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2008年是改革开放30年，如何继续推进改革已成为全社会关注的话题。回顾走过的道路，对照现实的处境，笔者认为：若要持续推动改革，有必要集聚新的政治资源，重建适宜改革需求的政治生态。
改革的共识为何逐渐消解
30年中的前10年，以改革开放的名义就能迅速组织各种社会资源，靠改革共识就能顺利推行改革。中间10年，各种问题暴露出来，有着明显缺陷的改革成为一些人诟病的对象，社会共识逐渐松动和消解。近10年，在一些人眼里改革开放似乎成为中国一切社会问题的渊薮，备受批评指责，甚至有人认为改革开放是一场历史误会，假如不搞改革，也许中国人的日子会更好过一些。尤其在2004～2006年改革开放第三次重大争论热潮中，改革开放似乎成了权钱勾结的导因、社会不平衡的罪魁、环境遭到破坏的元凶、国家前景不明的导火线。
改革开放的处境为何如此艰难？集中起来讲，是因为改革开放的政治生态恶化。这可从改革开放的动力机制与历史走向加以分析。就前者看，改革开放的困境是由它的衰变性政治生态导致的。改革开放伊始，它的基本动力主要来源于一批高层领导人自觉认识到中国社会必须经历一场经济改革，因此必须进行政策性的改弦更张。这决定了改革开放带有消耗性社会运动的特点，即消耗政治领袖发动改革的气势与锐气来支撑改革。回想起来，不难重新拼接改革开放初始的景象：1978年兴起的改革开放是由一场哲学运动肇始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不能说规模不够浩大、声势不够迅猛、影响不够深远，但“实践”问题毕竟是一个哲学问题，普通百姓难以参与其中不说，就是试图欣赏这场讨论也非常困难。事实上，改革开放的政治空间一直不大。所以当走到政治生态需要结构性优化的时候，改革开放就难以为继，必须以某种回流作为它继续下去的前提条件。这是30年改革开放经历的三次重大波折给人的启示。从经济角度观察，改革开放主要是基于计划经济的破产，不得不逐渐逼向市场经济。这中间存在的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在意识形态上的尖锐争端表明，被抛入市场经济漩涡的中国改革，本身缺乏对市场经济的内在认同，导致市场经济在中国的发展一波三折、举步维艰。
改革的锐气为何逐渐钝化
改革开放之所以能幸运地推进到今天这样的地步，是因为中国出现了一批积极推进改革开放的高瞻远瞩的政治家，其中作为改革开放人格化身的邓小平发挥了尤其重要的引导性作用。1987、1989和1992这三年邓小平的作用堪称明证。但当魅力型政治家在社会推动下逐渐转型为传统型和法理型政治家时，改革开放早期那种由敏锐的政治触觉引导的社会变迁，逐渐成为只能由兼顾左右的平衡措施形成的脆弱共识支持的社会变迁。这使得改革开放在需要面对深层次问题的时候，缺乏足够的政治智慧资源，无法组合为战略性的社会行动。这样，改革既无法满足希望综合改革的改革者的要求，也无法满足对改革愤懑不已的诋毁者的愿望，改革陷入困境就不是什么奇怪的事了。
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一场极其广泛而深刻的社会结构变迁，如果仅仅依赖政治领袖的理想、激情、睿智与勇气维持，就不得不面对改革锐气逐渐钝化的尴尬。回想改革初期，改革开放能够所向披靡，我们就非常缅怀那一批深怀政治理想、试图给民众提供幸福生活的政治领袖。从执政党中央到基层政治组织的领导人自然而然流露出的改革热情，是感动处于贫穷落后状态中的中国人投入改革浪潮的强大动力。体会到“文革”给中国人带来的深重灾难、感受到社会经济政治秩序紊乱的极其可怕、深刻觉察到斯大林模式社会主义的诸种弊端，这批改革领袖憋足了一股劲儿要改变中国的面貌。经过20多年的努力，他们的目的基本达到了。声势浩大的改革开放运动，在实现了他们的初衷之后，逐渐淡出历史的核心视野。改革的历史性退化令人窘迫地暴露在人们面前。
需要重建改革的政治生态
改革的这种状态并不等于给了人们断言改革结束的理由。事实上，中国的改革开放仅仅走完了第一步，刚刚收到治穷的效果。对于今天思考改革开放30年经验教训的人们来说，还没有理由为改革的成就沾沾自喜。为改革开放谋求新的政治资源乃当务之急，否则，改革的夭折绝不是什么耸人听闻的事情。自然，中国进一步的改革开放，无法再走英明领袖登高一呼应者云集之路。所以，继续推进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必须把掀起改革开放历史风暴的政治家的理想、睿智、勇气与热情推向整个社会，让中国社会被这样的改革心理浸润——官员有投身改革的强烈愿望和内在动力、民众有支持深度改革的理性信念、社会有偿付改革代价以获得改革果实的心理准备，这样，改革才能向纵深推进。
