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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历史辉煌
不同民族有不同的语言文字，用一种语言文字表述的内容，是不能被不懂这种语言文字的人们理解的。要使他们理解，必须把这内容改用他们所懂的语言文字来表述，这就是翻译。换句话说，在翻译前和翻译后，呈现在人们面前的语言文字的种类是不同的，而内容则是相同的。我国自汉唐时代中外高僧翻译佛经以来，翻译事业有过辉煌的历史，产生出无数翻译杰作，为中外文化交流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近现代随着政治经济、文学艺术和科学技术等领域向东西方学习潮流的兴起，更促进了翻译园地的繁荣。
在翻译工作中，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关键是词语的定名，这是每个翻译工作者必须全力以赴而不可掉以轻心的，也往往是很不容易的。近代翻译大家严复说过：“一名之立，旬月踟蹰”，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本文主要讲外译中的译名问题。
译名可分三种方式：一、意译，二、音译，三、形译。
意译的译名占新词汇中的很大部分，也是最有价值的部分。它们是利用固有的汉字把外来词汇从具体事物到抽象概念所包含的意义，按照尽量确切或接近的原则表达出来而形成的。例如“摄、影、磁、带”是固有的汉字，而“摄影”和“磁带”则是通过翻译而得到的代表外来事物的新词。又如“小学”和“大学”是中国原有的名词，但是通过翻译，它们分别具有了新的含义。
在难以意译的时候，最常用的手段是音译，就是把外文的音用发音最近的汉字来表达，而不管所用汉字的原意如何。从佛经中的“菩萨”（译自梵文）到现代科技中的“雷达”（译自英文radar），都是音译词的代表。由于不同文字有不同的发音体系，音译不可能绝对准确，汉字又有同音字多的特点，所以往往出现不同的译法，要通过约定俗成来统一。例如“沙法”和“沙发”（英文sofa），“巧克力”、“巧格力”和“朱古力”（英文chocolate）等，有的已经统一，有的尚待统一。
最适宜用音译的是专有名词，如人名、地名等。英国大科学家牛顿（Newton）过去曾被译作“奈端”，与原文对照起来，“牛顿”的音虽然不完全符合，毕竟胜于“奈端”，所以现在已经统一。又如法国作家雨果（Hugo）过去曾被译作“嚣俄”，现在不用了，情况也是如此。
意译与音译相比较，一般说来，前者优于后者，所以文学名词“灵感”早已取代了“烟士披里纯”(英文inspiration)，哲学名词“扬弃”不会再被说成或写成“奥伏赫变”（德文Aufheben）了。仍被应用的则有“歇斯底里”(英文hysteria, 意译作“癔病”或“病态激动”)。还有无产阶级（法文prolétariat）和资产阶级（法文bourgeois）过去有一个时期常采用音译，称作“普罗列塔利亚”（或简称“普罗”）和“布尔乔亚”。至于“总统”（英文president）曾被音译成“伯里玺天德”，“全体”（total）和“单位”（unit）曾被音译成“拓都”和“幺匿”（兼表意），现在恐怕知道的人很少了。乐器中的钢琴（piano）和小提琴（violin）曾被音译成“披霞娜”和“梵婀玲”，也已是遥远的往事。在科技方面，通讯工具的名称“德律风”（telephone）理所当然地改成“电话”，机械名词“华司”（washer）和“倍令”(bearing)虽然还流行在口头，正式译名则已确定为“垫圈”和“轴承”。英文新名词laser开始出现时曾被译作“莱塞”或“莱泽”，现在已经定名为“激光”了。
音译如果能巧妙地兼表意，比单纯音译更受欢迎，例如译自英文gene的“基因”，但这类译名是可遇而不可求的。
意译、音译之外，还有音意结合的，如卡片（英文card）、卡车(car)、扑克牌(poker)、沙丁鱼(sardine)、卡宾枪(carbine)等，是很好的译名方式。
