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汪曾祺自1958年开始经历人生灾难，一度迷失真正的自我，个人存在出现了危机，十分契合存在主义思想，而本人也坦言受到萨特的影响，因此以萨特的三大原则：存在先于本质；世界是荒谬的，人生是痛苦的；自由选择作为主干分析汪曾祺的部分短篇小说。小说全面反映了存在主义思想，而尤其以“自由选择”为主，在书写传统文化和美丽乡村之外包含丰富深刻的内涵，寄予希望，给人以积极的力量。
关键词：汪曾祺；萨特；存在主义；三大原则
作者简介：王莉铷（1993-），汉族，四川巴中人，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硕士。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8）-32-0-02
萨特认为，他的存在主义哲学不是一种对人类悲观主义的描绘，因为他把人类的命运交在他自己手里，所以没有一种学说比它更乐观的。萨特的存在主义对汪曾祺产生了思想上的启发，他曾坦言读过译介过来的萨特的书，其人生经历更是加深了存在主义对他的影响。1958年汪曾祺被捕划为“右派”下放到张家口农村改造；粉碎“四人帮”以后，因曾受到江青的赏识而陷入重点审查的境地。汪曾祺自身的价值体系被打碎，面对的只是个人作为“工具”被使用的不自由状态，面对的是整个时代的滑稽、荒诞及丑恶。那些荒诞丑恶就内化在了他的文学作品中，带着规劝，从正面或是反面的角度，希望人们积极地自由地进行选择，承担起人生责任。
既然对汪曾祺的写作产生影响的主要是萨特的存在主义文学观，因此本文将以萨特存在主义的三大原则为主干，串连起汪曾祺小说中体现出的存在主义思想。
一、存在先于本质
萨特的无神论存在主义宣称，如果上帝不存在，那么至少总有一个东西先于其本质就已经存在了；先要有这个东西的存在，然后才用什么概念来说明它。首先要有人，人遇上自己，然后再给自己下定义。对“存在”与“本质”的先后关系，在汪曾祺的小说《复仇》中体现最为明显。小说首先特意描写了主人公对彼此称呼问题的思考——
他心里对和尚有了一个称呼，“蜂蜜和尚”。这也难怪，因为蜂蜜、和尚，后面隐了“一生”两个字。明天辞行的时候，我当真叫他一声，他会怎么样呢？和尚倒有了一个称呼了。我呢？他会称呼我什么？该不是“宝剑客人”吧（他看到和尚一眼就看到他的剑）。[1]
这种思考已经表明了主人公即复仇者对存在的隐约关注。复仇者为自己的“身份”所困。他是一个遗腹子，父亲为仇人所杀，用血写下了仇人的名字。这个名字就被母亲刺在了他的手臂上。因此从一开始，母亲就为他规定了“复仇者”这个身份——本质的界定。旅人还没遇上自己的“存在”，却已经被赋予了“本质”，这就是本质先于存在的情况，与萨特所说的“存在先于本质”相悖谬。
“存在”与“本质”的前后颠倒，使得旅人永远困顿在“复仇者”的世界，复仇甚至是他存在于这世界上的唯一标识，丧失了自我的存在。在此情况下，当旅人开始注意开始思考“存在”时就产生了一种寂寞、荒谬的心理感受。旅人的荒谬感受体现在，他对自己和仇人的关系的认识上：
有时候他觉得自己就是那个仇人。既然仇人的名字几乎代替了他自己的名字，他可不是借了那个名字而存在的么？仇人死了呢？[2]
此时，旅人已经认识到自己存在的依附性和非独立性，仇人是自我存在的条件。若没有“复仇”这个还未意识到自我存在就已经被母亲刻在手臂上的人生規划，旅人的一生尽可以自由而为，复仇与否也只是他的选择问题。正因为“复仇”先于存在出现，旅人全然以仇人为中心建构世界——“即使我一生找不到你，我这一生是找你的了！”[3]当仇人消失时，旅人的世界也将崩塌，陷入无价值的虚无。
由此便知若是“本质”先于“存在”，人将会拘囿于本质的规定而难以寻求自身真正的存在。当人们思考自身的存在问题时，即发现自身存在的依附性和作为“工具”而存在的事实，产生孤独和荒谬的感受，陷入痛苦中。事实上，这种境况是可以改变的，存在主义认为，在人的死亡之前，人都可以不断做出选择来塑造自己的本质，不断否定不断超越。旅人最终发现了自己是作为复仇的“剑”而存在，放下了剑，而与和尚一起凿山。这涉及到自由选择与承担责任，将在下文进行论述。