重建改革的政治生态，需要从以下两方面着手：
改变社会权力结构，改变官员小富即安、满足现状、抵御改革的既得利益者心态。无疑，官员集团是改革开放的受益者，但近年官员集团中乐意投入改革的人数明显下降，以维持现状来维护眼前利益成为他们心照不宣的趋同选择。基于这种状态，改变官员队伍的生态结构也就成了重建改革政治生态的一个重点。
改变官员队伍的生态需要至少三个着力点：一是必须重新设计官员入口，纳入那些胸怀大众愿望、致力进行改革的人士，排斥那些无所作为、满足当下的人士。二是必须重新量度在任官员的绩效，既要杜绝官员尸位素餐，又要防止他们随意配置手中资源，并保证官员高度热情和理性地投入动员、组织和配置资源的日常活动中，促使官员成为社会财富与社会福利双重增长的动力源。三是建立官员的退出机制，以保证官员在确实适应不了权力运作的情况下可以安全退出。目前要么进步、要么停滞、绝不退出的为官状态必须从根本上改变。缺乏有效退出机制的官僚体制，将无法摆脱低效能的治理状态。可以断言，能否实现官员群体的重新整合，是改革的政治生态能否重建的关键。
促使公众改变对改革目的的简单认知。要让人们意识到，改革开放并不单纯是为了治理贫穷，而是要使中国挣脱农业社会进入现代社会；改革开放远远没有完成它的历史使命，只有长期的、持续的、全面的改革开放才足以提升中国现代化的水准。
实现上述改变，要在几个方面狠下功夫：一方面，不能简单地为改革开放评功摆好，需要客观看待改革开放的成败，让人们认识改革开放的长期性与复杂性；另一方面，要认识到目前改革出现的问题只有通过进一步改革才能有效解决，避免社会出现对“文革”的怀旧情绪，造成改革开放的心理板结。深化改革必须依靠公众的巨大力量，应让公众与官员相互激发活力与创造力，共同进行一场改善中国社会的变革。新一轮改革开放的沃土在民间，而不在英明的政治家那里。
面对今天处于胶着状态的改革开放，重新集聚改革资源、重建改革的政治生态时不我待，这是继续推进改革的关键。
改革的共识为何逐渐消解
30年中的前10年，以改革开放的名义就能迅速组织各种社会资源，靠改革共识就能顺利推行改革。中间10年，各种问题暴露出来，有着明显缺陷的改革成为一些人诟病的对象，社会共识逐渐松动和消解。近10年，在一些人眼里改革开放似乎成为中国一切社会问题的渊薮，备受批评指责，甚至有人认为改革开放是一场历史误会，假如不搞改革，也许中国人的日子会更好过一些。尤其在2004～2006年改革开放第三次重大争论热潮中，改革开放似乎成了权钱勾结的导因、社会不平衡的罪魁、环境遭到破坏的元凶、国家前景不明的导火线。
改革开放的处境为何如此艰难？集中起来讲，是因为改革开放的政治生态恶化。这可从改革开放的动力机制与历史走向加以分析。就前者看，改革开放的困境是由它的衰变性政治生态导致的。改革开放伊始，它的基本动力主要来源于一批高层领导人自觉认识到中国社会必须经历一场经济改革，因此必须进行政策性的改弦更张。这决定了改革开放带有消耗性社会运动的特点，即消耗政治领袖发动改革的气势与锐气来支撑改革。回想起来，不难重新拼接改革开放初始的景象：1978年兴起的改革开放是由一场哲学运动肇始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不能说规模不够浩大、声势不够迅猛、影响不够深远，但“实践”问题毕竟是一个哲学问题，普通百姓难以参与其中不说，就是试图欣赏这场讨论也非常困难。事实上，改革开放的政治空间一直不大。所以当走到政治生态需要结构性优化的时候，改革开放就难以为继，必须以某种回流作为它继续下去的前提条件。这是30年改革开放经历的三次重大波折给人的启示。从经济角度观察，改革开放主要是基于计划经济的破产，不得不逐渐逼向市场经济。这中间存在的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在意识形态上的尖锐争端表明，被抛入市场经济漩涡的中国改革，本身缺乏对市场经济的内在认同，导致市场经济在中国的发展一波三折、举步维艰。
改革的锐气为何逐渐钝化
