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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意象造型,是以客观物象为依据,又超越客观物象,以求象外之意,是神与物游、物我两忘的主客观结合产物。体现了“天人合一”的思想境界。
关键词:意象造型;天人合一;中国画
意象造型,是神与物游、物我两忘的主客观结合产物。它要求画家到生活中去体悟、感受造化的奥妙,而不是像镜子一样对生活做简单、直接的不加选择的折射,任何形式的意象,都只能是主观意识化了的一种内心之象。因此,意象造型是主观情感与客观自然相融合,体现了“天人合一”的思想境界。
所谓“意象”是指绘画作品中客观物象和主观情思相互融合、相互交织而成的艺术形象精神。“意”的内涵在中国画中是指画家的主观意志、情意、情思、画的意旨意蕴,还指神似、神韵、意趣,当然也指艺术表现上的含蓄和精练概括。而“象”也就不离自然物象之真,即一般所说的形象。“象”起源于《易经·系辞》:“圣人立象以尽意”。这就把意和象的关系明确地提了出来。意象,意之象也,凡象皆有意。《周易》认为“立象”是为了“尽意”,就是说对现实物象的模拟绝非“象”的目的,目的在于通过“象”而显示“意”,“象”所要尽“意”。“以意立象”,一是指物象的内在规律和生命力,二是指画家的主观感受与情思。用这种“意”去立“象”,必然是主客观因素兼而有之,由客观的形变为主观的象即是意象造型的过程。意象造型的原则不是去如实复制自然物象,而是通过特定的审美意蕴来情化自然物象。
中国画不以单纯地描摹自然,而是以在对自然物象观察理解的基础上进行抒意性创造,追求主体思维与物象特征的感觉畅游,这种意象造型的原则是既以客观物象为依据,又超越客观物象,以求“似与不似之间”的象外之意。以主观意象观察自然,即主客统一、物我相融。面对物象游目观想时,不局限物象自然属性与视觉限定而去获得内在的感受,并在艺术形式上进行变象重构,使其能准确地表达画家个人的形象理解,从而使艺术形象具有强烈的表现性。正如张彦远《历代名画记》所说“以气韵求画,形似在其间”,形似其实指的就是意似。中国画对形的认识历来有独特的见解,苏轼讲“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他提醒人们评论绘画只求形似,就不能深刻分析和把握作品的精神内涵。应具更高的文化修养和透析绘画的能力,不为表面的形似所限,超越形似获得更多的画外之意趣,应具高度的联想能力把画中之形与画外之意联结起来。形似是外求其意与“取其意气所到”是一致的,正所谓“画意不画形”。齐白石也说:“太似为媚俗,不似为欺世,贵在似与不似之间”。黄宾虹所说的:“作画当以不似之似为真似”。意象的“不似”指的不是抽象,而是具象的形,“似”指的又不是具象的形,而是内在的神。形可以不似,而神必须似,构成了一个不似之似的以形写神,形神兼备的完整的意象。这似与不似是画家所炼之形,是画家的真性情,即精神气质与景物的巧妙结合和再创造,是真形的熔铸和提炼。
意象造型原则的倾向,从远古艺术至后来占主导地位的山水、花鸟画总有强烈的精神内蕴在其中,这种造型的观念和形式的处理,使创造出的艺术形象不再是客观本身,而是主客观融和物我浑融的统一体。因此,艺术的境界,决不是纯客观地机械地描摹自然,而是以“心匠自得为高”。《易经》上所说的“一阴一阳之谓道”,阴阳的变化规律,也是天人协调的思想,即人类应遵循客观规律,寻求人与自然的统一与和谐的关系。例如,在中国画意象造型观念影响下,画家在创作过程中对自然物象特征进行观察认识及描绘时,将精神崇尚、主观情感与自然物象融合。中国写意花鸟画家笔下的苍鹰见图1,以大写意的笔墨表现,充满粗犷的原始味与力量感,令人在欣赏中产生一种无法遏止的放荡不羁的生命野性的冲动,鹰的意象造型、强烈地张扬着画家对雄视天下的英雄气概的崇尚。
