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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引发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外，新冠病毒还正在加速推动那些已有的技术趋勢。其中一个最值得注意的点，是那些大型科技企业正在日益壮大。
科技股占比较高的纳斯达克指数在2020年迄今已上涨30%，而苹果、亚马逊、脸书和Alphabet（谷歌母公司）的总市值已超过5万亿美元。因此，自疫情暴发以来亚马逊首席执行官杰夫·贝佐斯的个人财富增长了超过700亿美元（68%），而脸书首席执行官马克·扎克伯格的净资产也增加了300亿美元，达878亿美元。
这种权力和财富日益集中在少数几家全球数字企业手中的状况，将随着我们逐步摆脱疫情而塑造国家和国际政治。大型科技企业利用数据、算法和知识产权等无形资产来获得价值，而不仅仅是依靠劳动力或商品服务等有形资产来赚钱，还利用薄弱的数字治理来逃避缴纳税款和社会保障金。我们的全球治理体系是为有形世界设立的，而各国政府在出台法律法规以构建公平数字经济方面的步伐则太慢了。
数字经济赢家和输家之间差距越发拉大的状况，体现在了不断飙升的不平等状况和日益式微的中产阶级身上，而且会随着疫情在短期内加剧。政治主流群体也缩小了，对左右两翼极端主义政党的支持都在增加。欧美民众对民主的信念和对媒体的信任都在下降：如今只有30%的美国千禧一代认为自己必须生活在一个民主国家。所有这些趋势，都有可能在不久的将来被放大，从而使那些反自由的民粹主义者得益。
疫情还加剧了全球地缘政治竞争，并凸显了一个现实，那就是大国对抗越来越多地发生在由私营全球企业拥有的数字领域。正如2016和2020年美国总统大选以及全球各地其他大选所显示的那样，脸书和谷歌都成为了在国内国际斗争的战场。
与此同时，各国政策制定者都在努力维护自身技术主权，以管理数据和那些数字巨头。在苹果和谷歌的阻挠之下，一些欧洲大国的政府无法实施自己的新冠病毒追踪策略，这实际上把究竟能—或者不能—使用世界上32亿部智能手机来对抗疫情的决定，交给了这两家公司。
政策制定者必须紧急跟进这些事态发展。我们需要针对数字经济的新治理模型。它们应该包括一个新的外交和全球协调论坛，以克服当前数据治理的各自为政状态。我们还需要一个国际机构来制定平台经济的全球标准和法规。该机构可以就最佳做法提供建议，监控新技术带来的风险，并制定监管和政策干预措施以应对这些风险。
数字经济是由专利技术驱动的，其本质上就偏爱先行者和集聚经济。各国政府需要为创新者和落后者创造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并制定明智而灵活的法规以缓解颠覆性技术对传统行业的影响。免税且很大程度上不受监管的数字经济现状，不能再持续下去。我们需要建立一个新的全球体制以解决跨国企业的套利问题—这些企业的利润主要来自无形经济。
此外，对包容和创新性工作安排的推动和规范，可以推动人口重新流入那些落后地区，并有助于缩小引发政治两极分化的区域差距。教育虽然是促进社会流动性的最有效工具，但其成本日益增加且课程设置缓慢，无法适应数字经济不断变化的需求。因此，为公民提供有效、最新且负担得起的教育至关重要。
减轻数字领域的不利影响，需要对平台和数据治理采取整体性手段。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以及太多事务上，政策制定者都将技术治理权交给了设计这些技术的人。如今他们可不能再这么袖手旁观下去了。
本文由Project Syndicate授权《南风窗》独家刊发中文版。奥斯卡·强森，西班牙IE大学变革治理研究中心学术总监，著有《俄罗斯人是怎么理解战争的》一书。泰勒·欧文，加拿大麦吉尔大学媒体、种族和公关事务主席兼媒体、科技和民主研究中心总监。
科技股占比较高的纳斯达克指数在2020年迄今已上涨30%，而苹果、亚马逊、脸书和Alphabet（谷歌母公司）的总市值已超过5万亿美元。因此，自疫情暴发以来亚马逊首席执行官杰夫·贝佐斯的个人财富增长了超过700亿美元（68%），而脸书首席执行官马克·扎克伯格的净资产也增加了300亿美元，达878亿美元。
这种权力和财富日益集中在少数几家全球数字企业手中的状况，将随着我们逐步摆脱疫情而塑造国家和国际政治。大型科技企业利用数据、算法和知识产权等无形资产来获得价值，而不仅仅是依靠劳动力或商品服务等有形资产来赚钱，还利用薄弱的数字治理来逃避缴纳税款和社会保障金。我们的全球治理体系是为有形世界设立的，而各国政府在出台法律法规以构建公平数字经济方面的步伐则太慢了。
数字经济赢家和输家之间差距越发拉大的状况，体现在了不断飙升的不平等状况和日益式微的中产阶级身上，而且会随着疫情在短期内加剧。政治主流群体也缩小了，对左右两翼极端主义政党的支持都在增加。欧美民众对民主的信念和对媒体的信任都在下降：如今只有30%的美国千禧一代认为自己必须生活在一个民主国家。所有这些趋势，都有可能在不久的将来被放大，从而使那些反自由的民粹主义者得益。
疫情还加剧了全球地缘政治竞争，并凸显了一个现实，那就是大国对抗越来越多地发生在由私营全球企业拥有的数字领域。正如2016和2020年美国总统大选以及全球各地其他大选所显示的那样，脸书和谷歌都成为了在国内国际斗争的战场。
与此同时，各国政策制定者都在努力维护自身技术主权，以管理数据和那些数字巨头。在苹果和谷歌的阻挠之下，一些欧洲大国的政府无法实施自己的新冠病毒追踪策略，这实际上把究竟能—或者不能—使用世界上32亿部智能手机来对抗疫情的决定，交给了这两家公司。
政策制定者必须紧急跟进这些事态发展。我们需要针对数字经济的新治理模型。它们应该包括一个新的外交和全球协调论坛，以克服当前数据治理的各自为政状态。我们还需要一个国际机构来制定平台经济的全球标准和法规。该机构可以就最佳做法提供建议，监控新技术带来的风险，并制定监管和政策干预措施以应对这些风险。
数字经济是由专利技术驱动的，其本质上就偏爱先行者和集聚经济。各国政府需要为创新者和落后者创造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并制定明智而灵活的法规以缓解颠覆性技术对传统行业的影响。免税且很大程度上不受监管的数字经济现状，不能再持续下去。我们需要建立一个新的全球体制以解决跨国企业的套利问题—这些企业的利润主要来自无形经济。
此外，对包容和创新性工作安排的推动和规范，可以推动人口重新流入那些落后地区，并有助于缩小引发政治两极分化的区域差距。教育虽然是促进社会流动性的最有效工具，但其成本日益增加且课程设置缓慢，无法适应数字经济不断变化的需求。因此，为公民提供有效、最新且负担得起的教育至关重要。
减轻数字领域的不利影响，需要对平台和数据治理采取整体性手段。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以及太多事务上，政策制定者都将技术治理权交给了设计这些技术的人。如今他们可不能再这么袖手旁观下去了。
本文由Project Syndicate授权《南风窗》独家刊发中文版。奥斯卡·强森，西班牙IE大学变革治理研究中心学术总监，著有《俄罗斯人是怎么理解战争的》一书。泰勒·欧文，加拿大麦吉尔大学媒体、种族和公关事务主席兼媒体、科技和民主研究中心总监。