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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长江和邹韬奋是中国现代新闻史上的两颗巨星，他们在抗日战争的烽火中的相互支持，鼎力合作，也成就了中国现代新闻史上一段友谊的佳话。
范长江，1909年10月16日出生在四川省内江县。西安事变爆发后，他排除万难赴西安采访，成为首个向全国报道西安事变真相的记者。1938年10月，他脱离了《大公报》，此后创办国际新闻社，任社长兼采访部主任。1939年5月，经周恩来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41年底在香港创办《华商报》。1942年进入苏北解放区，先后担任新华社华中分社、华中总分社和《新华日报》（华中版）社长；解放战争时期，任中共南京代表团发言人和新华社总编辑。1949年后，历任上海市文管会副主任、《解放日报》社长、《人民日报》社长、新闻总署副署长等职。1970年10月23日在河南确山去世。
邹韬奋，1895年11月5日出生在福建省永安县。1926年10月，接编中华职业教育社《生活》周刊。在他的努力下，《生活》周刊的发行量一度增至12万份，成为在国内最有影响的进步报刊。1935年后，他积极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救亡运动，先后在上海、武汉、香港等地主编《大众生活》、《生活日报》和《生活星期刊》，并参与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的领导工作。1936年11月，与沈钧儒等人同时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史称“七君子事件”，获释后，赴香港恢复出版《大众生活》。1944年7月24日在上海病逝。同年9月，被追认为中共党员。
相识：各为抗日奔走疾呼神交已久匆匆一见
范长江和邹韬奋两人年龄相差了14岁，都是从学生时代就给报刊社投稿，然后走上新闻道路的。不过，范长江开始给报刊社投稿时，邹韬奋已是名满天下的报人了。
“九一八”后，邹韬奋开始对《生活》周刊进行革新，使它从一本单纯谈论职业教育和青年修养的刊物转为讨论社会问题、全力推动抗日救亡运动的刊物。1931年5月16日，他写了《料理后事》一文，预言日本必将侵略中国，警示国人：“全国上下应有彻底的觉悟，应具有世界的眼光，勿彼此闭着眼睛终日钻在牛角尖里，专作鸡虫之争……”之后他又接连写了多篇支持抗日的文章。范长江就是读了他的这些文章，成为了《生活》周刊的忠实读者。
1935年7月，范长江以《大公报》特约通讯员（不久转为旅行记者）的名义，赴中国西北地区考察旅行。这时，中国工农红军正在进行二万五千里长征。由于国民党当局的新闻封锁，红军的真实情况很少为一般民众所了解。红军北上以后中国的形势，是他在这次旅行考察中最为关注的问题。另外，他还认为，抗日战争全面展开之后，中国沿海地区将会很快沦陷，西北地区将成为抗战的大后方。他以惊人的勇气，协时10个月，足迹遍及川、陕、青、甘、内蒙古等广大地区，他的旅行通讯在《大公报》上发表后，在全国读者中引起了轰动。
作为一个老资格的报人，邹韬奋也一直密切注视着范长江这个青年记者的行踪和他所写的通讯报道。他十分称道范长江在采访中所表现出来的锲而不舍和吃苦耐劳的作风。
范长江与邹韬奋神交久矣，却一直没有机会见面。直到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7月30日晚，范长江在敌机的轰炸中，离开保定来到上海。几乎与此同时，邹韬奋等救国会领导人也于7月31日被国民党当局释放，回到上海。他们终于在一次文化界商讨如何进行抗日救亡工作的会议上相识了，但因两人都忙于各自工作，还没有机会进行深入的交流。