专有名词有可以意译而用音译的，如纽约(New York)，有径用意译的，如牛津(Oxford)。还有部分音译部分意译的，如剑桥（Cambridge）。
所谓形译，情况是这样的：日语中有大量汉字，它们的字音与这些汉字在汉语中的字音不同，字义也不一定相同。有时还有写法上的差异。对于在日语中出现而汉语中原来没有的那些用汉字组成的词语，不管是日语本身所固有还是译自其他外文，我们可以搬过来，写成规范的汉字，读成汉语的字音，因为是利用现成的汉字字形，所以称作形译。这样的词很多，例如“假名”、“景气”、“积极”、“消极”，就是其中的代表。
除了用固有的汉字作意译、音译、形译以外，还有一种手段，就是利用汉字的造字原理创造新的汉字。机械名词“泵”是会意字，意谓用力把水压出，好像石在水上一般，读音则与英语pump相近，显然胜过音译“帮浦”，便取而代之了。
采用音译手段时，常创造新形声字，如“咖啡”(英语coffee)、“咖喱”（curry）等。近代翻译界有一种共识，就是用口字旁的新造字来表示译自外文。英里、英尺、英寸过去曾写作“哩、呎、吋”，现在已经废止不用了。
我特别佩服化学界和医学界的翻译工作者们，他们都是现代的仓颉。试看一百多个元素名，很多是新造形声字，气体一律从气，液体从水，金属从金，非金属从石。造字系统分明，与外文关系确切，又便于读出字音。还有许多有机化合物和药物名称，也是如此。
二、现状堪忧
从上可知，在将外文译成中文时，不管是用现成的汉字还是用新造的汉字，必须把外文词一一改成中文词，这是翻译的正道。近代以来，出现了中文直接吸收外文的现象。这里不说那些科技符号和算式之类，因为是世界各国统一的。然而在一般行文中，如何对待外文，则有必要探讨一番。下面就常见的典型情况来说说。
ABC作基础、初步或入门解，常见照抄而不译，这是没有理由的，应该译成“基础”、“初步”或“入门”之类。
字母作为某种形状的代表，不妨照用，如Ｓ形表弯钩形，但也可用音译，如“爱司头”、“爱司饼”。又如英文T square译作“丁字尺”，则取“丁”与Ｔ形近，却从来没有人诘问那“丁”字的一钩在哪里。反观今日，“Ｔ恤”和“Ｔ形舞台”中的Ｔ为什么不能用“丁”来代替，这是值得思索的。
Ｘ射线（英文X ray）的正式名称应该是“伦琴射线”（英文Roentgen ray，源自德文），通常称“Ｘ光”，亦作“爱克斯光”。
“维他命”（英文vitamin)是音译,早已改用意译“维生素”，它的各种类别过去曾有“甲种维生素、乙种维生素”等叫法，现在常见的则是“维生素Ａ、Ｂ”等，最好还是称“维生素甲、乙”等。还有肝炎的不同类型既称“甲型肝炎、乙型肝炎”，简称“甲肝、乙肝”，为什么“Ａ超、Ｂ超”不能称“甲超、乙超”呢？作为新技术的CT，也需要给以一个中文译名。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阿拉伯数字。首先必须指出，阿拉伯数字作为一种外文，有它的特殊性质，它既是世界一致通用的，又是只以符号的身份代替各国文字中的数字，而读音仍照各国文字中相应数字的本来读法。例如在中文中，写的是阿拉伯数字1，2，3，……而读的仍是汉字一，二，三，……这是和中文中夹用其他外文完全不同的。新中国成立以来，关于行文中数字的用法有明文规定，其中最有意义的是有关年、月、日的规定，旧式纪年和阴历用汉字，公元、阳历用阿拉伯数字，一目了然。不过世纪和年代规定必须用阿拉伯数字，似乎限得太死，即使要同国际接轨，外文中也不是一律如此的。另外在有统计意义的场合，当然用阿拉伯数字眉目清楚，如果属于一般叙述，特别在数目较小的时候，动不动就以阿拉伯数字代替汉字，我认为是不明智的。
在中文里乱夹外文的现象，近年来有愈演愈烈之势。在群众文化方面，把两个拉丁字母OK加在两个汉字“卡拉”之后所形成的莫名其妙、不伦不类的字样，至今未见有人纯粹用汉字给它定名。随着国际交往的日益频繁，又由于新科技的不断发展，大量外文词不经翻译直接用在中文里面，像KTV，MTV，VCD，DVD，MBA，DNA等，不胜枚举。前面说过，译名方式共有三种，即意译、音译和形译。意译是只取其意，字形和字音都改变。音译是取其音而改变字形。形译是取其形而改变字音。形、音、意都不改变的，只是照抄，是翻译中的不作为。这虽然不能完全归咎于翻译工作者，但是翻译工作者不应不对此予以极度的注意和关切。
