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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谓人文精神？人文精神是一种普遍的人类自我关怀，表现为对人的尊严、价值、命运的关切、维护和追求。人文精神不是一种思想，而是多种思想的总和，人文精神不止一种载体，而是体现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新闻是对人生进行采访，新闻是关于人事的大书，人文精神应如血肉般贯注入以事实为骨架的新闻叙述之中，于字里行间渗透着关切，才能有震荡人心的力量。现代社会复杂多变，新媒体层出不穷，各种声音甚嚣其上，但风物长宜放眼量，无论新闻业面临着怎样的变化与挑战，它的核心影响力和价值所在始终没有改变，只有那些真正坚持着人文精神、对社会人生发出真诚的观察思考的媒体，才能以其独立之姿得到受众的尊重，也才能在各种媒体竞争激烈的当下赢得一席之地。
人文精神是个非常宽泛的概念，因此在新闻中的表现也是多种多样，不一而足。它可能表现为媒体对某一类人、事的特别关注，如民生新闻；也可能表现为媒体以什么样的眼光、角度去切入纷繁复杂的社会事件；它可能表现为媒体“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的勇气，也可能表现为媒体“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敬畏；但在更深层次的意义上，人文精神与新闻的结合应该如盐溶水，无所不在，它是开放的，针对一切人、一切事而存在，只看媒体从业者有没有足够的人性之姿去把握和呈现。新闻通过人文精神的眼光去探询生命、关切社会、发问人性、追寻真理，它反装饰想象，反急功近利，反猎奇炒作，反媚俗浮躁——尽管后者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博取受众眼球，却缺乏能够真正打动人心的力量。没有人文精神的内在支撑，没有深厚广博的生命情怀，我们永远无法走近我们想走近的对象。
本文试从以下几个方面论述新闻报道中的人文精神体现，以及现代媒体应如何将人文精神渗透入新闻报道之中。
一、对社会弱势人群生存状态的关注，以及为改善他们生存状态所进行的不懈努力，如民生、公益类新闻，是人文精神之于媒体的最直接体现
1942年河南大灾时，名报人张季鸾做出“看重庆，念中原，潸然泪下”的高风文章，没有对社会底层人民的深切同情，没有对政治大格局的认识，难以发出这样的奋力呼吁之声。这个世界更多的是小人物的生计与生存，他们状态怎样，又何以如此，永远牵连着一个社会运行的根本问题，媒体对一个个具体人物的关注与了解，最终会汇聚成具有社会学、政治学意义的识见，并推动着社会做出趋向于公平与公正价值的改变。这种关注底层的人文精神，在媒体传统中从来都是一脉相承，不绝于缕。例如，近期省城多家媒体纷纷聚焦这三类人群：因受各种因素影响而未就业的大学生，考上大学却因家贫而无力支付学费的莘莘学子，在烈日酷暑下辛勤劳作的室外作业员工。记者记录他们的真实生存状态与内心感受，追问背后的深层社会原因，并且以媒体的力量对他们进行力所能及的帮助，如组织公益招聘会，捐助贫困学生，为室外作业员工送上防暑降温物品等，这些都是人文精神的最直接体现。