相知：志向相投携手发声共赴前线劳军慰问
淞沪战场经过两个多月的浴血抗战，日军在金山卫登陆，我军不得不撤离，上海将成为孤岛。此时《大公报》汉口版已经出版，范长江于1937年11月乘船离开上海，抵达武汉。邹韬奋则是在上海沦陷后，与何香凝、郭沫若等人先乘船到香港，再经广州，并绕道广西，于12月16日左右抵达武汉的。当时，武汉已经成为战时政治文化中心，大批军政文化界人士云集。
扩大生活书店业务，努力给各界人士提供精神食粮，是邹韬奋在武汉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在这方面，范长江给予了他很多的支持。1938年1月，生活书店编审委员会成立，范长江被聘为委员之一。他负责主编的一套战地通讯报告集——《抗战中的中国丛刊》，即是由生活书店在1938年1月至5月陆续推出的。这套丛刊甫一出版，就在读者中产生了很大的反响，在此期间，范长江还主编了《西线风云》、《徐州突围》等书，也都是交由邹韬奋主持的生活书店出版的。
1938年3月30日，范长江、陈同生等人在武汉成立了一个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闻工作者团体一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邹韬奋被推举为名誉理事。1938年4月1日，在该学会的机关刊物《新闻记者》创刊号上，邹韬奋发表了《新闻记者活动的正确动机》，他在文中说：“新闻记者的活动，尤其重要的是要有正确的动机；再说得其体些，便是要为社会大众的福利而活动，不要为自己的私图而活动。我常和长江先生谈起‘我所敬重的朋友都是只有事业兴趣而没有个人的野心’的，有事业兴趣才会埋头苦干，而津津有味，乐此不疲；没有个人野心才不至利用从事业上所得到的社会信用做自己升官发财，乃至种种私图的阶石。”由此可见两人频繁、热络的交往，是建立在他们对新闻事业的共同认知和理解上。
虽然战争促成了国共的第二次合作。但执政的国民党一直企图凭借国家危机产生的民族凝聚力，将两党“融为一体”，进而消灭共产党，实现其一党专政的独裁政体。1938年初，国民党主办的《扫荡报》、《武汉日报》、《血路周刊》等报刊，大肆鼓噪“一个领袖、一个主义、一个政党”，甚至攻击共产党和陕甘宁边区、八路军和新四军为“封建割据”。此时，《大公报》的领导人为培养范长江做接班人，让他学写社论，范长江就写了一篇《抗战中的党派问题》，力主各抗日党派民主团结，反对国民党的“三个一”。不料，文章付印前，被该报的总编辑张季鸾发现并扣下，由他另写了一篇拥护“三个一”的文章换上。张季鸾还告诫范长江以后要“以大公报的意见为意见”，放弃拥护共产党的态度。范长江断然拒绝道：“我是中国人，我应以中国大多数人的意见为意见。”就这样，他和《大公报》闹翻了。后来，他回忆说：“我把我这篇文章拿去给邹韬奋，他当然是同意我的主张的，就在他主编的《抗战三日刊》上原文发表了。”这件事也使两人的关系变得更加友好了。 范长江、邹韬奋都是救国会的会员，邹韬奋还是救国会的领导人之一，他们除了自己的本职工作之外，还要参加救国会的各项活动。1938年9月18日，范长江与沈钧儒、邹韬奋、王炳南等代表的救国会、武汉文化界，组成慰劳团，携带金鸡纳霜、药特灵、毛巾等慰劳品和大批书报，从武汉经南昌来到江西德安劳军。随后，邹韬奋等人又到湖北阳新前线慰问，恰巧范长江正在这一带采访，他们同住在一个庄上。邹韬奋说，不到前线，不亲身接触前线军民，就不了解他们的需要和愿望，也就不可能真正地为抗战服务。他们还讨论了前线部队急需的药品和书报供应等问题。
相助：韬奋做媒长江成婚聚首香港患难扶持
