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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故事的主人公叫阿兰，他是一位60多岁的老人，住在瑞典斯德哥尔摩附近的一个叫作泰比的小区。只要超市开门，阿兰都要去“工作”。他把顾客四处扔下的手推车收在一起，推回超市，日复一日，年复一年。
为了让顾客使用后把车推回原处，瑞典超市在手推车上装了个锁。塞个硬币进去，你就可以推走一辆车，还车时把前面车上的插板往锁上一插，钱就吐了出来。不过，超市停车场往往很大，许多顾客还是懒得为个硬币再把车推回来。于是，常有些小孩子放学后跑到停车场收手推车，挣点零花钱。
阿兰开始收手推车是因为失业，闷得心慌。没想到一年下来，收入颇丰，老人这才认真筹划起来。开始的时候，收一辆推车只能得0.25克朗，后来增加到1克朗，再后来又成了5克朗。钱多了，收手推车的人也多起来，阿兰不得不添了项“副业”：捡旧瓶子。
有人给阿兰算了一笔账，10多年来，他共用了4万多个小时做这两份“工作”，要是把他骑车走过的路程连起来，相当于绕地球转了4圈。
终于有一天，阿兰像往常一样，把一大堆5克朗的硬币存入了银行。电脑显示，他账号上的存款数额是100万克朗(约110万元人民币)。老人请银行为他开了一张支票，第二天就捐给了瑞典癌症研究基金会。
在瑞典，像阿兰这样的人还有很多很多，我认识的瑞典人几乎个个都有捐赠的经历，慈善早就深深地融入了瑞典人的生活。或许他们的捐赠不算“惊人”，但在笔者看来，这些普通人的爱心才至为高尚，他们远比捐出几十亿、几百亿的盖茨或巴菲特来得更伟大。一直以来，人们更多地关注富豪的慈善，准确地说，是美国富豪的慈善。“慈善”二字染上了浓厚的美国色彩，谈到慈善家，不少人总会先想到美国——近的有盖茨、巴菲特，远的有卡内基、洛克菲勒。殊不知这些人能够有惊人的财富，完全得益于资本的积累，而资本的积累往往具有残酷与血腥的一面。
只要翻一下词典，就不难明白“baron”(巨商)的历史含义。在权威的英语字典上，这个词的原意是“19世纪后半叶通过利用和榨取(自然资源、政府影响、低工资水平等)而致富的美国大资本家”。而从历史的角度看，除宗教影响外，工人们不懈的斗争和强大的社会压力是迫使这些“强盗资本家”最终走向慈善的重要因素。
可以说，离开残酷的积累就没有现代美国的慈善事业。这也进而导致了慈善在大西洋两岸的不同发展道路和社会作用。
理解慈善的另一个误区是，税收越高，人们对捐助的热情就越低。我在瑞典看到的情况正好相反。瑞典人可支配的收入要远低于美国人，比如瑞典的个人所得税的最高税率是57％，但这丝毫没有减弱瑞典人慈善捐赠的热情。
根据英国《经济学人》杂志的计算，按慈善捐助占GDP的份额来排名的话，瑞典为全球第二，仅次于荷兰。如果按照慈善捐赠占人口的比例来计算，美国人也远不如欧洲，在瑞典、丹麦这样的北欧国家，差不多有五分之四的人经常做慈善捐赠。而按照收入的比例来算的话，《金融时报》称，美国可能要排在发达国家的末尾。
有人把瑞典人的爱心归结于宗教传统，这固然有一定影响，但不能用来解释瑞典人比美国人更乐善好施。调查表明，去教堂的瑞典人越来越少，每个月至少去一次的还不到十分之一，而20％的美国人至少每周参加一次教堂活动。
对比美国与瑞典的慈善，最重要的不同在于，慈善是美国社会维系平衡的一个重要支柱，而在瑞典，慈善仅仅是福利的补充。道理很简单，只有在一个分配不那么平衡的国家里，慈善才有可能成为支柱。