二、世界是荒谬的，人生是痛苦的
存在主义哲学认为世界是虚无的、荒谬的、没有价值的。存在主义强调人是被抛到这个荒诞的世界上来的，这个世界不可理解、毫无理性，没有什么能给人提供价值和理由，所以人是绝对孤独无助、没有理由的存在。他人也是造成人们痛苦的原因，萨特的名言“他人，即是地狱”就是最好的说明。
《戴车匠》一文以戴车匠为主人公，在小说中生动地体现了人的孤独与荒诞，他的孤独体现在与人们之间没有联系。整个小说弥漫着散文化的氛围，没有具体的事件，也没有人物之间的对话。在文中只有小孩子喜欢到车匠店玩，愿意到车匠的家去，却始终没有出现与戴车匠年龄相当的其他成年人，这些成年人代表了现代文明群体，正是与戴车匠相异的他者。他人的不在场深化了车匠的孤独者形象，凸显了与他人关系的扭曲。与孤独相应的就是存在的荒谬性。
戴车匠的所处环境是这样的：“门面很小，只有一间。地势却颇高。跨进门坎，得上五层台阶。因此车匠店有点像个小戏台（戴车匠就好像在台上演戏）。”他的工作像在台上演一场无人捧场的独角戏，无疑是非常荒谬的描写。同样荒诞的例子在后文中还有，如本该由竹器店供应的螺狮弓却都是车匠在做，车匠行业已沦落至此。在这个不合理的世界里，人们无法借助理性思维去认识它，作为生活在其中的一员，戴车匠是一个孤独者，他作为社会的人的价值被贬低，没有未来，于是在世界面前感到了迷茫和不知所措，他隐隐约约觉得，车匠这一行恐怕不能永远延续下去。
三、自由选择
萨特的自由选择观包括了以下两个方面：首先，萨特说“人就是自由”[4]，这个自由就是指人的自我选择的自由。其次，萨特说明人的自由选择是在一定处境下的选择。但是即使有处境的限制，人的选择仍然是自由的。 汪曾祺在其小说《受戒》中表现了一种自由选择的思想。故事里的人和物不是依照传统所认可的条律存在着，他们看起来“大逆不道”却又分明自由而有情。开头交待故事的地点：
庵叫苦提庵，可是大家叫讹了，叫成荸荠庵。连庵里的和尚也这样叫。“宝刹何处？”——“荸荠庵。”庵本来是住尼姑的。“和尚庙”、“尼姑庵”嘛。可是荸荠庵住的是和尚。[5]
庵的名字被人们叫错了，和尚不但不纠正叫法，反而也这么叫，本是不合礼的。又和尚住的地方冠以“庵”名，也不合常理。作者在起笔就铺垫了这里的人们于常礼多有不合之处，他们不受常规束缚，淳朴自由。
出家在文里不是一件神圣的事情，甚至不叫“出家”就叫“当和尚”，这一“当”字显然是把和尚作为职业看待的。当和尚可以管饭可以攒钱，要当上更要有自身条件和关系。明海有三个师父：仁山喜欢抽水烟；仁海娶了老婆；仁渡喜欢打牌。“出家”完全被剥除了神圣的色彩，清规戒律全不存在。若在传统意义上，这样的一群和尚是无礼的，甚至是应该被斥责批判的。而从存在主义的角度来看，世界是荒谬的、虚无的，本来就不存在理性或价值来框定人们的行为活动。传统价值是由多数人认可而逐渐形成的规则条律，并不是先于人的“存在”而存在的，也就不能根本地约束人们的存在行为。当人们认识到自己的存在先于本质，大可自由选择，遵由自己的想法而抛弃已有的规则。因此和尚们的活动在高呼“自由选择”的存在主义看来是应当被热情称赞的。
明海和英子单纯美好的爱恋是小说最出彩的部分。明子是个和尚，可他不在庵里待着，却时常去一个女孩子家里，而后的心动和要英子当老婆更不是佛门弟子应有的行为。他对英子动心，或许以后会娶她做媳妇，就和二师父仁海、和善因寺的方丈石桥一样。英子很主动，二人初见时英子主动搭话，给明海半枝莲蓬；又在采荸荠时故意踩明子的脚；也是英子和明子主动说要当他的老婆。英子和城市里受到各种礼仪规范的小姐显然是极为不同的。在这两人身上没有规则，只有“自由”。
