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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海到北京，中文版《妈妈咪呀！》的舞台上，
沈小岑是最出挑的一个。这并不是因为演出时她头上的那顶金黄色的假发价值3000欧元，而是因为气场。她会送给每一个来采访她的人一支圆珠笔，
笔杆中藏着一个卷轴，拉开是她个人网站的网址和图片。
她声音洪亮、动作夸张，喜欢说“不得了”。她说这就是她的性格，大大咧咧、不是很精明，但自由、感性、纯粹，“就是和别的人不太一样，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不一样”。
距离她第一次演唱《请到天涯海角来》如今已经过去了近30年，大红大紫然后背井离乡再重新出现在国内的舞台，沈小岑说现在是她的黄金时期。
舞台上的事儿一点儿也不困惑，最让她困惑的是站在北京街头的自行车摊前时，习惯了骑着自行车满街跑的她很是纠结：“我到底要不要在北京买一辆自行车骑着去剧场，然后再把这辆车带去下一站—广州呢？”
静安体育馆的“发家史”
我妈妈是搞舞蹈的，家里来来往往的有很多都是同样搞艺术的她的朋友，我在这个环境中受了很多熏陶，也继承了妈妈的一部分基因，从小就喜欢唱歌跳舞、喜欢秀，不拘束也不怕出丑。这可能就是我的性格，所以，现在很多时候想想，我做这个职业也好，后来出国也好，我成功的一半都是我的性格造成的。
其实我妈妈并不赞成我像她那么辛苦地从事艺术工作，但看到我特别喜欢，也就尽量地在这个方面给予我一些培养。那时候我什么都喜欢，这个也摸一点，那个也摸一点，舞蹈也好，歌唱也好，也考了好多次艺术团，包括部队的文工团，但每次都差那么一点儿，怎么都没录取，我自己也觉得特别奇怪，不明白，后来就进了房地局当了建筑工人。
但是不甘心啊，女孩子做建筑工人这个行业很辛苦，那个年代都是露天，也没有现在这么高的机械化，就一直在想着要改变自己的现状。那时候我也比从前“专一”了一些，跟一个非常有名的声乐老师学唱歌，后来就遇到上海芭蕾舞团在全社会招生，我就想这个机会我为什么不去试一下。考的过程很顺利，我是一路过关斩将，和另外一个女孩进到了决定命运的最后一关，最终，幸运落在了我的身上。这一是因为“专一”，我在唱歌方面比以前精湛了，二是因为除了唱歌我还擅长一些朗诵、舞台剧表演，这个为我加了很多分。
静安体育馆是当时上海最大的体育馆，能容纳好几千人，我也是在那儿“发家”的。
第一次是1980年。上海芭蕾舞团在静安体育馆有一场演出，团里有个乐队邀请我参加他们的乐队，“也不算是你独唱，也不算是我们乐队演奏”，总之就是合作一个东西。那天我选了一首印尼歌曲叫《哎哟，妈妈》，就这么一首歌，就这么一个晚上，想不到我就把整个体育馆“掀翻”了。
那个年代还比较拘谨，演出的形式也比较保守，我记得很清楚，我还穿着西装，很传统的那种西装。因为当时话筒架是立着的，话筒固定，我唱这首歌时老要去凑那个话筒，还要表达这首歌的节奏感，很不舒服。于是我顺手就把话筒给摘下来了，然后满场跑着唱。观众之前是从没看过这样表演的，感觉我一下子就到了他们面前，特别亲切，大家那个high劲儿啊。就是这个举动把我自己给“闪亮”出来了。那一天之后，有了一个巨大的变化—原来每次演出，我的节目是放在中间的，后来越来越往后挪了，再后来，就变成压轴了。
后来出唱片也是一个契机。当时在国内，广州太平洋影音公司无论是技术还是设备都是全国最棒的，他们有个录音师想找一些新面孔出一张新人专辑，听说上海有沈小岑，学啥像啥。那个录音师来上海看我演出，就在静安体育馆，一看见我就喜欢得不得了，马上定稿、定时间录我的专辑。那是1982年，《请到天涯海角来》就是那时出来的。