人文精神来自于最质朴的人性的同情，也来自于理性的追问与思考。在当下纷纭复杂的社会情境中，媒体对底层的关注应该警惕这两种倾向：一是纯粹以经济学的观点，遵循“强者的逻辑”来理解底层的现实，在媒体更多追求经济利益的情况下更是如此，以致淡漠了更深层次上的人性的同情；二是有意无意间以居高临下者的姿态滥施同情，以同情的姿态掩盖了内在的苍白，让真正的平等、尊重流于形式，反而是对人文精神的浅薄理解。网络时代，媒体永远不能低估大众的智慧，与其故作“精英姿态”，却被消解、被颠覆，不如回归常识，回归本位，在与底层的感同身受中触摸人文精神的脉搏。
二、人文精神不仅指媒体如何关注某一类特定的人、事，它更意味着媒体以怎样的眼光、角度去介入新闻事件
媒体竞争绝不仅仅是速度的竞争，当速度竞争已接近极限时，凸显出来的就是思想的竞争。事实是开放的，也是浑然的，重要的是媒体能不能突破陈规陋见，以开放的，深入的姿态去认识它，表现它，而不是人云亦云，非此即彼。媒体人要有对人的存在的深切理解与同情，有思辨的、穿透事件的能力，才能在一个大的空间里纵横点化，逼近事件真相，進而引导社会认识和价值取向。例如省城多家媒体在6月30日均报道太和一孕妇腹中胎儿被盗事件，第二天的报道又出现惊天逆转，原来这只是孕妇自导自演的闹剧。事实上这一事件包含两重真相，第一重在于胎儿是否真的被盗，第二重在于孕妇出于什么样的心理动机做出荒谬之举。第一重真相在警方的介入下很快得到剖白，也给在第一轮采访中求证不够扎实的媒体带来了尴尬。但是，如果仅仅只是看到第一重真相，并就此以为这是媒体的“失利”，并不全面——假象背后往往隐藏着更大的真相，一出令各方尴尬的闹剧透露出的是传统观念对女性的沉重压力。安徽商报在第二天的报道中，不仅澄清第一重真相，而且以心理学家、社会学家、记者的三方评析来揭示第二重真相，并呼吁“请少些指责，多些宽容”。这正是一种人文主义的眼光和立场，它穿透事件本身，触及人的生存困境，它拒绝猎奇化的表述，而是对闹剧主角投之以悲悯之情。在媒体对事实的掌握大致相同的情况下，是否具有这种人文主义的眼光和立场，则是媒体在第二轮报道中能否更胜一筹的关键。
三、人文精神不是一种单一的思想，而是多种思想的总和，而以什么样的思想和价值理念来理解事件中的人和处理新闻报道，是一个核心问题，说到底，仍然是思想的竞争
一个普遍的认识是，新闻的功用是弘扬真善美，鞭挞假丑恶，并认为这就是人文精神的体现，实际上这只是一种概念化、简单化的认识——人文精神对人的理解远非黑白分明、非褒即贬那么简单，只有对人本身、对人性的善恶两面有着深刻的理解，以人为中心而非以既成的道德规则为中心，将人放在具体的情境下去理解，才能找到合适的思想与恰当的途径去阐释新闻事件。例如在药家鑫案件中，药家鑫的杀人恶行已经挑战了国人道德底线，媒体在鞭挞之后，仍然追溯其心理动因和成长历程，希望找出人之所以为恶的个人和社会原因，甚至还原其两面性——央视记者柴静在其书《看见》中对此多有表述。媒体这样做的思想基础便是首先要去了解具体情境下的个体，在这一层面上所表现出的人文精神，相信现在的媒体和受众都已形成共识。 更进一步说，人性是复杂多变的，善与善有所不同，恶与恶也面貌各异，如何在新闻中进行不同的考量與表现？仍然需要以人文的尺度和辩证的思想去把握。例如7月17日，安徽日报、新安晚报、安徽商报、江淮晨报等几家报纸都报道了60岁老农救出落水的一家三口后溺亡，后者却在获救后离去的社会事件。几家报纸的处理有所不同：安徽日报的报道称赞老农救人义举，没有提及被救者离去的事实；新安晚报、安徽商报在事实陈述上两面兼顾，“无声的事实”意味着“有声的赞扬”与“无声的谴责”；江淮晨报则在事实陈述之外，发表了学者芮必峰的评论《面对“冷漠”，理解有时要胜于谴责》，指出“我们应该大力表彰桂春根老人舍己救人的义举，也需要批评王某的自私。