的聚会上很动情地忆起，言毕常常感动一大片。
最近几年，我在《天津教育》上发文的次数与频率稍显“疲软”。可能是我的兴趣点转移到了“学科专业”方向，写的文章过于追求“学科化”，尤其是“学科高专业化”，侧重于学科问题的商榷、考证、深究，很多文章不适合发在《天津教育》上;有些文章，比如课堂教学案例（包括教学实录、评课研讨等），因《天津教育》没有相关栏目而只好“他投”。尽管如此，我仍然密切关注每一期的《天津教育》。有时会和其他老师交流，哪篇文章值得一读，哪篇文章稍微有点“水”;有时则说某一期教育教学策略的文章太多了，教育理念引领方面的文章太少了;有时则干脆拿《上海教育》作比较对象，说应该怎样怎样;有时则胸有“郁结”直接跟责任编辑通话，说“我有个不太成熟的建议……”
细细想来，感恩、赞美也好，批评、建议也罢，都是一个天津教师对家乡教育——在我心中《天津教育》是天津教育的缩影——的真挚情感的外化。真诚地希望，也充分地相信，《天津教育》一定能够继续做好教育理念的引领者、教师专业成长的助推器，成为展示天津教师育人风采的大舞台。
（责任编辑：左毓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