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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约瑟，英文原名Joseph Needham，中文名“丹耀”，英国人，1900年生于伦敦，李约瑟是他后来赴华前所取的汉名。他有一大堆头衔，每一个都是响当当的，比如：英国王室御前顾问，英国皇家学会会员，英国学术院院士，著名生物化学家，中国科技史大师等等。我们介绍他，往往最后还不忘加上一句：中国人民的亲密朋友。
李约瑟一生勤奋治学，颇多建树。早年他研究生物化学，20世纪前期以两部专著创立“化学胚胎学”这一崭新的学科，举世震动，被誉为“化学胚胎学之父”；在国际事务方面，他率先提出战后国际科学合作及建立国际科学机构设想，最终发展为今天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宗教方面，他发展了马克斯·韦伯的理论，肯定它在科学发展上的作用，并将之与科学互相沟通。当然，他一生最大的功绩，是与多位学者合作，以毕生心血撰写并出版了三十册之多的皇皇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并使之形成一门国际性的新学科。他以大量的证据，证明东方文明（尤其是中华文明）对人类文明的重要推动作用，有力的批判了“欧洲中心论”，并将东西方文明相联接，指出其向“世界大同”发展的总趋势，为人类世界的发展指明了方向。他学识渊博，被知识界誉为“百科全书式的人物”、“20世纪的伊拉斯谟”。
李约瑟热爱中国文化，对中国饱怀深情，在1943至1986的数十年间，他曾先后八次访问中国大陆，数次访问香港，为推进中英两国人民友好事业竭尽全力。1990年，中国紫金山天文台将一颗国际编号为2790的小行星命名为“李约瑟星”，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授予其“人民友好使者”荣誉称号，以表彰他半个世纪以来在促进中英两国人民友谊方面所做的贡献以及在中国科技史事业上的巨大成就。
1971年9月，李约瑟在香港接受了著名学者胡菊人先生的专访，其后两人保持了长达二十余年的友谊。胡菊人先生翻译多篇李约瑟的论文在香港发表，并著有《李约瑟与中国科学》一书，介绍李约瑟及其学术成就给中文读者。
今年是李约瑟先生辞世十周年，笔者特远赴加拿大，采访胡菊人先生，倾听胡先生讲述与李约瑟交往的点点滴滴。
笔者：您与李约瑟是怎么认识的？之前对他了解多吗？
胡菊人：我对于李约瑟先生十分崇慕，他的一生贡献给中国科学的研究，成绩突出，好像没有人在他之前做过同样的工作，所以是有开创性的。以前人们认为中国传统没有科学，只有在与西方接触后才有科学的探索，李约瑟的书一出，才驳斥了这种谬见，我认为十分有价值。
1971 年他来香港时我访问他，文章刊于 《明报月刊》该年11月号，向香港读者介绍李约瑟的大名及其著作。
笔者：能否谈谈当时的见面情景？
胡菊人：记得当时是9月中旬的一个社交晚会上，承香港中文大学的宋淇先生相告，说李约瑟夫妇来了，同行的还有《中国科学技术史》的合著者鲁桂珍女士，并告以所居酒店。第二天，我便去访问他。
笔者：他是怎样的一个人，您对他印象如何？
胡菊人：李博士衣着随意，但非常整齐，还带了纸笔。他身材高大，可能是因为长期伏案的原因，背有点驼。但身体强健，步履稳健，虽然已经70岁出头，但看上去倒象是60岁以下的人。
