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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我大声疾呼也感到很辛苦，但我相信我做的事对患者有利。这就是Value，患者获益就是我作为医师的价值。
—— 胡大一
胡大一。
中国最著名的医师之一，也是最受争议的医师之一。
有人爱他，也有人抨击他。
老百姓视若“明星”般爱戴他，医师同行则分为两派：一派是“粉丝”，另一派则说他“胳膊肘往外拐”。
然而，当你看见他，脑海跳出来第一个词，必定是“理想”。
到了67岁的年纪，胡大一仍如同医学界的“愤青”，充满理想，大声抨击。
他的理想无他：“让中国老百姓健康。”几十年他坚持下来了，可以预见的是，未来他还会继续坚持。
精神最富有的“大医”
“我是中国在精神领域里最富有的医师，而不是金钱最富有的。我的收入肯定比不上很多医师。物质生活我不缺，但我最追求精神的丰富。无法舍弃患者利益而得益，这是我的道德底线。”
“毕竟我是那个年代的人，是读着毛泽东‘6·26指示’走进医学院的人，是在山沟里办合作医疗的人，是雷锋和白求恩精神已融入血液的人。”
“虽然现在社会价值体系日益复杂多元，但我是在价值体系极为单纯的环境下成长并开始医师生涯的，我很难摆脱多年的行医思考和‘烙印’，因此遇到有违医学精神的做法，我总是会站出来大声疾呼，明知会招来很多争议和反对也在所不惜。”
在回答“是否为中国最富有的医师”这一问题时，胡大一如是说。
胡大一的人生充满了故事。
父母都是医师的他随母姓胡，妇产科大夫的母亲对他影响至深；以河南省高考状元、新生最高分进入北医；15年里，多次随医疗队奔赴祖国的老少边穷地区，倾力帮助农村建合作医疗站，改水改厕，自制药物，将青春留在了西藏阿里、甘肃河西走廊、河北宽城县……他转战三家医院，走到哪儿，哪儿的心脏中心就在国内排名数一数二；他带出了一支心内科的“黄埔军队”，培养了20多位心内科主任，7位心脏外科主任，马长生、李田昌等都成为了国内心内科“大腕”……
他被公认为国内心脏领域的“精神领袖”，作为中国射频消融和心脏介入手术的开拓者，却在如日中天时挂刀，只为“尝过年轻时没机会做事的滋味，腾出位置让年轻人干”；创办了中国心脏学术领域“第一品牌”长城会，将“不满百”的纯技术培训班，发展壮大为亚太地区规模最大、学科最全、影响力最大的心血管病综合性学术盛会；开国内先河，成立首家心内外科及相关实验融于一体的心脏中心，并创建了中国第一列PTCA（经皮冠状动脉腔内成形术）快车，在全国12个省市推广冠脉介入技术；在国内率先开放救治急性心肌梗死的绿色通道，实现全天候急诊PTCA介入的常规化；积极推广并规范溶栓治疗，提出“时间就是心肌、时间就是生命”的口号；为降低ST段抬高心肌梗死（STEMI）患者的发病率和死亡率，成立胸痛中心，呼吁“有胸痛上医院”；在关爱患者心理和躯体疾病两方面，带领医疗团队尝试双心门诊、双心查房和双心会诊的医疗模式，并坚持了19年，使很多“有苦无处诉”的患者有了看病的地方……
“三个不变造就今天的我”
最新一期《中华心血管病杂志》卷首语里，胡大一写道：坚守三个不变和推动三个转变，是我一直未动摇的信念。无论时代怎么变化，好医师要坚守三个不变：即医学的价值、目的和责任，即“患者利益至上”“促进健康，预防疾病”“促进基本医疗的公平可及”。
他说，首先，患者利益至上的价值观不能改变，医师不能伤害患者利益，任何这种行为都是法理难容的；其次，医师矢志追求的医学目的不能改变。医学的目的是促进健康，预防疾病。一位35岁的患者得了心肌梗死，无论手术怎么成功，都是悲剧和遗憾。与其说是治疗的开始，不如说是医学的失败。
“最初我学医目的并不清晰，从医疗系毕业，我的观念就是医师是等着患者得了病再给他们治疗。”然而到SARS爆发时期，胡大一认识到了预防的重要性。他给北京大学医学部原书记郭岩教授打电话说：传染病突发时，关键不是消毒，而是隔离；他还给《健康报》写文章呼吁这一观点。
“为什么我有了预防这个意识？归结于早年的医疗实践。在河北宽城，我研究治疗胆道蛔虫的药品，在自己身上先试过安全剂量，再给患者用。在河西走廊，为根治当地流行疫病，我做过改水、改厕，自己办药房，还普及科普知识。不管好厕所，不改变人畜共水，肠道传染病等疾病总是不断卷土重来。在西藏阿里，我办医学教育，培养藏族孩子成为当地医师，改进农村卫生条件，做好防疫措施。”胡大一回忆说。
SARS爆发前，胡大一曾撰文说传染病已经成为历史，冠心病、血脂异常和高血压等非传染性疾病是当前人类健康和生存的主要威胁。SARS过后，胡大一纠正了这一说法，他认识到血吸虫病、结核病、疟疾等传统传染病在“死灰复燃”，SARS、禽流感等新传染病在不断发生并威胁人类生命健康，只不过传染病有区域性、时间性的特点，而非传染病则对人类发起了大面积的持续“进攻”。
在这一基础上，胡大一总结出，医学教育和医学模式的目的不是“等人得病”，而是促进人类的健康、预防疾病。“这并不是一个新提法，而是我国最优秀的传统——‘上医治未病’。如果目的错误，医师成天手忙脚乱，成就感从何而来？”
