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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十年前中国应对亚洲金融危机时一样，中国庞大的消费群体、巨额的基础建设投资、高储蓄率、快速提升的生产力，以及巨大的国内生产总值，都将成为未来几年稳定中国经济的潜在力量。德勤最新报告《中国与全球金融新秩序》认为，中国金融服务业所受到的正面冲击并不十分严重。事实上，得益于强劲的流动性和庞大的对外债权，中国金融服务业保持了良好的态势，不仅能有力抵御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还可从中获益，特别是在对外投资机遇方面。
德勤最新报告《中国与全球金融新秩序》分析表明，鉴于全球危机对中国实体经济的间接影响，中国目前正面临着系列挑战。出口下降是抑制中国GDP高速增长的一个最为显著的因素，相对于2007年的峰值而言，房地产价值缩水和国内股市的大幅下挫，其蕴藏的风险造成了国内消费疲软。
经济指标显示，中国股市低迷、出口下降和某些负面的消费者信心指标部分抵消了持续性固定资产投资、金融机构不断增加贷款投放以及经营环境逐渐改善等有利因素的积极作用。上述情况预示着中国经济增速会略有回落，但不会发生如同全球其他国家所面临的那样严重的经济衰退。
中国已公开表明立场，中国将大力拉动内需以抵消出口下降造成的经济放缓。政府用于2009~2010年的基础设施建设、环保和社会计划的巨额开支近期已获批准，金额几乎相当于中国2007年出口总额的一半。若以上拟定的支出水平得以达成，不仅将推动经济的增长，还将为中国的本土企业和跨国公司创造大量机遇，从而带来新的收入来源。
不过从另方面来看，如此庞大的开支也使政府面临取消不合理税项、抵御通胀和货币冲击的挑战。
整体而言，中国在全球外交、法规和政策机构的综合影响力，以及其2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已宣布的4万亿人民币的基础建设投资和巨大的国内消费潜力，确保了中国在未来数年将在全球事务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这意味着世界发展的脚步将与中国的稳定增长息息相关，只有确保经济的平稳运行和稳步增长，中国才能为世界提供充足的流动性、活跃的消费市场、较高的投资效率和高度的可靠性，从而在全球金融活动中发挥稳定剂的作用。
正面冲击
中国货币在过去很长段时间内持续呈升值态势，2008年7月，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达到峰值，但在高峰过后随即回落。该回落幅度在百分比上表现并不显著，但充分反映了当前中国的发展态势以及全球金融现状。
该汇率峰值是中国在诸多方面的重要转折点。经过—系列简明扼要的举措重点解决了通胀问题后，政府领导人重新回到了他们长期奉行的促进经济增长的议程当中。当中国领导人和专家开始感受到全球金融危机的强度和广度时，“中国经济发展是否与欧洲和北美金融状况相联系”这个一度广受争论的话题悄然消失。政府当局、主要媒体、企业领导和学术专家开始思考危机对中国的影响会有多严重，以及中国会采取哪些应对措施。
2008年9月以来，人们对诸如“崩溃”、“萧条”和“全球性衰退”等词语已司空见惯，这表明金融业危机已蔓延至全球实体经济。危机爆发前夕，美国的系统化融资达到GDP的350%，而大萧条时期为270%。
从整体上看，中国的经济体系长期趋于保守：消费者几乎没有任何债务，公营和私营企业只利用实时收入进行各类固定资产投资和消费。至少从中国加入WTO后，银行债务在国内固定资产投资中的比重大为缩减，近几年更是降至20%，同时中国房地产和工业产能的高固定资产投资率则越来越多地依靠盈利企业的保留盈余来支持。
另外，我们还应看到人民币汇率与管理和资本防火墙给中国经济带来的额外安全保障，后者很好地为中国抵御了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从整体金融管理的角度出发，在面对本次危机时，没有比低杠杆率、高储蓄率和当前账户盈余更有利的防御条件了。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中国能从容应对经济危机带来的严重破坏并展现强盛姿态。