说句真心话，我当时还真没觉得《请到天涯海角来》这首歌特别，我反而更偏爱其他几首外来曲目，比如《英俊少年》《美丽的梦神》等等。《请到天涯海角来》真是无心插柳柳成荫，唱的时候，天涯海角是什么东西？在哪里？完全不知道，没有概念，那时整个海南省都还没有开发，我就用自己最原始、最天真的状态去唱。没想到专辑正式出版的第二天，大街小巷，只要家里有录音机的，都在放这首歌，包括现在到海南，从机场到会场，任何大型活动都还在放这首歌，放得人头疼。
成名的烦恼
《请到天涯海角来》火了，但那个年代，对成名都没有什么概念，我当时就是挺高兴的，这么多人听我的歌，感觉是这首歌出名了、打响了。我生活最大的改变就是演出开始多起来了，尤其1984年上了春节晚会之后，演出更是越来越多，越来越火，特别是广东那一带不得了。
我应该算是第一代的走穴人，但因为编制一直是在上海芭蕾舞团，团里的制度很严格，到哪儿去参加一个活动必须要团长点头答应，所以我走穴的演出并不是很多。之所以去走穴主要是两个原因，一是我能够去很多以前不可能去的地方，到不同的地方能感受到自己很受欢迎，不同的地方有不同人群的掌声。还有一个就是收入能多一点，多一点点，基本上都是几百块，一千块算很好了，但在当时一千块可不得了。
我用这些钱给自己买了架钢琴，还有收录机、电视机，在当年算是非常奢侈的。这和我过去生活相比可以说是天壤之别，起码我脱离了建筑工人这个行业，起码那些曾经和我在房地局工作过的朋友都觉得我已经赚到钱成为明星了。
那时候我在上海的大街小巷、媒体、电视台都成了焦点，再加上我这个人个性比较强，不喜欢随大流的东西，一直就是一个蛮领导时尚潮流的人，包括服饰啊、发型啊，我都是比较不一样的，头发一边长一边短，在那个年代哪有敢这样的？所以我电视一上，满街的人都跟我学。真是感觉自己出名了。每天传达室都有很多我的信，信收得我都已经不想去传达室拿信了。信的内容什么都有，仰慕啊、求爱啊，还有寄照片的，什么都有。现在说起来有点难为情，当时我是真看不过来，有时候随便抽一封信出来看看，哎呀没意思就不看了。
人一出名也会随之而来很多烦恼，特别是团里那些和我原本是平级的演员，他们觉得我红了，这让我感觉到很多人际方面的压力，妒嫉也好，打击你也好，何况你当时还会去走穴，好在我还是比较守规矩，很效忠我的团，所以也没受过什么处分。
但当你比你的领导、前辈还要受欢迎的时候，也会很麻烦。按照惯例，一般演出都应该是他们压轴，但后来因为我实在是太火了，我一唱完后边的节目根本没法演，所以就得我来压轴，这无形中就给了领导、前辈们很大压力，他们心理肯定会不舒服，对我的一举一动也特别较真儿。到了20世纪80年代后期，一些香港歌星、台湾歌星进来了，无形之中给了我们很大冲击，因为新鲜嘛，观众当然要看他们，所以我们的演出就明显冷落了。
我本身就是一个不太受束缚的人，这种人际关系的烦恼，还有环境的改变，也让我有一种想挣脱的感觉。加上当时我自己家中发生了一个巨大的事情，就是我哥哥的去世，他去世后一直是我在抚养他的儿子，养了两年之后，我必须把他交给他的妈妈，她在澳洲，也是借着这个机会，我就带着我的侄子去澳洲了。
离乡背井20年
去澳洲时有一个担保人，是我非常好的朋友，去之前他就为我做了很多的铺垫，目的就是想请我去那里登台演出。我刚到澳洲他就马上通过各界媒体发布消息，说我几月几日在哪里演出，我跟所有澳洲媒体、澳洲华人的第一面就是在舞台上见的。
那时候正是海外留学生精神最饥渴的时候，我在那个档口出现，他们简直就像在沙漠里找到水了，一窝蜂地涌向我演出的地方。他们也想不到在国内都看不到的我，在国外反而看到了。这一步对我来说太重要了，我没有想到我能够在澳洲那个不属于自己国家的国家里受到那么隆重的欢迎，而且演出的收入也解决了我的生活问题。