从我们初次会面的一件小事情上，可以见出李博士的性格。那天早上，他已经和酒店的经理讲好，要借另一间房间会客。但我们到了地方，因为经理不在，其他工作人员因没接到经理通知，不给开门。结果，李博士在电话上和另外一位负责人整整交涉了20分钟。他在电话里和那人谈话，把前后经过交代清楚，语调温和，专心致志，一个劲地说理，只是态度坚决，非要对方遵守此前的约定不可。在那20分钟的交涉过程中，他虽然知道我们站在走廊上，在他的背后，却一直没有回头望我们一眼。
笔者：这种认真的精神让人印象深刻。
胡菊人：是呀。喜欢知识和讨论问题的人，和李约瑟博士谈话，定会获得无限的乐趣。他几乎什么都懂，都有意见，因为知识实在太多了。他博杂而又专精，正应和了中国“博而约”的古语。对于不能太肯定的问题，他尽量采取保留态度，但对可以下结语的问题，他都斩钉截铁地说“是”，这还不够，还要加上“我确认”、“一定”这一类的肯定语气。
李约瑟的中文说得不错，我们的谈话有趣、严肃而又轻松。说到感兴趣的话题，他更滔滔不绝。
笔者：您是在什么情况下关注李约瑟的？
胡菊人：我于自然科学、应用科学，半窍不通。1970年代初，却沉迷于李约瑟论中国科学的著作，目的是为了了解中国文化，他的著述，为我打开了一个新天地，好象是中国文化忽的长出了新干劲、新力量。中国文化，便不仅是高庙巍峨的抽象道德伦理，也不仅是幽深玄妙的生命玄道，而是结结实实的具体发明、实用成就、可验证的理论……为数之多，贡献之大，令人目眩。
我们认为中国没有科学、中国传统文化里长不出科学，原是从西方文化的冲击而生的误解。我们震惊于西方现代科学那种伟大的建构，转而觉得中国一无是处。读李约瑟的著作，却把西方现代与中国传统在科学上彼此高下自别、两相分离的观点，一扫而光，让两者发生了奇妙的关联。原来西方现代科学，受惠于古中国的贡献，西方现代世界的建立，得力于古中国的影响。
笔者：您后来还专门写了一本书《李约瑟与中国科学》？
胡菊人：对。这本书最近要在内地推出新版本。
李约瑟举出许多例证，令“自大成性”的西方人无法不承认是史实。其中比如说印刷术、火药、罗盘，此三样东西，改变了西方的社会面貌，使西方发生翻天覆地的变革。没有印刷术，则知识无从普及，现代世界之肇建便根本不可能；没有火药，则西方中古社会的贵族封建军事体制不会解体，此由于火药加上亦可能得自中国西传的统炮，把那些分割自雄的贵族堡垒一一轰下，社会才有转化的契机；没有罗盘，则西班牙、葡萄牙人无法航海，不能绕过好望角，亦不能发现新大陆。就是这三样东西，对西方现代社会的建立，已有不可磨灭的功绩。
我们今日看来微不足道的小发明，对于西方世界所引发的的社会变迁，却是非常巨大，例如“马镫”的西传。没有了它，骑士无从施其技，骑士制度亦不会产生。足镫又改变了骑兵战争的方式，不再是单对单的战斗，而是整队战马联结在一起冲刺，接受指挥官的命令，这种骑兵术及其战争方式，乃欧洲中古最重要的军事力量，保卫了封建贵族制度，将近有十世纪之久，直至中国的火药传到西方，才把这种制度推翻。
此外如挽马术，如铁索吊桥，如钻井法，如尾轴舵，如十二平均律，如天文钟，如天文学上的坐标法、架筒法、天体观念，磁力学，又如平衡环、防水隔舱法、种痘免疫学等等，每一样发明的传播，都对西方有重大影响，都为文艺复兴以后的源远流长的现代化之路，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助力。
因此，我们回头来看中国文化，又再审视现代科学这座宏伟的大建筑，凛然于原来在它的辉煌外表之下，有看不见的地基，有深植于地下的椿柱，其中很多必得标明“中国”字样。
笔者：请用一句话来形容您对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的理解。
胡菊人：五四时期，中国人自己认为中国科技一片空白，所以才要向西方引进“德先生”与“赛先生”。李约瑟的著作《中国科学技术史》，让中国读者认识到中国科技在世界科技史上是有一定地位的。它能够帮助中国读者重新找到文化自信。