目前经常用在中文里的外文，多数是缩写词。有些缩写词已有确定的译名，但是有人仍惯于用外文，甚至出现在重要报告和文件中。如近年来常见的GDP，应译成“国内生产总值”，大概是嫌字数多吧，于是六个汉字就让位于三个英文字母，至多在第一次出现时加上说明即国内生产总值，或者第一次用汉字，加注“简称GDP”，以后就一直用英文缩写了。殊不知GDP是gross domestic product的缩写，三个字母分别代表三个英文词，它们之间是有字形上的联系的，而与汉语词“国内生产总值”在字形上毫无联系，不能成为它的简称。如嫌汉语词字数多，只有从汉语本身想办法，即取汉语词的简称。2001年有两件大事，使APEC和WTO两个英文缩写词风行一时。前者是Asia-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的缩写，汉语译成全称“亚洲太平洋经济合作”，简称“亚太经合”，后者是World Trade Organization的缩写，汉语译成全称“世界贸易组织”，简称“世贸组织”，加入世贸组织还可以简称“入世”。尽管有正确方便的汉语简称，而外文缩写依然堂而皇之地在中文里通行无阻，严重地破坏着汉语的纯洁性。
缩写词的翻译，也是有多种途径的。如果已成为一个可以拼读的新词，则可以采取意译或音译，像前述英文词radar (radio detecting and ranging)用音译，laser(light amplification by stimulated emission of radiation)起先用音译，后来用意译。APEC也是用意译。如果缩写字母不能拼读，则有三种译法：一是意译，如WTO；二是照字母名称音译，如杀虫剂DDT(英文dichloro-diphenyl-trichloroethane，二氯二苯三氯乙烷，意译简称“二二三”未通行)之译成“滴滴涕”；三是照字母的发音法音译，如俄文КГБ（Комитет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безопасности，国家安全委员会）之译作“克格勃”。
除了新名词的翻译问题外，有些并非外来新词，也往往被弃中就洋，例如房屋的楼层不叫“楼”或“层”而用英文字母F（floor的首字母），双方比赛不叫“对”而叫vs（英文versus的缩写）等，看了实在不是滋味。又如中央电视台的台标，不用汉语简称“中视”或“央视”，而用英文译名的缩写CCTV，这究竟是为什么，令人百思不得其解。
汉语是世界上最优美、最有力的语言之一。汉字总数几万，虽然笔画相对来说比较繁复，但具有言简意赅的优点，即能以单纯、简练的语音表达丰富的概念。要说什么概念、什么外语词不能用汉语汉字来表示，是无法使人信服的。在涉及计算机科学的文章内，英文词internet曾被直接应用，有人甚至说这个词无法译成中文。可现在不是已经按照英文首字母大小写的不同而分别译为“因特网”和“互联网”了吗？
在20世纪50年代，《人民日报》曾发表了题为《正确地使用祖国的语言，为语言的纯洁和健康而斗争》的重要社论。半个世纪后的今天，面对祖国语文中任意夹杂外文的混乱状况，不禁忧心忡忡。我是一名科技翻译工作者，长期从事将国外科技文献译成中文的神圣职业。数十年来，兢兢业业地力图把每一种新事物、每一个新概念用准确无误的规范汉语表达出来，深感责任重大，不敢稍有懈怠，并以有一个外文词译不成汉语词为耻。现虽年老体衰，瞻望翻译事业方兴未艾，仍愿竭尽绵薄。而抚今追昔，感慨万千，不得不大声疾呼，希望有关部门明确作出规定，杜绝外文词任意混入中文内，再一次为祖国语言文字的纯洁健康而斗争，以捍卫国家民族的尊严和荣誉，并希望广大译界同仁共勉，在中国翻译史上开创出新的辉煌。
