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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讲座的题目是《散文：“真”的艺术》。在正式开讲之前，先说明散文对我们阅读与写作的意义。这个意义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散文，是文学的起步。无论学习诗歌、小说、戏剧等文体的写作，都必须从散文起步。因为，散文与我们每个人关系最密切，我们每天都与散文打交道。因为，散文是我们的国粹，从孔子的《论语》开始，散文的发展源远流长，它是我国文学传统一个代表性的象征。因为，散文是一个母体的文学体裁，它集中了文学的艺术性，其他文学体裁都要向它借鉴艺术方法与技巧、艺术辩证法则、美学的原理——具体说，诗向散文借鉴，就是散文化的诗，艾青曾经大力提倡；小说向散文借鉴，就是散文化的小说，汪曾祺、张承志等的小说即是如此；电影向散文借鉴，就出现了散文风格的电影，如电影《伤逝》《黄土地》等；电视向散文借鉴，就出现了电视散文、电视报告文学，等等。从语言的修炼来说，无论从事哪种文学体裁的创作，最初都要以写作散文的途径来练就语言的基本功。一句话，学习散文的写作，是习作者学习文学写作的开始。另一方面，学习散文“真”的艺术，也可以说是培养散文审美的起步。因为写作本身就是审美创造的过程。阅读与写作看起来是两回事，但从审美本质上说又是一回事。
围绕散文是“真”的艺术，我讲四个关键词：真实的题材、真切的思想、真挚的感情和真诚的人格，也就是讲四“真”的问题。
第一个“真”，是真实的题材。
真实，讲的是对散文题材的质的考量。从文学作品题材质的虚构与纪实来看，分为虚构与非虚构（纪实）两大类。散文对题材的要求，则是绝对的真实。我用了“绝对”两个字，其含意是：散文所写的时间、场所、人物、事件这四大要素是完全真实的，一点也不可以掺假，事件中的细节也都是真实的。比如说，写到人物的姓名，他叫张三，就不可叫李四；写成王五的事件绝不可说成赵六的事件。事件与人物、人物与场所、时间与场所的配置关系中间，必须依据事实，任何移花接木、张冠李戴都不允许。
散文题材的真实性是文学传统规定的。从散文诞生至今，真实性一直是散文发展绵延下来的生命体征。从《尚书》《春秋》《左传》《国语》《战国策》，一直到司马迁的《史记》等等，都是历史散文，它们都是真实记载历史人物和事件的散文。故从散文源头上看，真实性是散文代代传承的历史基因。而且因为文体上文史结缘的特殊性，所以几千年来，读者与散文之间建立起一种约定俗成的信赖关系：读散文就是读历史，就是读作品的真实性，就相信散文家所叙述的人物事件都是作者的所见所闻、亲身经历或经过调查核实的。总之，读者绝对相信散文家对散文真实性的尊重与敬畏。
散文题材的真实性不容动摇。现在理论界有一种散文可以像小说、戏剧一样“虚构”的说法，这是完全错误的，是误导散文创作的伪理论。20世纪80年代初，徐国泰在《青春》杂志上发表《散文快速构思法》，认为散文创作可以违背真实性的美学原则，舍弃真情实感就可以快速进行构思而写出精美的散文来。这是散文“虚构说”最早的源头。其后，1992年第2期《中州大学学报》上，他发表了署名吕立易的论文《散文允许虚构，散文需要虚构》，这是正面提倡“虚构说”的始作俑者。进入新世纪之后，讨论真实还是虚构的文章，在各种文学与学术刊物上时有所见，成为一个热闹的话题。据不完全统计，自上世纪末至今，关于散文虚构与真实问题的讨论文章有64篇之多。如前所说，散文诞生的历史原因与读者与散文的诚信守约，决定了散文绝对不可以虚构。真实性是散文存在的一个根本，而真实性的根本在于题材的真实性，也就是四大要素的真实性。举例说，有一个很著名的小说家，他没有去过俄罗斯，却写作并发表了《俄罗斯散记》，他笔下所写的，是根据书本和网上的材料编造出来的。可见在“虚构”理论的诱导下，自然会出现真假参半、虚构事实的情况，产生小说不像小说、散文不像散文的混乱后果。
