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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3月的一天，香港，宋氏三姐妹一起出现在一家饭店中。在美国作家项美丽笔下，这次露面引起了轰动，人们从四面八方赶来，“顷刻间舞厅有点像温布尔登市的人群一样拥挤”，每个人“好像猫头鹰把脖子伸得长长的”，紧紧盯着她们。三姐妹靠墙坐着，“举止文静而衣着华丽的”是孔夫人宋霭龄，“穿着黑色衣服、头发光泽、两眼露出愉快神情的”是孙夫人宋庆龄，“新近康复而容光焕发的”是蒋夫人宋美龄。这是三姐妹在抗战开始近10年后的首次集体亮相。
“當时汪伪政府在南京成立，中国的分裂成为国内外关注的焦点。建立更广泛的统一战线变得十分必要，姐妹三人因此再次走到一起，开启了自政治上分道扬镳后最密切、最温馨的一段岁月。”罗敏告诉《环球人物》记者，“但这样的亲密仅是昙花一现。当她们的政治分野到了需要选择的时候，分崩离析就无可挽回。在抗战的最后几年，姐妹三人的分合恰是中国政治形势的折射。”
携手
沦陷前的香港，是一个国际化港口，免于战火纷扰，又能连通国际社会和中国大陆。姐妹三人不约而同地选择来到这里，继续抗日救亡工作。
最早来到香港的是宋庆龄。1937年12月，她在日军攻占上海后转移至此。不久武汉失守，宋霭龄也撤到了香港。1940年春节过后，宋美龄因治病从重庆来到香港，住进了宋霭龄家中。没多久，宋庆龄也搬了过来。这次团聚，三姐妹只是回忆亲情、闲话家常，并一起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在林家有看来，国家抗日的形势越是危急，宋氏三姐妹越能放下阶级、政治立场的分歧，走到一起，“因为爱国主义是她们的共同基础，对于坚持抗日，她们的态度始终是一致的”。
在饭店露面后数天，三姐妹又身穿中式旗袍，出席了一个集会，宣布成立宋美龄领导的全国性组织“伤兵之友”的香港分社。三姐妹都发表了讲话，表现出了异乎寻常的团结之意。
首先发言的宋美龄赞扬宋庆龄“通过保卫中国同盟（以下简称保盟）和中国工业合作协会（以下简称‘工合’）为救助战争灾胞所做的工作”，提出由保盟对“伤兵之友”香港分社的财物账目进行审计。她的讲话赢得了长久的掌声，因为此前国民政府对保盟和“工合”采取回避态度。紧接着发言的宋庆龄热情地回应，提出香港分社应由组织才能卓越的大姐宋霭龄担任主席。最后发言的宋霭龄并未多谈自己的付出，只是称赞两个妹妹对抗战的贡献，表示今后要多做工作。
对“伤兵之友”活动的积极参与，是三姐妹在整个抗战时期政治上最融洽的表现之一。这种融洽延续的产物，是她们在3月31日联袂踏上了前往陪都重庆和四川省会成都的征途。
在长达7个星期的旅行中，宋氏三姐妹同出同归，以女性特有的坚韧，不知疲倦地行走在孤儿院、医院、工厂、学校、机关，以及遭日本轰炸的灾区。大量照片记录下了她们的身影：在集会上鼓舞士气；在防空洞的烛光下挤在一起商讨形势；像母亲一般拥抱着孤儿，把脸贴着他们的脸；小心翼翼又保持风度地走过一片被轰炸过的废墟……一位外国记者感慨道：“我们知道，在中国的这种旅行，人们要住当地的伙铺，挨臭虫咬、蚊子叮。你当然认为，例如孔夫人（宋霭龄），她是受不了的……但是她却能吃苦耐劳。她们姐妹全都吃苦耐劳。她们在这次最艰苦的旅行之后，在成都的一次空袭中还露出了笑容，可想而知她们是人们心目中出类拔萃的人物……”