胡大一语重心长地强调：“世界卫生组织也提到，医学目的的迷失将导致医学的不可支付和‘崩盘’。大医院不能只是治病，还要把预防和康复做起来。预防不是口头上的，医师要先改变自己，戒烟、多运动。美国《读者文摘》遴选了2012年十项最重大医学成果，最后一条就是指出医师对运动、饮食和自身形象的重视，能带来最佳社会示范效果。”
另外，医师的责任也不能改变。医师工作就是个责任活，推动医疗服务公平可及，让人人享受基本医疗保健是关键。“给每个心肌梗死的患者提供金属裸支架不是做不到，而是一定要做。不是谁的权力大，谁富有就给谁做；也不能看他有钱，就给他开10万元的体检菜单。我国还有大量的贫困地区缺医少药，这里面有政府责任，也要有医师的志愿者情结和境界。”胡大一慷慨激昂地表示。10年前，他发起并成立“爱心工程”和大医博爱志愿者服务总队，引领广大心血管医师开展爱心工程志愿服务，开展贫困地区和贫困家庭的先心病患者义诊和筛查；传递科普知识，让健康走进千家万户；传授医学知识，培养一支“不走的医疗队”。他的理念是“医师是最好的志愿者，白求恩就是志愿者的杰出代表。我们应以志愿者的身份去帮扶西部，为贫困地区的孩子筛查先心病，避免病越拖越重，使家庭背上沉重的负担。” 让医学变得温暖
毫无疑问，胡大一代表了一种可贵的时代精神和方向，有志于成为下一个“胡大一”的年轻医师该如何去努力？
对此，胡大一的建议是：医师要推动“三个转变”，一是推动疾病的终末期治疗走向疾病上游的预防，加强心血管疾病的“上游防治”，从下游转向上游。
二是从单纯的生物技术转向“心理-生物-社会”的全面关爱，使药片、支架、手术刀不再冰冷。医学是人的医学，我们关注的是患病的人。如果离开人去孤立考虑一个病变、一个器官，是错误的。为什么使用很先进的技术完成的圆满手术，患者没有得到好的感受？原因就在此。
他举例说，一位48岁的女患者，心肌梗死面积不大，走路走不动；她有过几乎猝死的经历，电复律抢救过来的，支架手术也很成功，但术后她走路只敢迈碎步，说话细弱，其实，患者的心功能不至于这样脆弱，医师应为其做好后续的心理疏导。
“医学就是学会关怀——‘偶然可根治、经常在姑息，时时在关爱’。遇到终末期癌症患者，医师要学会如何告诉他坏消息。我们不缺最先进的药品、最高水平的支架、最豪华的导管室和造影设备，缺的是人文精神。”胡大一感慨。
他同时指出，我国医疗的最大弊病是以疾病为本，以经济利益为驱动，而不是以人为本、以患者为本的机制。大家把关爱和服务说在口头上，没有落在实处。要想体现关爱，就要把包括付费的机制等问题都解决好。“康复没有付费，谁去关爱？患者最希望的是话疗——医师与患者谈话。医师把病说清楚、道明白至关重要，但接诊时却恰恰不说话，或没时间说话。因为医师说话对患者有用，但对科室和个人收入无用。如果我们能建立机制，让手术医师没时间说的话，让更多的康复医师和护士去说，然而现在很多康复治疗连医保都没有立项，更别提‘话疗’了。”
胡大一还首倡“双心门诊”，不额外多收一分钱，并在很多人不看好的情况下坚持了19年。他说最大的收获是看到了患者满意和安心的微笑。“我希望每个患者都能微笑着回家。医师做好预防和康复工作，使患者能放心地回归社会，享受人生，敢出去旅游，敢恢复工作。医师的价值、成就和幸福感不是金钱，而是患者的满意和微笑。”
第三个转变是让“医学变得温暖”，让硬技术实现“软着陆”，这也是他致力发展胸痛中心，绿色通道，双心门诊，再到康复模式的心路历程。
一位北京医院资深检验科专家，是胡大一的老同学，因室上性心动过速需做手术，认为胡大一的手术在国内开展最早最好，他特地到朝阳医院找胡大一看病。因医保问题无法付费，请示过院长后，胡大一免费亲自给他做了手术，手术很成功。老同学出院时，却对胡大一说：“你手术做得很好，但我要给你提个意见：作为科主任，你能否对护士做点儿基本培训？我进导管室准备手术，护士对我说的第一句话是：脱了！我问；怎么脱？护士说：全脱。当时我觉得特没尊严。”
在门诊，一位曾到非洲工作过的干部对胡大一谈起了他离开那家知名心血管病医院的缘由。这位患者43岁，心肌前壁梗死，射血分数（EF） <40%。在那家医院住院时，主管大夫是一位年轻医师，晚上监护他，看见有连续12个短暂室速。第二天查房，一看射血分数低，又看了监测记录，医师问患者：昨晚两点，心特慌吧？患者回答，我睡得很香。他又问，两层楼爬不了吧。患者答：我给你爬试试，看你能不能跟得上我。患者当即想到：医师根本不了解我的感觉，他强调的心慌气短的感觉我都没有。让他继续治疗下去，心里真是没底了。这段对话结束后，患者就办了出院手续。实际上，短暂室速毫无症状，加上患者年龄不大，前壁梗死形成室壁瘤后，尽管射血分数可能很低，但他的心功能可能还好，与大面积心肌梗死且有室壁瘤的患者症状不一样。
这个例子反映了一种现象——医师对待患者常不够尊重，习惯思维是“我懂，你不懂”。有的患者没有心脏病，或支架手术做得很好，但仍然胸闷。有医师就认为造影没问题，支架放得很好，就不该有症状，有症状就是神经病。这样想问题，患者能满意吗？