散文题材的真实性中有着一个“假性虚构”的问题，即散文创作中的合理想象的问题。我用“假性虚构”这个概念，是特意为了区别“虚构”论说者的虚构理论而自定义的概念。所谓“合理想象”，常常是指对作品中细节的细化与补充，这其实是在写作中需要掌握的分寸。散文是对生活中既往发生或发生不久的事件的“实录”，需要进行记忆还原。但时过境迁，即便时隔不久，也难以做到百分之百的还原，尤其是对细节的叙写。正如鲁迅谈《朝花夕拾》时所说，他写的那些散文，是“记忆中抄出来的”，“与实际内容或有些不同，然而我现在只记得是这样”[1]处理细节还原的时候，大体应该遵守这样的原则：必须遵循真实性的原则，绝不可胡编乱造，要根据情境、事理的逻辑，在与四要素一致并保证事件真实性的前提下，进行细节的丰富和具体化。“合理想象”即“假性虚构”，还包括作者感觉与思想具象的“合理想象”。一些情景交融类的散文如朱自清的《荷塘月色》、鲁迅的《秋夜》等，不可避免地要写“我”或“他”（第三人称叙述）的个人感觉与思想活动，通过联想和想象，甚至通过梦幻、虚拟的情境，把感觉与思想具象化而使感觉与思想的叙写有所附丽与依托。这些都应该在真实性的前提下，进行感觉真实、思想真实、情感真实的艺术处理。
第二个“真”，是真切的思想。
真切，讲的是散文思想表达的考量。阅读与写作一篇散文，怎么衡量、判断它的思想价值？在读者，就是看读后是不是受到感动？是不是产生了思想感情的共鸣？在作者，就是看是不是写出了自己最真切的思想？所谓真切的“思想”，是指真切的感悟，真切的感触，可以是作者真切的一种感受，也可以是作者沉思中的吉光片羽。总之，是作者理性的自觉。
散文与虚构类的文学体裁有所不同，它是非虚构类的文学。虚构类的体裁如小说、戏剧、电影电视剧本等，是靠人物命运、故事情节等间接表达作者思想的。散文则有作者理性的自觉，可以由作者在作品中直接“说主题”“说思想”的。当然，在美文或称艺术性散文中，作者思想与主题的表达，应该含蓄、委婉、沉着，或寓理于物，或寓理于事，或寓理于境，来进行诗意的表達。直白地说，散文的思想应有理趣，应该具有哲理性的思考。 一篇好散文中思想的真切，一般表现为新颖、深刻两个方面。所谓新颖，是指散文中表达的思想和哲理思考是既往散文中未出现过的，是“第一次”发现，是“人人意中有，个个笔下无”的情形。比如说，张爱玲的《爱》，以一个乡村女孩子的人生遭遇揭示了男女婚恋的哲理。结尾有这样几句话： “于千万人之中，遇见你所要遇见的人。于千万年之中，时间无涯的荒野里，没有早一步，也没有迟一步，刚巧赶上了，那也没有别的话可说，惟有轻轻地问一声：‘噢，你也在这里吗？’”以这样的哲理感喟，阐释初恋的偶然性和情感记忆的永恒性，这在以往的散文中从没见过，实属第一次。《云南冬天的树林》中，于坚感悟并礼赞云南树林生命的伟大和永恒：“连绵不断的死亡和连绵不断的生命在云南的每一个季节共存，死去的像存在的一样灿烂而令人印象深刻。”众所周知，树叶具有吸收阳光、雨露和二氧化碳的功能，是树木的“肺”。在于坚看来，树叶的“死去”，是树林本身的新陈代谢、吐故纳新，没有树叶的死去就没有树叶的新生；树叶的生生死死是树林生命机制的自然现象。所以，“连续不断的死亡”，正是为了维系“连续不断的生命”。“连续不断的生命”相因相生，既在整体的树林中“共存”，也在每一棵树上“共存”。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作者提出了“死即生”的新颖阐说，读者也为他这种感悟而深深地感动与感喟。