这里的“自由”是一种自为的存在。萨特将人的存在状态分为两类：自在的存在和自为的存在。自在的存在是指客观地存在，无条件地存在，不包含否定，永远只是它所是的样子。所谓自为的存在是指有意识地存在，是人在意识到自己的存在之后想要成为的样子，是一种意向。自为的存在要求人不断否定、不断超越，和尚们否定了清规戒律，英子否定了女孩礼仪和矜持，这里所有的人们都否定着一些东西。本篇小说最大的否定还是在于戒律。小说名叫做“受戒”，受戒即是受持戒律。沙弥必受持十戒，即不杀生、不偷盗、不淫、不妄语、不饮酒、不涂饰香鬘，不视听歌舞，不坐高广大床、不非时食、不蓄金银财宝 。但小说中的一群和尚几乎将这些戒律破坏殆尽，他们喝酒、吃肉、打牌、唱曲、談恋爱、娶媳妇，甚至也杀生。他们要受戒，却一直在破戒，内容与标题形成矛盾，更加突出他们对规则的破坏，是为成为自为的存在而做出的行动。因此，从存在主义的角度解读《受戒》，那一群破坏规则的人都是认识到自身存在的人，并依靠行动成为自为的存在，小说弥漫着自由而美好的氛围，正是来源于这样一种人性意义上的积极行为。
四、结语
存在主义哲学关注人的存在的问题，汪曾祺接受了萨特的思想，在他的小说中不仅有清新自然的语言、美丽的乡村图画，更有深刻丰富的内涵——关注人，关注存在。或用美好诱导，或用庸俗痛苦警策，规劝人们认识自身，拥有勇气，创造、超越自己，不断向本真的存在靠近。这是积极的人生态度，正如萨特后期所说，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是最乐观的学说。
注释：
[1]汪曾祺：《汪曾祺短篇小说选》，北京出版社，1982年，第1页。
[2]汪曾祺：《汪曾祺短篇小说选》，北京出版社，1982年，第9页。
[3]汪曾祺：《汪曾祺短篇小说选》，北京出版社，1982年，第10页。
[4]让·保罗·萨特.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38：12
[5]汪曾祺：《汪曾祺短篇小说选》，北京出版社，1982年，第195页。
参考文献：
[1]解志熙.生的执著：存在主义与中国现代文学.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
[2]威廉·巴雷特.非理性的人——存在主义哲学研究.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
[3]让·保罗·萨特.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38。
关键词：汪曾祺；萨特；存在主义；三大原则
作者简介：王莉铷（1993-），汉族，四川巴中人，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硕士。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8）-32-0-02
萨特认为，他的存在主义哲学不是一种对人类悲观主义的描绘，因为他把人类的命运交在他自己手里，所以没有一种学说比它更乐观的。萨特的存在主义对汪曾祺产生了思想上的启发，他曾坦言读过译介过来的萨特的书，其人生经历更是加深了存在主义对他的影响。1958年汪曾祺被捕划为“右派”下放到张家口农村改造；粉碎“四人帮”以后，因曾受到江青的赏识而陷入重点审查的境地。汪曾祺自身的价值体系被打碎，面对的只是个人作为“工具”被使用的不自由状态，面对的是整个时代的滑稽、荒诞及丑恶。那些荒诞丑恶就内化在了他的文学作品中，带着规劝，从正面或是反面的角度，希望人们积极地自由地进行选择，承担起人生责任。
既然对汪曾祺的写作产生影响的主要是萨特的存在主义文学观，因此本文将以萨特存在主义的三大原则为主干，串连起汪曾祺小说中体现出的存在主义思想。
一、存在先于本质
萨特的无神论存在主义宣称，如果上帝不存在，那么至少总有一个东西先于其本质就已经存在了；先要有这个东西的存在，然后才用什么概念来说明它。首先要有人，人遇上自己，然后再给自己下定义。对“存在”与“本质”的先后关系，在汪曾祺的小说《复仇》中体现最为明显。小说首先特意描写了主人公对彼此称呼问题的思考——
他心里对和尚有了一个称呼，“蜂蜜和尚”。这也难怪，因为蜂蜜、和尚，后面隐了“一生”两个字。明天辞行的时候，我当真叫他一声，他会怎么样呢？和尚倒有了一个称呼了。我呢？他会称呼我什么？该不是“宝剑客人”吧（他看到和尚一眼就看到他的剑）。[1]