其实，患者如果表示难受，必定有难受的道理，未必是血管狭窄或支架没放好。焦虑也是一种病，而且是一种更痛苦的病，这类患者其实是需要“双心服务”。比如，一位中年患者常常半夜惊恐发作，有濒死感，但一到医院挂急诊，一次次做心电图检查，总是查不出问题。有的大专家做完手术后，患者的心理负担仍很重：“放了支架，我不知道走快了它会不会掉下来？”这些就是焦虑症的表现。跟随胡大一出“双心门诊”的医师往往很有成就感，其实钱不多挣，话说得更多，但接受了“双心服务”后，患者能安心、满意地回家，这就是医师最大的“收入”。
“这些年，我执着地推行绿色通道、胸痛中心、双心服务门诊，到现在的康复服务。为什么？因为价值追求是我作为医师最大的追求，我始终在探索一种医疗模式——如何使技术价值得到更好地体现，使患者得到最优的效果。”
“未来10年，我将怀着巨大的热情去开展康复工作。目前康复是最没有医保、最不受重视的领域，为什么我要力推康复？因为它是医学价值的终极体现。”胡大一最后说。
◎记者手记
在当今愤懑和误解掺杂的医疗大环境下，很多医师总在不停抱怨，很多医师忘却了他们当年曾有过的理想，而整天埋首于重复机械的“开药-治病”流程中。胡大一，或可成为“为理想燃烧的医师”的最佳范本。你不能说已经太晚，所以我们不能开始——他已经67岁，但仍然“在路上”；也不能说外界环境如何，患者如何，因此我们不能做得更好——他和你同处一个时空，而他总在为提供更好的医疗服务而不断跋涉。
我们衷心盼望，中国能多出些“胡大一”。那样，我们的医疗一定是放心医疗，也是舒心而安心的医疗。
■别坐等医改答案，“硬”技术要实现“软”着陆
在2013年10月11日召开的长城国际心脏病学会议上，大会主席胡大一教授提出了对医改的最新建议——
作为社会经济发展的成本，雾霾天气和PM2.5超标给人体健康带来了严重影响。在北京，600万辆汽车的尾气导致空气污染、以车代步导致人们缺少运动、汽车道占了自行车道和步行道妨碍了运动。庆幸的是，习近平主席今年会见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时已谈到，要探索医改这一世界难题的中国式解决办法。这说明，中国经济未来发展和健康中国的方向是一致的。政府要发挥指导责任，认识到发展要兼顾环保问题，对已经发生的污染问题积极整改。 他同时呼吁同行，“在推动急诊溶栓、冠脉搭桥、介入手术等先进技术的同时，要用‘防救治管’一体化的慢病服务模式，让‘硬’技术实现‘软’着陆。我们医生不能坐等政府对医改的顶层设计，要先行动起来，推动预防工作。”
在多年的行医生涯中，胡大一见到了太多患者接受了成功的搭桥或支架介入手术，出院后，因不服药、烟照抽，导致心肌梗死复发甚至搭上性命。一名山西患者在某大医院外科顺利完成搭桥手术后，医生没有强调其他“处方”，这名患者回家后除了吃β阻滞剂和降压药，把他汀类药物、阿司匹林等其他药物都停了，烟却没停，结果患者再次发生心肌梗死，冠脉造影中查出4根搭桥的血管堵了2根。
胡大一强调，“在培训心血管医生时，不是只有开药和放支架，要强调给患者开出5个必备处方——除了药物处方，其他的心理处方、运动处方、营养处方、戒烟处方也要跟上。只有当医生培养了这些理念，才能改变他们自己，从而改变患者。”
■结构性心脏病，一切源自创新
阜外心血管病医院影像管委会及放射科副主任赵世华教授——
先天性心脏病（简称先心病），在结构性心脏病中占据重要的地位。除先心病之外，结构性心脏病还包括瓣膜性心脏病及心肌病。
先天性心脏病介入治疗过去处于国际领先地位，由阜外医院最早开展并推广到国际，经过10年努力达到了极高水平，得到了世界认可。目前阜外医院每年开展先心病手术1000多例，是世界单中心年工作量最多的，国内其他单位开展得较好的还包括武汉亚心医院（每年完成500例以上）、沈阳军区总医院、上海长海医院、上海儿童医学中心，广州心血管病研究所，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华西医院、江苏省人民医院等。
在先心病介入治疗方面，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国就率先开展了先天性瓣膜病介入治疗，如今到达了一个平台期，原因值得反思。
我认为，主要原因有两方面：一是规范化的问题，先心病手术技术含量很高，需要心血管内外科扎实的基本功，而现在一些地区医院、甚至县医院盲目推广，容易出现很大问题，政府也就相应加强了监管。二是在国际交流合作方面，一些新技术的引进还不够快，有些技术不能在第一时间开展。比如主动脉瓣膜手术国外已开展了七八万例，2011年“东方会”上葛均波院士报道了国内首例经导管主动脉瓣置入术，迄今全国只开展了五六十例。2012 年国内才开展了首例经导管二尖瓣修复术。全球已开展13年经皮肺动脉瓣置入术（PPVI），完成4000余例，我国直到今年才完成2 例PPVI。
对于肺动脉瓣返流，随着年龄增大会出现返流面增大而影响患者生存，目前我国外科没有好的根治术，还停留在动物实验阶段，临床上只开展了1～2例。对于冠心病，针对陈旧性心肌梗死伴室壁瘤形成，一种辅助外科处理的微创技术研究刚刚开展，还需要大家不断努力。