所谓深刻，是指表达的哲理使读者深深感到切中社会、人生等方面的事理。如范仲淹的《岳阳楼记》超越了单纯写山水楼观的狭境，将自然界的晦明变化、风雨阴晴和“迁客骚人”的“览物之情”结合起来，从而将全文的重心放到了纵议政治理想方面，扩大了文章的境界。尤其通过对登楼而产生的“宠辱偕忘、喜气洋洋” 与“忧馋畏讥、满目萧然”两种人文情怀的描述，推出了“先忧后乐”的士大夫进与退的最高理想境界。这是作者言他人所未言的深刻。朱自清《荷塘月色》的深刻，表现为超越《爱莲说》的寓理于物，把荷塘月色的美演绎为对个人人格理想的寻觅，在“革命”与“反革命”两条道路中间，决心选择另一条“独善其身”的道路，于是荷花成为朱自清人格的隐喻和象征。这同样也是超越前人的深刻。
必须说明的是，古典作品中有很多寓理于物于事的名篇，如《庖丁解牛》《游褒禅山记》等等。但“五四”新文学之后，艺术性散文越来越注重委婉曲折地表达哲理，如鲁迅《野草》、陆蠡的《囚绿记》、徐志摩的《翡冷翠山居闲话》、刘亮程的《寒风吹彻》等，都是这种情形。有人说，散文哲理的深处，是诗意的饱和点。当一篇散文愈是隐蔽、深藏地表达哲理时，就愈有隽永和空灵之美。当哲理的真切与艺术表现的真切完美结合时，散文就达到完美的境界，这是“五四”新文学散文走向“美文”的一种趋向。
第三个“真”，是真挚的情感。
真挚，讲的是散文情感的考量。散文与诗歌一样，都是侧重主观抒情的文体。而作者表达的情感真挚程度，往往决定着一篇作品的成败。真挚，就是真实和率性，就是那种情到深处的动情表达。
散文抒发的情感愈是真挚，就愈能打动读者。我们学习写作散文，写完一篇散文之后不妨自问：所写的人物、事件、情境是不是真正打动过你自己？凡是能打动自己的那些人和事，写出来才能去打动别人。反之，作者连自己都没感动过，自然就不可能去打动读者，这是散文创作铁定的逻辑。朱自清写作《背影》的时候，是因为接到来自扬州的家信，父亲说自己身体有病，并颓唐地说“大去之期不远矣”，这令朱自清想到父亲平常对自己的很多的好处，顿时“泪如泉涌”，写下了这篇经典之作。同样，诗人臧克家对散文《老哥哥》一文多写，每写一次就哭一次，哭了好几回。这两个例子说明，在写一篇散文的时候，作者要将情感全部投入，要进入到叙事情境中去，做一个性情中人。唯其如此，才能做到情感抒写的真挚。这是达到真挚的一个方面。
另一方面，作者要对读者倾吐自己的感情，把读者当亲人、好友、知己，才能写出“至情”的作品，从而让读者为之动情和动容。作者与读者之间的无阻隔状态，才是真挚的最高境界。正如厨川白村所说：“如果是冬天，便坐在暖炉旁边的安乐椅子上，倘在夏天，则披浴衣，啜苦茗，随随便便，和好友任心闲话，将这些话照样移地在纸上的东西，便是‘essay’（随笔）”。[2]散文是作者的自我言说，只有让读者感到完全没有“隔”的亲和与闲适，才是情感表达最真挚的体现。真挚是伪装不出来的，情感的抒发只有在自然而然的倾吐、自由自在的书写状态下，才有可能真正达到真挚的境界。
第四个“真”，是真诚的人格。
真诚，讲的是对散文作者人格的考量。古代散文在诞生之时，就强调作者的“本真”哲学，必须抒写人格的真诚。这可追溯到孔子的“修辞立其诚”，《庄子·渔父》中借孔子的名义，说出“法天贵真”（真率自然，天性本色）的哲学思想，两者都强调人格表现的真诚。好的散文，总是真实表现作者真诚的人格。文如其人，在某种意义上看，就是指人格。人格在散文中间很难作假，很难作秀，它是作者在散文中自然而又诚实的表露。从审美看，一篇散文的感染力固然有思想的美、情感的美，更重要的，还有人格之美，而人格美为诸美之最。