可投资资本的转变不仅只是地理位置上的转变，同时也是结构上的转变。当股市紧缩，寻求发展资金的企业已大幅减少IPO计划，逐步转向风险投资、私募基金投资和其他资金充裕的散户或主权投资者，以筹措资金。
财富“地图”
我们很难计算世界金融机构“去杠杆化”所造成的财富流失总额或其对世界消费的最终影响。
这两方面都受到艰难经济因素和浮躁情绪的综合刺激，尤其是投资者和消费者的信心将决定资金的实际规模和流向。然而，在复杂的全球金融架构的每个角落，这些资金的数额之高令人瞠目结舌。例如，仅房利美和房贷美的抵押金就高达4.7万亿美元，该数字从2004年起一路飙升，当时政府资助机构开始进行非传统型的间接抵押活动，要承担远远超过行业贯例的担保责任。
2008年第3季度，世界发达与发展中经济体相关联的程度以及其中涉及的庞大金额震惊了世界。随着地球转动、日升日落，投资者信心的频繁变动令股市跌宕起伏，就如同大型体育场里起伏涌动的人浪。由此，各国政府迅速推出首轮应急措施就不难理解了。
然而，所有人都认为这些资金只是短期救急措施、意在平息市场恐慌情绪，并不能真正解决全球金融体系面临的长期挑战。即使这些资金全部到位，全球股票市场走势仍然动荡剧烈，缺乏方向，当日收益或亏损有时甚至会超过其总价值的10%。2008年11月在美国华盛顿举行的20国集团峰会上，与会各国达成了加强合作的共识，但没有就新政策的方向作出任何重大的说明。
我们正经历系列的变更，从本质上看，它们并非单纯的周期性变动，而是场意义深远的结构性改革。财富和投资能力的巨大转变是推动改革的一个关键因素。毕竟，中国的外汇储备已高达2万亿美元，超过欧美政府救市投入金额总和的半之多；而2006年全球外汇储备一共才5万亿美元。
此外，世界五大主权财富基金近期因曾经高企的油价、外商直接投资或出口盈余而收益颇丰，控制着18万亿美元，其中阿联酋主权基金阿布扎比投资管理局单独支配8750亿美元。我们预计，如此规模的财富迁移将使主要金融、工业和商业企业的所有权和控制权发生改变。
虽然资金和渠道得到充分扩展，但这也意味着企业所有权从原本广泛的股东群体中急剧集中，最终形成当前的少数股东权利、管治、透明度和问责机制。世界各地的私募基金、主权财富基金和风险投资集团的董事总经理们将取代传统的董事会，在世界各大企业的管理过程中扮演日益重要的角色。
全球危机全面升级前，中国官方政策鼓励对外投资，此前全球领先金融服务公司的价格看似极具吸引力，美元贬值趋势似乎也不可逆转，这些都促使了中国的基金、银行、保险业对若干海外目标的大量探索性投资，这些目标包括私募基金、投资银行、商业银行和多元化金融服务提供者。
加速海外投资
在分析危机对中国造成的中短期影响时，我们必需同时考虑中国金融业和实体经济所面临的正面冲击、监管动态，以及在全球新秩序下中国的资本流入和流出的全球趋势。
中国外汇储备丰厚，并且以美元为主，因此，外国政府所采取的措施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金融危机所带来潜在的冲击。据中金提供的数据显示，中国是“两房”债券最大的外国持有者，总价值高达3000~4000亿美元，占中国外汇储备总额的20%。但是鉴于美国政府就“两房”的公司债务提供了担保，中国规避了这些债券可能引发的重大的潜在损失。（见图1）
总而言之，目前全球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影响十分有限。但是随着金融危机愈演愈烈，影响将不断蔓延，加之中国银行业前景不稳定性，社会对这两方面的担忧愈显沉重，导致中国商业银行的股价再跌落。已经公布的数字显示，中国的银行持有的对雷曼兄弟的投资总额高达38亿美元，其中工行列居首位。而政府主权财富基金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则持有摩根士丹利9.9%的股权。另据报道，平安银行对荷兰比利时金融服务集团富通的投资损失已达23亿美元。
2008年初上述探索性投资的结果未能尽如人意，这些企业也从先前的数次反省和审查，转为以审慎的观望态度“盼守”2008年内新的对外金融投资。事实上，出于各种原因，除少数例外，2008年，面向全球金融服务机构的对外投资申请都未获准，这反映出政府在全球经济危机爆发的头几个月里对国外金融服务机构投资所持的谨慎态度。（见图2）