■心血管疾病危险评估，从娃娃抓起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安贞医院流行病研究室主任赵冬教授——
最近两年，我国在心血管流行病学方面进展很多。做心血管疾病早期风险评估时，传统的做法是对普通门诊患者，根据心血管疾病危险因素（年龄、体质指数、性别、总胆固醇、血压、吸烟和糖尿病等），进行总体危险评分。发生心血管疾病是多种危险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在防治实践中更应综合控制心血管疾病的总体危险，即一段时间内（通常为10年）发生某类心血管事件的可能性。多年来，我国及国际采用的是未来10年的心血管病患病风险预测，发病危险大于20%即属于高危人群，需马上开始药物治疗，这种评估方法可以帮助临床医生和预防工作者在人群中把那些患病风险最高的患者找出来。
然而，即使是10年，相对于人的一生，仍然是短期的风险评估。短期风险评估的最大问题是，当一个人35岁甚至50岁，因为年轻，即使他的血压已很高，未来10年的患病风险率还是很低；等他60多岁，患心血管病的风险就很高了。从预防的角度看，医生不是只预防心肌梗死或偏瘫的发生，这个要求太低了。我们在努力帮助人们健康地活到八九十岁，比较重要的是对血管系统的保护，而这种预防不是从60岁开始，而是从更早开始。1999年，美国一项长期队列研究提出，终生风险评估应从45岁直到90岁，有的人群未来10年患病风险虽然低，但再往后就高了，尤其比那些风险低的人群高。2013年刚发布的国际动脉粥样硬化指南，已用终生风险评估替代短期风险评估，让更年轻的人群注意高危因素，提早预防。
我们通过“八五”攻关计划支持，随访21年的队列研究数据，刚完成了中国人群心血管终生风险的分析。对35岁至80岁的人群进行了观察统计后，我们发现，如果一个人35岁时危险因素保持在理想水平，血压120/80mm Hg以下，不吸烟、无糖尿病、体重正常，那么到80岁他的心血管都保持得很好。如果一个人35岁至45岁时高压为130mm Hg，虽然当时正常，显示未来10年的风险不大，但10年后，尤其是55岁后，患病风险将明显增加；如果一个人35岁时血压是160/100mm Hg，他在80岁之前，有一半几率会发生偏瘫或心肌梗死；如果我告诉一名患病风险高的35岁年轻人，如果不治疗，他年老时很可能发生心肌梗死，他对血压控制的动力就会更大。另外，在预防和临床实践中，对一个人的心血管终生风险评估必须与短期风险评估相结合，一起成为早期预防的重要工具。
■慢病控制，从生命整体观出发
阜外医院国家心血管病中心心肺功能检测中心主任孙兴国教授——
人体是不可分的整体，在呼吸、循环、代谢、神经、消化、泌尿等各种系统协调调节下，完成我们的功能稳定和生理机能。现代医学细致地从各个脏器去研究，形成心血管系统、呼吸系统、循环代谢系统等系统生理学，可是这些系统都是人体的组成部分。现有专科医生制度当然要执行，但在这个制度基础上，还必须让每个临床医生了解人体是怎样的一个体系，各体系是怎么相互联系的。这就是生命一体化调控的理念。
眼下慢病在我国呈爆发性递增，心血管病、癌症、糖尿病、肥胖等都不是单一系统的原因导致的，而是在长期生活过程中，环境、生活习惯、作息、饮食等各个因素慢性作用于人体的积累。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三高”造成的疾病，都是因为其他系统出了问题。现在我们吃得太多、运动太少、消化系统吸收太多、代谢系统运动太少，血脂就高了。生命的一体化调控，正是包括了以呼吸为基础、能量代谢为核心的体系。各系统要相互协调合作、维持生命最佳状态，才能预防现代慢病；预防心血管病，先要管好水污染、食品污染和空气污染，坚持健康的生活方式、合理的作息和良好的饮食习惯，保持精神舒畅，控制热量并适量运动，才能控制疾病危险因素、延续健康状态、延长寿命。
■ 多学科整合是发展方向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老年内科主任刘梅林教授——
不同于欧美国家，我国居民没有家庭医生，而是依靠社区和基层医生来进行心血管病的预防，因此各学科的整合特别重要。而多年来我们也都注意到，现有各个亚专科医生的知识面和其专业范围，决定了医学整合的困难。本次“长城会”开设了心脑、心肾、呼吸、康复和生活方式调整等不同的学科交叉论坛，希望通过增加各学科互动和整合的一些环节，在医生给患者用药，或使多种疾病并存的患者得到最大获益等方面，提供一些最新的各层面学科信息。
要实现医学整合，除了在培养体系上着重加强医生对医学整合知识和技能的培养，拓宽医生知识面之外，不同层次的专家要在其中发挥作用，在国家政策层面和医院内部也要做出相应调整。在加强社区医疗和家庭医生体制的建设，提高社区医生和家庭医生的知识水平，使他们能帮助患者选择合适的治疗方式等方面，国家政策应给予相应的支持。同时，要实现医学整合，实现多学科之间的合作，还应从国家政策层面淡化医院的盈利追逐和各科室间的利益冲突。另外，团队中的合作精神对医学整合来说也十分重要。