笔者：这也是您写这本书的目的？
胡菊人：是的。我写这本书，也是希望能通过介绍李约瑟及其著作，使更多的中国读者尽快找回属于自己的文化自信。李约瑟使我们那代中国人不再妄自菲薄。
李约瑟一生勤奋治学，颇多建树。早年他研究生物化学，20世纪前期以两部专著创立“化学胚胎学”这一崭新的学科，举世震动，被誉为“化学胚胎学之父”；在国际事务方面，他率先提出战后国际科学合作及建立国际科学机构设想，最终发展为今天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宗教方面，他发展了马克斯·韦伯的理论，肯定它在科学发展上的作用，并将之与科学互相沟通。当然，他一生最大的功绩，是与多位学者合作，以毕生心血撰写并出版了三十册之多的皇皇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并使之形成一门国际性的新学科。他以大量的证据，证明东方文明（尤其是中华文明）对人类文明的重要推动作用，有力的批判了“欧洲中心论”，并将东西方文明相联接，指出其向“世界大同”发展的总趋势，为人类世界的发展指明了方向。他学识渊博，被知识界誉为“百科全书式的人物”、“20世纪的伊拉斯谟”。
李约瑟热爱中国文化，对中国饱怀深情，在1943至1986的数十年间，他曾先后八次访问中国大陆，数次访问香港，为推进中英两国人民友好事业竭尽全力。1990年，中国紫金山天文台将一颗国际编号为2790的小行星命名为“李约瑟星”，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授予其“人民友好使者”荣誉称号，以表彰他半个世纪以来在促进中英两国人民友谊方面所做的贡献以及在中国科技史事业上的巨大成就。
1971年9月，李约瑟在香港接受了著名学者胡菊人先生的专访，其后两人保持了长达二十余年的友谊。胡菊人先生翻译多篇李约瑟的论文在香港发表，并著有《李约瑟与中国科学》一书，介绍李约瑟及其学术成就给中文读者。
今年是李约瑟先生辞世十周年，笔者特远赴加拿大，采访胡菊人先生，倾听胡先生讲述与李约瑟交往的点点滴滴。
笔者：您与李约瑟是怎么认识的？之前对他了解多吗？
胡菊人：我对于李约瑟先生十分崇慕，他的一生贡献给中国科学的研究，成绩突出，好像没有人在他之前做过同样的工作，所以是有开创性的。以前人们认为中国传统没有科学，只有在与西方接触后才有科学的探索，李约瑟的书一出，才驳斥了这种谬见，我认为十分有价值。
1971 年他来香港时我访问他，文章刊于 《明报月刊》该年11月号，向香港读者介绍李约瑟的大名及其著作。
笔者：能否谈谈当时的见面情景？
胡菊人：记得当时是9月中旬的一个社交晚会上，承香港中文大学的宋淇先生相告，说李约瑟夫妇来了，同行的还有《中国科学技术史》的合著者鲁桂珍女士，并告以所居酒店。第二天，我便去访问他。
笔者：他是怎样的一个人，您对他印象如何？
胡菊人：李博士衣着随意，但非常整齐，还带了纸笔。他身材高大，可能是因为长期伏案的原因，背有点驼。但身体强健，步履稳健，虽然已经70岁出头，但看上去倒象是60岁以下的人。
从我们初次会面的一件小事情上，可以见出李博士的性格。那天早上，他已经和酒店的经理讲好，要借另一间房间会客。但我们到了地方，因为经理不在，其他工作人员因没接到经理通知，不给开门。结果，李博士在电话上和另外一位负责人整整交涉了20分钟。他在电话里和那人谈话，把前后经过交代清楚，语调温和，专心致志，一个劲地说理，只是态度坚决，非要对方遵守此前的约定不可。在那20分钟的交涉过程中，他虽然知道我们站在走廊上，在他的背后，却一直没有回头望我们一眼。
笔者：这种认真的精神让人印象深刻。
