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前不久，有网友吐槽“中国电费太贵”！国资委新闻中心进行了回应，并列举了全球主要国家电价水平。目前，中国的居民电价为0.084美元/千瓦时，和美国、日本、德国、英国、法国、意大利等主要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居民电价水平最低。之后，不少网友表示“恍然大悟”，原来在中国用电是一件很实惠的事情。
电费，一直都被看作是成本。但实际上，对企业来说，电费并不是成本的大宗—当然，除了电解铝等特殊工业企业之外。企业最为大宗的成本是资金成本。
6月28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举行联组会议，就全国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小企业促进法》实施情况的报告进行专题询问。来自浙江的全国人大代表俞学文提出关于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中国人民银行党委书记郭树清现场回应称，这位代表对银行机构的一些批评，很多都是符合实际的。
俞学文说，他做了很多调研。尽管中央非常重视解决企业的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但仍有不少企业存在以上两个困难。融资难主要是“抽贷”。一遇到出现风险的端倪，银行会竞相抽贷。“一家企业有多家融资机构，一家银行收了，连带多家银行肯定都要收。这样，企业如何受得了？”
另外一个是融资贵。俞学文说，现在基准利率是4.7%，上浮利率加起来可能是6%甚至7%左右。除了利息本身不低之外，还存在转贷而产生的成本。一些企业只能靠政府的转贷资金和民间的高利息转贷，后者利息非常高。如果用自身企業的钱去转贷，那么需要提前四个月将钱存在账户不动，才能完全转贷，这是资金闲置，无疑会增加了企业负担。
正如郭树清回应的，企业家反映的问题的确存在，而且并不是个案。此外，和电费问题相比，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对企业来说，也富有“痛感”得多。但是，由于中小企业本身的特殊性，要解决融资难和融资贵问题，也并非一蹴而就。银行有宏观经济形势和风险管理的考量，也有自身经营业绩的压力。换句话说，矛盾永远存在，只是应该将矛盾尽量调和，并降低它对实体经济的负面影响。
郭树清给出的回应非常客观，而且务实。首先，他强调了风险。他提到，核心问题还是如何识别风险、如何划分信用等级。中小企业生命周期比较短，有的今年设立明年就关闭了，有的可能有两三年，这是一个客观存在的现象。换句话说，银行是市场化的机构，担心风险有一定的合理性，它们也有自身的难处。
但另一方面，这并不意味着中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就无法缓解。银行和中小企业之间存在着信息不对称，但当下的信息技术发展和政府部门的信息化程度不断提高，已经能够很大程度缓解这种不对称。
比如，银行可以通过互联网获取中小企业交易、工商和税务方面的大数据，而这些大数据可能比企业的财务报表更有用。此外，大数据还能及时更新，银行可以掌握企业在特定时段的资金需求。这些都使得银行风险甄别的成本大幅降低。除了技术手段之外，多方合力也很重要。郭树清提到，地方政府出资和银行一起设立信用保证基金，也能为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发挥很大作用。
实际上，仔细观察郭树清的回应，其实可以看出一个主线，即主管部门解决中小企业面临的融资难、融资贵问题，更倾向于用市场化的手段解决，而并不是一味用行政命令的形式。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信息。
不可否认，在金融体系发生一些特定情况，并有可能触发系统性风险的时候，必要的行政手段是必须的。但过度使用行政命令去解决金融体系中的问题，固然可以化解一时的金融风险，但最终可能创造新的金融风险。这种教训，并不少。
企业家曹德旺就坦言，一些民企在经济好、信贷宽松的时候，存在着过度借贷、过度扩张，这种下了危机的种子。换句话说，出了问题不能一味怪银行“晴天送伞雨天收伞”，而应该从多方面找原因，才能最终解决问题，让企业步入良性轨道。