1938年10月，武汉弃守，范长江此时已从《大公报》离开，与胡愈之、孟秋江等同志一起创办了国际新闻社，辗转于长沙、桂林之间，并于1939年初在桂林建立了国际新闻社总社。同年5月，范长江由周恩来介绍，在重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建立了国新社重庆分社。邹韬奋也在武汉沦陷前到了重庆。
邹韬奋与沈钧儒同为救国会的领导人，亦师亦友，彼此相知甚深。邹韬奋到武汉之后，得知范长江尚未成家，就主动介绍了沈钧儒的小女沈谱给他认识。1940年12月10日，范长江与沈谱在重庆沈钧儒的住所“良庄”喜结良缘。
1941年初，皖南事变发生以后，国新社被国民党当局封闭，蒋介石下令逮捕范长江。范长江立即化装撤退到了香港。与此阿时，国民党当局对邹韬奋的迫害也与日俱增，2月23日，邹韬奋决定辞去国民党参政员职务，并拒绝参加3月1日即将召开的第二届国民参政会。2月25日凌晨4时，他悄然离开重庆，转道桂林，于3月5日抵达香港。
抵港当天，邹韬奋就与金仲华、范长江等在港文化界人士见了面。范长江到香港后，立即和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负责同志廖承志取得了联系。其时，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要在香港建立一个宣传据点，他便担起了创办报纸的任务。经过一番紧张的筹备，1941年4月8日，《华商报》创刊。该报的方针是对内要求团结、民主、进步，反对分裂、独裁、倒退；对外是反对英美对日妥协，揭批绥靖政策和“东方慕尼黑”阴谋。邹韬奋撰写的长篇抗战史料《抗战以来》，在《华商报》上每日连载。
这期间，邹韬奋的夫人和三个孩子也到了香港。一家5口生活相当窘迫，常常处在等米下锅的窘境当中。范长江知道这种情况后，内心非常不安，就在编务会上提出，给邹韬奋预支一些稿费，以解燃眉之急，大家一致同意。这笔钱对于当时韬奋一家来说，真可谓雪中送炭。另值得一提的是：当时，邹韬奋主持的生活书店，在香港是有营业收入的，他完全可以支用，但他却不愿这样做，他认为书店的钱，就应该用在书店的事业上，而不能由他个人使用。
1941年5月17日，《大众生活》周刊在香港复刊，邹韬奋任主编。这是他生前主编的最后一个刊物，也是他一生所办刊物里最好的一个。
同年10月，范长江写了《怎样学做新闻记者》一文，还在文中特意交代了这篇文章写作的缘起：“韬奋先生叫我写‘怎样做新闻记者’这个题目，我觉得非常为难。因为照我做记者九年来的经验，深知‘新闻记者’这个工作，好像非常容易，而实在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事变爆发。党中央指示南方工作委员会动用一切力量把全部旅港的抗日文化工作者抢救出来。在地下党和东江纵队的严密组织下，营救进步文化人士工作进行得十分顺利。当时，《华商报》的采访部主任陆浮通过关系，好不容易给范长江弄到两张去澳门的船票。范长江当晚就和沈谱商量，他要去找一下邹韬奋，如果他尚未离港，希望沈谱能将自己的船票让出来，因为邹留在香港的危险性实在是太大了，而沈谱则可以暂时隐蔽下来。沈谱也同意了。范长江出去了一个通宵，天亮才回来，告诉沈谱，邹韬奋已去了东江，他们这才放下心来。通过这件事，我们不难看出范长江与邹韬奋的友情是何等的深厚！
范长江和邹韬奋从香港分手后，就未再见过面。后来，范长江辗转去了苏北解放区，而邹韬奋则辗转于东江纵队游击区，并于1942年11月进入苏中解放区，1943年2月，邹韬奋因病秘密赴上海诊治。1944年7月24日，一代杰出报人邹韬奋病逝于上海。
1956年1月，在范长江的提议下，《韬奋文集》三卷本由北京三联书店出版，并作了《韬奋思想的发展》一文代序。又，1959年7月21日，在邹韬奋逝世15周年前夕，时在上海华东医院治病的范长江，躺在病床上，思绪万千，接连写下了《为真理而奋斗——纪念韬奋同志逝世十五周年》、《忘我的人》两篇文章，以纪念自己的这位好友。
