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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书”二字最早见于记载的，要推《墨子·耕柱》：“能谈辩者谈辩，能说书者说书。”1957年，四川省成都市郊的一座汉墓中出土了一个汉代说书俑，说明在两千多年前扬州说书就很盛行。而陕北说书，源于隋唐，成形于宋，兴盛于明清。
新中国成立前，陕北说书被看作是三教九流中的下九流职业，是盲人用以谋生的手段。“东方收了走东方，西方收了走西方，东西南北都不收，背上三弦讨四方。”他们走村串户，为有钱人说唱，糊口度日。作为一种口头文学艺术，陕北说书举步维艰。1936年，毛泽东率领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大量盲艺人在边区“文协”的扶持下获得新生；1939年11月，延安首个文艺团体——中国文艺协会成立，组织起陕北说书组。
党和政府十分关心和扶持陕北说书，陕北说书艺人韩起祥在中国文艺协会帮助下，创作出《刘巧儿团圆》《宜川大胜利》《翻身记》等新书。韩起祥曾应邀两次为毛泽东和朱德说书。新中国成立后，韩起祥当选中国曲艺家协会副主席、陕西省曲艺家协会主席。延安市相继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财力，多次举办陕北说书训练班，使陕北说书艺术在新时期不断发扬光大。
演出特点和艺术特色
陕北说书种类繁多，曲目丰富，有“九腔十八凋”之说，表演形式也是多种多样。据统计大致有20余种。陕北说书可分传统书和现代书两大类。传统说书的书目约有200多部，如《花柳记》《对鞋记》《偷鞋记》《金镯记》《黄鹰记》《白绫记》《金钟记》《万花山》 《戏引记》《杨家将》《四岔捎书》《聚仙楼》《雕羚扇》《观灯记》等。传统说书的内容主要以反映古神话、历史人物传记、英雄豪杰打抱不平、相公招姑娘、奸臣害忠良为准；现代说书的书目有300余部，内容多以生活题材为主，如 《刘巧儿团圆》 《王贵与李香香》《李双双》《张玉兰参加选举会》《翻身记》 《送金匾》 《看大桥》《三相亲》《半碗饸》《牛老汉让贤》《延安老汉进北京》《审录》等。
而整个音乐形式由曲牌和唱腔两部分组成。其中曲牌部分包括各种起板（大小起板：即前奏）唱腔中间的过门、引子和不同情景中的各种音乐（术语：牌子）等；唱腔部分包括各种平调、对口调、哭调、武调、民间小调、快板及其他各种唱腔。有的唱腔因使用伴奏乐曲器不同，从而形成风格各异的类别。
陕北说书的演唱形式分为单人座唱和多人对说对唱。单人座唱是陕北说书的原始形式，机动灵活，可一人一角，也可一人多角；多人对说对唱则不仅可一人一角，一人多角，还可多人一角，灵活多变，使得人物语言上有明显的区别，多人多技，扬长避短，弥补了单人说唱的不足。陕北说书的演唱形式，随着社会经济与文化的发展以及人们审美情趣的变化，正由单一的单人座唱走向多人对说对唱，由单一的男性演唱到男女混合演唱，由多人座唱表演发展到舞台走场表演。总之，由单一到多样，由平面到立体的变化，反映了说书形式的历史演化过程与发展趋势。
陕北说书的伴奏乐器分为拉弦类、打击类和吹奏类三种：拉弹类乐器主要用曲项琵琶进行表演，陕北说书使用的曲项琵琶市场上没有卖的。是由当地艺工用杠木或梨木自己制作的。外形奇特似半梨状，发音深沉。琴体由壳、菩萨头、琴尖、弦纽、弦夹、四品九项（实际上是十三个品位）、佛手等部分组成。短颈曲项，背部壳上装有背带，两头连在上下两个木桩上。演奏时将琵琶用背带挎在右肩上。除曲项琵琶外，其他拉弦乐器还有二胡、板胡等。此外，陕北说书中使用的打击类乐器有甩板、蚂蚱蚱、小钗、小锣、木梆、四页瓦、醒堂木等，吹奏类乐器有竹笛、梆笛等。
陕北说书经过一千多年的发展，已逐步形成具有鲜明地域特征的的艺术特征，可在田间、地头、院落、炕头单人演唱，充满灵活机动的特色。其音乐的调式和板式不像某些乐曲那么繁复、华丽，往往彰显特殊的简约美和质朴美，从而构成其调式、板式的简朴性特征。加之说书语言精炼，说唱风趣，极为扣人心弦。它既有本土音乐的特点，又广泛吸纳民歌小调、戏剧曲牌以及其他姊妹艺术音乐，具有曲目多元化的特征。陕北说书对生产生活中的客观人物和事物，采用拟声状形态意，传情描事等手法，有着表演艺术的模拟性特征。