这种思考已经表明了主人公即复仇者对存在的隐约关注。复仇者为自己的“身份”所困。他是一个遗腹子，父亲为仇人所杀，用血写下了仇人的名字。这个名字就被母亲刺在了他的手臂上。因此从一开始，母亲就为他规定了“复仇者”这个身份——本质的界定。旅人还没遇上自己的“存在”，却已经被赋予了“本质”，这就是本质先于存在的情况，与萨特所说的“存在先于本质”相悖谬。
“存在”与“本质”的前后颠倒，使得旅人永远困顿在“复仇者”的世界，复仇甚至是他存在于这世界上的唯一标识，丧失了自我的存在。在此情况下，当旅人开始注意开始思考“存在”时就产生了一种寂寞、荒谬的心理感受。旅人的荒谬感受体现在，他对自己和仇人的关系的认识上：
有时候他觉得自己就是那个仇人。既然仇人的名字几乎代替了他自己的名字，他可不是借了那个名字而存在的么？仇人死了呢？[2]
此时，旅人已经认识到自己存在的依附性和非独立性，仇人是自我存在的条件。若没有“复仇”这个还未意识到自我存在就已经被母亲刻在手臂上的人生規划，旅人的一生尽可以自由而为，复仇与否也只是他的选择问题。正因为“复仇”先于存在出现，旅人全然以仇人为中心建构世界——“即使我一生找不到你，我这一生是找你的了！”[3]当仇人消失时，旅人的世界也将崩塌，陷入无价值的虚无。
由此便知若是“本质”先于“存在”，人将会拘囿于本质的规定而难以寻求自身真正的存在。当人们思考自身的存在问题时，即发现自身存在的依附性和作为“工具”而存在的事实，产生孤独和荒谬的感受，陷入痛苦中。事实上，这种境况是可以改变的，存在主义认为，在人的死亡之前，人都可以不断做出选择来塑造自己的本质，不断否定不断超越。旅人最终发现了自己是作为复仇的“剑”而存在，放下了剑，而与和尚一起凿山。这涉及到自由选择与承担责任，将在下文进行论述。
二、世界是荒谬的，人生是痛苦的
存在主义哲学认为世界是虚无的、荒谬的、没有价值的。存在主义强调人是被抛到这个荒诞的世界上来的，这个世界不可理解、毫无理性，没有什么能给人提供价值和理由，所以人是绝对孤独无助、没有理由的存在。他人也是造成人们痛苦的原因，萨特的名言“他人，即是地狱”就是最好的说明。
《戴车匠》一文以戴车匠为主人公，在小说中生动地体现了人的孤独与荒诞，他的孤独体现在与人们之间没有联系。整个小说弥漫着散文化的氛围，没有具体的事件，也没有人物之间的对话。在文中只有小孩子喜欢到车匠店玩，愿意到车匠的家去，却始终没有出现与戴车匠年龄相当的其他成年人，这些成年人代表了现代文明群体，正是与戴车匠相异的他者。他人的不在场深化了车匠的孤独者形象，凸显了与他人关系的扭曲。与孤独相应的就是存在的荒谬性。
戴车匠的所处环境是这样的：“门面很小，只有一间。地势却颇高。跨进门坎，得上五层台阶。因此车匠店有点像个小戏台（戴车匠就好像在台上演戏）。”他的工作像在台上演一场无人捧场的独角戏，无疑是非常荒谬的描写。同样荒诞的例子在后文中还有，如本该由竹器店供应的螺狮弓却都是车匠在做，车匠行业已沦落至此。在这个不合理的世界里，人们无法借助理性思维去认识它，作为生活在其中的一员，戴车匠是一个孤独者，他作为社会的人的价值被贬低，没有未来，于是在世界面前感到了迷茫和不知所措，他隐隐约约觉得，车匠这一行恐怕不能永远延续下去。
三、自由选择
萨特的自由选择观包括了以下两个方面：首先，萨特说“人就是自由”[4]，这个自由就是指人的自我选择的自由。其次，萨特说明人的自由选择是在一定处境下的选择。但是即使有处境的限制，人的选择仍然是自由的。 汪曾祺在其小说《受戒》中表现了一种自由选择的思想。故事里的人和物不是依照传统所认可的条律存在着，他们看起来“大逆不道”却又分明自由而有情。开头交待故事的地点：
庵叫苦提庵，可是大家叫讹了，叫成荸荠庵。连庵里的和尚也这样叫。“宝刹何处？”——“荸荠庵。”庵本来是住尼姑的。“和尚庙”、“尼姑庵”嘛。可是荸荠庵住的是和尚。[5]