我们能理解桂春根老人家属以及村民的情绪，我们也需要理解王某在极度恐慌下的不当选择。到了这种时候，情绪化的谴责、一边倒的声讨不仅于事无补，而且可能过度伤及这一家三口，造成新的问题和矛盾。”简单的列举可以看出，回避人性之恶在当下的新闻环境中已经无力，但一味谴责又忽视了人的复杂性，因为恶有大奸大恶，有“平庸之恶”，面对很多人身上都会出现的“平庸之恶”，是将之推向道德的祭坛，还是予以引导和化解？如果对人性有更深的理解和冷静的思考，相信媒体在处理此类报道中能有更恰当的把握，既不回避事实，又予人以开阔的理解和进步的希望。
四、媒体的天性总是倾向于追问、表达和传播，这是一个“有”的过程，这个过程可以去遮蔽寻找澄亮，去芜杂寻求本原，人文精神时时蕴含其中。但在看得见的“有”之下，媒体的进步还包含着“无”的过程，“无”是对“有”的反思，意味着保护采访对象隐私、保护未成年人成长、尽量少以采访之名造成“二次伤害”，这同样是一种人文精神的表现
在汶川地震中，大量记者、心理医生涌入灾区，以爱和关注之名去报道、援助，却往往在对方的心理屏蔽期内，再次唤起了伤痛。时隔5年后的雅安地震中，这种现象不复再现，不是关注少了，而是媒体渐渐懂得：报道是媒体的天职，但并不是唯一的和所有的目的，在这个目的之上，还有一个更高的人的存在，媒体应该为人的尊严和隐私负责，应该心存敬畏，“有所为有所不为”。又如在近期频发的涉及未成年人的案件中，有些媒体刊发未成年人照片、使用未成年人真名、报道过于描摹细节，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媒体当引以为戒。
五、人文精神的核心理念是以人为中心，关怀人的价值、尊严和命运，它在新闻中的表现可以说是贯穿始终、多种多样，是新闻类别，是眼光与立场，是思想与情怀，也是采访技巧和写作水平。如果一篇报道能集合以上多种元素，那么可以说人文精神与新闻的结合是如盐溶水，无所不在，已经达到了一种较高的境界
安徽商报5月20日推出近三个版的独家报道《聚焦“公益明星”张艺冬》，这篇经由记者数次与张艺冬接触，认识逐渐深入，又酝酿月余才推出的作品，在采访深度、思想性、文字表达技巧上都可以说独树一帜。记者突破了以往人物报道中简单、平面、非此即彼的定势，没有给受众一个浅薄的答案，而是尽量从多侧面观察思考，以纵横笔法写出一个人身上的悖论：“他似乎是一个真诚的人，他似乎是一个虚伪的人；他似乎是一个竭尽全力帮助别人的人，他似乎是一个擅于借机炒作的人；他总是从头到尾守护在病重者的病床边，可他又在微博上秀出所有善事并对质疑者进行谩骂——他是张艺冬，赞誉与口水在他身上齐飞。”这篇报道的独特魅力在于：记者认识到，人是有多面性的，正是对这种多面性的解读给受众以无限的吸引力。上世纪30年代的名记者彭子冈指出，“生活是混沌的，其中的观点虽然‘澄澈’，但又蕴含于‘混沌’之中，这样的作品耐人咀嚼。”的确，“耐人咀嚼”的作品总是建立在对人、对社会可能具有的复杂性的理解基础上，事实上，在新媒体日益发达的现代，如果传统媒体仅止于陈词滥调和浅薄答案，那么它很快便会被更有影响力的其它表达形式所代替。传统媒体若想寻得突破，必得以人文精神为引领，处处体味，事事思考，放达心胸，独立己见，既切中时弊，又真诚关怀，才能予人以深刻的感受。
综上所述，人文精神是否能在新闻中得到体现，不在于事件本身如何，而在于媒体人是否具有足够的人文素养，包括生命空间的开阔、丰富的知识结构、独立性和思考能力、优美的文字表达等。这是一项浩大的工程，需要个人通过不断的学习与磨练来自我提高，也需要媒体领导者深入思考：每一项管理制度都有它潜在的价值指向，当下的管理制度是否能形成有利于人文精神发展的土壤，是否有利于培养积极、平等、关怀、创新等深具人文内涵的内部管理文化，是否有利于记者、编辑主动挖掘自身潜力，追求更高的新闻质量，而不是热衷于急功近利、媚俗猎奇。