（通讯地址：200040 上海常德路633弄106号二楼）
不同民族有不同的语言文字，用一种语言文字表述的内容，是不能被不懂这种语言文字的人们理解的。要使他们理解，必须把这内容改用他们所懂的语言文字来表述，这就是翻译。换句话说，在翻译前和翻译后，呈现在人们面前的语言文字的种类是不同的，而内容则是相同的。我国自汉唐时代中外高僧翻译佛经以来，翻译事业有过辉煌的历史，产生出无数翻译杰作，为中外文化交流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近现代随着政治经济、文学艺术和科学技术等领域向东西方学习潮流的兴起，更促进了翻译园地的繁荣。
在翻译工作中，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关键是词语的定名，这是每个翻译工作者必须全力以赴而不可掉以轻心的，也往往是很不容易的。近代翻译大家严复说过：“一名之立，旬月踟蹰”，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本文主要讲外译中的译名问题。
译名可分三种方式：一、意译，二、音译，三、形译。
意译的译名占新词汇中的很大部分，也是最有价值的部分。它们是利用固有的汉字把外来词汇从具体事物到抽象概念所包含的意义，按照尽量确切或接近的原则表达出来而形成的。例如“摄、影、磁、带”是固有的汉字，而“摄影”和“磁带”则是通过翻译而得到的代表外来事物的新词。又如“小学”和“大学”是中国原有的名词，但是通过翻译，它们分别具有了新的含义。
在难以意译的时候，最常用的手段是音译，就是把外文的音用发音最近的汉字来表达，而不管所用汉字的原意如何。从佛经中的“菩萨”（译自梵文）到现代科技中的“雷达”（译自英文radar），都是音译词的代表。由于不同文字有不同的发音体系，音译不可能绝对准确，汉字又有同音字多的特点，所以往往出现不同的译法，要通过约定俗成来统一。例如“沙法”和“沙发”（英文sofa），“巧克力”、“巧格力”和“朱古力”（英文chocolate）等，有的已经统一，有的尚待统一。
最适宜用音译的是专有名词，如人名、地名等。英国大科学家牛顿（Newton）过去曾被译作“奈端”，与原文对照起来，“牛顿”的音虽然不完全符合，毕竟胜于“奈端”，所以现在已经统一。又如法国作家雨果（Hugo）过去曾被译作“嚣俄”，现在不用了，情况也是如此。
意译与音译相比较，一般说来，前者优于后者，所以文学名词“灵感”早已取代了“烟士披里纯”(英文inspiration)，哲学名词“扬弃”不会再被说成或写成“奥伏赫变”（德文Aufheben）了。仍被应用的则有“歇斯底里”(英文hysteria, 意译作“癔病”或“病态激动”)。还有无产阶级（法文prolétariat）和资产阶级（法文bourgeois）过去有一个时期常采用音译，称作“普罗列塔利亚”（或简称“普罗”）和“布尔乔亚”。至于“总统”（英文president）曾被音译成“伯里玺天德”，“全体”（total）和“单位”（unit）曾被音译成“拓都”和“幺匿”（兼表意），现在恐怕知道的人很少了。乐器中的钢琴（piano）和小提琴（violin）曾被音译成“披霞娜”和“梵婀玲”，也已是遥远的往事。在科技方面，通讯工具的名称“德律风”（telephone）理所当然地改成“电话”，机械名词“华司”（washer）和“倍令”(bearing)虽然还流行在口头，正式译名则已确定为“垫圈”和“轴承”。英文新名词laser开始出现时曾被译作“莱塞”或“莱泽”，现在已经定名为“激光”了。
音译如果能巧妙地兼表意，比单纯音译更受欢迎，例如译自英文gene的“基因”，但这类译名是可遇而不可求的。
意译、音译之外，还有音意结合的，如卡片（英文card）、卡车(car)、扑克牌(poker)、沙丁鱼(sardine)、卡宾枪(carbine)等，是很好的译名方式。
专有名词有可以意译而用音译的，如纽约(New York)，有径用意译的，如牛津(Oxford)。还有部分音译部分意译的，如剑桥（Cambridge）。