张宁据千龙网 胡正强/文 整理
范长江，1909年10月16日出生在四川省内江县。西安事变爆发后，他排除万难赴西安采访，成为首个向全国报道西安事变真相的记者。1938年10月，他脱离了《大公报》，此后创办国际新闻社，任社长兼采访部主任。1939年5月，经周恩来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41年底在香港创办《华商报》。1942年进入苏北解放区，先后担任新华社华中分社、华中总分社和《新华日报》（华中版）社长；解放战争时期，任中共南京代表团发言人和新华社总编辑。1949年后，历任上海市文管会副主任、《解放日报》社长、《人民日报》社长、新闻总署副署长等职。1970年10月23日在河南确山去世。
邹韬奋，1895年11月5日出生在福建省永安县。1926年10月，接编中华职业教育社《生活》周刊。在他的努力下，《生活》周刊的发行量一度增至12万份，成为在国内最有影响的进步报刊。1935年后，他积极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救亡运动，先后在上海、武汉、香港等地主编《大众生活》、《生活日报》和《生活星期刊》，并参与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的领导工作。1936年11月，与沈钧儒等人同时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史称“七君子事件”，获释后，赴香港恢复出版《大众生活》。1944年7月24日在上海病逝。同年9月，被追认为中共党员。
相识：各为抗日奔走疾呼神交已久匆匆一见
范长江和邹韬奋两人年龄相差了14岁，都是从学生时代就给报刊社投稿，然后走上新闻道路的。不过，范长江开始给报刊社投稿时，邹韬奋已是名满天下的报人了。
“九一八”后，邹韬奋开始对《生活》周刊进行革新，使它从一本单纯谈论职业教育和青年修养的刊物转为讨论社会问题、全力推动抗日救亡运动的刊物。1931年5月16日，他写了《料理后事》一文，预言日本必将侵略中国，警示国人：“全国上下应有彻底的觉悟，应具有世界的眼光，勿彼此闭着眼睛终日钻在牛角尖里，专作鸡虫之争……”之后他又接连写了多篇支持抗日的文章。范长江就是读了他的这些文章，成为了《生活》周刊的忠实读者。
1935年7月，范长江以《大公报》特约通讯员（不久转为旅行记者）的名义，赴中国西北地区考察旅行。这时，中国工农红军正在进行二万五千里长征。由于国民党当局的新闻封锁，红军的真实情况很少为一般民众所了解。红军北上以后中国的形势，是他在这次旅行考察中最为关注的问题。另外，他还认为，抗日战争全面展开之后，中国沿海地区将会很快沦陷，西北地区将成为抗战的大后方。他以惊人的勇气，协时10个月，足迹遍及川、陕、青、甘、内蒙古等广大地区，他的旅行通讯在《大公报》上发表后，在全国读者中引起了轰动。
作为一个老资格的报人，邹韬奋也一直密切注视着范长江这个青年记者的行踪和他所写的通讯报道。他十分称道范长江在采访中所表现出来的锲而不舍和吃苦耐劳的作风。
范长江与邹韬奋神交久矣，却一直没有机会见面。直到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7月30日晚，范长江在敌机的轰炸中，离开保定来到上海。几乎与此同时，邹韬奋等救国会领导人也于7月31日被国民党当局释放，回到上海。他们终于在一次文化界商讨如何进行抗日救亡工作的会议上相识了，但因两人都忙于各自工作，还没有机会进行深入的交流。
相知：志向相投携手发声共赴前线劳军慰问