新闻是一场战争，真正的敌人，只能是自己。
风物长宜放眼量，人文引导天地宽。□
（作者单位：安徽商报社）
责编：姚少宝
人文精神是个非常宽泛的概念，因此在新闻中的表现也是多种多样，不一而足。它可能表现为媒体对某一类人、事的特别关注，如民生新闻；也可能表现为媒体以什么样的眼光、角度去切入纷繁复杂的社会事件；它可能表现为媒体“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的勇气，也可能表现为媒体“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敬畏；但在更深层次的意义上，人文精神与新闻的结合应该如盐溶水，无所不在，它是开放的，针对一切人、一切事而存在，只看媒体从业者有没有足够的人性之姿去把握和呈现。新闻通过人文精神的眼光去探询生命、关切社会、发问人性、追寻真理，它反装饰想象，反急功近利，反猎奇炒作，反媚俗浮躁——尽管后者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博取受众眼球，却缺乏能够真正打动人心的力量。没有人文精神的内在支撑，没有深厚广博的生命情怀，我们永远无法走近我们想走近的对象。
本文试从以下几个方面论述新闻报道中的人文精神体现，以及现代媒体应如何将人文精神渗透入新闻报道之中。
一、对社会弱势人群生存状态的关注，以及为改善他们生存状态所进行的不懈努力，如民生、公益类新闻，是人文精神之于媒体的最直接体现
1942年河南大灾时，名报人张季鸾做出“看重庆，念中原，潸然泪下”的高风文章，没有对社会底层人民的深切同情，没有对政治大格局的认识，难以发出这样的奋力呼吁之声。这个世界更多的是小人物的生计与生存，他们状态怎样，又何以如此，永远牵连着一个社会运行的根本问题，媒体对一个个具体人物的关注与了解，最终会汇聚成具有社会学、政治学意义的识见，并推动着社会做出趋向于公平与公正价值的改变。这种关注底层的人文精神，在媒体传统中从来都是一脉相承，不绝于缕。例如，近期省城多家媒体纷纷聚焦这三类人群：因受各种因素影响而未就业的大学生，考上大学却因家贫而无力支付学费的莘莘学子，在烈日酷暑下辛勤劳作的室外作业员工。记者记录他们的真实生存状态与内心感受，追问背后的深层社会原因，并且以媒体的力量对他们进行力所能及的帮助，如组织公益招聘会，捐助贫困学生，为室外作业员工送上防暑降温物品等，这些都是人文精神的最直接体现。
人文精神来自于最质朴的人性的同情，也来自于理性的追问与思考。在当下纷纭复杂的社会情境中，媒体对底层的关注应该警惕这两种倾向：一是纯粹以经济学的观点，遵循“强者的逻辑”来理解底层的现实，在媒体更多追求经济利益的情况下更是如此，以致淡漠了更深层次上的人性的同情；二是有意无意间以居高临下者的姿态滥施同情，以同情的姿态掩盖了内在的苍白，让真正的平等、尊重流于形式，反而是对人文精神的浅薄理解。网络时代，媒体永远不能低估大众的智慧，与其故作“精英姿态”，却被消解、被颠覆，不如回归常识，回归本位，在与底层的感同身受中触摸人文精神的脉搏。
二、人文精神不仅指媒体如何关注某一类特定的人、事，它更意味着媒体以怎样的眼光、角度去介入新闻事件