金融的本质特征之一是风险管理，金融机构控风险未可厚非。与此同时，民营企业也需要管理自己的风险，要对自己负责。因为，市场化的解决方案未来将越发成为应对问题的主流，风险自担才是市场化。这是一种挑战和约束，有利于在实体经济和金融体系之间，树立一个正向的“市场化预期”。
电费，一直都被看作是成本。但实际上，对企业来说，电费并不是成本的大宗—当然，除了电解铝等特殊工业企业之外。企业最为大宗的成本是资金成本。
6月28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举行联组会议，就全国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小企业促进法》实施情况的报告进行专题询问。来自浙江的全国人大代表俞学文提出关于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中国人民银行党委书记郭树清现场回应称，这位代表对银行机构的一些批评，很多都是符合实际的。
俞学文说，他做了很多调研。尽管中央非常重视解决企业的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但仍有不少企业存在以上两个困难。融资难主要是“抽贷”。一遇到出现风险的端倪，银行会竞相抽贷。“一家企业有多家融资机构，一家银行收了，连带多家银行肯定都要收。这样，企业如何受得了？”
另外一个是融资贵。俞学文说，现在基准利率是4.7%，上浮利率加起来可能是6%甚至7%左右。除了利息本身不低之外，还存在转贷而产生的成本。一些企业只能靠政府的转贷资金和民间的高利息转贷，后者利息非常高。如果用自身企業的钱去转贷，那么需要提前四个月将钱存在账户不动，才能完全转贷，这是资金闲置，无疑会增加了企业负担。
正如郭树清回应的，企业家反映的问题的确存在，而且并不是个案。此外，和电费问题相比，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对企业来说，也富有“痛感”得多。但是，由于中小企业本身的特殊性，要解决融资难和融资贵问题，也并非一蹴而就。银行有宏观经济形势和风险管理的考量，也有自身经营业绩的压力。换句话说，矛盾永远存在，只是应该将矛盾尽量调和，并降低它对实体经济的负面影响。
郭树清给出的回应非常客观，而且务实。首先，他强调了风险。他提到，核心问题还是如何识别风险、如何划分信用等级。中小企业生命周期比较短，有的今年设立明年就关闭了，有的可能有两三年，这是一个客观存在的现象。换句话说，银行是市场化的机构，担心风险有一定的合理性，它们也有自身的难处。
但另一方面，这并不意味着中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就无法缓解。银行和中小企业之间存在着信息不对称，但当下的信息技术发展和政府部门的信息化程度不断提高，已经能够很大程度缓解这种不对称。
比如，银行可以通过互联网获取中小企业交易、工商和税务方面的大数据，而这些大数据可能比企业的财务报表更有用。此外，大数据还能及时更新，银行可以掌握企业在特定时段的资金需求。这些都使得银行风险甄别的成本大幅降低。除了技术手段之外，多方合力也很重要。郭树清提到，地方政府出资和银行一起设立信用保证基金，也能为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发挥很大作用。
实际上，仔细观察郭树清的回应，其实可以看出一个主线，即主管部门解决中小企业面临的融资难、融资贵问题，更倾向于用市场化的手段解决，而并不是一味用行政命令的形式。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信息。
不可否认，在金融体系发生一些特定情况，并有可能触发系统性风险的时候，必要的行政手段是必须的。但过度使用行政命令去解决金融体系中的问题，固然可以化解一时的金融风险，但最终可能创造新的金融风险。这种教训，并不少。
企业家曹德旺就坦言，一些民企在经济好、信贷宽松的时候，存在着过度借贷、过度扩张，这种下了危机的种子。换句话说，出了问题不能一味怪银行“晴天送伞雨天收伞”，而应该从多方面找原因，才能最终解决问题，让企业步入良性轨道。
金融的本质特征之一是风险管理，金融机构控风险未可厚非。与此同时，民营企业也需要管理自己的风险，要对自己负责。因为，市场化的解决方案未来将越发成为应对问题的主流，风险自担才是市场化。这是一种挑战和约束，有利于在实体经济和金融体系之间，树立一个正向的“市场化预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