淞沪战场经过两个多月的浴血抗战，日军在金山卫登陆，我军不得不撤离，上海将成为孤岛。此时《大公报》汉口版已经出版，范长江于1937年11月乘船离开上海，抵达武汉。邹韬奋则是在上海沦陷后，与何香凝、郭沫若等人先乘船到香港，再经广州，并绕道广西，于12月16日左右抵达武汉的。当时，武汉已经成为战时政治文化中心，大批军政文化界人士云集。
扩大生活书店业务，努力给各界人士提供精神食粮，是邹韬奋在武汉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在这方面，范长江给予了他很多的支持。1938年1月，生活书店编审委员会成立，范长江被聘为委员之一。他负责主编的一套战地通讯报告集——《抗战中的中国丛刊》，即是由生活书店在1938年1月至5月陆续推出的。这套丛刊甫一出版，就在读者中产生了很大的反响，在此期间，范长江还主编了《西线风云》、《徐州突围》等书，也都是交由邹韬奋主持的生活书店出版的。
1938年3月30日，范长江、陈同生等人在武汉成立了一个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闻工作者团体一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邹韬奋被推举为名誉理事。1938年4月1日，在该学会的机关刊物《新闻记者》创刊号上，邹韬奋发表了《新闻记者活动的正确动机》，他在文中说：“新闻记者的活动，尤其重要的是要有正确的动机；再说得其体些，便是要为社会大众的福利而活动，不要为自己的私图而活动。我常和长江先生谈起‘我所敬重的朋友都是只有事业兴趣而没有个人的野心’的，有事业兴趣才会埋头苦干，而津津有味，乐此不疲；没有个人野心才不至利用从事业上所得到的社会信用做自己升官发财，乃至种种私图的阶石。”由此可见两人频繁、热络的交往，是建立在他们对新闻事业的共同认知和理解上。
虽然战争促成了国共的第二次合作。但执政的国民党一直企图凭借国家危机产生的民族凝聚力，将两党“融为一体”，进而消灭共产党，实现其一党专政的独裁政体。1938年初，国民党主办的《扫荡报》、《武汉日报》、《血路周刊》等报刊，大肆鼓噪“一个领袖、一个主义、一个政党”，甚至攻击共产党和陕甘宁边区、八路军和新四军为“封建割据”。此时，《大公报》的领导人为培养范长江做接班人，让他学写社论，范长江就写了一篇《抗战中的党派问题》，力主各抗日党派民主团结，反对国民党的“三个一”。不料，文章付印前，被该报的总编辑张季鸾发现并扣下，由他另写了一篇拥护“三个一”的文章换上。张季鸾还告诫范长江以后要“以大公报的意见为意见”，放弃拥护共产党的态度。范长江断然拒绝道：“我是中国人，我应以中国大多数人的意见为意见。”就这样，他和《大公报》闹翻了。后来，他回忆说：“我把我这篇文章拿去给邹韬奋，他当然是同意我的主张的，就在他主编的《抗战三日刊》上原文发表了。”这件事也使两人的关系变得更加友好了。 范长江、邹韬奋都是救国会的会员，邹韬奋还是救国会的领导人之一，他们除了自己的本职工作之外，还要参加救国会的各项活动。1938年9月18日，范长江与沈钧儒、邹韬奋、王炳南等代表的救国会、武汉文化界，组成慰劳团，携带金鸡纳霜、药特灵、毛巾等慰劳品和大批书报，从武汉经南昌来到江西德安劳军。随后，邹韬奋等人又到湖北阳新前线慰问，恰巧范长江正在这一带采访，他们同住在一个庄上。邹韬奋说，不到前线，不亲身接触前线军民，就不了解他们的需要和愿望，也就不可能真正地为抗战服务。他们还讨论了前线部队急需的药品和书报供应等问题。
相助：韬奋做媒长江成婚聚首香港患难扶持
1938年10月，武汉弃守，范长江此时已从《大公报》离开，与胡愈之、孟秋江等同志一起创办了国际新闻社，辗转于长沙、桂林之间，并于1939年初在桂林建立了国际新闻社总社。同年5月，范长江由周恩来介绍，在重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建立了国新社重庆分社。邹韬奋也在武汉沦陷前到了重庆。