媒体竞争绝不仅仅是速度的竞争，当速度竞争已接近极限时，凸显出来的就是思想的竞争。事实是开放的，也是浑然的，重要的是媒体能不能突破陈规陋见，以开放的，深入的姿态去认识它，表现它，而不是人云亦云，非此即彼。媒体人要有对人的存在的深切理解与同情，有思辨的、穿透事件的能力，才能在一个大的空间里纵横点化，逼近事件真相，進而引导社会认识和价值取向。例如省城多家媒体在6月30日均报道太和一孕妇腹中胎儿被盗事件，第二天的报道又出现惊天逆转，原来这只是孕妇自导自演的闹剧。事实上这一事件包含两重真相，第一重在于胎儿是否真的被盗，第二重在于孕妇出于什么样的心理动机做出荒谬之举。第一重真相在警方的介入下很快得到剖白，也给在第一轮采访中求证不够扎实的媒体带来了尴尬。但是，如果仅仅只是看到第一重真相，并就此以为这是媒体的“失利”，并不全面——假象背后往往隐藏着更大的真相，一出令各方尴尬的闹剧透露出的是传统观念对女性的沉重压力。安徽商报在第二天的报道中，不仅澄清第一重真相，而且以心理学家、社会学家、记者的三方评析来揭示第二重真相，并呼吁“请少些指责，多些宽容”。这正是一种人文主义的眼光和立场，它穿透事件本身，触及人的生存困境，它拒绝猎奇化的表述，而是对闹剧主角投之以悲悯之情。在媒体对事实的掌握大致相同的情况下，是否具有这种人文主义的眼光和立场，则是媒体在第二轮报道中能否更胜一筹的关键。
三、人文精神不是一种单一的思想，而是多种思想的总和，而以什么样的思想和价值理念来理解事件中的人和处理新闻报道，是一个核心问题，说到底，仍然是思想的竞争
一个普遍的认识是，新闻的功用是弘扬真善美，鞭挞假丑恶，并认为这就是人文精神的体现，实际上这只是一种概念化、简单化的认识——人文精神对人的理解远非黑白分明、非褒即贬那么简单，只有对人本身、对人性的善恶两面有着深刻的理解，以人为中心而非以既成的道德规则为中心，将人放在具体的情境下去理解，才能找到合适的思想与恰当的途径去阐释新闻事件。例如在药家鑫案件中，药家鑫的杀人恶行已经挑战了国人道德底线，媒体在鞭挞之后，仍然追溯其心理动因和成长历程，希望找出人之所以为恶的个人和社会原因，甚至还原其两面性——央视记者柴静在其书《看见》中对此多有表述。媒体这样做的思想基础便是首先要去了解具体情境下的个体，在这一层面上所表现出的人文精神，相信现在的媒体和受众都已形成共识。 更进一步说，人性是复杂多变的，善与善有所不同，恶与恶也面貌各异，如何在新闻中进行不同的考量與表现？仍然需要以人文的尺度和辩证的思想去把握。例如7月17日，安徽日报、新安晚报、安徽商报、江淮晨报等几家报纸都报道了60岁老农救出落水的一家三口后溺亡，后者却在获救后离去的社会事件。几家报纸的处理有所不同：安徽日报的报道称赞老农救人义举，没有提及被救者离去的事实；新安晚报、安徽商报在事实陈述上两面兼顾，“无声的事实”意味着“有声的赞扬”与“无声的谴责”；江淮晨报则在事实陈述之外，发表了学者芮必峰的评论《面对“冷漠”，理解有时要胜于谴责》，指出“我们应该大力表彰桂春根老人舍己救人的义举，也需要批评王某的自私。我们能理解桂春根老人家属以及村民的情绪，我们也需要理解王某在极度恐慌下的不当选择。到了这种时候，情绪化的谴责、一边倒的声讨不仅于事无补，而且可能过度伤及这一家三口，造成新的问题和矛盾。”简单的列举可以看出，回避人性之恶在当下的新闻环境中已经无力，但一味谴责又忽视了人的复杂性，因为恶有大奸大恶，有“平庸之恶”，面对很多人身上都会出现的“平庸之恶”，是将之推向道德的祭坛，还是予以引导和化解？如果对人性有更深的理解和冷静的思考，相信媒体在处理此类报道中能有更恰当的把握，既不回避事实，又予人以开阔的理解和进步的希望。
