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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今日之人类最大的问题是缺乏倦怠”
2017即将过去，感觉每天都在发生各种各样的事情。西美尔在上个世纪初期就说过类似的意思，大都市的事件层出不穷，以至于城市人不得不发展出一套冷漠而麻木的感官机器以应对意外事件的打击。我真的感觉有些麻木了。你还未从这个事件当中醒过来，另一个事件就扑面而来。例外状态不折不扣地成为常态了。如果非要让我说一件印象深刻的事，我要说的是，我一个朋友的孩子，我认识她，非常健康，因为成绩不太好，按照学校规范，从实验班调整到普通班。这个孩子原先非常喜欢这个班集体，喜欢班上的老师和同学。得知她被调整到普通班之后，她在家把自己关在房间里痛哭了一天——你可以想象她和她的父母是如何心碎。不久之后，她的父亲不得不带她去看心理医生，最后被迫出国读书。她本来置身于一个她感到融洽的共同体，仅仅因为她不会做几道题，就没有资格待在这里，就被排斥出这个共同体。资格确定和排斥，人类这一古老的恶习，在今年，在世界各地，在不同的国家、地区、城市，乃至一个小小的班集体，都在重演。存在着各种理由、各种类型的排斥和驱逐。那些被排斥的人，用阿甘本的说法，都是今天的homo sacer（牲人），都是得不到保护的赤裸生命。
至于我，这一年没有什么收获，或者更恰当地说，没有什么值得一提的事情。因为我也没什么特殊的期待——我已经很久不抱任何期待了——因此也没有什么可遗憾的。
自从福柯、德勒兹和德里达一辈在二三十年前去世之后，至今还没有出现新的大思想家和哲学家。这当然有各种各样显而易见的原因。每个人都知道，在整个世界范围内，人都在变成经济动物，人文科学在衰退，人文知识分子的地位在下降，思想竞争在减弱，对此感兴趣的年轻人在减少；而大学也越来越商业化和公司化，它是以经济的目光来看待和衡量人文科学研究，这是对人文科学的扭曲和异化。所有这一切，都动摇了人文科学研究的根基——这是知识分子感到创造力匮乏并因为这种匮乏而忧郁的原因之一。但这不是全部。大思想家的出现有时候需要机缘，他的产生有时候并不需要理由。有时候在看上去不可能的条件下，也会成批成批地突然产生大思想家。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只能等待一个非常的时机了。
人文科学知识实际上很难通过新旧来区分。新的思想，新的知识，都是通过对前人的思想的重读来展开的。旧有的知识体系很难说失去了参照，它在等待着今天的人带着今天的现实问题去重读。而正是在这个重读的过程中，一种新的知识诞生了。我不相信有所谓全新的完全与过去没有连续性的人文科学知识。
我从1990年代中期开始和艺术家来往，我虽然在大学中，但我自觉我的性情并不适合大学，跟艺术家在一起让我感到更自在。因此，很明显，介入当代艺术有友谊的原因。当然，也有知识兴趣的原因——这一点我的感受越来越明显。当代艺术提出了各种各样古怪的问题：有些问题很无聊但有些问题非常有意思。艺术家和知识分子的差异在于，他们不体系化，没有固定模式和知识束缚，依赖感性和直觉。虽然有浅白的一面，但是也有敏锐的一面。因为不受约束，在行动、实践、语言、想象力以及对现实的啃噬方面，艺术家比知识分子更有活力。