胡菊人：是呀。喜欢知识和讨论问题的人，和李约瑟博士谈话，定会获得无限的乐趣。他几乎什么都懂，都有意见，因为知识实在太多了。他博杂而又专精，正应和了中国“博而约”的古语。对于不能太肯定的问题，他尽量采取保留态度，但对可以下结语的问题，他都斩钉截铁地说“是”，这还不够，还要加上“我确认”、“一定”这一类的肯定语气。
李约瑟的中文说得不错，我们的谈话有趣、严肃而又轻松。说到感兴趣的话题，他更滔滔不绝。
笔者：您是在什么情况下关注李约瑟的？
胡菊人：我于自然科学、应用科学，半窍不通。1970年代初，却沉迷于李约瑟论中国科学的著作，目的是为了了解中国文化，他的著述，为我打开了一个新天地，好象是中国文化忽的长出了新干劲、新力量。中国文化，便不仅是高庙巍峨的抽象道德伦理，也不仅是幽深玄妙的生命玄道，而是结结实实的具体发明、实用成就、可验证的理论……为数之多，贡献之大，令人目眩。
我们认为中国没有科学、中国传统文化里长不出科学，原是从西方文化的冲击而生的误解。我们震惊于西方现代科学那种伟大的建构，转而觉得中国一无是处。读李约瑟的著作，却把西方现代与中国传统在科学上彼此高下自别、两相分离的观点，一扫而光，让两者发生了奇妙的关联。原来西方现代科学，受惠于古中国的贡献，西方现代世界的建立，得力于古中国的影响。
笔者：您后来还专门写了一本书《李约瑟与中国科学》？
胡菊人：对。这本书最近要在内地推出新版本。
李约瑟举出许多例证，令“自大成性”的西方人无法不承认是史实。其中比如说印刷术、火药、罗盘，此三样东西，改变了西方的社会面貌，使西方发生翻天覆地的变革。没有印刷术，则知识无从普及，现代世界之肇建便根本不可能；没有火药，则西方中古社会的贵族封建军事体制不会解体，此由于火药加上亦可能得自中国西传的统炮，把那些分割自雄的贵族堡垒一一轰下，社会才有转化的契机；没有罗盘，则西班牙、葡萄牙人无法航海，不能绕过好望角，亦不能发现新大陆。就是这三样东西，对西方现代社会的建立，已有不可磨灭的功绩。
我们今日看来微不足道的小发明，对于西方世界所引发的的社会变迁，却是非常巨大，例如“马镫”的西传。没有了它，骑士无从施其技，骑士制度亦不会产生。足镫又改变了骑兵战争的方式，不再是单对单的战斗，而是整队战马联结在一起冲刺，接受指挥官的命令，这种骑兵术及其战争方式，乃欧洲中古最重要的军事力量，保卫了封建贵族制度，将近有十世纪之久，直至中国的火药传到西方，才把这种制度推翻。
此外如挽马术，如铁索吊桥，如钻井法，如尾轴舵，如十二平均律，如天文钟，如天文学上的坐标法、架筒法、天体观念，磁力学，又如平衡环、防水隔舱法、种痘免疫学等等，每一样发明的传播，都对西方有重大影响，都为文艺复兴以后的源远流长的现代化之路，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助力。
因此，我们回头来看中国文化，又再审视现代科学这座宏伟的大建筑，凛然于原来在它的辉煌外表之下，有看不见的地基，有深植于地下的椿柱，其中很多必得标明“中国”字样。
笔者：请用一句话来形容您对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的理解。
胡菊人：五四时期，中国人自己认为中国科技一片空白，所以才要向西方引进“德先生”与“赛先生”。李约瑟的著作《中国科学技术史》，让中国读者认识到中国科技在世界科技史上是有一定地位的。它能够帮助中国读者重新找到文化自信。
笔者：这也是您写这本书的目的？
胡菊人：是的。我写这本书，也是希望能通过介绍李约瑟及其著作，使更多的中国读者尽快找回属于自己的文化自信。李约瑟使我们那代中国人不再妄自菲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