但毕竟到了国外，还是会有不适应。国内我都是在体育馆、体育场演出，起码几千人，在澳洲的演出场所就是一个五星级的、有娱乐表演的餐厅。这种环境也是我在国内没有体验过的，观众离得那么近，吃饭谈笑，坐满几百个人已经了不起了。最初的新鲜感一过，心理就有一种很大很大的落差，失落得不得了，觉得我怎么这样啊，回去偷偷地流眼泪哭，就想我为什么呀，要不要回去。可是又觉得国外有一些自己渴望看到的东西、一些不同的体验，我还想要看看这个世界。这种挣扎感非常强烈，持续了差不多半年。又要再说到我的性格了，可能就是那种不太精明、不太钻牛角尖、相对阳光的性格让我很快地调整过来。
既来之，则安之。心情上安定下来之后就是要学习，要攻克语言关，马上进学校，学语言。在澳洲演出的时候，听歌的不只有华人，还有很多鬼佬，必须得说话、得和人家交流，这个压力很大的。
我用了一年半的时间过了语言关，这一年半也是簋辛苦，头发一把一把地掉。但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我认识了我老公。他是搞IT的，但绝对不是一个只会坐在电脑前的傻瓜，他人见人爱，幽默极了，对女性也非常尊重。认识他给了我很大的学英文的推动力，因为我要和他交流。
我们的交流基本都是靠猜，比划啊、手势啊，最初我还是挺害怕的，就会那么几个词，非常担心说完这句之后就没话说了。但好在我们都渴望了解对方，特别是我老公，他非常非常耐心地听我说，然后试着去理解，慢慢我心理的障碍排除了，我们也走到了一起。我觉得这就是缘分，我从来没想到会和鬼佬交上朋友，他也没想过会娶一个中国老婆，他是英国人，对他们家庭来说这是没有过的。
2000年，我有一个参与到英文版《妈妈咪呀！》演出的机会，而且我老公的工作重心也转移到了英国，所以我们俩就回到了英国。
后来还有一些电视选秀节目邀请我回来做评委，他们可能会提前告诉我要怎么说，怎么做，但我做不到，如果非要这样，我就只有弃权了。我做评委就要做出我的风格，我这个人说话就是手舞足蹈，我控制不住，哭就是哭笑就是笑，我要说实话，不说实话做什么评委呢？一两期节目做下来，他们反而会觉得我这个评委做得非常精彩，包括选手、观众，喜欢我喜欢得不得了。
这次回国参加中文版《妈妈咪呀！》的演出，我掰手指一算，出国已经整整20年了。中国这20年可是翻天覆地的20年，恰恰我不在国内，觉得很可惜。但回来后看到大家依然记得我，记得我的歌，我还是那么受欢迎，真的是一种很温暖的感觉。我觉得只有在国外生活过的人才能真正地体会到这种温暖。
最好的黄金期
出国之前我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是音乐剧，到了国外才知道。就特别想踏足这个领域，而且我觉得我的声音条件、状态很适合音乐剧。
在澳洲第一次接触音乐剧是《西贡小姐》。当时也是全国招募演员，我去投考，竞争的人很多，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等等，而且很多都能歌善舞，我是为数非常少的中国大陆去投考的人，到最后我也是唯一一个来自中国大陆的参演者，这个我非常自豪。
《西贡小姐》在澳洲演了8个月，那也是改变我演艺道路的8个月。音乐剧展现的是你全面的东西，你是一个立在台上的人物，是丰满的，这个和你仅仅在台上唱一首歌有太大的不同。
后来去了英国，感觉更不一样了。伦敦西区就像美国的纽约百老汇，全世界的精英都在那儿。在英国，我也有一些音乐剧的工作，但得到更多的还是独唱这一类的演出机会。要知道，在那里，如果不是特别特别出众的话，很难真正进入一部音乐剧的团队。他们的选拔非常严格，选拔的时候全部都是清唱，就看这一刹那的个人表现。他们就是牛到这种地步，没有任何余地。
但因为那个氛围在，我会看到很多戏，好像全伦敦的人都在不同角落里看不同的戏似的。单是通过看，长进都特别大。比如，看的时候会在心里琢磨人家在台上的表现，如果换做自己能掌握他的几分之几。还有剧场的表现、人物的表现，有很多可以深思的地方。而这些也会渐渐转化成我的一种改变，在我自己演唱、表演时的一刹那，它会反映出来，这种改变现在很明显的。