改革开放之所以能幸运地推进到今天这样的地步，是因为中国出现了一批积极推进改革开放的高瞻远瞩的政治家，其中作为改革开放人格化身的邓小平发挥了尤其重要的引导性作用。1987、1989和1992这三年邓小平的作用堪称明证。但当魅力型政治家在社会推动下逐渐转型为传统型和法理型政治家时，改革开放早期那种由敏锐的政治触觉引导的社会变迁，逐渐成为只能由兼顾左右的平衡措施形成的脆弱共识支持的社会变迁。这使得改革开放在需要面对深层次问题的时候，缺乏足够的政治智慧资源，无法组合为战略性的社会行动。这样，改革既无法满足希望综合改革的改革者的要求，也无法满足对改革愤懑不已的诋毁者的愿望，改革陷入困境就不是什么奇怪的事了。
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一场极其广泛而深刻的社会结构变迁，如果仅仅依赖政治领袖的理想、激情、睿智与勇气维持，就不得不面对改革锐气逐渐钝化的尴尬。回想改革初期，改革开放能够所向披靡，我们就非常缅怀那一批深怀政治理想、试图给民众提供幸福生活的政治领袖。从执政党中央到基层政治组织的领导人自然而然流露出的改革热情，是感动处于贫穷落后状态中的中国人投入改革浪潮的强大动力。体会到“文革”给中国人带来的深重灾难、感受到社会经济政治秩序紊乱的极其可怕、深刻觉察到斯大林模式社会主义的诸种弊端，这批改革领袖憋足了一股劲儿要改变中国的面貌。经过20多年的努力，他们的目的基本达到了。声势浩大的改革开放运动，在实现了他们的初衷之后，逐渐淡出历史的核心视野。改革的历史性退化令人窘迫地暴露在人们面前。
需要重建改革的政治生态
改革的这种状态并不等于给了人们断言改革结束的理由。事实上，中国的改革开放仅仅走完了第一步，刚刚收到治穷的效果。对于今天思考改革开放30年经验教训的人们来说，还没有理由为改革的成就沾沾自喜。为改革开放谋求新的政治资源乃当务之急，否则，改革的夭折绝不是什么耸人听闻的事情。自然，中国进一步的改革开放，无法再走英明领袖登高一呼应者云集之路。所以，继续推进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必须把掀起改革开放历史风暴的政治家的理想、睿智、勇气与热情推向整个社会，让中国社会被这样的改革心理浸润——官员有投身改革的强烈愿望和内在动力、民众有支持深度改革的理性信念、社会有偿付改革代价以获得改革果实的心理准备，这样，改革才能向纵深推进。
重建改革的政治生态，需要从以下两方面着手：
改变社会权力结构，改变官员小富即安、满足现状、抵御改革的既得利益者心态。无疑，官员集团是改革开放的受益者，但近年官员集团中乐意投入改革的人数明显下降，以维持现状来维护眼前利益成为他们心照不宣的趋同选择。基于这种状态，改变官员队伍的生态结构也就成了重建改革政治生态的一个重点。
改变官员队伍的生态需要至少三个着力点：一是必须重新设计官员入口，纳入那些胸怀大众愿望、致力进行改革的人士，排斥那些无所作为、满足当下的人士。二是必须重新量度在任官员的绩效，既要杜绝官员尸位素餐，又要防止他们随意配置手中资源，并保证官员高度热情和理性地投入动员、组织和配置资源的日常活动中，促使官员成为社会财富与社会福利双重增长的动力源。三是建立官员的退出机制，以保证官员在确实适应不了权力运作的情况下可以安全退出。目前要么进步、要么停滞、绝不退出的为官状态必须从根本上改变。缺乏有效退出机制的官僚体制，将无法摆脱低效能的治理状态。可以断言，能否实现官员群体的重新整合，是改革的政治生态能否重建的关键。
促使公众改变对改革目的的简单认知。要让人们意识到，改革开放并不单纯是为了治理贫穷，而是要使中国挣脱农业社会进入现代社会；改革开放远远没有完成它的历史使命，只有长期的、持续的、全面的改革开放才足以提升中国现代化的水准。
实现上述改变，要在几个方面狠下功夫：一方面，不能简单地为改革开放评功摆好，需要客观看待改革开放的成败，让人们认识改革开放的长期性与复杂性；另一方面，要认识到目前改革出现的问题只有通过进一步改革才能有效解决，避免社会出现对“文革”的怀旧情绪，造成改革开放的心理板结。深化改革必须依靠公众的巨大力量，应让公众与官员相互激发活力与创造力，共同进行一场改善中国社会的变革。新一轮改革开放的沃土在民间，而不在英明的政治家那里。
面对今天处于胶着状态的改革开放，重新集聚改革资源、重建改革的政治生态时不我待，这是继续推进改革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