1940年4月，美国全国广播公司邀请三姐妹发表广播演说，向美国播出。她们分别用英语呼唤国际社会的支持：“成千上万的和平居民丧失了他们最后的一点东西，流离失所，无家可归。”“当我向美国讲话时，我感到并且深知，我正在向真正同情中国的朋友们讲话。”“我所说的话，是要请一切爱好自由的人们知道中国应该立刻得到正义的援助。”“太平洋和世界的未来历史必然会变样，因为中国的四万万五千万人已经拿起武器，为自己的自由、为你们和全人类而战斗。”广播演说后的第二天，纽约州立大学就有上千名学生上街游行，声援中国人民的抗战。
“一边是柔弱的女性形象，另一边是坚持抗战的决不妥协。宋氏三姐妹正是通过这种强烈的反差，给国际社会造成了巨大冲击。再加上三个人的特殊身份，都具有一定的国际影响力，这就让她们的行动不只代表自己，不只局限于国内，而是成为一种国际形象的树立，一种国家软实力的呈现。”罗敏如此解释。
这些行走在硝烟中的婉约身影，构成了抗战期间宋氏三姐妹亲密情感与团结行动的最高潮。
离心
宋庆龄的挚友爱泼斯坦在《宋庆龄：20世纪的伟大女性》中写道：“尽管（三姐妹的川渝之行）是一件积极的事情，但它没有改变蒋介石和宋氏亲属一个长期的愿望，那就是把宋庆龄变成他们的政权的装饰品，从而使她不再成为他们已经抛弃的革命事业的支持者和象征。”
在一次宴会上，蒋介石对宋庆龄格外殷勤，不仅亲自夹菜，还不时小声说几句关切的话语，以示亲密。但宋庆龄在发言时仍提出两点希望：一是希望国民大会尽早召开，二是希望宪政尽早实施。这两点都是当时中国共产党为了实现人民民主努力推动的大事。
在随后国民党中央通讯社的报道中，蒋介石的出席被大肆渲染，宋庆龄的讲话只字未提。宋美龄看了报道后大为恼火，痛骂中央通讯社，反而宋庆龄并未计较，还是抱着巩固统一战线、促进全国抗战的愿望，继续作鼓舞士气的工作。不过，蒋介石的小动作的确让宋庆龄想起了姐妹亲情之外某些不和谐的东西。“我按照姐姐和妹妹的愿望到重庆来了，但这里并不是我生活的地方。香港有更有益的工作等待着我，不像在这里，当展品。”话虽委婉，传递的意思却清晰明了。
宋庆龄心中“更有益的工作”是指通过由她一手创立的保盟，向中国战地提供救济和援助，特别是援助在敌后开辟游击区的中共。当时，中共领导的部队属于统一战线，但蒋介石心怀鬼胎，明里暗里阻挠中共部队的军需供应。“宋庆龄筹备物资支援中共，这个大家都很熟悉，另外一个重要支持，就是对外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战。因为当时中国共产党除了面临物资的匮乏，还有国民党的新闻封锁。”罗敏说。 利用香港这个国际化舞台，宋庆龄不遗余力地宣扬中国共产党的抗战活动。她与美国驻华助理海军武官卡尔逊进行了一次长谈，并因“沉静中显得很美丽”“心中充满了对人类的爱”，给卡尔逊留下深刻印象。谈话一结束，他就写了一份报告呈递给美国总统罗斯福。“她（宋庆龄）认为中国共产党是孙博士三民主义的真正的拥护者……她也认为——同我谈过话的大多数外国人也这样看——八路军所创造的进行抗战的模式是唯一能使中国取胜的模式……”
几乎在每一次公開讲话中，宋庆龄都不忘指出，最需要援助的是中国的游击队战士们，因为“在中国的最大部分的日军不是在前线上跟我们的国军作战，而是在徒费气力，镇压成千成万的、在所谓占领区内长成的游击队伍所组成的人民军队”“这些英雄们不仅是用老式的步枪、有限的弹药、土制的手榴弹、镰刀、刀剑、棍子和拳头，在跟具有各种现代战争的技术装备的敌人作战……他们不仅为着中国的解放而斗争，而且也为着全世界的自由和民主而斗争”。在一份美国联邦调查局的密报中，宋庆龄被形容为“一个住在中国的中国共产党女党员”。