—— 胡大一
胡大一。
中国最著名的医师之一，也是最受争议的医师之一。
有人爱他，也有人抨击他。
老百姓视若“明星”般爱戴他，医师同行则分为两派：一派是“粉丝”，另一派则说他“胳膊肘往外拐”。
然而，当你看见他，脑海跳出来第一个词，必定是“理想”。
到了67岁的年纪，胡大一仍如同医学界的“愤青”，充满理想，大声抨击。
他的理想无他：“让中国老百姓健康。”几十年他坚持下来了，可以预见的是，未来他还会继续坚持。
精神最富有的“大医”
“我是中国在精神领域里最富有的医师，而不是金钱最富有的。我的收入肯定比不上很多医师。物质生活我不缺，但我最追求精神的丰富。无法舍弃患者利益而得益，这是我的道德底线。”
“毕竟我是那个年代的人，是读着毛泽东‘6·26指示’走进医学院的人，是在山沟里办合作医疗的人，是雷锋和白求恩精神已融入血液的人。”
“虽然现在社会价值体系日益复杂多元，但我是在价值体系极为单纯的环境下成长并开始医师生涯的，我很难摆脱多年的行医思考和‘烙印’，因此遇到有违医学精神的做法，我总是会站出来大声疾呼，明知会招来很多争议和反对也在所不惜。”
在回答“是否为中国最富有的医师”这一问题时，胡大一如是说。
胡大一的人生充满了故事。
父母都是医师的他随母姓胡，妇产科大夫的母亲对他影响至深；以河南省高考状元、新生最高分进入北医；15年里，多次随医疗队奔赴祖国的老少边穷地区，倾力帮助农村建合作医疗站，改水改厕，自制药物，将青春留在了西藏阿里、甘肃河西走廊、河北宽城县……他转战三家医院，走到哪儿，哪儿的心脏中心就在国内排名数一数二；他带出了一支心内科的“黄埔军队”，培养了20多位心内科主任，7位心脏外科主任，马长生、李田昌等都成为了国内心内科“大腕”……
他被公认为国内心脏领域的“精神领袖”，作为中国射频消融和心脏介入手术的开拓者，却在如日中天时挂刀，只为“尝过年轻时没机会做事的滋味，腾出位置让年轻人干”；创办了中国心脏学术领域“第一品牌”长城会，将“不满百”的纯技术培训班，发展壮大为亚太地区规模最大、学科最全、影响力最大的心血管病综合性学术盛会；开国内先河，成立首家心内外科及相关实验融于一体的心脏中心，并创建了中国第一列PTCA（经皮冠状动脉腔内成形术）快车，在全国12个省市推广冠脉介入技术；在国内率先开放救治急性心肌梗死的绿色通道，实现全天候急诊PTCA介入的常规化；积极推广并规范溶栓治疗，提出“时间就是心肌、时间就是生命”的口号；为降低ST段抬高心肌梗死（STEMI）患者的发病率和死亡率，成立胸痛中心，呼吁“有胸痛上医院”；在关爱患者心理和躯体疾病两方面，带领医疗团队尝试双心门诊、双心查房和双心会诊的医疗模式，并坚持了19年，使很多“有苦无处诉”的患者有了看病的地方……
“三个不变造就今天的我”
最新一期《中华心血管病杂志》卷首语里，胡大一写道：坚守三个不变和推动三个转变，是我一直未动摇的信念。无论时代怎么变化，好医师要坚守三个不变：即医学的价值、目的和责任，即“患者利益至上”“促进健康，预防疾病”“促进基本医疗的公平可及”。
他说，首先，患者利益至上的价值观不能改变，医师不能伤害患者利益，任何这种行为都是法理难容的；其次，医师矢志追求的医学目的不能改变。医学的目的是促进健康，预防疾病。一位35岁的患者得了心肌梗死，无论手术怎么成功，都是悲剧和遗憾。与其说是治疗的开始，不如说是医学的失败。
“最初我学医目的并不清晰，从医疗系毕业，我的观念就是医师是等着患者得了病再给他们治疗。”然而到SARS爆发时期，胡大一认识到了预防的重要性。他给北京大学医学部原书记郭岩教授打电话说：传染病突发时，关键不是消毒，而是隔离；他还给《健康报》写文章呼吁这一观点。
“为什么我有了预防这个意识？归结于早年的医疗实践。在河北宽城，我研究治疗胆道蛔虫的药品，在自己身上先试过安全剂量，再给患者用。在河西走廊，为根治当地流行疫病，我做过改水、改厕，自己办药房，还普及科普知识。不管好厕所，不改变人畜共水，肠道传染病等疾病总是不断卷土重来。在西藏阿里，我办医学教育，培养藏族孩子成为当地医师，改进农村卫生条件，做好防疫措施。”胡大一回忆说。
SARS爆发前，胡大一曾撰文说传染病已经成为历史，冠心病、血脂异常和高血压等非传染性疾病是当前人类健康和生存的主要威胁。SARS过后，胡大一纠正了这一说法，他认识到血吸虫病、结核病、疟疾等传统传染病在“死灰复燃”，SARS、禽流感等新传染病在不断发生并威胁人类生命健康，只不过传染病有区域性、时间性的特点，而非传染病则对人类发起了大面积的持续“进攻”。
在这一基础上，胡大一总结出，医学教育和医学模式的目的不是“等人得病”，而是促进人类的健康、预防疾病。“这并不是一个新提法，而是我国最优秀的传统——‘上医治未病’。如果目的错误，医师成天手忙脚乱，成就感从何而来？”
胡大一语重心长地强调：“世界卫生组织也提到，医学目的的迷失将导致医学的不可支付和‘崩盘’。大医院不能只是治病，还要把预防和康复做起来。预防不是口头上的，医师要先改变自己，戒烟、多运动。美国《读者文摘》遴选了2012年十项最重大医学成果，最后一条就是指出医师对运动、饮食和自身形象的重视，能带来最佳社会示范效果。”