同是表现花鸟题材的作品,每个画家的意象表达不尽相同。八大山人、任伯年、齐白石、潘天寿、李苦禅,他们都是“以神写形”,在“意”的理念上神驰,但通过笔意所传达的情绪极不相同。八大山人的孤傲,吴昌硕的凝重、任伯年的直率,潘天寿的执著,齐白石的热烈,李苦禅的坦荡,深刻而意境邃远,各领风骚。从历代画家的作品中不难看到意象创造出的各种“情境”极致,反映了他们不同的人格特征和精神境界。在造型上,八大山人在画史上独树一帜。他画的物象都比较夸张,这种夸张更能突出事物的主要特征,所画形象神完气足,活脱的跃然于纸上。在他的花鸟画中,正是运用简率潇洒的意象笔墨,写出了鸟冷漠的神情和山石的孤傲性情。例如图2为八大山人所绘《孔雀牡丹》,图上部画一石壁,壁底下垂一株牡丹,几片竹叶。下部画着一块上大下小、岌岌欲倒的顽石,石上蹲着一双形态丑陋,只有三根尾毛的孔雀。孔雀头部尚有形态特点,满身再无丝毫相象之处,三根短尾插于臀部 ,显得丑陋不堪。這是一种“遗貌取神”、“以神取形”的高超手法。他画的物象很怪,甚至加以歪曲、丑化,但这正是画家的思想感情。所以八大造型既不是主观的杜撰,也不是客观的写实,而是意象造型。因其特殊的社会经历,而厌倦了尘世间的喧嚣,故以逃世的心态在作品中表现出寂寥萧索的境界。其实寂寥萧索乃是一种美的格致,可以使人发世外之思,是逸士高人心态的真实表露,是似与不似之象与意的完美结合。所以似与不似皆真美贯穿始终,形愈简,则神愈全。万仞之山,寥寥数笔可取其势;百尺之泉,仅留寸白可状其貌;鱼虾草虫,数笔轻描跃然纸面,极其生动传神。在这里,形势通过线条来体现意象,成为最直接、最概括、最有力的形式因素。这种笔墨意趣夸张漫画式语言,与其外表已经有了异常的差别。“形”在这儿只能服务于“神”了,而“意”的宣泄才是画家的目的。
只有深刻的理解、掌握了宏观对象的“形”,这种抒发才是主动的,充实的。意的表达才是充分的,能够与观者引起感情的共鸣。
例如,徐渭的一生满含对现实社会的不满,借笔下形象来讽刺当前社会的腐败与黑暗,借笔墨来抒发自己的情怀。徐渭画的《墨葡萄》见图3,如怀素之狂草,走笔如飞,跌宕豪达。画面上动荡不安的线条,柔中见刚,瘦劲有力。它们虽然似乎不胜重负,枝枝下偃,但如钢丝铁线,具有挣扎向上弹起的意向。自右上写藤条纷披错落低垂,藤蔓交柯,数串葡萄倒挂枝头,一派强心铁骨。叶片偃仰,如乱头粗服,果实累累,粒粒珠玑。那一团团泼墨叶片,狂肆浑脱,墨彩斑驳,透漏出一股冷逸惨淡的气息,倾泻了画家悲愤痛苦的感情。此画以饱含水分的泼墨写意法,点成茂叶,水墨酣畅,信笔挥洒地表现出葡萄的晶莹欲滴之感,可谓意趣横生,但离近看,所画葡萄是没多少体积感的。此画状物不求形似,而得物体的生动神似。葡萄是传递才情满腹而终不得志的愤懑之情的象征物,在画中画家的自我主观表现与葡萄的自然形象合而为一。画上题诗:“半生落魄已成翁,独立书斋啸晚风,笔底明珠无处卖,闲抛闲掷野藤中”。题款与画面绘画形象,题诗的意境巧妙地结合而融为一体,十分和谐统一。意象来自生活,来自作者对生活的高度凝练和理性概括。中国画无一不是情之所致,意之所到,宣泄激情,物我两融。
中国画是意象性绘画艺术,它要求画家到生活中去体悟、感受造化的奥妙,而不是像镜子一样对生活做简单、直接的不加选择的折射,任何形式的意象,都只能是主观意识化了的一种内心之象。相反,应折射出包括画家诸多主体意识在内的形象,是万千事物复合之形象,是主客合一之大象。中国画家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时,总是强调从审美创作的主体出发,与对象进行心物交流,主体投入客体,客体融入主体。对客观自然进行典型化的提炼和浓缩,使画家的主观情感和审美趣味相统一,达到物我两忘,相互契合之境界。这正体现中国画的“天人合一”思想,是自然而然的,“意”与“象”的统一也就是“天”和“人”的统一。
注:本文为2009 黑龙江省文化厅艺术科学规划课题《中国画的天人合一思想研究》的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1]宗白华.美学散步[B].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6).
[2]叶朗.中国美学史大纲[B]. 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11).
[3]李书有.儒学源流[B].中国青年出版社,2000(1).