这些行为和言论自然令蒋介石很不满。“虽然没有明确的史料记载宋美龄的反应，但不难推测，她好不容易与二姐修复了关系，此时夹在其中，日子并不好过。但在民族大义面前，姐妹间还是尽量放下矛盾，携手抗日。1940年5月回香港时，宋庆龄是‘谢绝’了大姐和小妹的极力挽留。虽然离开了重庆，但是大家一同为抗日出力，姐妹间的关系表面上还算融洽。”
殊途
皖南事变的发生，使得三姐妹尽力维持的关系受到了巨大冲击。1940年底，正值抗战进入最困难的时期，蒋介石指使何应钦、白崇禧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副总参谋长的名义致电八路军和新四军，要求黄河以南的八路军、新四军1个月内开赴黄河以北。中共顾全大局，表示了让步，答应将驻扎在皖南的新四军先开赴到长江以北。然而，蒋介石对中共的让步置之不理，命令上官云相等人“解决”皖南的新四军。1941年1月，北上途中的新四军遭到国民党8万多人的突袭，损失惨重，军长叶挺被俘，副军长项英牺牲。皖南事变震惊了世界，中国又一次走到了内战的边缘。
皖南事变发生后，蒋介石严密封锁新闻消息，并诬蔑新四军是“叛军”。宋庆龄闻讯很快做出反应，联合何香凝、柳亚子等人，起草了一封致蒋介石的公开信：“国人既惶惶深忧兄弟阋墙之重见今日，友邦亦窃窃私议中国之势难保持。”蒋介石深知这封公开信发表的结果，紧急命人扣下，不准发表。最终，宋庆龄以释放叶挺为条件，答应不发表公开信。蒋介石这才松了一口气。
事变发生时，宋美龄恰好在香港，那一次足足待了4个月。这与抗战期间，她前三次到香港只待一个月左右，形成了鲜明的反差。有学者认为，宋美龄对蒋介石的做法不满，对宋庆龄深感内疚，以滞港不归的方式，宣泄自己的情绪。
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的爆发，为宋氏姐妹缓和关系提供了一个契机。由于香港被日军侵占，宋庆龄退到重庆，再次与姐妹重聚。起初，她不得不暂住在姐姐霭龄家中——这也是国民党当局的要求。亲人虽在身边，但家却不再是舒适的家，而是“镀金的、严实的‘笼子’”。“在这个‘笼子’里她不能自由地做她想做的事、见她要见的朋友”爱泼斯坦说。
有一次孔家举办圣诞聚会。快到半夜时，蒋介石姗姗来迟，所有人都站起来迎接他。宋庆龄踟躇了一下，从椅子上抬起半个身子，然后就又坐下了。这一幕被在场的一个外国人看见，忍不住感慨：“这是一种在政治上很有分寸的表示。”
为了摆脱这种束缚，宋庆龄花了将近一年时间，才逐渐形成一个自己的活动空间。这种“笼子”也非宋庆龄独有。1942年，美国总统罗斯福的特使威尔基来华。作为到那时为止访问战时中国的最显赫的美国要人，国民党政府以极高规格接待，宋美龄亲自安排他的日程，并且尽可能地把他“包揽”下来，不让他有机会受到任何来自中共的影响。宋庆龄后来在给朋友的一封信中道出了自己的无奈：“我在几个场合见到他，但始终没有办法同他单独谈话……他的日程是别人给安排的，所以他没有时间去见他想见的人。”