对于散文的初学者来说，应该选择自我抒写的诚实和坦率。初学者所忌讳的是人格表现的装腔作势和故意卖萌，这是作伪，是矫情。有些人在散文中故作高尚、儒雅、恭谦、清正，也有的为迎合时尚故作高调，满口豪言壮语，也有的故作高深，卖弄学问，这些是人格虚假的矫揉造作，都是不可取的。古训“立诚”与“贵真”才是唯一的永远的宗教。
以散文的审美看，人格的真诚是指坦诚、赤诚的美，要求散文作者的人格表现必须以诚为本，必须把自己的心灵真实地、赤裸裸地向读者和盘托出。于此最令读者感佩的典范，是鲁迅和巴金。鲁迅在《野草》和很多杂文中间，时时解剖别人，更时时解剖自己。尤其在《野草》里把“我”割裂成过去的“我”与现在的“我”，进行弃旧图新的灵魂自审。巴金是在《随想录》的《真话集》中，反思自己如何在“瞒”和“骗”的政治文化中被染上灵魂的“疮”，并进行自我割除。如他自己所说，“五卷书上每篇每页满是血迹，但更多的却是十年创伤的脓血。我知道，不把脓血弄干净，它就会毒害全身”。应该说，凡是敢于自我解剖的散文作家，是把自我作为审美的对象，将自我的忧与愁、哀与乐、爱与恨以及灵魂里的丑恶与卑劣、肮脏与黑暗等，统统进行自我暴露，进行自我鞭鞑，如此将自己的一颗心解剖于读者面前。同样，像史铁生的《我与地坛》《想念地坛》，直逼自己的灵魂；朱自清的《背影》《给亡妇》以忏悔拷问自己的道德良知；胡适的《我的母亲》，之所以比一般写母子亲情的作品要深刻得多，是因为他以自己做人父的人生体验来体察母爱的伟大，来重新认识当年母亲对自己严酷要求的另一种“慈祥”，以抒写自己对半生守寡、教子成才的母亲的感恩，进而自塑了大学者最美的人格风范。自审，是散文中抒写和表现人格最有效、最明豁也是最直接的途径。然而，文过饰非、矫揉造作的作家，是很难用自审来表现自我人格的。诚与伪，这就是真诚人格与虚伪人格的标识，而真诚，是既容易也难以企及的高度。“立其诚”，永远是散文家自塑人格的始点和终点。
散文的四个“真”，真实、真切、真挚、真诚，是我们阅读和写作散文应该把握的审美价值节点。要达到这四个方面，最关键的是我们应该学会怎么做人，如何进行自我的修身养性，进行自我的道德、人格等方面的修炼。如果能努力做一个真实的人，做一个真切的人，做一个真挚的人，做一个真诚的人，那么，一定可以写出好的散文来，甚至可以写出传世的精品佳作。
参考文献：
[1]鲁迅全集：第2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236.
[2]鲁迅全集：第13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164.
（本文根据作者2016年3月19日在仪征阅讀写作经验交流会上的讲稿增删而成）
（作者单位： 扬州大学文学院）
围绕散文是“真”的艺术，我讲四个关键词：真实的题材、真切的思想、真挚的感情和真诚的人格，也就是讲四“真”的问题。
第一个“真”，是真实的题材。
真实，讲的是对散文题材的质的考量。从文学作品题材质的虚构与纪实来看，分为虚构与非虚构（纪实）两大类。散文对题材的要求，则是绝对的真实。我用了“绝对”两个字，其含意是：散文所写的时间、场所、人物、事件这四大要素是完全真实的，一点也不可以掺假，事件中的细节也都是真实的。比如说，写到人物的姓名，他叫张三，就不可叫李四；写成王五的事件绝不可说成赵六的事件。事件与人物、人物与场所、时间与场所的配置关系中间，必须依据事实，任何移花接木、张冠李戴都不允许。
散文题材的真实性是文学传统规定的。从散文诞生至今，真实性一直是散文发展绵延下来的生命体征。从《尚书》《春秋》《左传》《国语》《战国策》，一直到司马迁的《史记》等等，都是历史散文，它们都是真实记载历史人物和事件的散文。故从散文源头上看，真实性是散文代代传承的历史基因。而且因为文体上文史结缘的特殊性，所以几千年来，读者与散文之间建立起一种约定俗成的信赖关系：读散文就是读历史，就是读作品的真实性，就相信散文家所叙述的人物事件都是作者的所见所闻、亲身经历或经过调查核实的。总之，读者绝对相信散文家对散文真实性的尊重与敬畏。