人类在每个时期都有自己的危机意识。而最大的危机，当然是人的生存危机和安全危机。也就是说，人们总是在操心如何能够回避各种危险而生存下来。一直以来，人就面临着被他人杀死的危机。这个危机在今天依然存在。人类总是在制造敌人，总是在想象杀死敌人以求自保。从霍布斯到卡尔·施密特都在强调这一点。对今天而言，人类投入太大的精力和智能去研究武器了，就像投入同样多的精力和智能去研究救命的医药一样。只要不放弃将他人看作敌人这样一个观点，人类在这个武器竞赛中就不会停下脚步。这是文明一个长期的危机。今天还面临着另一种可能的危机，这就是很多人担心人工智能最终是否会超出人的控制？如果不受人的控制，它们是否会反过来威胁人类的生存？还有第三种人的生存危机，就是地球的危机——地球并不会主动地去杀人，但是，人类在地球上的剧烈活动可能从根本上改变地球的性质，进而使得地球无法提供适合人类的生存空间。现在很多人都在谈论“人类纪” （Anthropocene），就是说，地球现在进入到一个新的受到人类活动影响的新纪元。我觉得这些危机都来自于人的潜能的充分实现。人是充满潜能的动物。亚里士多德讲到了两种潜能：一种是通过学习将自己隐蔽的尚未发挥的潜能激发出来，让它现实化。这种潜能就是今天人类危机的根源：太多的技术，太多的能力，太多的现实化，以至于充分實现潜能的人类可能会毁掉自身。还有另一种潜能，即有能力但是不去实施的潜能，也就是说，不去做的潜能。就像麦尔维尔（Herman Melville）的小说主人公，一个抄写员巴特比（Bartelby）那样：我能做，但宁可不做（I would prefer not to do）。我有能力，但我不去造核武器，我不去搞人工智能，我不去开垦地球。我让潜能一直保持着潜能的状态，让潜能非现实化。巴特比这种“不去做”的潜能是倦怠的表现。也许，人类今天的根本问题就是缺乏倦怠。
（相关报道见本刊2016年12月26日第40 期《用一部电影的时间 读懂福柯》）
如果米歇尔·福柯地下有知，他应该为他在中国的大众知名度而感谢汪民安。学术的疲倦在今日中国几乎成为一种常识，汪民安的应对之策是伸出更多的触角，他拍摄学术主题的纪录电影，活跃于当代艺术领域，在媒体撰写传播度更强的学术文章，保持诚实，保持好奇，尽可能多地突破人文学科的疆界，并对当下现实保持警醒之姿。解读、传播、创见，人文学者道路漫长。
编辑 周建平 rwzkjpz@163.com
2017即将过去，感觉每天都在发生各种各样的事情。西美尔在上个世纪初期就说过类似的意思，大都市的事件层出不穷，以至于城市人不得不发展出一套冷漠而麻木的感官机器以应对意外事件的打击。我真的感觉有些麻木了。你还未从这个事件当中醒过来，另一个事件就扑面而来。例外状态不折不扣地成为常态了。如果非要让我说一件印象深刻的事，我要说的是，我一个朋友的孩子，我认识她，非常健康，因为成绩不太好，按照学校规范，从实验班调整到普通班。这个孩子原先非常喜欢这个班集体，喜欢班上的老师和同学。得知她被调整到普通班之后，她在家把自己关在房间里痛哭了一天——你可以想象她和她的父母是如何心碎。不久之后，她的父亲不得不带她去看心理医生，最后被迫出国读书。她本来置身于一个她感到融洽的共同体，仅仅因为她不会做几道题，就没有资格待在这里，就被排斥出这个共同体。资格确定和排斥，人类这一古老的恶习，在今年，在世界各地，在不同的国家、地区、城市，乃至一个小小的班集体，都在重演。存在着各种理由、各种类型的排斥和驱逐。那些被排斥的人，用阿甘本的说法，都是今天的homo sacer（牲人），都是得不到保护的赤裸生命。
至于我，这一年没有什么收获，或者更恰当地说，没有什么值得一提的事情。因为我也没什么特殊的期待——我已经很久不抱任何期待了——因此也没有什么可遗憾的。
自从福柯、德勒兹和德里达一辈在二三十年前去世之后，至今还没有出现新的大思想家和哲学家。这当然有各种各样显而易见的原因。每个人都知道，在整个世界范围内，人都在变成经济动物，人文科学在衰退，人文知识分子的地位在下降，思想竞争在减弱，对此感兴趣的年轻人在减少；而大学也越来越商业化和公司化，它是以经济的目光来看待和衡量人文科学研究，这是对人文科学的扭曲和异化。所有这一切，都动摇了人文科学研究的根基——这是知识分子感到创造力匮乏并因为这种匮乏而忧郁的原因之一。但这不是全部。大思想家的出现有时候需要机缘，他的产生有时候并不需要理由。有时候在看上去不可能的条件下，也会成批成批地突然产生大思想家。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只能等待一个非常的时机了。