在这一时期，宋氏三姐妹共同参加了一些官方活动，但一起露面的次数明显减少。“姐妹表面上的团结维持住了，但再不是抗战前期的通力合作。此后，她们被迫各行其道，宋美龄投身于战事外交，1942年访美大获成功；宋庆龄从事保盟的救济工作，支持中共的抗战。到了抗战后期，形势渐趋明朗，她们姐妹的政治分歧随着国共分歧的加剧而凸显。我们再看不到宋美龄公开称赞二姐的救济工作，宋庆龄也在很多事情上对小妹颇有微词。”尚明轩感慨道。林家有则认为，自皖南事变到宋氏三姐妹在重庆相聚的这段时间，她们的关系不算和谐，只能说是“回光返照”。
1944年夏天，宋美龄被皮肤病所苦，同姐姐宋霭龄一起去里约热内卢度假，后又前往纽约求医，直到1945年抗战胜利前夕才回国。这一时期，宋氏三姐妹中只有宋庆龄留在国内，继续工作，并时不时地公开表达对蒋介石的不满。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经过14年的浴血奋斗，终于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此后几个月，是举国同庆之时，也是三姐妹最终分道之时：宋庆龄多次和到重庆参加谈判的毛泽东、周恩来会面，讨论胜利后的局势和中国的未来；宋美龄则随蒋介石到处做胜利视察，享受当下的荣光；宋霭龄离开政治前台，退回幕后，盘算着如何再帮家族大捞一笔……1945年12月，宋庆龄离开重庆，返回上海，继续支持民主进步力量；宋霭龄退归孔家，宋美龄则在第二年随蒋介石回到南京。姐妹再次分别，渐行渐远。
几十年后，曾在国民政府担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电话监听员的王正元，回忆了一个故事：抗战期间，宋氏三姐妹同在重庆的最后几年，宋美龄有一次打电话给宋子文，语气非常尖厉。“你关照他们（戴笠等人）一下，不准在阿姊（宋庆龄）那里胡来。如果我听到有什么，我是决不答应的！”对此，罗敏感慨道：“终其一生，宋氏三姐妹的亲情都没什么问题，只不过一直处在政治的阴影之下。十四年抗战中，她们曾携手，同仇敌忾，构成了战火中一道独特的风景。然而，姐妹亲情最终抵不过时代风云，天各一方、老死未能相见的结局，又何尝不是那一段历史的写照？”
“當时汪伪政府在南京成立，中国的分裂成为国内外关注的焦点。建立更广泛的统一战线变得十分必要，姐妹三人因此再次走到一起，开启了自政治上分道扬镳后最密切、最温馨的一段岁月。”罗敏告诉《环球人物》记者，“但这样的亲密仅是昙花一现。当她们的政治分野到了需要选择的时候，分崩离析就无可挽回。在抗战的最后几年，姐妹三人的分合恰是中国政治形势的折射。”
携手
沦陷前的香港，是一个国际化港口，免于战火纷扰，又能连通国际社会和中国大陆。姐妹三人不约而同地选择来到这里，继续抗日救亡工作。
最早来到香港的是宋庆龄。1937年12月，她在日军攻占上海后转移至此。不久武汉失守，宋霭龄也撤到了香港。1940年春节过后，宋美龄因治病从重庆来到香港，住进了宋霭龄家中。没多久，宋庆龄也搬了过来。这次团聚，三姐妹只是回忆亲情、闲话家常，并一起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在林家有看来，国家抗日的形势越是危急，宋氏三姐妹越能放下阶级、政治立场的分歧，走到一起，“因为爱国主义是她们的共同基础，对于坚持抗日，她们的态度始终是一致的”。
在饭店露面后数天，三姐妹又身穿中式旗袍，出席了一个集会，宣布成立宋美龄领导的全国性组织“伤兵之友”的香港分社。三姐妹都发表了讲话，表现出了异乎寻常的团结之意。