邹韬奋与沈钧儒同为救国会的领导人，亦师亦友，彼此相知甚深。邹韬奋到武汉之后，得知范长江尚未成家，就主动介绍了沈钧儒的小女沈谱给他认识。1940年12月10日，范长江与沈谱在重庆沈钧儒的住所“良庄”喜结良缘。
1941年初，皖南事变发生以后，国新社被国民党当局封闭，蒋介石下令逮捕范长江。范长江立即化装撤退到了香港。与此阿时，国民党当局对邹韬奋的迫害也与日俱增，2月23日，邹韬奋决定辞去国民党参政员职务，并拒绝参加3月1日即将召开的第二届国民参政会。2月25日凌晨4时，他悄然离开重庆，转道桂林，于3月5日抵达香港。
抵港当天，邹韬奋就与金仲华、范长江等在港文化界人士见了面。范长江到香港后，立即和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负责同志廖承志取得了联系。其时，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要在香港建立一个宣传据点，他便担起了创办报纸的任务。经过一番紧张的筹备，1941年4月8日，《华商报》创刊。该报的方针是对内要求团结、民主、进步，反对分裂、独裁、倒退；对外是反对英美对日妥协，揭批绥靖政策和“东方慕尼黑”阴谋。邹韬奋撰写的长篇抗战史料《抗战以来》，在《华商报》上每日连载。
这期间，邹韬奋的夫人和三个孩子也到了香港。一家5口生活相当窘迫，常常处在等米下锅的窘境当中。范长江知道这种情况后，内心非常不安，就在编务会上提出，给邹韬奋预支一些稿费，以解燃眉之急，大家一致同意。这笔钱对于当时韬奋一家来说，真可谓雪中送炭。另值得一提的是：当时，邹韬奋主持的生活书店，在香港是有营业收入的，他完全可以支用，但他却不愿这样做，他认为书店的钱，就应该用在书店的事业上，而不能由他个人使用。
1941年5月17日，《大众生活》周刊在香港复刊，邹韬奋任主编。这是他生前主编的最后一个刊物，也是他一生所办刊物里最好的一个。
同年10月，范长江写了《怎样学做新闻记者》一文，还在文中特意交代了这篇文章写作的缘起：“韬奋先生叫我写‘怎样做新闻记者’这个题目，我觉得非常为难。因为照我做记者九年来的经验，深知‘新闻记者’这个工作，好像非常容易，而实在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事变爆发。党中央指示南方工作委员会动用一切力量把全部旅港的抗日文化工作者抢救出来。在地下党和东江纵队的严密组织下，营救进步文化人士工作进行得十分顺利。当时，《华商报》的采访部主任陆浮通过关系，好不容易给范长江弄到两张去澳门的船票。范长江当晚就和沈谱商量，他要去找一下邹韬奋，如果他尚未离港，希望沈谱能将自己的船票让出来，因为邹留在香港的危险性实在是太大了，而沈谱则可以暂时隐蔽下来。沈谱也同意了。范长江出去了一个通宵，天亮才回来，告诉沈谱，邹韬奋已去了东江，他们这才放下心来。通过这件事，我们不难看出范长江与邹韬奋的友情是何等的深厚！
范长江和邹韬奋从香港分手后，就未再见过面。后来，范长江辗转去了苏北解放区，而邹韬奋则辗转于东江纵队游击区，并于1942年11月进入苏中解放区，1943年2月，邹韬奋因病秘密赴上海诊治。1944年7月24日，一代杰出报人邹韬奋病逝于上海。
1956年1月，在范长江的提议下，《韬奋文集》三卷本由北京三联书店出版，并作了《韬奋思想的发展》一文代序。又，1959年7月21日，在邹韬奋逝世15周年前夕，时在上海华东医院治病的范长江，躺在病床上，思绪万千，接连写下了《为真理而奋斗——纪念韬奋同志逝世十五周年》、《忘我的人》两篇文章，以纪念自己的这位好友。
张宁据千龙网 胡正强/文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