另外，医师的责任也不能改变。医师工作就是个责任活，推动医疗服务公平可及，让人人享受基本医疗保健是关键。“给每个心肌梗死的患者提供金属裸支架不是做不到，而是一定要做。不是谁的权力大，谁富有就给谁做；也不能看他有钱，就给他开10万元的体检菜单。我国还有大量的贫困地区缺医少药，这里面有政府责任，也要有医师的志愿者情结和境界。”胡大一慷慨激昂地表示。10年前，他发起并成立“爱心工程”和大医博爱志愿者服务总队，引领广大心血管医师开展爱心工程志愿服务，开展贫困地区和贫困家庭的先心病患者义诊和筛查；传递科普知识，让健康走进千家万户；传授医学知识，培养一支“不走的医疗队”。他的理念是“医师是最好的志愿者，白求恩就是志愿者的杰出代表。我们应以志愿者的身份去帮扶西部，为贫困地区的孩子筛查先心病，避免病越拖越重，使家庭背上沉重的负担。” 让医学变得温暖
毫无疑问，胡大一代表了一种可贵的时代精神和方向，有志于成为下一个“胡大一”的年轻医师该如何去努力？
对此，胡大一的建议是：医师要推动“三个转变”，一是推动疾病的终末期治疗走向疾病上游的预防，加强心血管疾病的“上游防治”，从下游转向上游。
二是从单纯的生物技术转向“心理-生物-社会”的全面关爱，使药片、支架、手术刀不再冰冷。医学是人的医学，我们关注的是患病的人。如果离开人去孤立考虑一个病变、一个器官，是错误的。为什么使用很先进的技术完成的圆满手术，患者没有得到好的感受？原因就在此。
他举例说，一位48岁的女患者，心肌梗死面积不大，走路走不动；她有过几乎猝死的经历，电复律抢救过来的，支架手术也很成功，但术后她走路只敢迈碎步，说话细弱，其实，患者的心功能不至于这样脆弱，医师应为其做好后续的心理疏导。
“医学就是学会关怀——‘偶然可根治、经常在姑息，时时在关爱’。遇到终末期癌症患者，医师要学会如何告诉他坏消息。我们不缺最先进的药品、最高水平的支架、最豪华的导管室和造影设备，缺的是人文精神。”胡大一感慨。
他同时指出，我国医疗的最大弊病是以疾病为本，以经济利益为驱动，而不是以人为本、以患者为本的机制。大家把关爱和服务说在口头上，没有落在实处。要想体现关爱，就要把包括付费的机制等问题都解决好。“康复没有付费，谁去关爱？患者最希望的是话疗——医师与患者谈话。医师把病说清楚、道明白至关重要，但接诊时却恰恰不说话，或没时间说话。因为医师说话对患者有用，但对科室和个人收入无用。如果我们能建立机制，让手术医师没时间说的话，让更多的康复医师和护士去说，然而现在很多康复治疗连医保都没有立项，更别提‘话疗’了。”
胡大一还首倡“双心门诊”，不额外多收一分钱，并在很多人不看好的情况下坚持了19年。他说最大的收获是看到了患者满意和安心的微笑。“我希望每个患者都能微笑着回家。医师做好预防和康复工作，使患者能放心地回归社会，享受人生，敢出去旅游，敢恢复工作。医师的价值、成就和幸福感不是金钱，而是患者的满意和微笑。”
第三个转变是让“医学变得温暖”，让硬技术实现“软着陆”，这也是他致力发展胸痛中心，绿色通道，双心门诊，再到康复模式的心路历程。
一位北京医院资深检验科专家，是胡大一的老同学，因室上性心动过速需做手术，认为胡大一的手术在国内开展最早最好，他特地到朝阳医院找胡大一看病。因医保问题无法付费，请示过院长后，胡大一免费亲自给他做了手术，手术很成功。老同学出院时，却对胡大一说：“你手术做得很好，但我要给你提个意见：作为科主任，你能否对护士做点儿基本培训？我进导管室准备手术，护士对我说的第一句话是：脱了！我问；怎么脱？护士说：全脱。当时我觉得特没尊严。”
在门诊，一位曾到非洲工作过的干部对胡大一谈起了他离开那家知名心血管病医院的缘由。这位患者43岁，心肌前壁梗死，射血分数（EF） <40%。在那家医院住院时，主管大夫是一位年轻医师，晚上监护他，看见有连续12个短暂室速。第二天查房，一看射血分数低，又看了监测记录，医师问患者：昨晚两点，心特慌吧？患者回答，我睡得很香。他又问，两层楼爬不了吧。患者答：我给你爬试试，看你能不能跟得上我。患者当即想到：医师根本不了解我的感觉，他强调的心慌气短的感觉我都没有。让他继续治疗下去，心里真是没底了。这段对话结束后，患者就办了出院手续。实际上，短暂室速毫无症状，加上患者年龄不大，前壁梗死形成室壁瘤后，尽管射血分数可能很低，但他的心功能可能还好，与大面积心肌梗死且有室壁瘤的患者症状不一样。
这个例子反映了一种现象——医师对待患者常不够尊重，习惯思维是“我懂，你不懂”。有的患者没有心脏病，或支架手术做得很好，但仍然胸闷。有医师就认为造影没问题，支架放得很好，就不该有症状，有症状就是神经病。这样想问题，患者能满意吗？
其实，患者如果表示难受，必定有难受的道理，未必是血管狭窄或支架没放好。焦虑也是一种病，而且是一种更痛苦的病，这类患者其实是需要“双心服务”。比如，一位中年患者常常半夜惊恐发作，有濒死感，但一到医院挂急诊，一次次做心电图检查，总是查不出问题。有的大专家做完手术后，患者的心理负担仍很重：“放了支架，我不知道走快了它会不会掉下来？”这些就是焦虑症的表现。跟随胡大一出“双心门诊”的医师往往很有成就感，其实钱不多挣，话说得更多，但接受了“双心服务”后，患者能安心、满意地回家，这就是医师最大的“收入”。