首先发言的宋美龄赞扬宋庆龄“通过保卫中国同盟（以下简称保盟）和中国工业合作协会（以下简称‘工合’）为救助战争灾胞所做的工作”，提出由保盟对“伤兵之友”香港分社的财物账目进行审计。她的讲话赢得了长久的掌声，因为此前国民政府对保盟和“工合”采取回避态度。紧接着发言的宋庆龄热情地回应，提出香港分社应由组织才能卓越的大姐宋霭龄担任主席。最后发言的宋霭龄并未多谈自己的付出，只是称赞两个妹妹对抗战的贡献，表示今后要多做工作。
对“伤兵之友”活动的积极参与，是三姐妹在整个抗战时期政治上最融洽的表现之一。这种融洽延续的产物，是她们在3月31日联袂踏上了前往陪都重庆和四川省会成都的征途。
在长达7个星期的旅行中，宋氏三姐妹同出同归，以女性特有的坚韧，不知疲倦地行走在孤儿院、医院、工厂、学校、机关，以及遭日本轰炸的灾区。大量照片记录下了她们的身影：在集会上鼓舞士气；在防空洞的烛光下挤在一起商讨形势；像母亲一般拥抱着孤儿，把脸贴着他们的脸；小心翼翼又保持风度地走过一片被轰炸过的废墟……一位外国记者感慨道：“我们知道，在中国的这种旅行，人们要住当地的伙铺，挨臭虫咬、蚊子叮。你当然认为，例如孔夫人（宋霭龄），她是受不了的……但是她却能吃苦耐劳。她们姐妹全都吃苦耐劳。她们在这次最艰苦的旅行之后，在成都的一次空袭中还露出了笑容，可想而知她们是人们心目中出类拔萃的人物……”
1940年4月，美国全国广播公司邀请三姐妹发表广播演说，向美国播出。她们分别用英语呼唤国际社会的支持：“成千上万的和平居民丧失了他们最后的一点东西，流离失所，无家可归。”“当我向美国讲话时，我感到并且深知，我正在向真正同情中国的朋友们讲话。”“我所说的话，是要请一切爱好自由的人们知道中国应该立刻得到正义的援助。”“太平洋和世界的未来历史必然会变样，因为中国的四万万五千万人已经拿起武器，为自己的自由、为你们和全人类而战斗。”广播演说后的第二天，纽约州立大学就有上千名学生上街游行，声援中国人民的抗战。
“一边是柔弱的女性形象，另一边是坚持抗战的决不妥协。宋氏三姐妹正是通过这种强烈的反差，给国际社会造成了巨大冲击。再加上三个人的特殊身份，都具有一定的国际影响力，这就让她们的行动不只代表自己，不只局限于国内，而是成为一种国际形象的树立，一种国家软实力的呈现。”罗敏如此解释。
这些行走在硝烟中的婉约身影，构成了抗战期间宋氏三姐妹亲密情感与团结行动的最高潮。
离心
宋庆龄的挚友爱泼斯坦在《宋庆龄：20世纪的伟大女性》中写道：“尽管（三姐妹的川渝之行）是一件积极的事情，但它没有改变蒋介石和宋氏亲属一个长期的愿望，那就是把宋庆龄变成他们的政权的装饰品，从而使她不再成为他们已经抛弃的革命事业的支持者和象征。”
在一次宴会上，蒋介石对宋庆龄格外殷勤，不仅亲自夹菜，还不时小声说几句关切的话语，以示亲密。但宋庆龄在发言时仍提出两点希望：一是希望国民大会尽早召开，二是希望宪政尽早实施。这两点都是当时中国共产党为了实现人民民主努力推动的大事。
在随后国民党中央通讯社的报道中，蒋介石的出席被大肆渲染，宋庆龄的讲话只字未提。宋美龄看了报道后大为恼火，痛骂中央通讯社，反而宋庆龄并未计较，还是抱着巩固统一战线、促进全国抗战的愿望，继续作鼓舞士气的工作。不过，蒋介石的小动作的确让宋庆龄想起了姐妹亲情之外某些不和谐的东西。“我按照姐姐和妹妹的愿望到重庆来了，但这里并不是我生活的地方。香港有更有益的工作等待着我，不像在这里，当展品。”话虽委婉，传递的意思却清晰明了。
