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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唐朝或唐代，不同年龄层次、不同国家的人，反应不一。比如，欧洲人也许就会想到由德国学者李希霍芬最先命名的“丝绸之路”；日本人则会联想到“遣唐使”，以及与遣唐使密切相关的“正仓院”；但有一些非洲或南美国家，也许只是想到“唐人街”上的中国美食……
唐代在整个中国政治、社会、文化史上的实际地位如何，以及由此衍射出对整个东亚史、世界史的作用又是如何？这是本书作者即将和诸位读者一起发掘、探讨的问题点。2012年春天，应孙英刚之邀，我到复旦文史研究院做了一场学术演讲。孙英刚与我学术兴趣相近，大家相谈甚欢。他告诉我，中国社科院历史所的余太山正在商务印书馆组一套书，每本约10万字。孙英刚将我推荐给余先生，希望我能接手一本。当时我很犹豫，总觉得这样的“小书”要“大家”写，与我何干呢？倒是余先生对我这个后辈鼓励有加，而且孙兄也接着劝道：“我自己也要写一本，书旨是新近思考的一个议题。老弟也可将最新的学术研究纳入此书中，姑且一试吧！”
允诺二位之后，接下来对我来而言，有两个选择：一是写一本东亚文化、文学交流的书。二是开辟“第二战场”，写一本对自己而言是较新领域的书。因为自己是中文系出身，而且加上近年来的研究对象，多为流传海外的六朝隋唐汉籍旧钞本，所以用法一相对轻车熟路一些，可谓“我能写”；倘若用法二，则前途未卜，但书成后，却可以是一本“我想写”之作。打一个略不恰当的比方 ，法一好似本书第三章提及李勣大破高句丽的长矟步兵方阵，用普鲁塔克记述斯巴达重甲方阵的话，就是：“他们以无隙可乘的阵型向敌阵挺近，没有丝毫犹豫，平静而快乐……”法二则好似本书同一章中，薛仁贵卸铠着白袍，手执重戟，单骑突入高句丽万军之阵的情形。如果前者是“平静而快乐”，那么后者则是“激烈而快乐”。
我想，既然是一个30岁的人写一本关于大唐的书，当然要用“激烈而快乐”的方式。于是我定下了《炎凤朔龙记——大唐帝国与东亚的中世》这一书名，书中主线不是文，而是武。在国家、民族之间力的角逐的大背景下，勾勒出唐代东亚的诸种事件。回顾距今千百年之前 ，唐代东亚各国、各民族之间的冲突与交流，其背后所喻示的是“谁付出与为谁付出”，以及“同谁作战与为谁作战”，至今都有借鉴意义。比利时画家菲利浦·格吕克在其作《猫》中说：“在过去中 ，包含的未来比现在更多。”其实，对于人类所未知的时间轴而言，过去、未来与现在，到底谁拥有更多？无人可晓。但是我深信，人文学科最后的关怀，绝非象牙塔里面的精微考据，而是回归到对当下和未来的探究。这本小书，也可谓是我利用过去对现在，以及对未来的思考。读者诸君自可于此书中寻之，毋须赘言。
着手写作之后，发现困难重重。第一个困难是真正的平易，太难了。这半年通过写这本小书，我愈发感受到了平常与容易这两个词汇沉甸甸的分量。深邃但不难解的内容，往往受到专业文史学界和普通读者的双重欢迎。唐代诗人白居易每次写好诗后，总要朗诵给不识字的老太太听，所谓“老妪解诗”是也。另一个写作困难就是史料之蒐集。书中每做一论述，每下一判断，虽不必像纯粹学术著作那样使用浩瀚之注释、回顾学术史，等等，然而，如要免俗书之讥，就必须有充足之理据，留心学界最新的成果。大陆的六朝隋唐史料，自不待言，台版的中古文史典籍，则通过京沪的一些相熟旧书肆老板寻访了不少。而海外（尤其是日本东洋史学界）最新的著作，也托请友朋代为购置。书中所配近70幅图，大都选自海外博物馆；或摄自朝鲜半岛唐代古迹；或是由师友提供的稀觏之物。比如，在涉及高句丽好太王之处，就选用了首尔博物馆藏的“广开土王青铜盒”。《兰陵王入阵曲》一章，则有我自己拍摄的奈良春日大社演奏用的龙笛与古谱。如斯种种，希望能给读者在看本书文字的同时，带来一些“读图时代”的轻松。
业师张伯伟先生常教诲我要有文史兼通的视角，细微考据时不忘永恒的人文关怀。我校历史系张学锋老师是治六朝史与东亚史的贤达，手批了小书的全部打印初稿，朱墨灿然，令我感动万分！我校中文系徐兴无老师乃汉唐五经、谶纬之学的大家，他对本书中隋唐“五德历运”的推算给了我启发性的建议。日本南山大学专攻佛经音义与禅宗的梁晓虹教授，对本书涉及佛教史的章节提供了宝贵的修改意见。哈佛大学东亚系田晓菲教授也就初稿的帝国主义与天下秩序相关问题，多次来函商兑疑义。此外，台湾“中研院”史语所的陈鸿森先生，将自藏的相关绝版书籍直接航空快寄相赠……诸位师长之高情厚谊，谨记于此。回想半年多前，自己答应余太山先生和孙英刚兄之时，暗自定下的目标是完成一本“通而不俗”的书。书成搁笔，却已是“半折心始”。按照这样的“折扣率”，倘若不落入“俗而不通”之讥，则是我之大幸了。