陕北说书的语言大众化、地方化，风味浓厚、通俗易懂、易于流传，为群众喜闻乐见。
著名代表性传承人
韩起祥（1915—1989），陕西横山县韩家园则村人。3岁时因患天花双目失明。13岁拜杜维新（米脂县杜家畔人）为师，14岁开始了说书生涯，走村串户，苦度岁月。韩起祥自幼天资聪敏、勤奋好学，1940年11月定居延安张家窑子村。革命的新文艺政策使盲人们获得新生。1945年，韩起祥加入陕甘宁边区文协说书组，由一名旧说书匠逐渐成长为陕甘宁边区著名的曲艺说唱艺术家。随后他开始编旧书、创作新书。先后改编、创作了百余部中、长篇书段。与人合作的《刘巧儿团圆》《张玉兰参加选举会》《王丕勤走南路》《翻身记》深受广大群众欢迎。其中，《刘巧儿团圆》获1935年文化部曲艺汇演演出甲等奖。1945年到1986年，共有《张玉兰参加选举会》《翻身记》《看大桥》等八个说书段子获全国、陕西省曲艺创作、演出奖。他的编创书段为陕北说书的存在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韩起祥三弦演奏技艺精湛，能熟练弹奏50余种民族小调，30余种说唱曲牌。在长期艺术实践中，他积累丰富的说唱经验。尤其以苦音说唱见长，动情之处催人泪下，形成其独特的艺术表演风格。
在演奏陕北说书的基础上，韩起祥还对传统的陕北说书作了重大改革，改变了以往旧有说书内容，增添了新时代的内容，把旧说书的韵白改为散白；在音乐伴奏及唱腔方面，博采众长，除了充分发挥三弦的伴奏技巧外，还增加了“蚂蚱板”，大胆地把陕北民歌、信天游、道情、碗碗腔、眉户、二人台、山西梆子等曲种巧妙融入陕北说书，大大丰富了陕北说书的音乐艺术表现力。在表演形式上，他大胆创新，把陕北说书旧有的一人自弹自唱改为一人多角或众人合说一书等灵活多样的表演形式，在陕北说书中开创性地运用了独唱、对唱、合唱等各种表现手法。他一生苦心钻研陕北说书，一套“紧、平、快、慢、喜、怒、哀、乐、男女老少、点兵战阵、穿衣吃饭、走街串巷、骑马过山”理论体系，是韩起祥毕生艺术实践的总结。他为陕北说书献出毕生精力，开创了陕北说书的新纪元，被誉为“陕北说书一代宗师”。韩起祥生前曾担任中国艺术家协会副主席、中国曲艺家协会陕西分会主席。其爱徒有冯喜云、刘培德、韩应莲、孙建芳等。 张俊功，1932年出生于陕西横山县的一个小村庄。自幼父母双亡，家境贫困。10岁逃荒讨饭到甘泉桥镇定居。由于自幼一目失明，25岁时拜本县张全福为师学习陕北说书。1960年，张俊功在韩起祥的说书训练班学习了三个多月，艺技日渐提高。1978年，张俊功回甘泉县建立起曲艺队，创造出独有的“梅花调”派，在演唱形式上由单人说唱改为多人座唱表演。张俊功说书喜欢手持四页瓦站唱表演，打击乐中以自制木梆代替甩板，加进了手锣，很有北方鼓书的派头。张俊功的话白既有陕北韵味，也有大众化的特点，他充分利用单音三弦技术，在原虎皮调的基础上，汲取了眉户明亮的特点；悲伤调用虎皮调中的苦音调，武将交战用韩起祥双音调中的武调，一般唱腔用西凉调中的基本平调，保持陕北说书的主要风格。如果说韩起祥以平调苦音为特点的话，那么张俊功则以平调花音为其主要的艺术风格。电影《北斗》中的说书场面配有他的声音，磁带商店播放他的发行曲目。1989年，陕西音像出版社发行了他的《五女兴唐传》上下（四盒），5000盒一经投放市场，即被抢购一空。
张俊功现为甘泉县政协委员、陕西省曲艺协会会员。在艺术实践中走出了一条自己的路，传统书录音存目有195盒。如今，张俊功仍在不断完善个人说唱艺术形式，为陕北说书事业发挥余热。其主要徒弟有张光明、张和平、张云等。
发展危机与保护措施
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各类新兴传媒的兴起，陕北说书的发展与传承不可避免地遭遇到挑战。虽然延安市委、市政府及各级政府给予极大的关注和扶持，进行了大量的发掘与整理工作，但仍然存在着一些不可避免的、难以解决的问题。例如陕北说书赖以生存、发展的社会基础发生了变化，各类新型媒体的出现和娱乐方式的多元化使得陕北说书的展示平台日益减少，陷入困境；一些颇有造诣的说书艺术家因年事已高，逐渐退出舞台，相继谢世有之，绝技难以传承有之，在年轻的说书艺人中能独树一帜，在舞台上享有威望的很少；此外，有的陕北说书艺人收入低微，甚至连基本生活都无法保障，使大量传人改行另谋生路，陕北说书陷入后继乏人的困境。