宋庆龄心中“更有益的工作”是指通过由她一手创立的保盟，向中国战地提供救济和援助，特别是援助在敌后开辟游击区的中共。当时，中共领导的部队属于统一战线，但蒋介石心怀鬼胎，明里暗里阻挠中共部队的军需供应。“宋庆龄筹备物资支援中共，这个大家都很熟悉，另外一个重要支持，就是对外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战。因为当时中国共产党除了面临物资的匮乏，还有国民党的新闻封锁。”罗敏说。 利用香港这个国际化舞台，宋庆龄不遗余力地宣扬中国共产党的抗战活动。她与美国驻华助理海军武官卡尔逊进行了一次长谈，并因“沉静中显得很美丽”“心中充满了对人类的爱”，给卡尔逊留下深刻印象。谈话一结束，他就写了一份报告呈递给美国总统罗斯福。“她（宋庆龄）认为中国共产党是孙博士三民主义的真正的拥护者……她也认为——同我谈过话的大多数外国人也这样看——八路军所创造的进行抗战的模式是唯一能使中国取胜的模式……”
几乎在每一次公開讲话中，宋庆龄都不忘指出，最需要援助的是中国的游击队战士们，因为“在中国的最大部分的日军不是在前线上跟我们的国军作战，而是在徒费气力，镇压成千成万的、在所谓占领区内长成的游击队伍所组成的人民军队”“这些英雄们不仅是用老式的步枪、有限的弹药、土制的手榴弹、镰刀、刀剑、棍子和拳头，在跟具有各种现代战争的技术装备的敌人作战……他们不仅为着中国的解放而斗争，而且也为着全世界的自由和民主而斗争”。在一份美国联邦调查局的密报中，宋庆龄被形容为“一个住在中国的中国共产党女党员”。
这些行为和言论自然令蒋介石很不满。“虽然没有明确的史料记载宋美龄的反应，但不难推测，她好不容易与二姐修复了关系，此时夹在其中，日子并不好过。但在民族大义面前，姐妹间还是尽量放下矛盾，携手抗日。1940年5月回香港时，宋庆龄是‘谢绝’了大姐和小妹的极力挽留。虽然离开了重庆，但是大家一同为抗日出力，姐妹间的关系表面上还算融洽。”
殊途
皖南事变的发生，使得三姐妹尽力维持的关系受到了巨大冲击。1940年底，正值抗战进入最困难的时期，蒋介石指使何应钦、白崇禧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副总参谋长的名义致电八路军和新四军，要求黄河以南的八路军、新四军1个月内开赴黄河以北。中共顾全大局，表示了让步，答应将驻扎在皖南的新四军先开赴到长江以北。然而，蒋介石对中共的让步置之不理，命令上官云相等人“解决”皖南的新四军。1941年1月，北上途中的新四军遭到国民党8万多人的突袭，损失惨重，军长叶挺被俘，副军长项英牺牲。皖南事变震惊了世界，中国又一次走到了内战的边缘。
皖南事变发生后，蒋介石严密封锁新闻消息，并诬蔑新四军是“叛军”。宋庆龄闻讯很快做出反应，联合何香凝、柳亚子等人，起草了一封致蒋介石的公开信：“国人既惶惶深忧兄弟阋墙之重见今日，友邦亦窃窃私议中国之势难保持。”蒋介石深知这封公开信发表的结果，紧急命人扣下，不准发表。最终，宋庆龄以释放叶挺为条件，答应不发表公开信。蒋介石这才松了一口气。
事变发生时，宋美龄恰好在香港，那一次足足待了4个月。这与抗战期间，她前三次到香港只待一个月左右，形成了鲜明的反差。有学者认为，宋美龄对蒋介石的做法不满，对宋庆龄深感内疚，以滞港不归的方式，宣泄自己的情绪。