[4]朱志荣.中国审美理论[B].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7).
编辑/谭添夏
关键词:意象造型;天人合一;中国画
意象造型,是神与物游、物我两忘的主客观结合产物。它要求画家到生活中去体悟、感受造化的奥妙,而不是像镜子一样对生活做简单、直接的不加选择的折射,任何形式的意象,都只能是主观意识化了的一种内心之象。因此,意象造型是主观情感与客观自然相融合,体现了“天人合一”的思想境界。
所谓“意象”是指绘画作品中客观物象和主观情思相互融合、相互交织而成的艺术形象精神。“意”的内涵在中国画中是指画家的主观意志、情意、情思、画的意旨意蕴,还指神似、神韵、意趣,当然也指艺术表现上的含蓄和精练概括。而“象”也就不离自然物象之真,即一般所说的形象。“象”起源于《易经·系辞》:“圣人立象以尽意”。这就把意和象的关系明确地提了出来。意象,意之象也,凡象皆有意。《周易》认为“立象”是为了“尽意”,就是说对现实物象的模拟绝非“象”的目的,目的在于通过“象”而显示“意”,“象”所要尽“意”。“以意立象”,一是指物象的内在规律和生命力,二是指画家的主观感受与情思。用这种“意”去立“象”,必然是主客观因素兼而有之,由客观的形变为主观的象即是意象造型的过程。意象造型的原则不是去如实复制自然物象,而是通过特定的审美意蕴来情化自然物象。
中国画不以单纯地描摹自然,而是以在对自然物象观察理解的基础上进行抒意性创造,追求主体思维与物象特征的感觉畅游,这种意象造型的原则是既以客观物象为依据,又超越客观物象,以求“似与不似之间”的象外之意。以主观意象观察自然,即主客统一、物我相融。面对物象游目观想时,不局限物象自然属性与视觉限定而去获得内在的感受,并在艺术形式上进行变象重构,使其能准确地表达画家个人的形象理解,从而使艺术形象具有强烈的表现性。正如张彦远《历代名画记》所说“以气韵求画,形似在其间”,形似其实指的就是意似。中国画对形的认识历来有独特的见解,苏轼讲“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他提醒人们评论绘画只求形似,就不能深刻分析和把握作品的精神内涵。应具更高的文化修养和透析绘画的能力,不为表面的形似所限,超越形似获得更多的画外之意趣,应具高度的联想能力把画中之形与画外之意联结起来。形似是外求其意与“取其意气所到”是一致的,正所谓“画意不画形”。齐白石也说:“太似为媚俗,不似为欺世,贵在似与不似之间”。黄宾虹所说的:“作画当以不似之似为真似”。意象的“不似”指的不是抽象,而是具象的形,“似”指的又不是具象的形,而是内在的神。形可以不似,而神必须似,构成了一个不似之似的以形写神,形神兼备的完整的意象。这似与不似是画家所炼之形,是画家的真性情,即精神气质与景物的巧妙结合和再创造,是真形的熔铸和提炼。
意象造型原则的倾向,从远古艺术至后来占主导地位的山水、花鸟画总有强烈的精神内蕴在其中,这种造型的观念和形式的处理,使创造出的艺术形象不再是客观本身,而是主客观融和物我浑融的统一体。因此,艺术的境界,决不是纯客观地机械地描摹自然,而是以“心匠自得为高”。《易经》上所说的“一阴一阳之谓道”,阴阳的变化规律,也是天人协调的思想,即人类应遵循客观规律,寻求人与自然的统一与和谐的关系。例如,在中国画意象造型观念影响下,画家在创作过程中对自然物象特征进行观察认识及描绘时,将精神崇尚、主观情感与自然物象融合。中国写意花鸟画家笔下的苍鹰见图1,以大写意的笔墨表现,充满粗犷的原始味与力量感,令人在欣赏中产生一种无法遏止的放荡不羁的生命野性的冲动,鹰的意象造型、强烈地张扬着画家对雄视天下的英雄气概的崇尚。