“这些年，我执着地推行绿色通道、胸痛中心、双心服务门诊，到现在的康复服务。为什么？因为价值追求是我作为医师最大的追求，我始终在探索一种医疗模式——如何使技术价值得到更好地体现，使患者得到最优的效果。”
“未来10年，我将怀着巨大的热情去开展康复工作。目前康复是最没有医保、最不受重视的领域，为什么我要力推康复？因为它是医学价值的终极体现。”胡大一最后说。
◎记者手记
在当今愤懑和误解掺杂的医疗大环境下，很多医师总在不停抱怨，很多医师忘却了他们当年曾有过的理想，而整天埋首于重复机械的“开药-治病”流程中。胡大一，或可成为“为理想燃烧的医师”的最佳范本。你不能说已经太晚，所以我们不能开始——他已经67岁，但仍然“在路上”；也不能说外界环境如何，患者如何，因此我们不能做得更好——他和你同处一个时空，而他总在为提供更好的医疗服务而不断跋涉。
我们衷心盼望，中国能多出些“胡大一”。那样，我们的医疗一定是放心医疗，也是舒心而安心的医疗。
■别坐等医改答案，“硬”技术要实现“软”着陆
在2013年10月11日召开的长城国际心脏病学会议上，大会主席胡大一教授提出了对医改的最新建议——
作为社会经济发展的成本，雾霾天气和PM2.5超标给人体健康带来了严重影响。在北京，600万辆汽车的尾气导致空气污染、以车代步导致人们缺少运动、汽车道占了自行车道和步行道妨碍了运动。庆幸的是，习近平主席今年会见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时已谈到，要探索医改这一世界难题的中国式解决办法。这说明，中国经济未来发展和健康中国的方向是一致的。政府要发挥指导责任，认识到发展要兼顾环保问题，对已经发生的污染问题积极整改。 他同时呼吁同行，“在推动急诊溶栓、冠脉搭桥、介入手术等先进技术的同时，要用‘防救治管’一体化的慢病服务模式，让‘硬’技术实现‘软’着陆。我们医生不能坐等政府对医改的顶层设计，要先行动起来，推动预防工作。”
在多年的行医生涯中，胡大一见到了太多患者接受了成功的搭桥或支架介入手术，出院后，因不服药、烟照抽，导致心肌梗死复发甚至搭上性命。一名山西患者在某大医院外科顺利完成搭桥手术后，医生没有强调其他“处方”，这名患者回家后除了吃β阻滞剂和降压药，把他汀类药物、阿司匹林等其他药物都停了，烟却没停，结果患者再次发生心肌梗死，冠脉造影中查出4根搭桥的血管堵了2根。
胡大一强调，“在培训心血管医生时，不是只有开药和放支架，要强调给患者开出5个必备处方——除了药物处方，其他的心理处方、运动处方、营养处方、戒烟处方也要跟上。只有当医生培养了这些理念，才能改变他们自己，从而改变患者。”
■结构性心脏病，一切源自创新
阜外心血管病医院影像管委会及放射科副主任赵世华教授——
先天性心脏病（简称先心病），在结构性心脏病中占据重要的地位。除先心病之外，结构性心脏病还包括瓣膜性心脏病及心肌病。
先天性心脏病介入治疗过去处于国际领先地位，由阜外医院最早开展并推广到国际，经过10年努力达到了极高水平，得到了世界认可。目前阜外医院每年开展先心病手术1000多例，是世界单中心年工作量最多的，国内其他单位开展得较好的还包括武汉亚心医院（每年完成500例以上）、沈阳军区总医院、上海长海医院、上海儿童医学中心，广州心血管病研究所，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华西医院、江苏省人民医院等。
在先心病介入治疗方面，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国就率先开展了先天性瓣膜病介入治疗，如今到达了一个平台期，原因值得反思。
我认为，主要原因有两方面：一是规范化的问题，先心病手术技术含量很高，需要心血管内外科扎实的基本功，而现在一些地区医院、甚至县医院盲目推广，容易出现很大问题，政府也就相应加强了监管。二是在国际交流合作方面，一些新技术的引进还不够快，有些技术不能在第一时间开展。比如主动脉瓣膜手术国外已开展了七八万例，2011年“东方会”上葛均波院士报道了国内首例经导管主动脉瓣置入术，迄今全国只开展了五六十例。2012 年国内才开展了首例经导管二尖瓣修复术。全球已开展13年经皮肺动脉瓣置入术（PPVI），完成4000余例，我国直到今年才完成2 例PPVI。
对于肺动脉瓣返流，随着年龄增大会出现返流面增大而影响患者生存，目前我国外科没有好的根治术，还停留在动物实验阶段，临床上只开展了1～2例。对于冠心病，针对陈旧性心肌梗死伴室壁瘤形成，一种辅助外科处理的微创技术研究刚刚开展，还需要大家不断努力。
■心血管疾病危险评估，从娃娃抓起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安贞医院流行病研究室主任赵冬教授——