为了更好保护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陕北说书，当地文化部门根据陕北说书的演艺术特点，及时设立机构、配备人员，制订了切实有效的保护措施来保护这一具有浓郁陕北地方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保护措施由延安市文化局成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领导小组负责管理、督导，延安市曲艺馆馆委具体组织实施。在明确了保护机构和保护机制后，延安市政府和当地文化部门结合实际，制定出一系列适合陕北说书艺术发展的措施用来保护和促进陕北说书的良好发展。
陕北说书发展至今已有一千多年的悠久历史，在其漫长的发展演变过程中，大量陕北说书艺人创作和积累了丰富的优秀作品，在这些作品中，有些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通过对陕北说书的深入研究，可以了解到过去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以及人们的生活习性和生存状态。发掘、保护陕北说书，不仅能对丰富和完善中国音乐史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而且对陕北地区乃至全国的精神文明建设、丰富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提高人民群众的文化素质促、进延安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产生重要的促进作用。
︱作者单位：陕西省艺术馆
︱本文照片全部由陕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提供
新中国成立前，陕北说书被看作是三教九流中的下九流职业，是盲人用以谋生的手段。“东方收了走东方，西方收了走西方，东西南北都不收，背上三弦讨四方。”他们走村串户，为有钱人说唱，糊口度日。作为一种口头文学艺术，陕北说书举步维艰。1936年，毛泽东率领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大量盲艺人在边区“文协”的扶持下获得新生；1939年11月，延安首个文艺团体——中国文艺协会成立，组织起陕北说书组。
党和政府十分关心和扶持陕北说书，陕北说书艺人韩起祥在中国文艺协会帮助下，创作出《刘巧儿团圆》《宜川大胜利》《翻身记》等新书。韩起祥曾应邀两次为毛泽东和朱德说书。新中国成立后，韩起祥当选中国曲艺家协会副主席、陕西省曲艺家协会主席。延安市相继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财力，多次举办陕北说书训练班，使陕北说书艺术在新时期不断发扬光大。
演出特点和艺术特色
陕北说书种类繁多，曲目丰富，有“九腔十八凋”之说，表演形式也是多种多样。据统计大致有20余种。陕北说书可分传统书和现代书两大类。传统说书的书目约有200多部，如《花柳记》《对鞋记》《偷鞋记》《金镯记》《黄鹰记》《白绫记》《金钟记》《万花山》 《戏引记》《杨家将》《四岔捎书》《聚仙楼》《雕羚扇》《观灯记》等。传统说书的内容主要以反映古神话、历史人物传记、英雄豪杰打抱不平、相公招姑娘、奸臣害忠良为准；现代说书的书目有300余部，内容多以生活题材为主，如 《刘巧儿团圆》 《王贵与李香香》《李双双》《张玉兰参加选举会》《翻身记》 《送金匾》 《看大桥》《三相亲》《半碗饸》《牛老汉让贤》《延安老汉进北京》《审录》等。
