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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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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孙毓筠戴了三顶“帽子” 辛亥武昌首义后不久，安徽省城安庆宣告独立。但因督位之争，变故纷呈，政局混乱，动荡不安，权力陷入真空。为此，革命党人王天培、史沛然、韩衍约会开明绅士童挹芳、黄书霖等，大家均怵于祸至之无日，多主张尽快建立一个临时行政机关，“商定一切，维系人心，以绝争端，而策久安”。议定结果，遂成立“皖省维持统一机关处”，选举韩衍(字蓍伯，别号孤云)为秘书长，并议定在安徽成立军政府，一致票选
【出 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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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览群书
【发表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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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1期
其他文献
中国四大古典奇书——《三国演义》、《水浒》、《西游记》、《金瓶梅》，都有作者、版本之谜。但前三部作品的作者和版本之谜，基本上已破解。《三国演义》的作者是罗贯中，在他的《三国》祖本的基础上，有两个版本系统：一是《三国志传》版本系统，二是《三国志通俗演义》版本系统，前者早于后者。《水浒》的作者是施耐庵，也有两个版本系、统：繁本和简本，前者早于后者。《西游记》的作者是吴承恩，《西游记平话》是《西游记》的
与7年前发表的《借我一生》一样，余秋雨给今年新版回忆录《我等不到了》贴了一个怪标签：“记忆文学”。 回忆录偏不叫回忆录，却冠以“记忆文学”的怪名称。这种标新立异当然不止是商业炒作，更是一个海派文化商人的精明考量。“记忆文学”在回忆录和自传体小说之间骑墙。墙的一边，是真人实事；墙的另一边，是虚构想象。“记忆”可能有误可能遗忘，“文学”允许虚构允许想象。早早立起这两道阻挡批评之火的防火墙，他就可以躲
随着经济发展和民族自信心的增强，很多人尤其是对中国传统文化保持敬意的人，为了实现探索中国思想和中国制度的突破，更愿意将目光投向曾在中国几千年传统中切实发挥过中流砥柱作用的儒学及其制度体系。在当代中国学人中，干春松教授是较早从事“制度儒学”研究的。他借鉴历史社会学和知识社会学的方法，从政治哲学、世界秩序层面切入儒家思想研究，并相继出版了多部著作。干春松又推出两部著作，即《重回王道——儒家与世界秩序》
在自己或他人的著译之后添加“附记”，这大概是周作人写作的一大特色。周作人所作“附记”，或长或短，短者只一句话，长者则篇幅大大超过正文。这些为数不少的“附记”，有的已被其收入自编文集，有的则仅见于原载报刊，迄今仍被遗留在“集外”。本文披露的四则“附记”，即属于这种情况。 《劳动的歌六首》附记 这六首歌是本年二月中所作，曾载在《新村》杂志第三卷第三号上，后来收入诗集《杂三百六十五》里边，我在前次的
在20世纪上半叶，中国颇出了几个会作诗的汉奸，其中诗名最大的据说是汪精卫(兆铭)、梁鸿志(众异、仲毅)、黄溶(秋岳)、郑孝胥(苏堪、苏戡、苏龛)四人。这些人的诗作，通常都不易见到。 其中汪精卫的《双照楼诗词稿》我曾寓目。汪作为汉奸名声最大，但作为诗人总的来说只是还过得去而已，缺乏令人印象深刻的佳作。姑举其《浪淘沙·红叶》一首为例： 江树暮鸦翻，千里漫漫，斜阳如在有无问。临水也知颜色好。只是将残
现在写字与打字成为两种并行的“书写方式”，而且打字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大，大有取代写字的趋势。写字与打字，结果看起来是相同或相似的，无非是形成书面表达的文字；但仔细分析起来，二者实际存在很大差异。 首先，书写的感觉不同。一用笔和纸，一用键盘和显示器。当握笔在纸上书写的时候，随着手的运动带动笔的划动直接在纸上留下文字，文字成为自己的直接创造物，人与纸笔、文字之间零距离地亲密接触。键盘打字、屏幕显示则难
《亚细亚荒原》，何铁生著，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7年出版，1.20元 对新时期的中国文学来说，20世纪80年代无疑是一个属于诗歌的年代。“朦胧诗”的横空出世掩盖了当时小说、散文等其他文体的锋芒。在今天来看，诗歌之所以能达到这样一个境地，并不是当时的小说、散文等其他文体缺乏对一个刚刚结束的时代的反思和批判，而是在步入现代主义的文学体裁中，诗歌在汉语中所凸显的力量和情怀拥有更为明确的透彻性和决然性。
人是文化的创造者，文化是人的存在方式。17世纪，德国学者S·普芬多夫就认为：文化是社会入的活动所创造的东西，是有赖于人和社会生活而存在的东西的总和。20世纪，胡适认为：文化是一种文明所形成的生活的方式。人名具有丰富的文化蕴含，从文化的角度探究人名，成为王建华教授《人名文化新论》的独特视阈和重要贡献。著者筚路蓝缕独辟蹊径，在纵横捭阖的研究视阈、深入肯綮的问题探究、趣味盎然的语言表述中，在古今演变中探
一直记得小学语文课文《落花生》中许地山先生（1893-1941年，笔名“落花生”）的父亲借花生而教育子女们的那句话：“你们要像花生，因为它是有用的，不是伟大、好看的东西。”看似轻描淡写的一句话，却让花生成为了吃苦耐劳、默默无闻的优秀人品的代名词。 多少年后，“落花生”的女儿许燕吉将花生低调、有用的品质坚持到底，在其如麻花一般扭曲的人生中始终坚持“花生精神”，做一个为社会有用的人。她的36万字的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