散文题材的真实性不容动摇。现在理论界有一种散文可以像小说、戏剧一样“虚构”的说法，这是完全错误的，是误导散文创作的伪理论。20世纪80年代初，徐国泰在《青春》杂志上发表《散文快速构思法》，认为散文创作可以违背真实性的美学原则，舍弃真情实感就可以快速进行构思而写出精美的散文来。这是散文“虚构说”最早的源头。其后，1992年第2期《中州大学学报》上，他发表了署名吕立易的论文《散文允许虚构，散文需要虚构》，这是正面提倡“虚构说”的始作俑者。进入新世纪之后，讨论真实还是虚构的文章，在各种文学与学术刊物上时有所见，成为一个热闹的话题。据不完全统计，自上世纪末至今，关于散文虚构与真实问题的讨论文章有64篇之多。如前所说，散文诞生的历史原因与读者与散文的诚信守约，决定了散文绝对不可以虚构。真实性是散文存在的一个根本，而真实性的根本在于题材的真实性，也就是四大要素的真实性。举例说，有一个很著名的小说家，他没有去过俄罗斯，却写作并发表了《俄罗斯散记》，他笔下所写的，是根据书本和网上的材料编造出来的。可见在“虚构”理论的诱导下，自然会出现真假参半、虚构事实的情况，产生小说不像小说、散文不像散文的混乱后果。
散文题材的真实性中有着一个“假性虚构”的问题，即散文创作中的合理想象的问题。我用“假性虚构”这个概念，是特意为了区别“虚构”论说者的虚构理论而自定义的概念。所谓“合理想象”，常常是指对作品中细节的细化与补充，这其实是在写作中需要掌握的分寸。散文是对生活中既往发生或发生不久的事件的“实录”，需要进行记忆还原。但时过境迁，即便时隔不久，也难以做到百分之百的还原，尤其是对细节的叙写。正如鲁迅谈《朝花夕拾》时所说，他写的那些散文，是“记忆中抄出来的”，“与实际内容或有些不同，然而我现在只记得是这样”[1]处理细节还原的时候，大体应该遵守这样的原则：必须遵循真实性的原则，绝不可胡编乱造，要根据情境、事理的逻辑，在与四要素一致并保证事件真实性的前提下，进行细节的丰富和具体化。“合理想象”即“假性虚构”，还包括作者感觉与思想具象的“合理想象”。一些情景交融类的散文如朱自清的《荷塘月色》、鲁迅的《秋夜》等，不可避免地要写“我”或“他”（第三人称叙述）的个人感觉与思想活动，通过联想和想象，甚至通过梦幻、虚拟的情境，把感觉与思想具象化而使感觉与思想的叙写有所附丽与依托。这些都应该在真实性的前提下，进行感觉真实、思想真实、情感真实的艺术处理。
第二个“真”，是真切的思想。
真切，讲的是散文思想表达的考量。阅读与写作一篇散文，怎么衡量、判断它的思想价值？在读者，就是看读后是不是受到感动？是不是产生了思想感情的共鸣？在作者，就是看是不是写出了自己最真切的思想？所谓真切的“思想”，是指真切的感悟，真切的感触，可以是作者真切的一种感受，也可以是作者沉思中的吉光片羽。总之，是作者理性的自觉。
散文与虚构类的文学体裁有所不同，它是非虚构类的文学。虚构类的体裁如小说、戏剧、电影电视剧本等，是靠人物命运、故事情节等间接表达作者思想的。散文则有作者理性的自觉，可以由作者在作品中直接“说主题”“说思想”的。当然，在美文或称艺术性散文中，作者思想与主题的表达，应该含蓄、委婉、沉着，或寓理于物，或寓理于事，或寓理于境，来进行诗意的表達。直白地说，散文的思想应有理趣，应该具有哲理性的思考。 一篇好散文中思想的真切，一般表现为新颖、深刻两个方面。所谓新颖，是指散文中表达的思想和哲理思考是既往散文中未出现过的，是“第一次”发现，是“人人意中有，个个笔下无”的情形。比如说，张爱玲的《爱》，以一个乡村女孩子的人生遭遇揭示了男女婚恋的哲理。结尾有这样几句话： “于千万人之中，遇见你所要遇见的人。