中文版《妈妈咪呀！》可以说是我参与主演的第一部大牌经典音乐剧。国内的朋友跟我说，小岑姐你来一次吧，我们都觉得你太合适了。最初我并没有决定回来，因为毕竟出国这么多年了，而且国内的选拔总有很多复杂的人际关系。但后来他们说这次完全是英国人在做，是原版的团队，我一听这个激动得要死，什么话也不说了，直奔北京。
我没有排队、也没有拿号，说着“Hello，How are you！”就进了考场，没有一点压力，也不紧张。我的生活阅历、社会经历、演唱的成熟度，我对自己太有信心了。原本我准备的都是主角Donna的唱段，但唱完跳完之后，他们问我能不能再准备一个Tanya，其实我知道从我一走进去他们就已经一块石头落了地：Tanya的角色找到了。
《妈妈咪呀！》中文版从上海到北京，演了近百场，我最大的压力就是怎么才能够更好地把Tanya这个人物诠释给观众，得到观众的反馈和认同。在上海的时候，我在台词里加了一些上海话，把上海观众逗得啊，《妈妈咪呀！》的全球制作人朱迪·克莱默见到我也说，你是我见过的最幽默的Tanya。但到了北京，接着下一站去广州，我还需要努力去寻找那种个感觉。现在每天演完回去我都在想有没有哪个地方没做好，如果有，一晚上都睡不好觉，都成职业病了。
我之前说过，现在是我最好的黄金时期。因为通过这么多年对人生和歌唱的感悟，我终于知道应该怎么去表现、唱好一首歌了—特别简单，就是把你自己展现在大家面前，不管你唱什么、演什么，那都是你的理解、你的个性，就是你自己。我知道怎么来控制这个舞台，哪个点上用力、怎么用力，非常知道。所以，我也觉得我这次回来演中文版《妈妈咪呀！》是“还债”的，走了那么多年，然后用我现在的丰满的人生状态和丰富的人生经历塑造一个最适合我的角色，回报给你们看，这是我欠的，要还。
《妈妈咪呀！》是最适合我的，不论是年龄、唱段还是它所需要的舞台魅力，都很难再找到这么适合的了。我的计划是为中文版《妈妈咪呀！》效忠到最后，只要还需要我演，就一直演下去。
沈小岑是最出挑的一个。这并不是因为演出时她头上的那顶金黄色的假发价值3000欧元，而是因为气场。她会送给每一个来采访她的人一支圆珠笔，
笔杆中藏着一个卷轴，拉开是她个人网站的网址和图片。
她声音洪亮、动作夸张，喜欢说“不得了”。她说这就是她的性格，大大咧咧、不是很精明，但自由、感性、纯粹，“就是和别的人不太一样，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不一样”。
距离她第一次演唱《请到天涯海角来》如今已经过去了近30年，大红大紫然后背井离乡再重新出现在国内的舞台，沈小岑说现在是她的黄金时期。
舞台上的事儿一点儿也不困惑，最让她困惑的是站在北京街头的自行车摊前时，习惯了骑着自行车满街跑的她很是纠结：“我到底要不要在北京买一辆自行车骑着去剧场，然后再把这辆车带去下一站—广州呢？”
静安体育馆的“发家史”
我妈妈是搞舞蹈的，家里来来往往的有很多都是同样搞艺术的她的朋友，我在这个环境中受了很多熏陶，也继承了妈妈的一部分基因，从小就喜欢唱歌跳舞、喜欢秀，不拘束也不怕出丑。这可能就是我的性格，所以，现在很多时候想想，我做这个职业也好，后来出国也好，我成功的一半都是我的性格造成的。
其实我妈妈并不赞成我像她那么辛苦地从事艺术工作，但看到我特别喜欢，也就尽量地在这个方面给予我一些培养。那时候我什么都喜欢，这个也摸一点，那个也摸一点，舞蹈也好，歌唱也好，也考了好多次艺术团，包括部队的文工团，但每次都差那么一点儿，怎么都没录取，我自己也觉得特别奇怪，不明白，后来就进了房地局当了建筑工人。