部分受行业内全球性合并和兼并收购活动以及更具吸引力的资产定价影响，极度谨慎期即将结束。包括全球最精明的私人股权投资公司在内，全球范围内越来越多的声音认为金融服务股目前的价格非常诱人，中投公司以及中国国有银行这些长期投资者更是有着强烈的同感。值此开放性时刻，中国可以借机购入若干世界顶尖金融机构的大量股票，这不仅可以帮助中国赢得更为理想的外汇资本回报，还可能帮中国的银行获得机会参与世界级金融服务机构的经营，学习他们现金的管理经验。就此而言，目前的危机加快了中国对海外金融机构投资的速度，中国可以借机收回2007年投资活动的损失甚至从中获得收益。
（资料来源：德勤中国研究）
■视点:中国模式
政府与其主要金融机构的关系正在进行最终的重要的结构性转变，甚至包括世界上最热衷于自由市场的国家。虽然这是不证自明的点，但这次危机无疑确认了主要银行和保险机构对国家经济的核心作用，因此，政府并不愿意让它们倒闭。美国财政部决定让雷曼兄弟破产便清楚说明了这点，这个决定让美国财政部接受了个直接而惨痛的教训，让其了解到全球投资者是如何看待这种不作为的。
因雷曼兄弟引发的全球性事件，促使美国国会对此进行立法，将国家债务提高约10%，并强调政府干预。我们亲眼目睹了欧美政府、欧美大型金融业投资者与实体经济和信贷消费者这三者关系的重大结构性转变。
这些转变体现在以下两方面：首先，政府必然会对法规进行深入修订，而这些法规早在十年前就应当被加强和完善了。其次，相比较过去而言，政府不仅持有更多的金融服务机构股份，对公开自由市场经济体的直接干预也更为显著。
本次危机以及为此出台的应对措施使美国、英国和瑞士政府与其主要银行的关系更接近于中国模式，而该模式以往直饱受外界自由市场的非议。即使7000亿美元救市方案获紧急通过，美国财政部部长也仍然坚决反对政府购买银行股权。然而，国会坚持授权他购买银行股权，结果证明，他主张的“平息市场初始计划”落空后，购买银行股权的方案成为颇具吸引力的选择。美国财政部是否最终采取入股银行的方案，市场正拭目以待。英国首相戈登布朗快人一步，率先将病症缠身的银行国有化，并因此赢得片赞许。
而对中国而言，政府从未抛弃过对市场的引导。自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当中国多次面对银行堆积如山、不断扩大的不良贷款组合时，政府迅速向银行注资以进行资本重组。2003年年底之后，通过成立国有有限责任公司中央汇金，政府向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CCB)和中国工商银行ICBC)大量注资，从而持有了这些银行的更多股权。
虽然当前政府对金融服务的直接干预手段经常会被拿来与瑞典应对20世纪90年代初国内金融危机的手法做比较，但在具体操作上仍然存在不少疑问。面对全球金融新秩序，美国、英国、日本、韩国和其他主要发达和新兴发达经济体正迅速建立政府所有制模式。
德勤最新报告《中国与全球金融新秩序》分析表明，鉴于全球危机对中国实体经济的间接影响，中国目前正面临着系列挑战。出口下降是抑制中国GDP高速增长的一个最为显著的因素，相对于2007年的峰值而言，房地产价值缩水和国内股市的大幅下挫，其蕴藏的风险造成了国内消费疲软。
经济指标显示，中国股市低迷、出口下降和某些负面的消费者信心指标部分抵消了持续性固定资产投资、金融机构不断增加贷款投放以及经营环境逐渐改善等有利因素的积极作用。上述情况预示着中国经济增速会略有回落，但不会发生如同全球其他国家所面临的那样严重的经济衰退。
中国已公开表明立场，中国将大力拉动内需以抵消出口下降造成的经济放缓。政府用于2009~2010年的基础设施建设、环保和社会计划的巨额开支近期已获批准，金额几乎相当于中国2007年出口总额的一半。若以上拟定的支出水平得以达成，不仅将推动经济的增长，还将为中国的本土企业和跨国公司创造大量机遇，从而带来新的收入来源。
不过从另方面来看，如此庞大的开支也使政府面临取消不合理税项、抵御通胀和货币冲击的挑战。
整体而言，中国在全球外交、法规和政策机构的综合影响力，以及其2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已宣布的4万亿人民币的基础建设投资和巨大的国内消费潜力，确保了中国在未来数年将在全球事务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这意味着世界发展的脚步将与中国的稳定增长息息相关，只有确保经济的平稳运行和稳步增长，中国才能为世界提供充足的流动性、活跃的消费市场、较高的投资效率和高度的可靠性，从而在全球金融活动中发挥稳定剂的作用。
正面冲击
中国货币在过去很长段时间内持续呈升值态势，2008年7月，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达到峰值，但在高峰过后随即回落。该回落幅度在百分比上表现并不显著，但充分反映了当前中国的发展态势以及全球金融现状。