于千万年之中，时间无涯的荒野里，没有早一步，也没有迟一步，刚巧赶上了，那也没有别的话可说，惟有轻轻地问一声：‘噢，你也在这里吗？’”以这样的哲理感喟，阐释初恋的偶然性和情感记忆的永恒性，这在以往的散文中从没见过，实属第一次。《云南冬天的树林》中，于坚感悟并礼赞云南树林生命的伟大和永恒：“连绵不断的死亡和连绵不断的生命在云南的每一个季节共存，死去的像存在的一样灿烂而令人印象深刻。”众所周知，树叶具有吸收阳光、雨露和二氧化碳的功能，是树木的“肺”。在于坚看来，树叶的“死去”，是树林本身的新陈代谢、吐故纳新，没有树叶的死去就没有树叶的新生；树叶的生生死死是树林生命机制的自然现象。所以，“连续不断的死亡”，正是为了维系“连续不断的生命”。“连续不断的生命”相因相生，既在整体的树林中“共存”，也在每一棵树上“共存”。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作者提出了“死即生”的新颖阐说，读者也为他这种感悟而深深地感动与感喟。
所谓深刻，是指表达的哲理使读者深深感到切中社会、人生等方面的事理。如范仲淹的《岳阳楼记》超越了单纯写山水楼观的狭境，将自然界的晦明变化、风雨阴晴和“迁客骚人”的“览物之情”结合起来，从而将全文的重心放到了纵议政治理想方面，扩大了文章的境界。尤其通过对登楼而产生的“宠辱偕忘、喜气洋洋” 与“忧馋畏讥、满目萧然”两种人文情怀的描述，推出了“先忧后乐”的士大夫进与退的最高理想境界。这是作者言他人所未言的深刻。朱自清《荷塘月色》的深刻，表现为超越《爱莲说》的寓理于物，把荷塘月色的美演绎为对个人人格理想的寻觅，在“革命”与“反革命”两条道路中间，决心选择另一条“独善其身”的道路，于是荷花成为朱自清人格的隐喻和象征。这同样也是超越前人的深刻。
必须说明的是，古典作品中有很多寓理于物于事的名篇，如《庖丁解牛》《游褒禅山记》等等。但“五四”新文学之后，艺术性散文越来越注重委婉曲折地表达哲理，如鲁迅《野草》、陆蠡的《囚绿记》、徐志摩的《翡冷翠山居闲话》、刘亮程的《寒风吹彻》等，都是这种情形。有人说，散文哲理的深处，是诗意的饱和点。当一篇散文愈是隐蔽、深藏地表达哲理时，就愈有隽永和空灵之美。当哲理的真切与艺术表现的真切完美结合时，散文就达到完美的境界，这是“五四”新文学散文走向“美文”的一种趋向。
第三个“真”，是真挚的情感。
真挚，讲的是散文情感的考量。散文与诗歌一样，都是侧重主观抒情的文体。而作者表达的情感真挚程度，往往决定着一篇作品的成败。真挚，就是真实和率性，就是那种情到深处的动情表达。
散文抒发的情感愈是真挚，就愈能打动读者。我们学习写作散文，写完一篇散文之后不妨自问：所写的人物、事件、情境是不是真正打动过你自己？凡是能打动自己的那些人和事，写出来才能去打动别人。反之，作者连自己都没感动过，自然就不可能去打动读者，这是散文创作铁定的逻辑。朱自清写作《背影》的时候，是因为接到来自扬州的家信，父亲说自己身体有病，并颓唐地说“大去之期不远矣”，这令朱自清想到父亲平常对自己的很多的好处，顿时“泪如泉涌”，写下了这篇经典之作。同样，诗人臧克家对散文《老哥哥》一文多写，每写一次就哭一次，哭了好几回。这两个例子说明，在写一篇散文的时候，作者要将情感全部投入，要进入到叙事情境中去，做一个性情中人。唯其如此，才能做到情感抒写的真挚。这是达到真挚的一个方面。
另一方面，作者要对读者倾吐自己的感情，把读者当亲人、好友、知己，才能写出“至情”的作品，从而让读者为之动情和动容。作者与读者之间的无阻隔状态，才是真挚的最高境界。正如厨川白村所说：“如果是冬天，便坐在暖炉旁边的安乐椅子上，倘在夏天，则披浴衣，啜苦茗，随随便便，和好友任心闲话，将这些话照样移地在纸上的东西，便是‘essay’（随笔）”。[2]散文是作者的自我言说，只有让读者感到完全没有“隔”的亲和与闲适，才是情感表达最真挚的体现。真挚是伪装不出来的，情感的抒发只有在自然而然的倾吐、自由自在的书写状态下，才有可能真正达到真挚的境界。