同是表现花鸟题材的作品,每个画家的意象表达不尽相同。八大山人、任伯年、齐白石、潘天寿、李苦禅,他们都是“以神写形”,在“意”的理念上神驰,但通过笔意所传达的情绪极不相同。八大山人的孤傲,吴昌硕的凝重、任伯年的直率,潘天寿的执著,齐白石的热烈,李苦禅的坦荡,深刻而意境邃远,各领风骚。从历代画家的作品中不难看到意象创造出的各种“情境”极致,反映了他们不同的人格特征和精神境界。在造型上,八大山人在画史上独树一帜。他画的物象都比较夸张,这种夸张更能突出事物的主要特征,所画形象神完气足,活脱的跃然于纸上。在他的花鸟画中,正是运用简率潇洒的意象笔墨,写出了鸟冷漠的神情和山石的孤傲性情。例如图2为八大山人所绘《孔雀牡丹》,图上部画一石壁,壁底下垂一株牡丹,几片竹叶。下部画着一块上大下小、岌岌欲倒的顽石,石上蹲着一双形态丑陋,只有三根尾毛的孔雀。孔雀头部尚有形态特点,满身再无丝毫相象之处,三根短尾插于臀部 ,显得丑陋不堪。這是一种“遗貌取神”、“以神取形”的高超手法。他画的物象很怪,甚至加以歪曲、丑化,但这正是画家的思想感情。所以八大造型既不是主观的杜撰,也不是客观的写实,而是意象造型。因其特殊的社会经历,而厌倦了尘世间的喧嚣,故以逃世的心态在作品中表现出寂寥萧索的境界。其实寂寥萧索乃是一种美的格致,可以使人发世外之思,是逸士高人心态的真实表露,是似与不似之象与意的完美结合。所以似与不似皆真美贯穿始终,形愈简,则神愈全。万仞之山,寥寥数笔可取其势;百尺之泉,仅留寸白可状其貌;鱼虾草虫,数笔轻描跃然纸面,极其生动传神。在这里,形势通过线条来体现意象,成为最直接、最概括、最有力的形式因素。这种笔墨意趣夸张漫画式语言,与其外表已经有了异常的差别。“形”在这儿只能服务于“神”了,而“意”的宣泄才是画家的目的。
只有深刻的理解、掌握了宏观对象的“形”,这种抒发才是主动的,充实的。意的表达才是充分的,能够与观者引起感情的共鸣。
例如,徐渭的一生满含对现实社会的不满,借笔下形象来讽刺当前社会的腐败与黑暗,借笔墨来抒发自己的情怀。徐渭画的《墨葡萄》见图3,如怀素之狂草,走笔如飞,跌宕豪达。画面上动荡不安的线条,柔中见刚,瘦劲有力。它们虽然似乎不胜重负,枝枝下偃,但如钢丝铁线,具有挣扎向上弹起的意向。自右上写藤条纷披错落低垂,藤蔓交柯,数串葡萄倒挂枝头,一派强心铁骨。叶片偃仰,如乱头粗服,果实累累,粒粒珠玑。那一团团泼墨叶片,狂肆浑脱,墨彩斑驳,透漏出一股冷逸惨淡的气息,倾泻了画家悲愤痛苦的感情。此画以饱含水分的泼墨写意法,点成茂叶,水墨酣畅,信笔挥洒地表现出葡萄的晶莹欲滴之感,可谓意趣横生,但离近看,所画葡萄是没多少体积感的。此画状物不求形似,而得物体的生动神似。葡萄是传递才情满腹而终不得志的愤懑之情的象征物,在画中画家的自我主观表现与葡萄的自然形象合而为一。画上题诗:“半生落魄已成翁,独立书斋啸晚风,笔底明珠无处卖,闲抛闲掷野藤中”。题款与画面绘画形象,题诗的意境巧妙地结合而融为一体,十分和谐统一。意象来自生活,来自作者对生活的高度凝练和理性概括。中国画无一不是情之所致,意之所到,宣泄激情,物我两融。
中国画是意象性绘画艺术,它要求画家到生活中去体悟、感受造化的奥妙,而不是像镜子一样对生活做简单、直接的不加选择的折射,任何形式的意象,都只能是主观意识化了的一种内心之象。相反,应折射出包括画家诸多主体意识在内的形象,是万千事物复合之形象,是主客合一之大象。中国画家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时,总是强调从审美创作的主体出发,与对象进行心物交流,主体投入客体,客体融入主体。对客观自然进行典型化的提炼和浓缩,使画家的主观情感和审美趣味相统一,达到物我两忘,相互契合之境界。这正体现中国画的“天人合一”思想,是自然而然的,“意”与“象”的统一也就是“天”和“人”的统一。
注:本文为2009 黑龙江省文化厅艺术科学规划课题《中国画的天人合一思想研究》的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1]宗白华.美学散步[B].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6).
[2]叶朗.中国美学史大纲[B]. 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11).
[3]李书有.儒学源流[B].中国青年出版社,2000(1).
[4]朱志荣.中国审美理论[B].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7).
编辑/谭添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