该汇率峰值是中国在诸多方面的重要转折点。经过—系列简明扼要的举措重点解决了通胀问题后，政府领导人重新回到了他们长期奉行的促进经济增长的议程当中。当中国领导人和专家开始感受到全球金融危机的强度和广度时，“中国经济发展是否与欧洲和北美金融状况相联系”这个一度广受争论的话题悄然消失。政府当局、主要媒体、企业领导和学术专家开始思考危机对中国的影响会有多严重，以及中国会采取哪些应对措施。
2008年9月以来，人们对诸如“崩溃”、“萧条”和“全球性衰退”等词语已司空见惯，这表明金融业危机已蔓延至全球实体经济。危机爆发前夕，美国的系统化融资达到GDP的350%，而大萧条时期为270%。
从整体上看，中国的经济体系长期趋于保守：消费者几乎没有任何债务，公营和私营企业只利用实时收入进行各类固定资产投资和消费。至少从中国加入WTO后，银行债务在国内固定资产投资中的比重大为缩减，近几年更是降至20%，同时中国房地产和工业产能的高固定资产投资率则越来越多地依靠盈利企业的保留盈余来支持。
另外，我们还应看到人民币汇率与管理和资本防火墙给中国经济带来的额外安全保障，后者很好地为中国抵御了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从整体金融管理的角度出发，在面对本次危机时，没有比低杠杆率、高储蓄率和当前账户盈余更有利的防御条件了。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中国能从容应对经济危机带来的严重破坏并展现强盛姿态。
可投资资本的转变不仅只是地理位置上的转变，同时也是结构上的转变。当股市紧缩，寻求发展资金的企业已大幅减少IPO计划，逐步转向风险投资、私募基金投资和其他资金充裕的散户或主权投资者，以筹措资金。
财富“地图”
我们很难计算世界金融机构“去杠杆化”所造成的财富流失总额或其对世界消费的最终影响。
这两方面都受到艰难经济因素和浮躁情绪的综合刺激，尤其是投资者和消费者的信心将决定资金的实际规模和流向。然而，在复杂的全球金融架构的每个角落，这些资金的数额之高令人瞠目结舌。例如，仅房利美和房贷美的抵押金就高达4.7万亿美元，该数字从2004年起一路飙升，当时政府资助机构开始进行非传统型的间接抵押活动，要承担远远超过行业贯例的担保责任。
2008年第3季度，世界发达与发展中经济体相关联的程度以及其中涉及的庞大金额震惊了世界。随着地球转动、日升日落，投资者信心的频繁变动令股市跌宕起伏，就如同大型体育场里起伏涌动的人浪。由此，各国政府迅速推出首轮应急措施就不难理解了。
然而，所有人都认为这些资金只是短期救急措施、意在平息市场恐慌情绪，并不能真正解决全球金融体系面临的长期挑战。即使这些资金全部到位，全球股票市场走势仍然动荡剧烈，缺乏方向，当日收益或亏损有时甚至会超过其总价值的10%。2008年11月在美国华盛顿举行的20国集团峰会上，与会各国达成了加强合作的共识，但没有就新政策的方向作出任何重大的说明。
我们正经历系列的变更，从本质上看，它们并非单纯的周期性变动，而是场意义深远的结构性改革。财富和投资能力的巨大转变是推动改革的一个关键因素。毕竟，中国的外汇储备已高达2万亿美元，超过欧美政府救市投入金额总和的半之多；而2006年全球外汇储备一共才5万亿美元。
此外，世界五大主权财富基金近期因曾经高企的油价、外商直接投资或出口盈余而收益颇丰，控制着18万亿美元，其中阿联酋主权基金阿布扎比投资管理局单独支配8750亿美元。我们预计，如此规模的财富迁移将使主要金融、工业和商业企业的所有权和控制权发生改变。
虽然资金和渠道得到充分扩展，但这也意味着企业所有权从原本广泛的股东群体中急剧集中，最终形成当前的少数股东权利、管治、透明度和问责机制。世界各地的私募基金、主权财富基金和风险投资集团的董事总经理们将取代传统的董事会，在世界各大企业的管理过程中扮演日益重要的角色。
全球危机全面升级前，中国官方政策鼓励对外投资，此前全球领先金融服务公司的价格看似极具吸引力，美元贬值趋势似乎也不可逆转，这些都促使了中国的基金、银行、保险业对若干海外目标的大量探索性投资，这些目标包括私募基金、投资银行、商业银行和多元化金融服务提供者。
加速海外投资
在分析危机对中国造成的中短期影响时，我们必需同时考虑中国金融业和实体经济所面临的正面冲击、监管动态，以及在全球新秩序下中国的资本流入和流出的全球趋势。