四、媒体的天性总是倾向于追问、表达和传播，这是一个“有”的过程，这个过程可以去遮蔽寻找澄亮，去芜杂寻求本原，人文精神时时蕴含其中。但在看得见的“有”之下，媒体的进步还包含着“无”的过程，“无”是对“有”的反思，意味着保护采访对象隐私、保护未成年人成长、尽量少以采访之名造成“二次伤害”，这同样是一种人文精神的表现
在汶川地震中，大量记者、心理医生涌入灾区，以爱和关注之名去报道、援助，却往往在对方的心理屏蔽期内，再次唤起了伤痛。时隔5年后的雅安地震中，这种现象不复再现，不是关注少了，而是媒体渐渐懂得：报道是媒体的天职，但并不是唯一的和所有的目的，在这个目的之上，还有一个更高的人的存在，媒体应该为人的尊严和隐私负责，应该心存敬畏，“有所为有所不为”。又如在近期频发的涉及未成年人的案件中，有些媒体刊发未成年人照片、使用未成年人真名、报道过于描摹细节，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媒体当引以为戒。
五、人文精神的核心理念是以人为中心，关怀人的价值、尊严和命运，它在新闻中的表现可以说是贯穿始终、多种多样，是新闻类别，是眼光与立场，是思想与情怀，也是采访技巧和写作水平。如果一篇报道能集合以上多种元素，那么可以说人文精神与新闻的结合是如盐溶水，无所不在，已经达到了一种较高的境界
安徽商报5月20日推出近三个版的独家报道《聚焦“公益明星”张艺冬》，这篇经由记者数次与张艺冬接触，认识逐渐深入，又酝酿月余才推出的作品，在采访深度、思想性、文字表达技巧上都可以说独树一帜。记者突破了以往人物报道中简单、平面、非此即彼的定势，没有给受众一个浅薄的答案，而是尽量从多侧面观察思考，以纵横笔法写出一个人身上的悖论：“他似乎是一个真诚的人，他似乎是一个虚伪的人；他似乎是一个竭尽全力帮助别人的人，他似乎是一个擅于借机炒作的人；他总是从头到尾守护在病重者的病床边，可他又在微博上秀出所有善事并对质疑者进行谩骂——他是张艺冬，赞誉与口水在他身上齐飞。”这篇报道的独特魅力在于：记者认识到，人是有多面性的，正是对这种多面性的解读给受众以无限的吸引力。上世纪30年代的名记者彭子冈指出，“生活是混沌的，其中的观点虽然‘澄澈’，但又蕴含于‘混沌’之中，这样的作品耐人咀嚼。”的确，“耐人咀嚼”的作品总是建立在对人、对社会可能具有的复杂性的理解基础上，事实上，在新媒体日益发达的现代，如果传统媒体仅止于陈词滥调和浅薄答案，那么它很快便会被更有影响力的其它表达形式所代替。传统媒体若想寻得突破，必得以人文精神为引领，处处体味，事事思考，放达心胸，独立己见，既切中时弊，又真诚关怀，才能予人以深刻的感受。
综上所述，人文精神是否能在新闻中得到体现，不在于事件本身如何，而在于媒体人是否具有足够的人文素养，包括生命空间的开阔、丰富的知识结构、独立性和思考能力、优美的文字表达等。这是一项浩大的工程，需要个人通过不断的学习与磨练来自我提高，也需要媒体领导者深入思考：每一项管理制度都有它潜在的价值指向，当下的管理制度是否能形成有利于人文精神发展的土壤，是否有利于培养积极、平等、关怀、创新等深具人文内涵的内部管理文化，是否有利于记者、编辑主动挖掘自身潜力，追求更高的新闻质量，而不是热衷于急功近利、媚俗猎奇。
新闻是一场战争，真正的敌人，只能是自己。
风物长宜放眼量，人文引导天地宽。□
（作者单位：安徽商报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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