所谓形译，情况是这样的：日语中有大量汉字，它们的字音与这些汉字在汉语中的字音不同，字义也不一定相同。有时还有写法上的差异。对于在日语中出现而汉语中原来没有的那些用汉字组成的词语，不管是日语本身所固有还是译自其他外文，我们可以搬过来，写成规范的汉字，读成汉语的字音，因为是利用现成的汉字字形，所以称作形译。这样的词很多，例如“假名”、“景气”、“积极”、“消极”，就是其中的代表。
除了用固有的汉字作意译、音译、形译以外，还有一种手段，就是利用汉字的造字原理创造新的汉字。机械名词“泵”是会意字，意谓用力把水压出，好像石在水上一般，读音则与英语pump相近，显然胜过音译“帮浦”，便取而代之了。
采用音译手段时，常创造新形声字，如“咖啡”(英语coffee)、“咖喱”（curry）等。近代翻译界有一种共识，就是用口字旁的新造字来表示译自外文。英里、英尺、英寸过去曾写作“哩、呎、吋”，现在已经废止不用了。
我特别佩服化学界和医学界的翻译工作者们，他们都是现代的仓颉。试看一百多个元素名，很多是新造形声字，气体一律从气，液体从水，金属从金，非金属从石。造字系统分明，与外文关系确切，又便于读出字音。还有许多有机化合物和药物名称，也是如此。
二、现状堪忧
从上可知，在将外文译成中文时，不管是用现成的汉字还是用新造的汉字，必须把外文词一一改成中文词，这是翻译的正道。近代以来，出现了中文直接吸收外文的现象。这里不说那些科技符号和算式之类，因为是世界各国统一的。然而在一般行文中，如何对待外文，则有必要探讨一番。下面就常见的典型情况来说说。
ABC作基础、初步或入门解，常见照抄而不译，这是没有理由的，应该译成“基础”、“初步”或“入门”之类。
字母作为某种形状的代表，不妨照用，如Ｓ形表弯钩形，但也可用音译，如“爱司头”、“爱司饼”。又如英文T square译作“丁字尺”，则取“丁”与Ｔ形近，却从来没有人诘问那“丁”字的一钩在哪里。反观今日，“Ｔ恤”和“Ｔ形舞台”中的Ｔ为什么不能用“丁”来代替，这是值得思索的。
Ｘ射线（英文X ray）的正式名称应该是“伦琴射线”（英文Roentgen ray，源自德文），通常称“Ｘ光”，亦作“爱克斯光”。
“维他命”（英文vitamin)是音译,早已改用意译“维生素”，它的各种类别过去曾有“甲种维生素、乙种维生素”等叫法，现在常见的则是“维生素Ａ、Ｂ”等，最好还是称“维生素甲、乙”等。还有肝炎的不同类型既称“甲型肝炎、乙型肝炎”，简称“甲肝、乙肝”，为什么“Ａ超、Ｂ超”不能称“甲超、乙超”呢？作为新技术的CT，也需要给以一个中文译名。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阿拉伯数字。首先必须指出，阿拉伯数字作为一种外文，有它的特殊性质，它既是世界一致通用的，又是只以符号的身份代替各国文字中的数字，而读音仍照各国文字中相应数字的本来读法。例如在中文中，写的是阿拉伯数字1，2，3，……而读的仍是汉字一，二，三，……这是和中文中夹用其他外文完全不同的。新中国成立以来，关于行文中数字的用法有明文规定，其中最有意义的是有关年、月、日的规定，旧式纪年和阴历用汉字，公元、阳历用阿拉伯数字，一目了然。不过世纪和年代规定必须用阿拉伯数字，似乎限得太死，即使要同国际接轨，外文中也不是一律如此的。另外在有统计意义的场合，当然用阿拉伯数字眉目清楚，如果属于一般叙述，特别在数目较小的时候，动不动就以阿拉伯数字代替汉字，我认为是不明智的。
在中文里乱夹外文的现象，近年来有愈演愈烈之势。在群众文化方面，把两个拉丁字母OK加在两个汉字“卡拉”之后所形成的莫名其妙、不伦不类的字样，至今未见有人纯粹用汉字给它定名。随着国际交往的日益频繁，又由于新科技的不断发展，大量外文词不经翻译直接用在中文里面，像KTV，MTV，VCD，DVD，MBA，DNA等，不胜枚举。前面说过，译名方式共有三种，即意译、音译和形译。意译是只取其意，字形和字音都改变。音译是取其音而改变字形。形译是取其形而改变字音。形、音、意都不改变的，只是照抄，是翻译中的不作为。这虽然不能完全归咎于翻译工作者，但是翻译工作者不应不对此予以极度的注意和关切。