但是不甘心啊，女孩子做建筑工人这个行业很辛苦，那个年代都是露天，也没有现在这么高的机械化，就一直在想着要改变自己的现状。那时候我也比从前“专一”了一些，跟一个非常有名的声乐老师学唱歌，后来就遇到上海芭蕾舞团在全社会招生，我就想这个机会我为什么不去试一下。考的过程很顺利，我是一路过关斩将，和另外一个女孩进到了决定命运的最后一关，最终，幸运落在了我的身上。这一是因为“专一”，我在唱歌方面比以前精湛了，二是因为除了唱歌我还擅长一些朗诵、舞台剧表演，这个为我加了很多分。
静安体育馆是当时上海最大的体育馆，能容纳好几千人，我也是在那儿“发家”的。
第一次是1980年。上海芭蕾舞团在静安体育馆有一场演出，团里有个乐队邀请我参加他们的乐队，“也不算是你独唱，也不算是我们乐队演奏”，总之就是合作一个东西。那天我选了一首印尼歌曲叫《哎哟，妈妈》，就这么一首歌，就这么一个晚上，想不到我就把整个体育馆“掀翻”了。
那个年代还比较拘谨，演出的形式也比较保守，我记得很清楚，我还穿着西装，很传统的那种西装。因为当时话筒架是立着的，话筒固定，我唱这首歌时老要去凑那个话筒，还要表达这首歌的节奏感，很不舒服。于是我顺手就把话筒给摘下来了，然后满场跑着唱。观众之前是从没看过这样表演的，感觉我一下子就到了他们面前，特别亲切，大家那个high劲儿啊。就是这个举动把我自己给“闪亮”出来了。那一天之后，有了一个巨大的变化—原来每次演出，我的节目是放在中间的，后来越来越往后挪了，再后来，就变成压轴了。
后来出唱片也是一个契机。当时在国内，广州太平洋影音公司无论是技术还是设备都是全国最棒的，他们有个录音师想找一些新面孔出一张新人专辑，听说上海有沈小岑，学啥像啥。那个录音师来上海看我演出，就在静安体育馆，一看见我就喜欢得不得了，马上定稿、定时间录我的专辑。那是1982年，《请到天涯海角来》就是那时出来的。
说句真心话，我当时还真没觉得《请到天涯海角来》这首歌特别，我反而更偏爱其他几首外来曲目，比如《英俊少年》《美丽的梦神》等等。《请到天涯海角来》真是无心插柳柳成荫，唱的时候，天涯海角是什么东西？在哪里？完全不知道，没有概念，那时整个海南省都还没有开发，我就用自己最原始、最天真的状态去唱。没想到专辑正式出版的第二天，大街小巷，只要家里有录音机的，都在放这首歌，包括现在到海南，从机场到会场，任何大型活动都还在放这首歌，放得人头疼。
成名的烦恼
《请到天涯海角来》火了，但那个年代，对成名都没有什么概念，我当时就是挺高兴的，这么多人听我的歌，感觉是这首歌出名了、打响了。我生活最大的改变就是演出开始多起来了，尤其1984年上了春节晚会之后，演出更是越来越多，越来越火，特别是广东那一带不得了。
我应该算是第一代的走穴人，但因为编制一直是在上海芭蕾舞团，团里的制度很严格，到哪儿去参加一个活动必须要团长点头答应，所以我走穴的演出并不是很多。之所以去走穴主要是两个原因，一是我能够去很多以前不可能去的地方，到不同的地方能感受到自己很受欢迎，不同的地方有不同人群的掌声。还有一个就是收入能多一点，多一点点，基本上都是几百块，一千块算很好了，但在当时一千块可不得了。
我用这些钱给自己买了架钢琴，还有收录机、电视机，在当年算是非常奢侈的。这和我过去生活相比可以说是天壤之别，起码我脱离了建筑工人这个行业，起码那些曾经和我在房地局工作过的朋友都觉得我已经赚到钱成为明星了。
那时候我在上海的大街小巷、媒体、电视台都成了焦点，再加上我这个人个性比较强，不喜欢随大流的东西，一直就是一个蛮领导时尚潮流的人，包括服饰啊、发型啊，我都是比较不一样的，头发一边长一边短，在那个年代哪有敢这样的？所以我电视一上，满街的人都跟我学。真是感觉自己出名了。每天传达室都有很多我的信，信收得我都已经不想去传达室拿信了。信的内容什么都有，仰慕啊、求爱啊，还有寄照片的，什么都有。现在说起来有点难为情，当时我是真看不过来，有时候随便抽一封信出来看看，哎呀没意思就不看了。
人一出名也会随之而来很多烦恼，特别是团里那些和我原本是平级的演员，他们觉得我红了，这让我感觉到很多人际方面的压力，妒嫉也好，打击你也好，何况你当时还会去走穴，好在我还是比较守规矩，很效忠我的团，所以也没受过什么处分。