第四个“真”，是真诚的人格。
真诚，讲的是对散文作者人格的考量。古代散文在诞生之时，就强调作者的“本真”哲学，必须抒写人格的真诚。这可追溯到孔子的“修辞立其诚”，《庄子·渔父》中借孔子的名义，说出“法天贵真”（真率自然，天性本色）的哲学思想，两者都强调人格表现的真诚。好的散文，总是真实表现作者真诚的人格。文如其人，在某种意义上看，就是指人格。人格在散文中间很难作假，很难作秀，它是作者在散文中自然而又诚实的表露。从审美看，一篇散文的感染力固然有思想的美、情感的美，更重要的，还有人格之美，而人格美为诸美之最。
对于散文的初学者来说，应该选择自我抒写的诚实和坦率。初学者所忌讳的是人格表现的装腔作势和故意卖萌，这是作伪，是矫情。有些人在散文中故作高尚、儒雅、恭谦、清正，也有的为迎合时尚故作高调，满口豪言壮语，也有的故作高深，卖弄学问，这些是人格虚假的矫揉造作，都是不可取的。古训“立诚”与“贵真”才是唯一的永远的宗教。
以散文的审美看，人格的真诚是指坦诚、赤诚的美，要求散文作者的人格表现必须以诚为本，必须把自己的心灵真实地、赤裸裸地向读者和盘托出。于此最令读者感佩的典范，是鲁迅和巴金。鲁迅在《野草》和很多杂文中间，时时解剖别人，更时时解剖自己。尤其在《野草》里把“我”割裂成过去的“我”与现在的“我”，进行弃旧图新的灵魂自审。巴金是在《随想录》的《真话集》中，反思自己如何在“瞒”和“骗”的政治文化中被染上灵魂的“疮”，并进行自我割除。如他自己所说，“五卷书上每篇每页满是血迹，但更多的却是十年创伤的脓血。我知道，不把脓血弄干净，它就会毒害全身”。应该说，凡是敢于自我解剖的散文作家，是把自我作为审美的对象，将自我的忧与愁、哀与乐、爱与恨以及灵魂里的丑恶与卑劣、肮脏与黑暗等，统统进行自我暴露，进行自我鞭鞑，如此将自己的一颗心解剖于读者面前。同样，像史铁生的《我与地坛》《想念地坛》，直逼自己的灵魂；朱自清的《背影》《给亡妇》以忏悔拷问自己的道德良知；胡适的《我的母亲》，之所以比一般写母子亲情的作品要深刻得多，是因为他以自己做人父的人生体验来体察母爱的伟大，来重新认识当年母亲对自己严酷要求的另一种“慈祥”，以抒写自己对半生守寡、教子成才的母亲的感恩，进而自塑了大学者最美的人格风范。自审，是散文中抒写和表现人格最有效、最明豁也是最直接的途径。然而，文过饰非、矫揉造作的作家，是很难用自审来表现自我人格的。诚与伪，这就是真诚人格与虚伪人格的标识，而真诚，是既容易也难以企及的高度。“立其诚”，永远是散文家自塑人格的始点和终点。
散文的四个“真”，真实、真切、真挚、真诚，是我们阅读和写作散文应该把握的审美价值节点。要达到这四个方面，最关键的是我们应该学会怎么做人，如何进行自我的修身养性，进行自我的道德、人格等方面的修炼。如果能努力做一个真实的人，做一个真切的人，做一个真挚的人，做一个真诚的人，那么，一定可以写出好的散文来，甚至可以写出传世的精品佳作。
参考文献：
[1]鲁迅全集：第2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236.
[2]鲁迅全集：第13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164.
（本文根据作者2016年3月19日在仪征阅讀写作经验交流会上的讲稿增删而成）
（作者单位： 扬州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