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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来《南人》之前，写人物稿的机会并不多，加入这本喜欢了很久的杂志，对我来说是一个掺杂着喜悦和忐忑的过程。
抵达现场的时候，兴奋往往会盖过一切，我相信在历史的坐标轴中，这些人和事会有一席之地，我为自己能够去记录而感到幸运。但又常常因为稿件没能达到理想状态而沮丧。遗憾是常有的事，谢谢我的编辑黄剑老师给我足够的空间和鼓励，以及包容，在编得头大的时候依旧和蔼可亲地和我说，“别着急，慢慢来。”
采写河北一位农民企业家的稿件时，很多人不敢接受采访。我的线人跟我说，情况一天比一天紧张。终于到了某天晚上，在一个街边小店我等到了该集团的一名中层员工。她进来的时候一声不吭，在我准备介绍自己时，她告诉我先不要说话，然后把手机关机，放到远远的地方。我们关着门和灯，在黑暗中聊了很久。夜更深的时候，她带我绕着这个集团走了一圈，描述着大多数建筑以前的模样，最后在她的车里，做了这次采访的结尾。
那是一个愉快的晚上，临走的时候，她认真背下了我的手机号，却不敢将手机开机，因为坚信自己已经在被监听的范围内。她说后面会跟我联系，再给我带几本书，但我没有再等到她的电话。
集团的办公楼当然是有人看守的，俗话说，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在唯一一间开着的办公室里，我就这样“明目张胆”地在那里从早上7点待到了下午3点，采访到了几名员工。
这些类似的场景，共同组成了2020年的那些动人时刻。做每个选题，都像是在夜晚点燃一盏灯，划着一艘小船，打撈这个时代的碎片，拼凑出一个个故事的脉络。他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是什么造就了他？是什么导致一个事物的出现和衰亡？每次采写的过程，都是在寻找这些问题的答案。
在做这篇稿件的时候，新的问题不断冒出，那段时间，白天采访，晚上“临阵磨枪”，听此前业内前辈们的写作课音频。但随着采访的人变多，这位企业家的面貌也从模糊变得清晰，然后因为复杂一面的出现又变得模糊起来。
他不再像外界描述的那般单一，充满理想主义，或是一个纯粹的有着悲情色彩的人物。有的采访对象对他恨之入骨，提到了他在征地时对处在弱势地位的自己的碾压。他常以不畏惧权威著称，鼓励员工敢于提出问题，阻止各种形式的阿谀奉承。但即便是这样一个人，却也在自己的“王国”里建立了某种隐秘的权威。
采访的那段时间，我常常陷入怀疑，哪一面才是真实的他，他常展现的那一面是否只是有意表演，而他与人结怨是否也有自己的苦衷。人的复杂和多面，让我很难去给这些问题寻找到一个标准答案。只能更加奋力地去打捞，搜集他留下的蛛丝马迹。
想起吴秀波事件时，徐列老师曾写过的一篇文章，记忆犹深。他说，“那个真实的人，你可能永远也触摸不到，我们只是从不同的角度去接近，然后拼凑一个相对完整的人，探知人性的通道是多面驳杂而幽深。”
在生活中又何尝不是如此。记得小时候，我常见到一位大约二十岁的姐姐，在家附近的师范学校读书，因为胃痛常到我家的门诊挂水。我有幸能观察每天来来往往的各式各样的人，但对她印象深刻。她留着黑色齐肩短发，看起来瘦削而软弱，经常挂着腼腆的笑，衣着很朴素，印象中总是穿着洗得发灰的衣服，再鲜艳的颜色都仿佛加了一层灰蒙蒙的滤镜。
但过了一段时间再见，她已经完全换了一个人，成了一位“漂亮姐姐”，一头金黄色的长发，画着蓝色眼影，天气很冷，却光着腿，披着白色的长毛大衣，在浓妆之下，口红的颜色都显得不够艳丽。如果不是听到大人们的议论，我很难认出她来，在讨论声中，得知她去了我们那的一家KTV“天上人间”工作，不上学了。那次之后，我再也没有见到过她。
但奇怪的是，很难说她究竟是一位误入歧途的少女，还是遇到了什么变故。我无法知道她的境遇，便很难去评判，只是最后一次见到她时，她不再是拘谨的笑，甚至有一丝难以言说的自在。
当一个人颠覆认知的时候，不必感到惊讶，而当一个人的形象过分单一的时候，才应该感到惊讶。
后来，我去请教了此前拍摄过这位农民企业家的姜晓明老师。他回忆了一些过去的片段，但告诉我不要去试图评判，而是用白描的方式把这些都呈现出来。没错，这些碎片都是真实的他。
这篇是我到《南人》后写的第一篇长稿，已完成了非常重要的第一课。遗憾的是自己写的还不够，就像黄剑老师说的：各方面都写了，但总觉得还是缺少了点儿什么。
我大概清楚的是，虽然采到了一些此前没有被人看到的一面，但这个人物依旧不够立体，文字仍缺质感。
2020年是我加入《南人》的第一年，也是认识到自己的不足而更加自省的开始。曾经以为自己像一个不断向外倾泻的水库，突然发现水库里的水有些干涸了。那些缺少的东西，我希望能在今后的报道中做些弥补，能少一些遗憾，多读书和思考，期待写出好的商业人物故事。
最后，分享一首非常喜欢的诗，辛波斯卡的《在一颗小星星底下》，“我为自己分分秒秒疏漏万物向时间致歉。我为简短的回答向庞大的问题致歉。噢，言语，别怪我借用了沉重的字眼，又劳心费神地使它们看似轻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