但当你比你的领导、前辈还要受欢迎的时候，也会很麻烦。按照惯例，一般演出都应该是他们压轴，但后来因为我实在是太火了，我一唱完后边的节目根本没法演，所以就得我来压轴，这无形中就给了领导、前辈们很大压力，他们心理肯定会不舒服，对我的一举一动也特别较真儿。到了20世纪80年代后期，一些香港歌星、台湾歌星进来了，无形之中给了我们很大冲击，因为新鲜嘛，观众当然要看他们，所以我们的演出就明显冷落了。
我本身就是一个不太受束缚的人，这种人际关系的烦恼，还有环境的改变，也让我有一种想挣脱的感觉。加上当时我自己家中发生了一个巨大的事情，就是我哥哥的去世，他去世后一直是我在抚养他的儿子，养了两年之后，我必须把他交给他的妈妈，她在澳洲，也是借着这个机会，我就带着我的侄子去澳洲了。
离乡背井20年
去澳洲时有一个担保人，是我非常好的朋友，去之前他就为我做了很多的铺垫，目的就是想请我去那里登台演出。我刚到澳洲他就马上通过各界媒体发布消息，说我几月几日在哪里演出，我跟所有澳洲媒体、澳洲华人的第一面就是在舞台上见的。
那时候正是海外留学生精神最饥渴的时候，我在那个档口出现，他们简直就像在沙漠里找到水了，一窝蜂地涌向我演出的地方。他们也想不到在国内都看不到的我，在国外反而看到了。这一步对我来说太重要了，我没有想到我能够在澳洲那个不属于自己国家的国家里受到那么隆重的欢迎，而且演出的收入也解决了我的生活问题。
但毕竟到了国外，还是会有不适应。国内我都是在体育馆、体育场演出，起码几千人，在澳洲的演出场所就是一个五星级的、有娱乐表演的餐厅。这种环境也是我在国内没有体验过的，观众离得那么近，吃饭谈笑，坐满几百个人已经了不起了。最初的新鲜感一过，心理就有一种很大很大的落差，失落得不得了，觉得我怎么这样啊，回去偷偷地流眼泪哭，就想我为什么呀，要不要回去。可是又觉得国外有一些自己渴望看到的东西、一些不同的体验，我还想要看看这个世界。这种挣扎感非常强烈，持续了差不多半年。又要再说到我的性格了，可能就是那种不太精明、不太钻牛角尖、相对阳光的性格让我很快地调整过来。
既来之，则安之。心情上安定下来之后就是要学习，要攻克语言关，马上进学校，学语言。在澳洲演出的时候，听歌的不只有华人，还有很多鬼佬，必须得说话、得和人家交流，这个压力很大的。
我用了一年半的时间过了语言关，这一年半也是簋辛苦，头发一把一把地掉。但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我认识了我老公。他是搞IT的，但绝对不是一个只会坐在电脑前的傻瓜，他人见人爱，幽默极了，对女性也非常尊重。认识他给了我很大的学英文的推动力，因为我要和他交流。
我们的交流基本都是靠猜，比划啊、手势啊，最初我还是挺害怕的，就会那么几个词，非常担心说完这句之后就没话说了。但好在我们都渴望了解对方，特别是我老公，他非常非常耐心地听我说，然后试着去理解，慢慢我心理的障碍排除了，我们也走到了一起。我觉得这就是缘分，我从来没想到会和鬼佬交上朋友，他也没想过会娶一个中国老婆，他是英国人，对他们家庭来说这是没有过的。
2000年，我有一个参与到英文版《妈妈咪呀！》演出的机会，而且我老公的工作重心也转移到了英国，所以我们俩就回到了英国。
后来还有一些电视选秀节目邀请我回来做评委，他们可能会提前告诉我要怎么说，怎么做，但我做不到，如果非要这样，我就只有弃权了。我做评委就要做出我的风格，我这个人说话就是手舞足蹈，我控制不住，哭就是哭笑就是笑，我要说实话，不说实话做什么评委呢？一两期节目做下来，他们反而会觉得我这个评委做得非常精彩，包括选手、观众，喜欢我喜欢得不得了。