而整个音乐形式由曲牌和唱腔两部分组成。其中曲牌部分包括各种起板（大小起板：即前奏）唱腔中间的过门、引子和不同情景中的各种音乐（术语：牌子）等；唱腔部分包括各种平调、对口调、哭调、武调、民间小调、快板及其他各种唱腔。有的唱腔因使用伴奏乐曲器不同，从而形成风格各异的类别。
陕北说书的演唱形式分为单人座唱和多人对说对唱。单人座唱是陕北说书的原始形式，机动灵活，可一人一角，也可一人多角；多人对说对唱则不仅可一人一角，一人多角，还可多人一角，灵活多变，使得人物语言上有明显的区别，多人多技，扬长避短，弥补了单人说唱的不足。陕北说书的演唱形式，随着社会经济与文化的发展以及人们审美情趣的变化，正由单一的单人座唱走向多人对说对唱，由单一的男性演唱到男女混合演唱，由多人座唱表演发展到舞台走场表演。总之，由单一到多样，由平面到立体的变化，反映了说书形式的历史演化过程与发展趋势。
陕北说书的伴奏乐器分为拉弦类、打击类和吹奏类三种：拉弹类乐器主要用曲项琵琶进行表演，陕北说书使用的曲项琵琶市场上没有卖的。是由当地艺工用杠木或梨木自己制作的。外形奇特似半梨状，发音深沉。琴体由壳、菩萨头、琴尖、弦纽、弦夹、四品九项（实际上是十三个品位）、佛手等部分组成。短颈曲项，背部壳上装有背带，两头连在上下两个木桩上。演奏时将琵琶用背带挎在右肩上。除曲项琵琶外，其他拉弦乐器还有二胡、板胡等。此外，陕北说书中使用的打击类乐器有甩板、蚂蚱蚱、小钗、小锣、木梆、四页瓦、醒堂木等，吹奏类乐器有竹笛、梆笛等。
陕北说书经过一千多年的发展，已逐步形成具有鲜明地域特征的的艺术特征，可在田间、地头、院落、炕头单人演唱，充满灵活机动的特色。其音乐的调式和板式不像某些乐曲那么繁复、华丽，往往彰显特殊的简约美和质朴美，从而构成其调式、板式的简朴性特征。加之说书语言精炼，说唱风趣，极为扣人心弦。它既有本土音乐的特点，又广泛吸纳民歌小调、戏剧曲牌以及其他姊妹艺术音乐，具有曲目多元化的特征。陕北说书对生产生活中的客观人物和事物，采用拟声状形态意，传情描事等手法，有着表演艺术的模拟性特征。
陕北说书的语言大众化、地方化，风味浓厚、通俗易懂、易于流传，为群众喜闻乐见。
著名代表性传承人
韩起祥（1915—1989），陕西横山县韩家园则村人。3岁时因患天花双目失明。13岁拜杜维新（米脂县杜家畔人）为师，14岁开始了说书生涯，走村串户，苦度岁月。韩起祥自幼天资聪敏、勤奋好学，1940年11月定居延安张家窑子村。革命的新文艺政策使盲人们获得新生。1945年，韩起祥加入陕甘宁边区文协说书组，由一名旧说书匠逐渐成长为陕甘宁边区著名的曲艺说唱艺术家。随后他开始编旧书、创作新书。先后改编、创作了百余部中、长篇书段。与人合作的《刘巧儿团圆》《张玉兰参加选举会》《王丕勤走南路》《翻身记》深受广大群众欢迎。其中，《刘巧儿团圆》获1935年文化部曲艺汇演演出甲等奖。1945年到1986年，共有《张玉兰参加选举会》《翻身记》《看大桥》等八个说书段子获全国、陕西省曲艺创作、演出奖。他的编创书段为陕北说书的存在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韩起祥三弦演奏技艺精湛，能熟练弹奏50余种民族小调，30余种说唱曲牌。在长期艺术实践中，他积累丰富的说唱经验。尤其以苦音说唱见长，动情之处催人泪下，形成其独特的艺术表演风格。
在演奏陕北说书的基础上，韩起祥还对传统的陕北说书作了重大改革，改变了以往旧有说书内容，增添了新时代的内容，把旧说书的韵白改为散白；在音乐伴奏及唱腔方面，博采众长，除了充分发挥三弦的伴奏技巧外，还增加了“蚂蚱板”，大胆地把陕北民歌、信天游、道情、碗碗腔、眉户、二人台、山西梆子等曲种巧妙融入陕北说书，大大丰富了陕北说书的音乐艺术表现力。在表演形式上，他大胆创新，把陕北说书旧有的一人自弹自唱改为一人多角或众人合说一书等灵活多样的表演形式，在陕北说书中开创性地运用了独唱、对唱、合唱等各种表现手法。他一生苦心钻研陕北说书，一套“紧、平、快、慢、喜、怒、哀、乐、男女老少、点兵战阵、穿衣吃饭、走街串巷、骑马过山”理论体系，是韩起祥毕生艺术实践的总结。他为陕北说书献出毕生精力，开创了陕北说书的新纪元，被誉为“陕北说书一代宗师”。韩起祥生前曾担任中国艺术家协会副主席、中国曲艺家协会陕西分会主席。