目前经常用在中文里的外文，多数是缩写词。有些缩写词已有确定的译名，但是有人仍惯于用外文，甚至出现在重要报告和文件中。如近年来常见的GDP，应译成“国内生产总值”，大概是嫌字数多吧，于是六个汉字就让位于三个英文字母，至多在第一次出现时加上说明即国内生产总值，或者第一次用汉字，加注“简称GDP”，以后就一直用英文缩写了。殊不知GDP是gross domestic product的缩写，三个字母分别代表三个英文词，它们之间是有字形上的联系的，而与汉语词“国内生产总值”在字形上毫无联系，不能成为它的简称。如嫌汉语词字数多，只有从汉语本身想办法，即取汉语词的简称。2001年有两件大事，使APEC和WTO两个英文缩写词风行一时。前者是Asia-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的缩写，汉语译成全称“亚洲太平洋经济合作”，简称“亚太经合”，后者是World Trade Organization的缩写，汉语译成全称“世界贸易组织”，简称“世贸组织”，加入世贸组织还可以简称“入世”。尽管有正确方便的汉语简称，而外文缩写依然堂而皇之地在中文里通行无阻，严重地破坏着汉语的纯洁性。
缩写词的翻译，也是有多种途径的。如果已成为一个可以拼读的新词，则可以采取意译或音译，像前述英文词radar (radio detecting and ranging)用音译，laser(light amplification by stimulated emission of radiation)起先用音译，后来用意译。APEC也是用意译。如果缩写字母不能拼读，则有三种译法：一是意译，如WTO；二是照字母名称音译，如杀虫剂DDT(英文dichloro-diphenyl-trichloroethane，二氯二苯三氯乙烷，意译简称“二二三”未通行)之译成“滴滴涕”；三是照字母的发音法音译，如俄文КГБ（Комитет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безопасности，国家安全委员会）之译作“克格勃”。
除了新名词的翻译问题外，有些并非外来新词，也往往被弃中就洋，例如房屋的楼层不叫“楼”或“层”而用英文字母F（floor的首字母），双方比赛不叫“对”而叫vs（英文versus的缩写）等，看了实在不是滋味。又如中央电视台的台标，不用汉语简称“中视”或“央视”，而用英文译名的缩写CCTV，这究竟是为什么，令人百思不得其解。
汉语是世界上最优美、最有力的语言之一。汉字总数几万，虽然笔画相对来说比较繁复，但具有言简意赅的优点，即能以单纯、简练的语音表达丰富的概念。要说什么概念、什么外语词不能用汉语汉字来表示，是无法使人信服的。在涉及计算机科学的文章内，英文词internet曾被直接应用，有人甚至说这个词无法译成中文。可现在不是已经按照英文首字母大小写的不同而分别译为“因特网”和“互联网”了吗？
在20世纪50年代，《人民日报》曾发表了题为《正确地使用祖国的语言，为语言的纯洁和健康而斗争》的重要社论。半个世纪后的今天，面对祖国语文中任意夹杂外文的混乱状况，不禁忧心忡忡。我是一名科技翻译工作者，长期从事将国外科技文献译成中文的神圣职业。数十年来，兢兢业业地力图把每一种新事物、每一个新概念用准确无误的规范汉语表达出来，深感责任重大，不敢稍有懈怠，并以有一个外文词译不成汉语词为耻。现虽年老体衰，瞻望翻译事业方兴未艾，仍愿竭尽绵薄。而抚今追昔，感慨万千，不得不大声疾呼，希望有关部门明确作出规定，杜绝外文词任意混入中文内，再一次为祖国语言文字的纯洁健康而斗争，以捍卫国家民族的尊严和荣誉，并希望广大译界同仁共勉，在中国翻译史上开创出新的辉煌。
（通讯地址：200040 上海常德路633弄106号二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