唐代在整个中国政治、社会、文化史上的实际地位如何，以及由此衍射出对整个东亚史、世界史的作用又是如何？这是本书作者即将和诸位读者一起发掘、探讨的问题点。2012年春天，应孙英刚之邀，我到复旦文史研究院做了一场学术演讲。孙英刚与我学术兴趣相近，大家相谈甚欢。他告诉我，中国社科院历史所的余太山正在商务印书馆组一套书，每本约10万字。孙英刚将我推荐给余先生，希望我能接手一本。当时我很犹豫，总觉得这样的“小书”要“大家”写，与我何干呢？倒是余先生对我这个后辈鼓励有加，而且孙兄也接着劝道：“我自己也要写一本，书旨是新近思考的一个议题。老弟也可将最新的学术研究纳入此书中，姑且一试吧！”
允诺二位之后，接下来对我来而言，有两个选择：一是写一本东亚文化、文学交流的书。二是开辟“第二战场”，写一本对自己而言是较新领域的书。因为自己是中文系出身，而且加上近年来的研究对象，多为流传海外的六朝隋唐汉籍旧钞本，所以用法一相对轻车熟路一些，可谓“我能写”；倘若用法二，则前途未卜，但书成后，却可以是一本“我想写”之作。打一个略不恰当的比方 ，法一好似本书第三章提及李勣大破高句丽的长矟步兵方阵，用普鲁塔克记述斯巴达重甲方阵的话，就是：“他们以无隙可乘的阵型向敌阵挺近，没有丝毫犹豫，平静而快乐……”法二则好似本书同一章中，薛仁贵卸铠着白袍，手执重戟，单骑突入高句丽万军之阵的情形。如果前者是“平静而快乐”，那么后者则是“激烈而快乐”。
我想，既然是一个30岁的人写一本关于大唐的书，当然要用“激烈而快乐”的方式。于是我定下了《炎凤朔龙记——大唐帝国与东亚的中世》这一书名，书中主线不是文，而是武。在国家、民族之间力的角逐的大背景下，勾勒出唐代东亚的诸种事件。回顾距今千百年之前 ，唐代东亚各国、各民族之间的冲突与交流，其背后所喻示的是“谁付出与为谁付出”，以及“同谁作战与为谁作战”，至今都有借鉴意义。比利时画家菲利浦·格吕克在其作《猫》中说：“在过去中 ，包含的未来比现在更多。”其实，对于人类所未知的时间轴而言，过去、未来与现在，到底谁拥有更多？无人可晓。但是我深信，人文学科最后的关怀，绝非象牙塔里面的精微考据，而是回归到对当下和未来的探究。这本小书，也可谓是我利用过去对现在，以及对未来的思考。读者诸君自可于此书中寻之，毋须赘言。
着手写作之后，发现困难重重。第一个困难是真正的平易，太难了。这半年通过写这本小书，我愈发感受到了平常与容易这两个词汇沉甸甸的分量。深邃但不难解的内容，往往受到专业文史学界和普通读者的双重欢迎。唐代诗人白居易每次写好诗后，总要朗诵给不识字的老太太听，所谓“老妪解诗”是也。另一个写作困难就是史料之蒐集。书中每做一论述，每下一判断，虽不必像纯粹学术著作那样使用浩瀚之注释、回顾学术史，等等，然而，如要免俗书之讥，就必须有充足之理据，留心学界最新的成果。大陆的六朝隋唐史料，自不待言，台版的中古文史典籍，则通过京沪的一些相熟旧书肆老板寻访了不少。而海外（尤其是日本东洋史学界）最新的著作，也托请友朋代为购置。书中所配近70幅图，大都选自海外博物馆；或摄自朝鲜半岛唐代古迹；或是由师友提供的稀觏之物。比如，在涉及高句丽好太王之处，就选用了首尔博物馆藏的“广开土王青铜盒”。《兰陵王入阵曲》一章，则有我自己拍摄的奈良春日大社演奏用的龙笛与古谱。如斯种种，希望能给读者在看本书文字的同时，带来一些“读图时代”的轻松。
业师张伯伟先生常教诲我要有文史兼通的视角，细微考据时不忘永恒的人文关怀。我校历史系张学锋老师是治六朝史与东亚史的贤达，手批了小书的全部打印初稿，朱墨灿然，令我感动万分！我校中文系徐兴无老师乃汉唐五经、谶纬之学的大家，他对本书中隋唐“五德历运”的推算给了我启发性的建议。日本南山大学专攻佛经音义与禅宗的梁晓虹教授，对本书涉及佛教史的章节提供了宝贵的修改意见。哈佛大学东亚系田晓菲教授也就初稿的帝国主义与天下秩序相关问题，多次来函商兑疑义。此外，台湾“中研院”史语所的陈鸿森先生，将自藏的相关绝版书籍直接航空快寄相赠……诸位师长之高情厚谊，谨记于此。回想半年多前，自己答应余太山先生和孙英刚兄之时，暗自定下的目标是完成一本“通而不俗”的书。书成搁笔，却已是“半折心始”。按照这样的“折扣率”，倘若不落入“俗而不通”之讥，则是我之大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