其爱徒有冯喜云、刘培德、韩应莲、孙建芳等。 张俊功，1932年出生于陕西横山县的一个小村庄。自幼父母双亡，家境贫困。10岁逃荒讨饭到甘泉桥镇定居。由于自幼一目失明，25岁时拜本县张全福为师学习陕北说书。1960年，张俊功在韩起祥的说书训练班学习了三个多月，艺技日渐提高。1978年，张俊功回甘泉县建立起曲艺队，创造出独有的“梅花调”派，在演唱形式上由单人说唱改为多人座唱表演。张俊功说书喜欢手持四页瓦站唱表演，打击乐中以自制木梆代替甩板，加进了手锣，很有北方鼓书的派头。张俊功的话白既有陕北韵味，也有大众化的特点，他充分利用单音三弦技术，在原虎皮调的基础上，汲取了眉户明亮的特点；悲伤调用虎皮调中的苦音调，武将交战用韩起祥双音调中的武调，一般唱腔用西凉调中的基本平调，保持陕北说书的主要风格。如果说韩起祥以平调苦音为特点的话，那么张俊功则以平调花音为其主要的艺术风格。电影《北斗》中的说书场面配有他的声音，磁带商店播放他的发行曲目。1989年，陕西音像出版社发行了他的《五女兴唐传》上下（四盒），5000盒一经投放市场，即被抢购一空。
张俊功现为甘泉县政协委员、陕西省曲艺协会会员。在艺术实践中走出了一条自己的路，传统书录音存目有195盒。如今，张俊功仍在不断完善个人说唱艺术形式，为陕北说书事业发挥余热。其主要徒弟有张光明、张和平、张云等。
发展危机与保护措施
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各类新兴传媒的兴起，陕北说书的发展与传承不可避免地遭遇到挑战。虽然延安市委、市政府及各级政府给予极大的关注和扶持，进行了大量的发掘与整理工作，但仍然存在着一些不可避免的、难以解决的问题。例如陕北说书赖以生存、发展的社会基础发生了变化，各类新型媒体的出现和娱乐方式的多元化使得陕北说书的展示平台日益减少，陷入困境；一些颇有造诣的说书艺术家因年事已高，逐渐退出舞台，相继谢世有之，绝技难以传承有之，在年轻的说书艺人中能独树一帜，在舞台上享有威望的很少；此外，有的陕北说书艺人收入低微，甚至连基本生活都无法保障，使大量传人改行另谋生路，陕北说书陷入后继乏人的困境。
为了更好保护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陕北说书，当地文化部门根据陕北说书的演艺术特点，及时设立机构、配备人员，制订了切实有效的保护措施来保护这一具有浓郁陕北地方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保护措施由延安市文化局成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领导小组负责管理、督导，延安市曲艺馆馆委具体组织实施。在明确了保护机构和保护机制后，延安市政府和当地文化部门结合实际，制定出一系列适合陕北说书艺术发展的措施用来保护和促进陕北说书的良好发展。
陕北说书发展至今已有一千多年的悠久历史，在其漫长的发展演变过程中，大量陕北说书艺人创作和积累了丰富的优秀作品，在这些作品中，有些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通过对陕北说书的深入研究，可以了解到过去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以及人们的生活习性和生存状态。发掘、保护陕北说书，不仅能对丰富和完善中国音乐史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而且对陕北地区乃至全国的精神文明建设、丰富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提高人民群众的文化素质促、进延安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产生重要的促进作用。
︱作者单位：陕西省艺术馆
︱本文照片全部由陕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