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饭碗”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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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最值得骄傲的成就不是创造了世界第二大的GDP总量,而是让人类有史以来最庞大的单一语言劳动人口"找到了工作",使得这个充满经济禀赋的民族,找到了在全球经济一体化过程中的应有位置。
  就业问题,这是一个经济体是否能持续运转的"体温计",也是一些国家政治剧变的“催化剂"。对现在的中国而言,它是改革的“安全阀"。充分的就业,稳定的环境,这是推动任何改革的前提。
  但2016年,这个问题在沉寂多年之后,再次浮出水面。一方面,2015年的中国经济增速自1990年代以来首次“破七",这必然影响就业岗位的创造。另一方面,迫在眉睫的结构性改革—去除僵尸企业、拿掉过剩产能,又会对劳动力的供给提出更高要求。
  大企业的裁员消息不绝于耳。此外,尽管央行已经把利率水平降到了历史最低水准,但吸收主要就业人口的中小企业群体投资热情依旧不乐观,而一些城市的房价,却在节节升高。
  中国经济可能陷入“流动性陷阱”吗?当资金不再愿意进入实业,去创造就业机会,而是热衷于推高资产泡沫和炒作“轻资产”的互联网概念,那么我们真的应开始担心就业问题了。
  我们还必须反思,在这个制造业为主的经济体,多年的大学扩招在短时期内拉动了经济,却催生了过剩的“白领后备军”。而实体经济所需的蓝领技术工人、中高端工程师群体,却无法得到足够的培训和发展。企业付出的人力成本越发高企,却总在抱怨“招不到人”。
  显然,中国存在劳动人口和经济形态的“结构性错配",这对实体部门技术水平的渐进式提升造成了深远的负面影响。在这个意义上讲,我们不必掩耳盗铃。适时、理性地处理当下的就业问题,反倒不失为一次劳动力“供给侧”改革的契机。
  对此,我们没有理由悲观。国家发改委新闻发言人说,虽然面临较大经济下行压力,但从目前我国经济运行的状态看,不会出现新一轮“失业潮”。情况如此,改革更需加快步伐,抓住时间窗口。
  在这一过程中,改革者不应该再着眼于那些“短期目标”,而是应该拿出应有的勇气,承担应有的责任。大学生不是拉动经济的工具,他们是经济转型的智力要素。不需要占用社保资源,可以随时返乡的农民工也不只是社会稳定的缓冲器,而应该成为中国可塑性最强的劳动大军。
  这样的转变,我们准备好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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