庵的名字被人们叫错了，和尚不但不纠正叫法，反而也这么叫，本是不合礼的。又和尚住的地方冠以“庵”名，也不合常理。作者在起笔就铺垫了这里的人们于常礼多有不合之处，他们不受常规束缚，淳朴自由。
出家在文里不是一件神圣的事情，甚至不叫“出家”就叫“当和尚”，这一“当”字显然是把和尚作为职业看待的。当和尚可以管饭可以攒钱，要当上更要有自身条件和关系。明海有三个师父：仁山喜欢抽水烟；仁海娶了老婆；仁渡喜欢打牌。“出家”完全被剥除了神圣的色彩，清规戒律全不存在。若在传统意义上，这样的一群和尚是无礼的，甚至是应该被斥责批判的。而从存在主义的角度来看，世界是荒谬的、虚无的，本来就不存在理性或价值来框定人们的行为活动。传统价值是由多数人认可而逐渐形成的规则条律，并不是先于人的“存在”而存在的，也就不能根本地约束人们的存在行为。当人们认识到自己的存在先于本质，大可自由选择，遵由自己的想法而抛弃已有的规则。因此和尚们的活动在高呼“自由选择”的存在主义看来是应当被热情称赞的。
明海和英子单纯美好的爱恋是小说最出彩的部分。明子是个和尚，可他不在庵里待着，却时常去一个女孩子家里，而后的心动和要英子当老婆更不是佛门弟子应有的行为。他对英子动心，或许以后会娶她做媳妇，就和二师父仁海、和善因寺的方丈石桥一样。英子很主动，二人初见时英子主动搭话，给明海半枝莲蓬；又在采荸荠时故意踩明子的脚；也是英子和明子主动说要当他的老婆。英子和城市里受到各种礼仪规范的小姐显然是极为不同的。在这两人身上没有规则，只有“自由”。
这里的“自由”是一种自为的存在。萨特将人的存在状态分为两类：自在的存在和自为的存在。自在的存在是指客观地存在，无条件地存在，不包含否定，永远只是它所是的样子。所谓自为的存在是指有意识地存在，是人在意识到自己的存在之后想要成为的样子，是一种意向。自为的存在要求人不断否定、不断超越，和尚们否定了清规戒律，英子否定了女孩礼仪和矜持，这里所有的人们都否定着一些东西。本篇小说最大的否定还是在于戒律。小说名叫做“受戒”，受戒即是受持戒律。沙弥必受持十戒，即不杀生、不偷盗、不淫、不妄语、不饮酒、不涂饰香鬘，不视听歌舞，不坐高广大床、不非时食、不蓄金银财宝 。但小说中的一群和尚几乎将这些戒律破坏殆尽，他们喝酒、吃肉、打牌、唱曲、談恋爱、娶媳妇，甚至也杀生。他们要受戒，却一直在破戒，内容与标题形成矛盾，更加突出他们对规则的破坏，是为成为自为的存在而做出的行动。因此，从存在主义的角度解读《受戒》，那一群破坏规则的人都是认识到自身存在的人，并依靠行动成为自为的存在，小说弥漫着自由而美好的氛围，正是来源于这样一种人性意义上的积极行为。
四、结语
存在主义哲学关注人的存在的问题，汪曾祺接受了萨特的思想，在他的小说中不仅有清新自然的语言、美丽的乡村图画，更有深刻丰富的内涵——关注人，关注存在。或用美好诱导，或用庸俗痛苦警策，规劝人们认识自身，拥有勇气，创造、超越自己，不断向本真的存在靠近。这是积极的人生态度，正如萨特后期所说，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是最乐观的学说。
注释：
[1]汪曾祺：《汪曾祺短篇小说选》，北京出版社，1982年，第1页。
[2]汪曾祺：《汪曾祺短篇小说选》，北京出版社，1982年，第9页。
[3]汪曾祺：《汪曾祺短篇小说选》，北京出版社，1982年，第10页。
[4]让·保罗·萨特.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38：12
[5]汪曾祺：《汪曾祺短篇小说选》，北京出版社，1982年，第195页。
参考文献：
[1]解志熙.生的执著：存在主义与中国现代文学.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
[2]威廉·巴雷特.非理性的人——存在主义哲学研究.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
[3]让·保罗·萨特.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