人文科学知识实际上很难通过新旧来区分。新的思想，新的知识，都是通过对前人的思想的重读来展开的。旧有的知识体系很难说失去了参照，它在等待着今天的人带着今天的现实问题去重读。而正是在这个重读的过程中，一种新的知识诞生了。我不相信有所谓全新的完全与过去没有连续性的人文科学知识。
我从1990年代中期开始和艺术家来往，我虽然在大学中，但我自觉我的性情并不适合大学，跟艺术家在一起让我感到更自在。因此，很明显，介入当代艺术有友谊的原因。当然，也有知识兴趣的原因——这一点我的感受越来越明显。当代艺术提出了各种各样古怪的问题：有些问题很无聊但有些问题非常有意思。艺术家和知识分子的差异在于，他们不体系化，没有固定模式和知识束缚，依赖感性和直觉。虽然有浅白的一面，但是也有敏锐的一面。因为不受约束，在行动、实践、语言、想象力以及对现实的啃噬方面，艺术家比知识分子更有活力。
人类在每个时期都有自己的危机意识。而最大的危机，当然是人的生存危机和安全危机。也就是说，人们总是在操心如何能够回避各种危险而生存下来。一直以来，人就面临着被他人杀死的危机。这个危机在今天依然存在。人类总是在制造敌人，总是在想象杀死敌人以求自保。从霍布斯到卡尔·施密特都在强调这一点。对今天而言，人类投入太大的精力和智能去研究武器了，就像投入同样多的精力和智能去研究救命的医药一样。只要不放弃将他人看作敌人这样一个观点，人类在这个武器竞赛中就不会停下脚步。这是文明一个长期的危机。今天还面临着另一种可能的危机，这就是很多人担心人工智能最终是否会超出人的控制？如果不受人的控制，它们是否会反过来威胁人类的生存？还有第三种人的生存危机，就是地球的危机——地球并不会主动地去杀人，但是，人类在地球上的剧烈活动可能从根本上改变地球的性质，进而使得地球无法提供适合人类的生存空间。现在很多人都在谈论“人类纪” （Anthropocene），就是说，地球现在进入到一个新的受到人类活动影响的新纪元。我觉得这些危机都来自于人的潜能的充分实现。人是充满潜能的动物。亚里士多德讲到了两种潜能：一种是通过学习将自己隐蔽的尚未发挥的潜能激发出来，让它现实化。这种潜能就是今天人类危机的根源：太多的技术，太多的能力，太多的现实化，以至于充分實现潜能的人类可能会毁掉自身。还有另一种潜能，即有能力但是不去实施的潜能，也就是说，不去做的潜能。就像麦尔维尔（Herman Melville）的小说主人公，一个抄写员巴特比（Bartelby）那样：我能做，但宁可不做（I would prefer not to do）。我有能力，但我不去造核武器，我不去搞人工智能，我不去开垦地球。我让潜能一直保持着潜能的状态，让潜能非现实化。巴特比这种“不去做”的潜能是倦怠的表现。也许，人类今天的根本问题就是缺乏倦怠。
（相关报道见本刊2016年12月26日第40 期《用一部电影的时间 读懂福柯》）
如果米歇尔·福柯地下有知，他应该为他在中国的大众知名度而感谢汪民安。学术的疲倦在今日中国几乎成为一种常识，汪民安的应对之策是伸出更多的触角，他拍摄学术主题的纪录电影，活跃于当代艺术领域，在媒体撰写传播度更强的学术文章，保持诚实，保持好奇，尽可能多地突破人文学科的疆界，并对当下现实保持警醒之姿。解读、传播、创见，人文学者道路漫长。
编辑 周建平 rwzkjpz@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