中国外汇储备丰厚，并且以美元为主，因此，外国政府所采取的措施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金融危机所带来潜在的冲击。据中金提供的数据显示，中国是“两房”债券最大的外国持有者，总价值高达3000~4000亿美元，占中国外汇储备总额的20%。但是鉴于美国政府就“两房”的公司债务提供了担保，中国规避了这些债券可能引发的重大的潜在损失。（见图1）
总而言之，目前全球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影响十分有限。但是随着金融危机愈演愈烈，影响将不断蔓延，加之中国银行业前景不稳定性，社会对这两方面的担忧愈显沉重，导致中国商业银行的股价再跌落。已经公布的数字显示，中国的银行持有的对雷曼兄弟的投资总额高达38亿美元，其中工行列居首位。而政府主权财富基金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则持有摩根士丹利9.9%的股权。另据报道，平安银行对荷兰比利时金融服务集团富通的投资损失已达23亿美元。
2008年初上述探索性投资的结果未能尽如人意，这些企业也从先前的数次反省和审查，转为以审慎的观望态度“盼守”2008年内新的对外金融投资。事实上，出于各种原因，除少数例外，2008年，面向全球金融服务机构的对外投资申请都未获准，这反映出政府在全球经济危机爆发的头几个月里对国外金融服务机构投资所持的谨慎态度。（见图2）
部分受行业内全球性合并和兼并收购活动以及更具吸引力的资产定价影响，极度谨慎期即将结束。包括全球最精明的私人股权投资公司在内，全球范围内越来越多的声音认为金融服务股目前的价格非常诱人，中投公司以及中国国有银行这些长期投资者更是有着强烈的同感。值此开放性时刻，中国可以借机购入若干世界顶尖金融机构的大量股票，这不仅可以帮助中国赢得更为理想的外汇资本回报，还可能帮中国的银行获得机会参与世界级金融服务机构的经营，学习他们现金的管理经验。就此而言，目前的危机加快了中国对海外金融机构投资的速度，中国可以借机收回2007年投资活动的损失甚至从中获得收益。
（资料来源：德勤中国研究）
■视点:中国模式
政府与其主要金融机构的关系正在进行最终的重要的结构性转变，甚至包括世界上最热衷于自由市场的国家。虽然这是不证自明的点，但这次危机无疑确认了主要银行和保险机构对国家经济的核心作用，因此，政府并不愿意让它们倒闭。美国财政部决定让雷曼兄弟破产便清楚说明了这点，这个决定让美国财政部接受了个直接而惨痛的教训，让其了解到全球投资者是如何看待这种不作为的。
因雷曼兄弟引发的全球性事件，促使美国国会对此进行立法，将国家债务提高约10%，并强调政府干预。我们亲眼目睹了欧美政府、欧美大型金融业投资者与实体经济和信贷消费者这三者关系的重大结构性转变。
这些转变体现在以下两方面：首先，政府必然会对法规进行深入修订，而这些法规早在十年前就应当被加强和完善了。其次，相比较过去而言，政府不仅持有更多的金融服务机构股份，对公开自由市场经济体的直接干预也更为显著。
本次危机以及为此出台的应对措施使美国、英国和瑞士政府与其主要银行的关系更接近于中国模式，而该模式以往直饱受外界自由市场的非议。即使7000亿美元救市方案获紧急通过，美国财政部部长也仍然坚决反对政府购买银行股权。然而，国会坚持授权他购买银行股权，结果证明，他主张的“平息市场初始计划”落空后，购买银行股权的方案成为颇具吸引力的选择。美国财政部是否最终采取入股银行的方案，市场正拭目以待。英国首相戈登布朗快人一步，率先将病症缠身的银行国有化，并因此赢得片赞许。
而对中国而言，政府从未抛弃过对市场的引导。自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当中国多次面对银行堆积如山、不断扩大的不良贷款组合时，政府迅速向银行注资以进行资本重组。2003年年底之后，通过成立国有有限责任公司中央汇金，政府向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CCB)和中国工商银行ICBC)大量注资，从而持有了这些银行的更多股权。
虽然当前政府对金融服务的直接干预手段经常会被拿来与瑞典应对20世纪90年代初国内金融危机的手法做比较，但在具体操作上仍然存在不少疑问。面对全球金融新秩序，美国、英国、日本、韩国和其他主要发达和新兴发达经济体正迅速建立政府所有制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