最近两年，我国在心血管流行病学方面进展很多。做心血管疾病早期风险评估时，传统的做法是对普通门诊患者，根据心血管疾病危险因素（年龄、体质指数、性别、总胆固醇、血压、吸烟和糖尿病等），进行总体危险评分。发生心血管疾病是多种危险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在防治实践中更应综合控制心血管疾病的总体危险，即一段时间内（通常为10年）发生某类心血管事件的可能性。多年来，我国及国际采用的是未来10年的心血管病患病风险预测，发病危险大于20%即属于高危人群，需马上开始药物治疗，这种评估方法可以帮助临床医生和预防工作者在人群中把那些患病风险最高的患者找出来。
然而，即使是10年，相对于人的一生，仍然是短期的风险评估。短期风险评估的最大问题是，当一个人35岁甚至50岁，因为年轻，即使他的血压已很高，未来10年的患病风险率还是很低；等他60多岁，患心血管病的风险就很高了。从预防的角度看，医生不是只预防心肌梗死或偏瘫的发生，这个要求太低了。我们在努力帮助人们健康地活到八九十岁，比较重要的是对血管系统的保护，而这种预防不是从60岁开始，而是从更早开始。1999年，美国一项长期队列研究提出，终生风险评估应从45岁直到90岁，有的人群未来10年患病风险虽然低，但再往后就高了，尤其比那些风险低的人群高。2013年刚发布的国际动脉粥样硬化指南，已用终生风险评估替代短期风险评估，让更年轻的人群注意高危因素，提早预防。
我们通过“八五”攻关计划支持，随访21年的队列研究数据，刚完成了中国人群心血管终生风险的分析。对35岁至80岁的人群进行了观察统计后，我们发现，如果一个人35岁时危险因素保持在理想水平，血压120/80mm Hg以下，不吸烟、无糖尿病、体重正常，那么到80岁他的心血管都保持得很好。如果一个人35岁至45岁时高压为130mm Hg，虽然当时正常，显示未来10年的风险不大，但10年后，尤其是55岁后，患病风险将明显增加；如果一个人35岁时血压是160/100mm Hg，他在80岁之前，有一半几率会发生偏瘫或心肌梗死；如果我告诉一名患病风险高的35岁年轻人，如果不治疗，他年老时很可能发生心肌梗死，他对血压控制的动力就会更大。另外，在预防和临床实践中，对一个人的心血管终生风险评估必须与短期风险评估相结合，一起成为早期预防的重要工具。
■慢病控制，从生命整体观出发
阜外医院国家心血管病中心心肺功能检测中心主任孙兴国教授——
人体是不可分的整体，在呼吸、循环、代谢、神经、消化、泌尿等各种系统协调调节下，完成我们的功能稳定和生理机能。现代医学细致地从各个脏器去研究，形成心血管系统、呼吸系统、循环代谢系统等系统生理学，可是这些系统都是人体的组成部分。现有专科医生制度当然要执行，但在这个制度基础上，还必须让每个临床医生了解人体是怎样的一个体系，各体系是怎么相互联系的。这就是生命一体化调控的理念。
眼下慢病在我国呈爆发性递增，心血管病、癌症、糖尿病、肥胖等都不是单一系统的原因导致的，而是在长期生活过程中，环境、生活习惯、作息、饮食等各个因素慢性作用于人体的积累。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三高”造成的疾病，都是因为其他系统出了问题。现在我们吃得太多、运动太少、消化系统吸收太多、代谢系统运动太少，血脂就高了。生命的一体化调控，正是包括了以呼吸为基础、能量代谢为核心的体系。各系统要相互协调合作、维持生命最佳状态，才能预防现代慢病；预防心血管病，先要管好水污染、食品污染和空气污染，坚持健康的生活方式、合理的作息和良好的饮食习惯，保持精神舒畅，控制热量并适量运动，才能控制疾病危险因素、延续健康状态、延长寿命。
■ 多学科整合是发展方向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老年内科主任刘梅林教授——
不同于欧美国家，我国居民没有家庭医生，而是依靠社区和基层医生来进行心血管病的预防，因此各学科的整合特别重要。而多年来我们也都注意到，现有各个亚专科医生的知识面和其专业范围，决定了医学整合的困难。本次“长城会”开设了心脑、心肾、呼吸、康复和生活方式调整等不同的学科交叉论坛，希望通过增加各学科互动和整合的一些环节，在医生给患者用药，或使多种疾病并存的患者得到最大获益等方面，提供一些最新的各层面学科信息。
要实现医学整合，除了在培养体系上着重加强医生对医学整合知识和技能的培养，拓宽医生知识面之外，不同层次的专家要在其中发挥作用，在国家政策层面和医院内部也要做出相应调整。在加强社区医疗和家庭医生体制的建设，提高社区医生和家庭医生的知识水平，使他们能帮助患者选择合适的治疗方式等方面，国家政策应给予相应的支持。同时，要实现医学整合，实现多学科之间的合作，还应从国家政策层面淡化医院的盈利追逐和各科室间的利益冲突。另外，团队中的合作精神对医学整合来说也十分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