这次回国参加中文版《妈妈咪呀！》的演出，我掰手指一算，出国已经整整20年了。中国这20年可是翻天覆地的20年，恰恰我不在国内，觉得很可惜。但回来后看到大家依然记得我，记得我的歌，我还是那么受欢迎，真的是一种很温暖的感觉。我觉得只有在国外生活过的人才能真正地体会到这种温暖。
最好的黄金期
出国之前我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是音乐剧，到了国外才知道。就特别想踏足这个领域，而且我觉得我的声音条件、状态很适合音乐剧。
在澳洲第一次接触音乐剧是《西贡小姐》。当时也是全国招募演员，我去投考，竞争的人很多，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等等，而且很多都能歌善舞，我是为数非常少的中国大陆去投考的人，到最后我也是唯一一个来自中国大陆的参演者，这个我非常自豪。
《西贡小姐》在澳洲演了8个月，那也是改变我演艺道路的8个月。音乐剧展现的是你全面的东西，你是一个立在台上的人物，是丰满的，这个和你仅仅在台上唱一首歌有太大的不同。
后来去了英国，感觉更不一样了。伦敦西区就像美国的纽约百老汇，全世界的精英都在那儿。在英国，我也有一些音乐剧的工作，但得到更多的还是独唱这一类的演出机会。要知道，在那里，如果不是特别特别出众的话，很难真正进入一部音乐剧的团队。他们的选拔非常严格，选拔的时候全部都是清唱，就看这一刹那的个人表现。他们就是牛到这种地步，没有任何余地。
但因为那个氛围在，我会看到很多戏，好像全伦敦的人都在不同角落里看不同的戏似的。单是通过看，长进都特别大。比如，看的时候会在心里琢磨人家在台上的表现，如果换做自己能掌握他的几分之几。还有剧场的表现、人物的表现，有很多可以深思的地方。而这些也会渐渐转化成我的一种改变，在我自己演唱、表演时的一刹那，它会反映出来，这种改变现在很明显的。
中文版《妈妈咪呀！》可以说是我参与主演的第一部大牌经典音乐剧。国内的朋友跟我说，小岑姐你来一次吧，我们都觉得你太合适了。最初我并没有决定回来，因为毕竟出国这么多年了，而且国内的选拔总有很多复杂的人际关系。但后来他们说这次完全是英国人在做，是原版的团队，我一听这个激动得要死，什么话也不说了，直奔北京。
我没有排队、也没有拿号，说着“Hello，How are you！”就进了考场，没有一点压力，也不紧张。我的生活阅历、社会经历、演唱的成熟度，我对自己太有信心了。原本我准备的都是主角Donna的唱段，但唱完跳完之后，他们问我能不能再准备一个Tanya，其实我知道从我一走进去他们就已经一块石头落了地：Tanya的角色找到了。
《妈妈咪呀！》中文版从上海到北京，演了近百场，我最大的压力就是怎么才能够更好地把Tanya这个人物诠释给观众，得到观众的反馈和认同。在上海的时候，我在台词里加了一些上海话，把上海观众逗得啊，《妈妈咪呀！》的全球制作人朱迪·克莱默见到我也说，你是我见过的最幽默的Tanya。但到了北京，接着下一站去广州，我还需要努力去寻找那种个感觉。现在每天演完回去我都在想有没有哪个地方没做好，如果有，一晚上都睡不好觉，都成职业病了。
我之前说过，现在是我最好的黄金时期。因为通过这么多年对人生和歌唱的感悟，我终于知道应该怎么去表现、唱好一首歌了—特别简单，就是把你自己展现在大家面前，不管你唱什么、演什么，那都是你的理解、你的个性，就是你自己。我知道怎么来控制这个舞台，哪个点上用力、怎么用力，非常知道。所以，我也觉得我这次回来演中文版《妈妈咪呀！》是“还债”的，走了那么多年，然后用我现在的丰满的人生状态和丰富的人生经历塑造一个最适合我的角色，回报给你们看，这是我欠的，要还。
《妈妈咪呀！》是最适合我的，不论是年龄、唱段还是它所需要的舞台魅力，都很难再找到这么适合的了。我的计划是为中文版《妈妈咪呀！》效忠到最后，只要还需要我演，就一直演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