瑞典人选择福利并非抛弃了慈善，而是选择了一种更重视社会公平的分配方式。这种选择给社会带来的潜移默化的影响是，人们会更加热爱平等，更加热衷社会公益，热衷慈善捐赠。阿兰是这样表白的：“虽然失业，我仍然能享受到足够的福利，我有责任为这个社会做点事情。”
为了让顾客使用后把车推回原处，瑞典超市在手推车上装了个锁。塞个硬币进去，你就可以推走一辆车，还车时把前面车上的插板往锁上一插，钱就吐了出来。不过，超市停车场往往很大，许多顾客还是懒得为个硬币再把车推回来。于是，常有些小孩子放学后跑到停车场收手推车，挣点零花钱。
阿兰开始收手推车是因为失业，闷得心慌。没想到一年下来，收入颇丰，老人这才认真筹划起来。开始的时候，收一辆推车只能得0.25克朗，后来增加到1克朗，再后来又成了5克朗。钱多了，收手推车的人也多起来，阿兰不得不添了项“副业”：捡旧瓶子。
有人给阿兰算了一笔账，10多年来，他共用了4万多个小时做这两份“工作”，要是把他骑车走过的路程连起来，相当于绕地球转了4圈。
终于有一天，阿兰像往常一样，把一大堆5克朗的硬币存入了银行。电脑显示，他账号上的存款数额是100万克朗(约110万元人民币)。老人请银行为他开了一张支票，第二天就捐给了瑞典癌症研究基金会。
在瑞典，像阿兰这样的人还有很多很多，我认识的瑞典人几乎个个都有捐赠的经历，慈善早就深深地融入了瑞典人的生活。或许他们的捐赠不算“惊人”，但在笔者看来，这些普通人的爱心才至为高尚，他们远比捐出几十亿、几百亿的盖茨或巴菲特来得更伟大。一直以来，人们更多地关注富豪的慈善，准确地说，是美国富豪的慈善。“慈善”二字染上了浓厚的美国色彩，谈到慈善家，不少人总会先想到美国——近的有盖茨、巴菲特，远的有卡内基、洛克菲勒。殊不知这些人能够有惊人的财富，完全得益于资本的积累，而资本的积累往往具有残酷与血腥的一面。
只要翻一下词典，就不难明白“baron”(巨商)的历史含义。在权威的英语字典上，这个词的原意是“19世纪后半叶通过利用和榨取(自然资源、政府影响、低工资水平等)而致富的美国大资本家”。而从历史的角度看，除宗教影响外，工人们不懈的斗争和强大的社会压力是迫使这些“强盗资本家”最终走向慈善的重要因素。
可以说，离开残酷的积累就没有现代美国的慈善事业。这也进而导致了慈善在大西洋两岸的不同发展道路和社会作用。
理解慈善的另一个误区是，税收越高，人们对捐助的热情就越低。我在瑞典看到的情况正好相反。瑞典人可支配的收入要远低于美国人，比如瑞典的个人所得税的最高税率是57％，但这丝毫没有减弱瑞典人慈善捐赠的热情。
根据英国《经济学人》杂志的计算，按慈善捐助占GDP的份额来排名的话，瑞典为全球第二，仅次于荷兰。如果按照慈善捐赠占人口的比例来计算，美国人也远不如欧洲，在瑞典、丹麦这样的北欧国家，差不多有五分之四的人经常做慈善捐赠。而按照收入的比例来算的话，《金融时报》称，美国可能要排在发达国家的末尾。
有人把瑞典人的爱心归结于宗教传统，这固然有一定影响，但不能用来解释瑞典人比美国人更乐善好施。调查表明，去教堂的瑞典人越来越少，每个月至少去一次的还不到十分之一，而20％的美国人至少每周参加一次教堂活动。
对比美国与瑞典的慈善，最重要的不同在于，慈善是美国社会维系平衡的一个重要支柱，而在瑞典，慈善仅仅是福利的补充。道理很简单，只有在一个分配不那么平衡的国家里，慈善才有可能成为支柱。
瑞典人选择福利并非抛弃了慈善，而是选择了一种更重视社会公平的分配方式。这种选择给社会带来的潜移默化的影响是，人们会更加热爱平等，更加热衷社会公益，热衷慈善捐赠。阿兰是这样表白的：“虽然失业，我仍然能享受到足够的福利，我有责任为这个社会做点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