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的爆发，为宋氏姐妹缓和关系提供了一个契机。由于香港被日军侵占，宋庆龄退到重庆，再次与姐妹重聚。起初，她不得不暂住在姐姐霭龄家中——这也是国民党当局的要求。亲人虽在身边，但家却不再是舒适的家，而是“镀金的、严实的‘笼子’”。“在这个‘笼子’里她不能自由地做她想做的事、见她要见的朋友”爱泼斯坦说。
有一次孔家举办圣诞聚会。快到半夜时，蒋介石姗姗来迟，所有人都站起来迎接他。宋庆龄踟躇了一下，从椅子上抬起半个身子，然后就又坐下了。这一幕被在场的一个外国人看见，忍不住感慨：“这是一种在政治上很有分寸的表示。”
为了摆脱这种束缚，宋庆龄花了将近一年时间，才逐渐形成一个自己的活动空间。这种“笼子”也非宋庆龄独有。1942年，美国总统罗斯福的特使威尔基来华。作为到那时为止访问战时中国的最显赫的美国要人，国民党政府以极高规格接待，宋美龄亲自安排他的日程，并且尽可能地把他“包揽”下来，不让他有机会受到任何来自中共的影响。宋庆龄后来在给朋友的一封信中道出了自己的无奈：“我在几个场合见到他，但始终没有办法同他单独谈话……他的日程是别人给安排的，所以他没有时间去见他想见的人。”
在这一时期，宋氏三姐妹共同参加了一些官方活动，但一起露面的次数明显减少。“姐妹表面上的团结维持住了，但再不是抗战前期的通力合作。此后，她们被迫各行其道，宋美龄投身于战事外交，1942年访美大获成功；宋庆龄从事保盟的救济工作，支持中共的抗战。到了抗战后期，形势渐趋明朗，她们姐妹的政治分歧随着国共分歧的加剧而凸显。我们再看不到宋美龄公开称赞二姐的救济工作，宋庆龄也在很多事情上对小妹颇有微词。”尚明轩感慨道。林家有则认为，自皖南事变到宋氏三姐妹在重庆相聚的这段时间，她们的关系不算和谐，只能说是“回光返照”。
1944年夏天，宋美龄被皮肤病所苦，同姐姐宋霭龄一起去里约热内卢度假，后又前往纽约求医，直到1945年抗战胜利前夕才回国。这一时期，宋氏三姐妹中只有宋庆龄留在国内，继续工作，并时不时地公开表达对蒋介石的不满。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经过14年的浴血奋斗，终于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此后几个月，是举国同庆之时，也是三姐妹最终分道之时：宋庆龄多次和到重庆参加谈判的毛泽东、周恩来会面，讨论胜利后的局势和中国的未来；宋美龄则随蒋介石到处做胜利视察，享受当下的荣光；宋霭龄离开政治前台，退回幕后，盘算着如何再帮家族大捞一笔……1945年12月，宋庆龄离开重庆，返回上海，继续支持民主进步力量；宋霭龄退归孔家，宋美龄则在第二年随蒋介石回到南京。姐妹再次分别，渐行渐远。
几十年后，曾在国民政府担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电话监听员的王正元，回忆了一个故事：抗战期间，宋氏三姐妹同在重庆的最后几年，宋美龄有一次打电话给宋子文，语气非常尖厉。“你关照他们（戴笠等人）一下，不准在阿姊（宋庆龄）那里胡来。如果我听到有什么，我是决不答应的！”对此，罗敏感慨道：“终其一生，宋氏三姐妹的亲情都没什么问题，只不过一直处在政治的阴影之下。十四年抗战中，她们曾携手，同仇敌忾，构成了战火中一道独特的风景。然而，姐妹亲情最终抵不过时代风云，天各一方、老死未能相见的结局，又何尝不是那一段历史的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